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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衡:西方现代化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0-20 07:04 北京

作者:王衡,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

西方现代化不仅不可能带来其自诩的“历史终结”,反而因其片面性、无序性和掠夺性等痼疾,出现失调、混乱甚至野蛮、血腥。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然而长期以来,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建构起来的西方现代化话语,打着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号,认定整个人类社会都要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历史轨迹、朝着西方国家描绘的蓝图演进,最终实现所谓“从传统向现代的全方位转变”。这种认知和叙事掩盖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内在痼疾。认清这一问题,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祛魅与超越,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前提。

过分推崇差异的非均衡发展

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历史进程,兴起于15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加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最终导致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作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原动力是在西方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下长期渐进演变,在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变革和相互作用中孕育形成的。马克思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封建采邑制、新兴城市自治、商业贸易、王权与教权分立等,共同构成西方现代化独特且难以复制的历史背景。

在中世纪西欧,人们生活在由行会制的经济结构、封建等级制的政治结构、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以及教会主宰的精神结构等共同编织的社会关系网中,个体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抑制,导致社会缺乏创新和发展动力。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以推崇差异性为突破口。推崇差异性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的伸张,其本质在于通过强调个人自由和利益,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进而释放社会活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关键且具标志性的运动,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但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推进,对差异性的过分推崇和对自由的偏执追求,导致个人高于集体、个人利益先于集体利益等价值观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侵蚀和破坏了社会共同体的有机联系,最终带来西方社会普遍的动荡和危机。

过分推崇差异的发展路径,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方现代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片面性。从覆盖领域看,西方现代化侧重物质增长和财富积累,无论社会领域的“先增长、后福利”,还是生态领域的“先污染、后治理”,都表明按照资本逻辑展开的西方现代化存在物质增长单兵突进、发展领域畸轻畸重的严重局限。从覆盖人群看,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和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为根本目的和驱动力,归根结底是属于少数人的现代化,不可能带来共同富裕,更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学家皮凯蒂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和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2%,而资本回报率维持在4%—5%,这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财富积累过度集中的趋势,由此引发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呈现明显扩大趋势,基尼系数由平均0.29左右逐渐攀升,其中,美国在2019年已升至0.415,超过贫富差距过大的警戒水平。相较于收入分配,更严重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据美联储2021年统计,美国前1%家庭拥有的财富比例达到创纪录的32.3%,后50%家庭仅拥有2.6%的财富。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将西方现代化痼疾暴露得淋漓尽致。

从根本上区别于非均衡发展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坚强领导核心的长远规划和统筹协调下,锚定奋斗目标,激发和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全面贯彻;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有效发挥,确保了现代化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而不是被少数人独占。2022年发布的《共同富裕蓝皮书:中国共同富裕研究报告(2022)》显示,中国共同富裕程度连年提升,2013—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指数从24.67增长至44.23,增长了79.3%。中国正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全面性、系统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片面性的弊端。

过分强调竞争的零和式博弈

在推崇差异的基础上,西方现代化采取自由竞争的动员方式调动社会积极性,对竞争的强调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关键引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竞争推崇备至,将市场机制视为最佳的经济调节机制,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引导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因此极力主张国家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督和干预。这一理论不仅为全面确立资本主义新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是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性调节因素,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从而成为“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和“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与市场经济相匹配,西方政治形成了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党争民主”,西方文化中以优胜劣汰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甚广,它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共同塑造了西方现代化鲜明的竞争性底色。

西方所鼓励的竞争,表面上是自由的、公平的博弈,实质上是零和的、排他的对抗。马克思曾形象地把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比喻为“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并嘲讽它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各个阶级都要时刻面对经济竞争,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和地位下降。基于利己主义的竞争使整个经济充满着盲目性和无序性,酝酿着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在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的前提下,生产越是超过消费,供给越是大于需求,危机的发生就越猛烈、频繁。自1825年英国爆发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摆脱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1933年由美国大萧条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造成的损失超过2500亿美元,导致世界贸易总额下降60%以上,世界工业生产水平下降40%以上,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历史印证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自由竞争驱动下资本的无序扩张、生产活动的盲目扩大,使西方现代化进程始终面临着无法避免的周期性混乱,最终阻滞生产力发展,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对竞争的鼓励和强调,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的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变革,同时决定了西方现代化内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必然带来整体性危机。无论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阶级间冲突导致的政治危机、群体间冲突导致的社会危机、价值冲突导致的精神危机、国家间冲突导致的战争危机,还是人与自然冲突导致的生态危机,都说明过度竞争会在现实中制造出巨大不平等、不自由、不和谐,最终反噬人类文明。

从根本上区别于零和式博弈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维度,全方位保证了现代化沿着整体的、协同的、均衡的和可持续的方向推进,呈现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协调性,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无序性的弊端。

过分刺激扩张的非包容性增长

西方现代化史是一部充斥着殖民扩张、贸易扩张、资本扩张以及人对自然界无限索取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海外殖民掠夺。殖民者从世界各地掠夺的财富和资源难以精准统计,据估算,16—19世纪西班牙从美洲共获得约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白银;英国在殖民印度的200年间,攫取超过45万亿美元财富;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西方列强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超8亿两白银。殖民者野蛮的屠杀、掠夺和奴役,一方面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另一方面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廉价原材料产地和广阔商品倾销市场,促使资产阶级的力量空前膨胀。

肆行于世界的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充斥着肮脏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充分印证了西方现代化的扩张性本质。这种混合着资本主义逐利欲望、基督教传教热情和十字军好战精神的扩张性,在生态领域的典型表现就是掠夺自然界,毫无节制的能源消耗、过度的自然资源开发和不间断的污染物排放,最终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

包容性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应该成为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但过分刺激扩张的发展路径,使西方现代化展现出赤裸裸的侵略性和掠夺性,极大破坏了各个方面的包容性。从阶级关系看,资本主义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本家通过使用机器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导致工人进一步失去自由,加重了工人贫困。从国际关系看,无论是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侵略成性的领土扩张还是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西方主要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都有殖民扩张和侵略掠夺的历史,都走过“国强必霸”的路。把本国的富强建立在别国的苦难之上、把本民族利益的实现建立在剥夺其他民族利益和发展机会之上的西方现代化,充满着残酷、野蛮、暴力和血腥。从人与自然关系看,资本扩张对自然的“殖民化”,既提升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也加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给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殖民贸易公司经常将公司的“标识”烙在奴隶身上。图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一款刻有GWC(荷兰西印度公司荷兰语名缩写)字样的烙铁 视觉中国/供图

从根本上区别于非包容增长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近代曾因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持续侵略而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深知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不仅损人利己,而且充满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鲜明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主张,传承和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追求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展现出协和万邦、兼善天下的包容性,彰显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和担当。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性、包容性,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掠夺性的弊端。

历史充分证明,西方现代化不仅不可能带来其自诩的“历史终结”,反而因其片面性、无序性和掠夺性等痼疾,出现失调、混乱甚至野蛮、血腥。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惟其艰巨,更显荣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矢志不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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