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1966—1976年）

1.发生原因：“文革”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讲，是“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果。其中，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结果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形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和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但实际上它根本不能称为革命，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1965年11月，由江青秘密组织策划，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

2.大致过程。“文革”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全国内乱、林彪集团的失败、江青集团的失败。

（1）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文革”发动后，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红卫兵突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在“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煽动下，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许多地方出现造反派组织的打砸抢事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和揪斗，社会和生产秩序陷于混乱。

内乱局面引起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严重忧虑和愤怒，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革”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但是遭到压制和打击，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而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通过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2）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其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革”的轨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批判极左思潮，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左”倾错误继续发展。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势力得到加强。

（3）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随后，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特别是铁路运输的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次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文革”错误的系统纠正，也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但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好转的形势再度恶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4月清明节前后，北京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但被错误地定为“反革命事件”。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3.经济劫难：“三下两上”

（1）1966—1971年，国民经济严重下降。“文革”发生后，“红卫兵”“全国夺权”等运动等迅速酿成了全国性的动乱，严重破坏社会生产的正常秩序；“左”的经济政策没有彻底纠正，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受极大挫伤，国民经济严重滑坡。经济工作机构瘫痪，行之有效的政策被废除，广大人民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交通运输堵塞，国民经济仅在1967、1968两年的损失就超过了一千亿元。

（2）1971—1973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采取系列措施，批判极左思潮，着手恢复调整国民经济，解放干部，使各方面工作出现转机。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都比上年有较大增长，成为“文革”以来的最好局面。

（3）1974—1975年，国民经济再次混乱。正当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之时，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公然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破坏周恩来推行的“落实干部政策”和“恢复‘文革’前的一些政策措施”，再次出现揪斗老干部，批判知识分子的现象，政治空气重新紧张，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被迫中断。

（4）1975—1976年，国民经济重新回升。因为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明确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铁路运输整顿入手，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75年，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交通堵塞现象消除，工农业产值均比上年有较大增长，国民经济迅速回升。

（5）1976年后，国民经济重新陷入混乱。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系统纠正“文革”错误，激起了“四人帮”的猖狂反对，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们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刚稳定的局势被打乱，国民经济再次陷入混乱状态。

其中1973、1975年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采取调整和全面整顿措施，国民经济有过两次复苏和回升。整个“文革”时期在经济方面，特别是科技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广大人民、科技工作者自觉抵制“左”倾错误的成果，并非“文革”的意义。

4.认识评价

（1）后果：十年“文革”造成政治动荡、思想混乱、经济破坏。特别是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影响，十年合计损失在5000亿元以上。

（2）性质：实践证明，“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3）教训：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尊重经济客观规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着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专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充分发扬民主，全面依法治国。

（4）评价：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革”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