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0-21 07:00 北京

作者：田文林，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

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际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这一前提下，发展中国家沿袭发达国家老路，只能“有增长无发展”，永远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越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越不能走西方的老路。

发展是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目标，如何实现成功发展则是世界级难题。一段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被标榜为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唯一标准。但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后引发诸多弊病和问题，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真正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屈指可数。

资本逻辑弊端丛生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问题，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发展观与发展道路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近代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驱动力即资本的自我增殖，生产的目的不是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增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邓宁《工联和罢工》的观点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弗兰克、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均认为，持续的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是现代世界体系区别于其他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

从效果看，这种以资本逐利为中心、将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相互颠倒的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事实表明，在资本谋求自我增殖的强大内驱力下，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使人类社会在短短几百年时间内进行了四次科技革命，由此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短短几百年内创造的社会财富，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还要多。

然而，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发展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只有当资本收益与社会效益一致时，市场机制才能运作良好；如果二者不一致，便会出现资本利益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市场失灵”问题。从19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的经济成功脱嵌于社会并反过来支配社会，社会体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资本一旦从社会束缚中脱嵌，其贪婪逐利的一面便暴露无遗。

这一局限性在新冠疫情中体现得十分明显。2020年新冠疫情在欧美国家大肆蔓延后，在“经济优先”还是“人命优先”问题上，西方国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体现出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有学者指出，疫情危机来临时，那种将个人视作人力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促使政府将“低价值”人口视为可任意支配人口。政府在国家干预过程中，将那些被认为不值得“解救”的人群排除在国家支持之外。西方国家一贯自吹注重人权、弘扬人道主义，但这次抗疫斗争彻底撕掉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底色。

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发展不仅导致发展目标异化，还造成社会生产关系失衡。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体系，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谋求剩余价值，在没有外力阻挡的情况下，资本积累过程只会无限延续、永不停歇，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分配规律就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德国学者海因茨在《资本主义黑皮书》中指出：“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赢家的结局。”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研究发现，300余年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资本的回报率几乎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而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时财富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增加了8倍。1%的人的财富总和超过了90%的人拥有的财富。根据乐施会的研究报告，2010年，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约36亿）的财富总和；2015年，世界最富的62位富豪拥有的财富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2016年，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全球前8大富豪的资产，相当于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总和。这种持续拉大的贫富差距，正如卢梭所说：“一个巨人与一个矮子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他们每走一步都会使巨人拉大他与矮子之间的距离。”

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贫富悬殊程度不断加大。一是收入不平等加剧。1967年，美国最富的20%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43.8%，底层的20%家庭只占4%。2001年，美国最富的20%家庭收入份额增至50%，底层的20%家庭份额则减至3.5%。二是财富不平等加剧。1983年，美国最富的10%家庭拥有68.4%的财富，底层的60%家庭拥有6.1%的财富。2001年，美国最富的10%家庭财富份额升到71.5%，底层的60%家庭财富份额降到4.2%。三是机会不平等加剧。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子女成年后有40.7%的机会成为人口中最富的20%，而最贫穷的10%家庭的子女成年后有50.7%的机会成为最穷的20%。

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既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也带来严重的政局动荡。一方面，贫富悬殊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危机。资本自我增殖的前提是卖掉商品，实现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转换。然而，完成这“惊险的一跳”，需要有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消费能力。但在贫富悬殊日趋加大的背景下，富人消费边际效应递减，普通百姓则因收入下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由此产生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贫富悬殊不仅极大破坏社会生产力，还会从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例如，1825年，欧洲经济危机导致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导致法西斯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运动。

自我变革效果有限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根源，因而废除私有制也是解决这种发展观异化的最根本举措。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被视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由此决定了这些国家要想缓解自身矛盾，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扩张空间，即通过不断地寻求原料和市场空间，确保资本积累过程顺利进行下去。这种空间扩张在早期主要表现为殖民扩张。19世纪后期，欧洲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纷纷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19世纪末，英国的资本家和政客都公开鼓吹帝国主义。1895年，英国金融大王罗得斯公开称：“为了使联合王国四千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正是在谋求资本积累的驱动下，英国不断进行海外殖民扩张，最终成为拥有庞大殖民地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但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英法等欧洲列强建立的殖民帝国体系最终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通过间接控制的方式进行资本盘剥的新殖民主义，典型表现就是美国通过倡导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引诱其他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结构调整”，最终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主导下的“美式全球化”。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西方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号将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试图通过空间扩张实现资本增殖。

从最终效果看，美式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各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据统计，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1600年，西欧为世界高收入等级，非洲为低收入等级，前者为后者的2.24倍；1870年为5.48倍；1913年为8.99倍。到1998年，北美洲人均GDP是非洲的19.11倍。从国民总收入（GNI）考虑，进入21世纪后，世界贫富多极分化呈加剧态势，按汇率计算，1970年世界10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NI是10个低收入国家的45.37倍，而2015年为61.72倍。

