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宋元时期（907—1368年），古代中华文明的成熟与鼎盛时期。由民族政权并立到逐步走向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强化；民族交融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联系更为密切持久稳定；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繁荣，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超过前代；文化成就突出，达到新的高峰；中华文明成就在世界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1.从五代十国到宋朝政治统治。在唐朝瓦解的基础上，907—979年，北方先后出现五代（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局动荡；南方大致并列十国（902—979年，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北汉），政局相对稳定。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与扩大，政治局面大致与东晋（南朝）十六国类似，而南北政权结构正好相反。周世宗改革，为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打下基础；960年北宋建立，979年灭北汉，五代十国结束。

（1）宋朝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北宋建立后，统治者鉴于唐后期以来藩镇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通过制定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逐渐形成“防弊之政”，中央集权制度继续发展完善，封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其特征主要体现为崇文抑武、分化事权、强化监督、众建职官等。

中央官制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朝中大将的权力，三省长官基本不参与政事，三省六部制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北宋中央实行“二府三司”制度，意在分割相权，加强皇权。“二府”指的是相府（东府）和军府（西府），即中书门下（政事堂）和枢密院，分别执掌行政权和军政权。最高行政长官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即宰相），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宰相仅保留行政权；最高军政长官是枢密使，另设枢密副使。“三司”（盐铁、户部、度支）掌管国家财政，长官是三司使。另平行设有学士院、御史台、知谏院等机构。

（元丰改制：1080—1082年的元丰年间，宋神宗赵顼对中央机构和官制再次进行改革，基本上取消了中书门下和三司，部分恢复了三省制，部分冗员和机构的裁撤，一定程度上明确机构职责，减少了财政开支，但是没有改变北宋初年以来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病。）

地方官制方面。宋朝地方行政管理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后改道为路，逐渐演变为路州（府）县三级制。以“夺其权，收其兵，制其谷”为原则，由中央派文官出任州县长官（知州、知府、知县、县令），剥夺节度使的权力；同时设转运司管理地方财政（长官称转运使），保证地方税收大部分上缴中央；将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拱卫京师，镇守地方，定期换防。由此实现分化事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同时也形成了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局面。

监察体制方面。宋朝承袭唐制，实行中央御史监察、地方路监察区制的同时，着力强化监察体系。在中央实行台谏合一制度，御史台中丞可以参与决策，知谏院言官拥有监察权，台谏机构平行于宰相机构，监察力度大为加强。在地方，路一级设置四监司，除转运司掌管财政外，还有掌管军政的安抚司、掌管司法的刑狱司、掌管市易的常平司，四监司互不统属、平行运行，对各州实行严密监控；同时在各州增设通判（监州），与知州共同履职，彼此监督制约。军政方面，中央枢密院调兵而不统兵，禁军“三衙”统兵而不调兵，也体现出相互制约和监督。

选官制度方面。为了满足文治需要，有效加强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宋代统治者通过完善科举考试制度，众建职官，笼络士人官僚，产生了深刻影响。“取士不问家世”，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鉴于唐朝科举程序规则的不足之处，对科举制度进一步改革，如糊名制度、回避制度、考场规范、锁院制度等，有效避免科场舞弊，体现公平公正。通过完善科举制，增加录取人数，增加了文人入仕的机会。宋朝还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居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提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口号，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家法。同时注重对宗室皇亲的约束，限制宗室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并作出了宗室和外戚不得授予地方官，不得统帅军队，不得担任宰相等规定，以此笼络士人官僚，扩大统治基础。

其他治理方面。宋朝沿用唐朝法律体系，以唐律为蓝本制定法律；通过教育、科举、书院等传播途径，理学日益世俗化，深入基层社会，以族规、家训和儒士制定的乡约等教化乡里。户籍实行主户、客户制度，客户也编入户籍；主户拥有土地、缴纳赋税，客户没有土地，靠租佃生活，租佃关系常态化，人身依附关系更加松弛。社仓、义仓设置普遍，建有福田院等收容机构，社会救助以政府为主，重点是救灾，保证粮食供应，民间为辅，侧重生活赈济，同时宗族内部救助活动兴起，通过义田等族产，资助族中贫困者，基层社会治理相比前代更加有效。（本目以南宋为主，选必内容）

