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6—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其突出特点是探索、曲折、发展。20年间，在党的领导下，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曾发生过像“大跃进”“文革”那样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都为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

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1.成功的探索——发展性

（1）《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其目的在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的经验，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主要内容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论十大关系》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系统思考，对党的八大及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2）“双百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双百”方针具体指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提倡在文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是50年代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提出来的，不仅促进了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极大地鼓励和团结了知识分子，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3）中共八大。1956年9月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八大在精准判断国内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中共八大前后近两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建设、改革各方面都取得一些显著成效，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区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规定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思想，不仅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对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作出了创造新贡献，为认识中国基本国情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一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根据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及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1957年春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的“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反击的反右派斗争也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后来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5）国民经济的调整。1959—1961年，我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是纠正过去农村工作中的“左”倾失误。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核心，涉及对公社体制、基本建设、经济结构、城镇化、市场物价、科教文艺等多方面的调整，包括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调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如缩小社队规模、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调整城乡关系，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同时对政治、文化、教育、科研、民族、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等。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了重要成果。大会前后还为“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帽子。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稳步增长，接近并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其中，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60年代初的调整是我国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一个重要和典型的阶段，它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加深了全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左”倾错误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甚至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

2.探索中的失误——曲折性

（1）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意在扩大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尝试活动，但很快转向了反右派斗争，并被严重扩大化后，就严重背离了最初的目标。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良好的主观愿望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是党在探索中的一次失误。

【概念】“反右倾”斗争。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大跃进”等错误有所觉察，开始努力领导全党纠正这些错误，但在庐山会议后期，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左”倾错误批判由党外引向党内，导致政治上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得“左”倾错误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2）“三面红旗”。反右派斗争后，党认为这场斗争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济建设也应该搞得更快一些。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①总路线。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片面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对经济建设起到了错误的指导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生产力上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产量的“大跃进”，生产关系上片面追求公有化指标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②“大跃进”。属于生产力范畴，以高速度、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小土群”（指的是“以钢为纲”口号下的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为突出表现，片面追求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忽视经济规律，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生活、生态都受到严重影响。

【概念】农业“大跃进”：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后提高修改粮食生产计划；高指标引发干部浮夸风盛行，不断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产卫星”。

③人民公社化。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以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共产风为突出特征，片面追求生产规模和公有化程度，忽视生产力水平，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下降。

某种意义上讲，以上失误是“左”倾错误蔓延到经济领域的结果，被称为1958年“三面红旗”。这是导致1959—1961年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还有来自于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恶化等客观原因。“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导致国经济比例失调，农业生产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浪费，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纵观1956—1966年的十年曲折探索，呈现出“两头好，中间差”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