第二种办法是推动技术革命。在资本积累的利益驱动下，近现代人类社会至少爆发了四次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爆发，都促使生产力出现跃进式发展，而资本主义也在这种“创造性毁灭”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对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则效果有限。一般来说，技术进步带来设备更新，必然会使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购买机器设备）占比日趋增大，而可变资本（工人工资）占比越来越小，由此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日趋提高。这一方面导致资本家利润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导致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日趋加剧，普通劳动者生存处境日趋恶化。列宁曾说：“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对付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的体力劳动较少这种情况，安排妇女和儿童来看管机器，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他们利用机器需要工人极少这种情况，把大批工人赶出工厂，并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进一步奴役工人，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夜里休息的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机器所造成的和不断扩大的失业现象现在使工人处于完全无以自卫的境地。”20世纪美国工人活动家布雷弗曼也认为：“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

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一场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广的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图为1931年纽约失业男子排队等候进入紧急失业救济登记处的情形 视觉中国/供图

技术进步导致机器日趋取代劳动者，由此造成失业人数增加。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的几十年中，其毁掉的人数比其所接纳的人数多得多。1818年《科隆时报》指出：“一部蒸汽机往往造成1000人失业，这样，蒸汽机的利润便统统归到工厂主手中，而不必分给所有的劳动者。机器的每项改进，都造成一批工人家庭吃不上面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是用机器动力代替人的体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把操作机器设备的劳动力“合理化”或者近似于变成机器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首要特征就只能是使生产过程中的人类劳动力完全成为多余，通过受控制的自动化设备和信息血液系统，对他们进行“合理化”削减。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到2040年，机器人可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将从目前的16%增加到42%，这意味着仅西方国家就会有约8600万人失业。历史一再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进步反而会加深人类苦难。

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缓解市场失灵。为缓解阶级矛盾，欧洲国家早在19世纪后期就开始推行福利政策。从效果看，这些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

20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西方国家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起点出发，重点加强“需求侧”改革，通过加大基建力度，实现“充分就业”，刺激消费复苏，进而带动生产复苏。“充分就业”是凯恩斯主义核心目标。根据凯恩斯主义，失业是社会总需求不足的产物，因此扩大社会总需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总体来看，这种强调国家干预和福利开支的政策，曾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度过危机，并在战后实现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状态。

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相比于更多考虑劳动者利益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明显站在大资本立场，其基本主张（如私有化、市场化、去管制化、削减福利开支等）本质上都是为资本发展壮大服务的“劫贫济富”政策。为鼓励资产阶级投资，政府并未增加大公司税收，反而为其减税。1969—1980年，美国公司税率实际下降14%，个人所得税却不断攀升。据统计，在美国，大公司收入税占联邦政府税务率的比例在1960年为23.2%，1970年为17%，1980年为12.5%，1984年进一步削减到7.8%。相反，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税的比例在1960年为15.9%，1970年为23%，1980年为30.5%，1984年则增加到36.8%。2000—2012年，美国公司利润增长了3倍，同期工人薪金增长30%，而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了4%。

给公司减税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经济高速增长。1980—1983年，美国给大公司削减税率，同期私人资本投资却下降9%。1948—1973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0%，而1979—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0%，甚至未超过1973—1979年管制资本主义遭遇结构性危机时期的数据。1990—2000年，新自由主义时期GDP最高增长率也仅为3.4%，远低于整个管制资本主义时期平均4.0%的增长率。究其原因，失业增长和社会支出削减，使企业产品失去了足够的社会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抑制了企业扩大生产的信心和动力。

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选择

发展道路选择看似是经济问题，实际是“为了谁，服务谁”的政治问题。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多数民众的安危冷暖，直接关系可持续发展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缺陷是“以资本为中心”实现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私有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资本增殖，而不是满足广大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种“少数人的现代化”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由此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乃至政权垮台。

对身处全球产业链下游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势必重蹈西方覆辙，且症状只会更加严重。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际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这一前提下，发展中国家沿袭发达国家老路，只能“有增长无发展”，永远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越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越不能走西方的老路。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资本主义扬弃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后发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赶超，不能依靠殖民扩张，必须“求诸于内”，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实践表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更具实现经济赶超的内在优势。中国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在短短几十年间就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工业体系完备、拥有“两弹一星”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仅创造社会价值，同时也充分享受劳动成果。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殖。要想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在“二次分配”中更多照顾群众利益，而且要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劳动成果的享受者。西周末年春秋初年，晋文侯问政于舅犯，舅犯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贫，古之所谓致师而战者，其此之谓也。”与其在消费品领域分发“糖果”（熟），不如公平分配生产资料（土地）。民众拥有土地就能实现富裕，反之，则会导致贫困。当战争来临时，全国百姓不用下达命令就会主动参战，因为国家的灾难就是人民的灾难。当然，舅犯所谓的“分地”，与我们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着本质差异，但他部分揭示出公平分配生产资料的重要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窃取劳动者的成果，由此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经常性失衡的重要根源。相比之下，公有制经济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