通过以上制度改革，宋朝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现了权力分配和统治秩序的稳定，有效防止内部动乱，形成士大夫积极参政议政、“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氛围，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积极意义明显。北宋“防弊之政”过于细密僵化，政府机构重叠，官僚队伍膨胀，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导致“冗官冗兵冗费”和“积贫积弱”的消极局面。由此形成的“祖宗之法”只能遵循，不能更改，不求无功，官场逐渐形成因循保守的政治风气。

（2）北宋危机与王安石变法。与北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是居于北方大漠的辽和位于西北河西走廊的西夏。北宋与辽为夺取燕云十六州（华北平原的北方屏障，京津冀晋一带）进行过多次战争，均告失败，与西夏之间的战争也是屡战屡败。最终不得不议和修好，以钱财换和平，每年向辽、夏送给“岁币”“岁赐”，形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边患危机却难以消除。与此同时，因为募兵过滥，军费开支剧增，加上官僚队伍膨胀，军费、官俸开支日益增长，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三冗”“二积”局面持续恶化。

（燕云十六州系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和屏障，战略地位重要。后晋石敬瑭为了自立皇帝，向北方契丹求援，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并自当儿皇帝，后中原政权多次引兵夺回失败。北宋难以解决北部边患的原因：辽军事强大，北宋防弊之政的负面影响，守内虚外的既定方针等。）

因为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带来的消极影响，加上辽夏少数民族政权的边境威胁，阶级矛盾激化和自然灾害频繁导致农民起义不断，以澄清吏治为目标的庆历新政遭到失败，到北宋中期，变法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斗争精神和勇气，主持变法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最终却在各阶级、阶层的反对中失败。

（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即1043年，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十点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开启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仅维持一年多便受挫而败，范仲淹改任邓州知府。1046年受好友滕子京之托，写下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成为其思想节操的重要标志。）

1069年，王安石开始主持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农业、商业、军事、科举、教育等诸多领域，全面加强国家的管控。在富国方面，主要通过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为当务之急，稳定市场为补充手段，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收入，缓解财政危机，改变积贫局面；在强兵方面，主要通过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设军器监等措施，对农民进行编制管理和军事训练，借以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一定程度增强军事力量，缓和民族矛盾，缓解边患危机，改变积弱局面；人才方面，主要是改革科举和整顿太学，以经义和策论为考试内容，以《三经新义》（周礼义、诗义、书义）为统一教材，由此选拔和培养人才，推动变法进程，缓和内部矛盾，缓解政治危机。

王安石变法措施全面，效果明显，但方法不当，阻力太大，最终效果不达。变法改革以理财、强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几乎无所不包。总体上看，变法富国目的成就突出，强兵效果差强人意，因为改革存在的方法不当、阻力太大等原因，难以达成目标，五六年后，随着新法被废，北宋政权最终还是走向衰亡。王安石变法存在操之过急和用人不当的问题，过多、过激的变法措施超越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承受能力。如青苗法、募役法、保马法等在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加重了百姓负担，并非“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同时改革触动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执行过程中也存在官员消极腐败现象，最终推行仅五六年，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强力反对中，变法改革走向失败。

（3）南宋偏安及北宋影响。1127年，北宋被东北少数民族政权金攻灭，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维持统治约167年。宋高宗赵构率部“衣冠南渡”，定都临安（杭州），建立南宋，年号建炎。南宋偏安江南，维持宋金对峙、宋夏并立局面百余年，直到蒙古政权攻灭夏、金。在此期间有岳飞抗金、精忠报国的壮举，却因统治者腐朽无能，竟然屈辱求和，1141年订立绍兴和议，南北大致维持以大散关—淮水一线为界的对峙局面，南宋对金称臣（后改为“世为侄国”），并缴纳“岁贡”。

南宋政治统治基本维持北宋时期的理念和政策，深受北宋影响。如岳飞命运的升降，体现的就是北宋以来“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政治原则；而与金之间的“战和”分歧，大致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内部党争政治生态的体现，最终恪守“祖宗之法”、因循保守的主和派占了上风。

