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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传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备课笔记

回顾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可贵思路与方案的提出和演变,既表明了探索国家出路斗争的阶段性、连续性,又证明了探索国家出路斗争的长期性与进步性。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各种斗争方案尽管无一例外地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先进中国人近百年的奋斗史、探索史、创业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近代中国用几代人毕生的心血,经过百折不屈的斗争提出的各种救国方案,仍闪烁着那个时代的光辉,仍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佳方案。因为,哪怕是向前迈出的最小的一步,都是带着历史进步色彩的艰难的一步。

——苏利娅《试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可贵思路与方案》

(一)太平天国运动

1.原因:太平天国运动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鸦片战争等西方列强侵略带来的民族矛盾和连年的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因此,阶级矛盾尖锐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民族矛盾和自然灾害起到了加速阶级矛盾激化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还与洪秀全个人经历和创立、宣传拜上帝教有关。

2.过程:太平天国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高潮、转折、防御、失败等六个阶段(结合历史地图,形成时空观念)。金田起义(1851)—东乡称王—永安建制(初步建立政权,兴起)—北上东进—定都天京(1853,对峙局面形成,发展)—北伐—西征—东征(1853,达到全盛,高潮)—天京变乱(1856,转折点,由盛转衰)—后期防御(1858—1860,重建领导核心,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三河镇大捷,进攻上海受挫)—安庆失守—天京陷落(1864,失败)。

3.纲领:一是前期的《天朝田亩制度》(1853),二是后期的《资政新篇》(1859),《天朝田亩制度》主要表现为革命性、落后性和空想性,《资政新篇》这体现出先进性和局限性,二者都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纲领,但其思想主张是对立的。

(1)《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表现为集中反映农民阶级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成为几千年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空想性表现为平均分配土地和产品的方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落后性表现为分散保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的范畴,成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的障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近代化进程。

(2)《资政新篇》的先进性表现为是先进中国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方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属于“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组成部分;局限性表现为并非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产物,没有反映农民阶级的强烈愿望,缺乏付诸实现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根本无法实施。

4.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是一场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起义,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1)失败原因。客观原因是中外反动势力勾结,主观原因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

(2)双重意义。最大的意义在于沉重打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带有民主革命的成分,它进一步引起了清王朝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它是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同时又带有新时代的特征(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反封建反侵略,发展资本主义)。它还是亚洲革命风暴的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意义。但是太平天国不代表先进生产力,阶级局限性明显,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其战争甚至带来动乱,破坏了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富庶省份的生产力,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

(3)历史启示。农民阶级因为其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不可能单独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有先进阶级领导,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60年代清朝政局的变动:中央当权者,慈禧垂帘听政;地方当权者,汉族督抚;中央机构,总理衙门;中外关系,暂时和好)

(二)义和团运动

1.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危机的加剧。《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直接原因在于民教冲突,西方势力深入中国城市、乡村后引发一系列冲突,特别是山东地区更为严重,德国强占胶州湾,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

2.过程:1898年在山东兴起,1900年夏在京津地区形成高潮,如廊坊阻击战、天津保卫战等。清政府对义和团先后采取“剿—抚—剿”的政策。义和团运动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3.口号:“扶清灭洋”,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突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其中,“扶清”有利于争取官兵,却容易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灭洋”能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反帝斗争,却有盲目排外的行为。

4.意义:义和团斗争正义合理,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倾向,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迫使列强改变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承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义和团斗争盲目落后,具有盲目排外的倾向,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无法阻止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我们不能因为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就忽视其盲目排外的局限性,同时也不能把引发八国联军侵华完全归咎于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因为“扶清灭洋”而被清政府利用,所以就将八国联军侵华以及以后引发的民族危机加深归咎于义和团运动是有失公允的。正如雷颐在《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中所说:“义和团运动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除了正义、激奋、英勇等,重要的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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