2.辽夏金的统治和元朝大一统。北方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并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其中，辽夏金元多民族政权并立与互动，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乾元气象；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加快，民族交融进一步加强，农牧文化融合，最终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1）辽夏金的多元一体。辽（916—1125年）是由东北辽河上游与鲜卑族同源的契丹族建立的政权，最初以游牧生活方式为主，在与北宋60多年的并立对峙时期，与中原地区有战有和，以和为主，在通使贸易过程中不断封建化。西夏（1038—1227年）是由西北羌人的分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以河西走廊及其周边为统治范围，先后分别与北宋、南宋政权并立89年、100年，也在封建化的进程中。金（1115—1234年）是由源于隋唐时东北黑水靺鞨的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以农业、畜牧为生，在反抗辽的统治中逐渐强大，并先后攻灭了辽和北宋，与南宋维持百余年的对峙局面。

辽夏金统治的共同特点是双轨政治，因俗而治，多元一体。契丹族的杰出首领是耶律阿保机，契丹和辽政权实行南北面官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南北分治，同时实行四季捺钵制，皇帝和宫廷随季节变化迁徙、巡幸，捺钵就是行营，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习俗。党项族的杰出首领是元昊，西夏推行蕃汉并用制度，模仿北宋建立中央机构及官称，同时也保留有本民族称谓的官称。女真族的杰出首领是完颜阿骨打，金入主中原后，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北京），借鉴唐宋制度，同时实行猛安谋克制度，即平时耕作、战时出征的兵农合一制度。12世纪后期，还一度出现过金世宗的“大定之治”，最终在与中原文明交融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尚武精神而走向腐朽衰落。

辽夏金统治政策有其积极意义，学习借鉴中原制度文化，因地制宜组织生产，推动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加速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增进民族认同意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观”突破族群和地理界限，“中国”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灿烂的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2）元朝的建立与统一。从13世纪初蒙古政权建立，到兼并国内民族政权，三次大规模西征，再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与统一全国，蒙古人用了70年的时间。元朝建立后，推行行省制度，加强边疆治理，采取措施巩固大一统局面。元朝实行差异化民族政策，民族交融与民族矛盾并存，最终集中为严重的阶级矛盾，引发农民起义而走向灭亡，元朝维系全国大统一局面近百年（1279—1368）。

蒙古是一个地域名，也是一个部族名、政权名、民族名。蒙古族发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以东胡为族源，世居草原，以畜牧业为生，唐史称蒙兀室韦，在唐宋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契丹、女真控制。在统一漠北草原诸部后，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被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蒙古军队先后灭掉西辽（1218）、西夏（1227）和金（1234），收服吐蕃诸部（1247年，阔端与萨班凉州会盟），兼并大理政权（1256）；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还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西征，兵锋远及中亚、西亚和东欧，并在这些地区先后形成了四大汗国，即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利。蒙古西征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交流，对亚欧内陆民族分布和文化面貌都产生了影响。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6年灭南宋，1279年完成全国统一。忽必烈“行汉化”，推行中原政治制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大一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何理性看待“宋亡之后无中国”？1279年崖山之战，陆秀夫背负儿皇帝赵昺投海，800名宗室与10万军民殉国，实属悲壮。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不以言获罪，不因文入狱”的高度民主政治环境从此不复存在。还有人认为，南宋覆灭，宋朝精英人才，科学创新能力，商业经济全部荡然无存，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时机。南宋灭亡，造成中国文化断层，是中国历史由盛转衰的拐点。其实，宋朝灭亡后，元明清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宋亡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都是片面之词，缺乏理性。）

中央机构：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是宰相机构，上承天子、下总百司，是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掌军权，是最高军政机关；御史台负责监督百官，是最高监察机关。

地方管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山川形便，犬牙交错”，逐渐形成省路府州县多级行政体制。河北、山西和山东等地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其他地区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由中央派出，逐渐形成常设机构。行省辖区广阔，军政大权集中，行政效率较高。行省制度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对后世影响深远。

边疆地区：中央设宣政院管理吐蕃地区；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西域；设澎湖巡检司，经略台湾；在东北设辽阳行省，北部设岭北行省，西南设云南行省；边疆内地逐渐形成一体化管理。

其他措施：元朝理论上弃用唐宋法律，实践中广泛援引。元朝官员选拔以蒙古传统方式为主，也曾部分恢复科举考试。元朝监察机构严密，中央有御史台，地方有行御史台，肃正廉访司。元朝沿袭租庸调和两税法，分别适用于北方和南方，同时征收税粮以外的“科差”，按户摊征包银、俸钞、丝料、户钞等。元朝户口类型复杂，实行“诸色户计”，根据全国居民承担的不同义务，以及职业、民族、宗教和社会地位的不同等情况，把人们划分为各种人户，一旦定籍，世代承袭，不得随意变更，这一制度有固化阶层，影响社会流动的消极影响。交通方面，元朝全国范围内四通八达的驿道、驿站、急递铺；裁弯取直，重新开通京杭大运河；各港口设市舶司，海上丝绸之路繁华，创造性开辟了长距离海运航线。经济方面，重视农桑，设置大司农负责农业等。

通过以上措施，推动民族交融，促进边疆开发，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到扩展。元朝结束五代以来300多年分裂割据和政权并立的局面，奠定元明清连续600多年大一统的基础，特别是对边疆地区成功治理，地方行政制度重大变革，开启了“大中国”时代。

3.宋元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宋元时期民族政权并立300多年，元朝结束分裂割据，全国大一统局面维持近百年，在这400多年历史进程中，经济发展呈现新高度，社会领域出现新气象。宋代政府放松了对土地管理的控制，推动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放松了对工商业的控制，推动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放松了对社会管理的控制，推动了社会活力的迸发。

（1）经济发展呈现新高度。这一时期，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取得辉煌成就，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前代，南方持续开发，经济水平远远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扩展，对外交往更加频繁。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宋朝不抑兼并（与两税法以土地和资产为标准有关），对土地管制相对宽松，农业也出现了大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繁荣的物质前提。农业方面，宋朝引进越南占城稻，提高农业单产，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实行稻麦轮作制，充分利用土地，提高复种指数，一年两熟相当普及，南方地区出现一年三熟。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推广，有的地方已经出现种植固定经济作物的专业分工。在辽夏金元统治下，边疆地区的农业取得显著进步，农业文明区不断扩大。手工业方面，行业门类丰富多样，技术进步和成熟。制瓷业技艺精湛，宋代五大名窑烧制的瓷器色彩多变，风格各异，元代在此基础上烧制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器大量出口，成为继丝绸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纺织业技术高超，纺织机普遍使用，以元代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术为代表。北宋时，煤成为普遍使用的生活燃料，并大大提高了金属冶炼的产量和质量。印刷业不断发展应用，宋代出现活字印刷术，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带动造纸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与重文轻武、科举制度、世俗文学等密切相关。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发达，海船载重量、抗沉性能明显提高，磁罗盘、实用航海图和天文定位技术广泛应用，推动远洋持续航行。

（黄河因为多沙善淤，变迁无常，历史上决口泛滥1500多次，较大改道20多次，特别是下游改道影响很大。两宋时期，黄河多次改道。南宋之初，黄河下游自澶州附近改变行道，向东南倾泻夺淮入黄海。这次改道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后的50年代中期，才逐渐恢复形成今天的行道。）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商业和城市繁荣是经济发达的表现。宋元时期工商管理相对宽松，商业规模、范围有较大发展，无论是海外贸易和边境榷场贸易，还是内部面向大众的基层市场，都呈现出活跃局面。交子的出现与推广，海上丝绸之路繁华，外贸税收成为国家重要财源，丝绸和瓷器大量外销，广州、泉州、明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壮大，娱乐场所发达，经济功能增强，坊市制度时空限制彻底瓦解。漕运海运造就很多工商业集镇（围绕运河兴起的扬州、通州、汴京等），城市兴盛以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元朝大都等为代表，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人口多时均超出百万，市场活跃，交易频繁，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元朝杭州被外国旅行家称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大都是当时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地，《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更是形象地刻画了这一时期城市的繁荣。

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经济重心南移是经济在空间上的转移。经过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北宋长时间的持续开发，南宋时又有大批中原人口南渡，经济重心已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户数和人口超过北方，财赋税收主要集中在南方，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的粮仓，“苏湖熟，天下足”，大规模的漕运（京杭大运河）、海运主要服务南粮北运成为常态，科举考试和人才结构南方呈现明显优势，江浙一带成为人才集中地区，朝廷甚至被迫对北方地区考生单独分配录取名额。

（2）社会领域出现新气象。社会关系与观念变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宋元社会新气象主要表现在门第观念淡化，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社会阶层流动加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等。如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贱民阶层数量减少，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家内服役来自雇佣，佃农租地通过契约），民营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活动不受时空限制（农村草市普遍出现），民间交易契约文书普遍应用（市场交易纠纷以契约文书裁决），人们择业及日常生活更加自由，民族交融和对外交流更加密切，都是这一时期社会新现象的具体表现，人称“平民社会的到来”，门阀政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科举制度的改革完善，录取人数的大量增长，是推动社会阶层加速流动的重要原因。包括商人、手工者、农民甚至奴婢侍女，他们的生活自由都远远超过了前代，人身束缚大为减少，是社会控制减弱的重要表现。

4.宋元时期的文化。宋元时期，封建文化达到新高峰，主要表现在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实现复兴和转型，科技成就突出，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外传，文学艺术逐渐多元化、平民化、通俗化。

（1）宋代理学——儒学发展的创新。自汉末开始，经学章句训诂、忽视义理探究的儒学日渐僵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佛教的兴盛与传播，冲击着儒学的正统地位。隋唐时期，从“三教合归儒”的儒学主张到“三教并行”的统治政策，儒学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兼容发展，“三教合一”的趋势逐渐显现。唐朝中期开始出现儒学复兴运动，儒学家以儒家天命论和封建纲常反对佛教观点，巩固儒学统治地位。到两宋时期，在重文轻武、分裂战乱、商业冲击、流动加速等社会背景下，经过王安石、欧阳修、胡媛、孙复、石介、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一大批学者文人的总结思考，结合封建统治的现实需要，儒学实现了创新转折，逐渐形成了吸收佛教、道教教义，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并能治理国家的新的儒学体系（重建儒学的价值体系），合成宋明理学（道学），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学进入复兴发展的新阶段，“三教合一”的局面形成。

两宋时期的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涉及宇宙观（本体论）、人生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理”或“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理先物后”，“天理”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人伦者，天理也”。人生的目标，应当是“存天理，灭人欲”，通过道德修养克服过度欲望，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主张“格物致知”，探究万物是认识、发现和得到“天理”的方法和途径。程朱理学继承了儒家伦理道德、人性本善、追求圣贤等思想主张，同时融入佛道禁欲主义和宇宙本体论教义，把儒家伦理提升到天理，把道德良知深植于内心，把追求圣贤推广到民众，从而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思辨化和世俗化，实质上就是以儒学的伦理纲常约束人心和社会，服务于封建统治的现实需要，由此得到统治者的尊崇和推广，自南宋后期起，逐渐成为影响深远的封建主流意识形态。后来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虽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程朱理学有所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理学范畴。

宋明理学突出的积极意义在于教化民众，约束个人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塑造民族性格，强化民族气节，注重社会责任，强调历史使命，推动传统思想和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其消极影响也很明显，片面强调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压抑人们自然欲求，过分看重尊卑等级，重男轻女，重礼轻法，轻视自然科学，日益束缚人们思想，阻碍社会进步，实质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

（2）文学艺术——世俗文化的趋势。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以满足市民需求的文学艺术得到发展，并日益世俗化、个性化、多元化，如宋词、元曲、话本、书法、绘画等。市民文化的兴起，推动文学艺术创作向雅俗共赏趋势发展，打破了文化娱乐活动贵族化倾向，对于丰富民众文化生活、提高民众文化素养有积极意义，也是时代变迁的重要见证和缩影。

（3）四大发明——科技进步的贡献。汉代造纸术发明改良，已于唐代中期传入阿拉伯地区。北宋时，在雕版印刷普及基础上，出现了活字印刷术，火药大量制造并用于军事，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三大发明大致在宋元时期传入欧洲。四大发明进一步奠定了中国文明古国的地位，同时也为近代欧洲社会转型和世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三大发明外，宋元时期的科技成就还包括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和王祯的《农书》等。北宋针灸铜人，体现出中医药的技术创新。

（4）民族文字——民族交融的载体。辽夏金和蒙古政权统治时期，在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受中原文化及汉字影响，同时为了维护政权统治，传承本民族文化，他们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等，元朝忽必烈时还创制了用于拼写各族语言的八思巴字。民族文字的创制，丰富了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载体，推动少数民族汉化，促进中华文化多样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