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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传振:4000字极简版,中国古代史④: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封建社会的鼎盛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时期。

1.承前启后的隋朝。从581年建立,到618年灭亡,隋朝仅维系37年,是古代中国又一个短命王朝,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特别是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国力日强,一度开创“开皇之治”的局面。

首先是重归大一统。589年,隋灭陈,结束了西晋灭亡后长达270多年的国家分裂局面,重新回归国家统一,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愿望。隋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有效治理,奠定了后世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是制度改革。隋朝在继承魏晋政治制度基础上,中央开创三省六部制,地方实行州县二级制,选官方面开创科举制,经济方面部分实行租庸调制,这些制度都为唐朝所沿用,奠定了唐朝封建体制成熟完善的基础。再次是经济发展。隋文帝重视农业生产,广设官仓和义仓,积储粮食,大索貌阅,户口增长。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总领南北东西,开通大运河,促进南北交流,适应并推进经济重心南移,为唐朝的经济繁盛打下了基础。最后是暴政速亡,警示后世。特别是隋炀帝统治时期,大兴土木,穷奢极欲,最终暴政而亡,为唐朝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提供了深刻教训。

隋朝之所以能够重新统一全国,是魏晋南北朝长期民族交融、江南开发和文化整合的必然趋势,也是从西魏到北周以来关陇军事集团推进汉化改革和国力增强的结果,当然也是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的结果。杨坚之父杨忠、李渊祖父李虎都是“形胡实汉”“出将入相”关陇士族集团十二大将军、八柱国之一,杨坚称帝后恢复汉姓。陈寅恪对隋唐崛兴有以下评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2.唐朝的治乱兴衰。从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到907年朱温废唐称帝,唐朝统治延续289年,是古代中国统一封建王朝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权。纵观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呈现治乱兴衰的轨迹。

唐朝前期,历代统治者都能吸取隋亡教训,重视农业生产,实行“存百姓”为核心的治国之策,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族交融,国力强盛,先后出现了唐太宗“贞观之治”(627—649年)、唐玄宗“开元盛世”(713—741年)的繁荣局面。唐太宗统治开明,知人善任,虚怀纳谏,轻徭薄赋,戒奢从简;武则天统治,承上启下,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唐玄宗锐意进取,选贤任能,改革吏治,大兴文治,改革兵制(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将唐朝推向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大运河进一步沟通南北,曲辕犁是耕作工具的重大革新,出现了借助于水力汲水的灌溉工具筒车,江南经济进一步开发,经济水平开始超过北方,成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阶段。以制瓷、丝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发展进步,形成了南青北白独立的制瓷系统,瓷器开始成为中外交流的主要产品,唐朝丝织业吸收了波斯织法。茶叶种植遍及南北,饮茶成为普遍习惯。唐朝后期,城市发展,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向四面八方辐射,坊市制度开始瓦解,夜市逐渐繁荣,城郊出现草市,农村出现集市。信贷业务由存款发展到汇兑,出现了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还有类似银行的柜坊和类似当铺的质库,契约应用更加广泛,商业进一步发展繁荣。这一时期,统治者实行开明民族政策,民族交融和边疆治理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对外交往日益活跃,中华文化圈形成,不断影响世界。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等全面繁荣的“大唐盛世”,成为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

唐朝中后期,统治者进取心减退,守成之责下降,腐败滋生,在内外乱局中由盛转衰。起源于版图扩展、边境军镇设置的节度使拥兵自重,导致外重内轻,先后出现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央集权遭受严重威胁。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平衡中,勉强延续百余年,唐朝最终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走向瓦解,形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3.隋唐的制度创新。隋唐时期成为封建盛世的主要原因要归结为其制度创新,成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效加强中央集权,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繁荣。

政治制度。在汉魏以来中外朝中枢制度的基础上,隋朝确立了尚书、中书、门下等三省的法定地位,三省长官并称宰相,中书省负责草诏,门下省封还驳正,尚书省签发六部执行,三省六部制成为定制。唐朝时这一制度进一步完善,三省分工明确,彼此制约,分割相权,加强皇权。三省集体议政于政事堂,政令颁行程序日趋严密,有效防止决策失误,提高了行政效率。从九卿到六部职能的演变,实现家国不分向家国分离的转变。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完善,标志着古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成熟,封建国家治理效能大为提升。地方行政管理方面,隋朝废郡,以州统县,实行州县二级制,唐朝沿用。唐朝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道,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逐渐成为一级行政实体,地方行政区划由此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

(唐中期后,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三省长官成为荣誉之职,决策权被剥夺,宰相之职为翰林学士等取代。)

选官制度。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日趋衰落,寒门庶族势力上升,为了顺应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隋朝统治者废除九品中正制,采用分科考试办法选拔官员,逐渐形成新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唐朝继承并完善了这一制度,科举考试分为制举和常举(贡举)。隋炀帝始设进士科,科举制度形成;唐太宗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科为主;武则天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科举考试地位不断提升。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一定的公平性和开放性,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为后世长期沿用并不断完善,对近现代中西方文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时期官员考核归属吏部,考核标准强调品德和才能。隋唐实行严格的中央御史监察和地方道监察制度,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隋唐官员选拔和考核监察制度改革,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隋唐走向盛世局面的重要动因之一。

其他治理。隋唐时期,法律教化、户籍管理、基层治理、社会保障等得到长足发展。法律制度方面,在汉魏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唐律不断修订完善,是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成为后世法律制定的蓝本。基层教化方面,唐律是礼法结合的典范,重视“孝”等儒家伦理,提倡礼治,推广基层家训教化。基层管理方面,在秦汉什伍制度的基础上,唐朝发展为邻保制度,四家为邻,五邻为保,彼此之间相互监督。户籍管理方面,为了保证赋役征收,隋唐改革魏晋以来户籍散乱的实际,隋朝实行“大索貌阅”,重新核定户籍,唐朝管理更严,三年一造。社会保障方面,隋唐政府重视社会救济,既有官方储备,也提倡民间积储,隋文帝遍设官仓积谷,鼓励民间义仓、社仓,在地方造仓积蓄,渐成普遍现象。唐朝政府重视优抚,建有养病坊等收容贫老、孤儿和乞讨流浪人员的专门机构。

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方面,隋唐沿用并推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租是土地税,调是户税,庸指的是纳绢(布)代役,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龄限制。以庸代役有效保证农时,增加赋税收入。唐朝中期后,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政府税收锐减。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唐朝改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支出确定赋税总额,按人丁和资产征收户税,按田亩征收地税,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法简化了税收名目,扩大了纳税对象,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税负趋向合理化,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货币制度方面,铜钱依然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唐初(高祖)开元通宝钱成为后世铜钱铸造以年号、通宝、元宝命名的范例。

4.隋唐的民族关系。隋唐政府重视民族关系,设置有负责民族事务的机构礼部、鸿胪寺,其中礼部司负责朝聘和册封礼仪,主客司负责朝见事宜,鸿胪寺负责宾客接待。隋唐统治者实行开明友好的民族政策,推行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和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

隋朝时期,突厥、吐谷浑、党项等北方主要少数民族先后归附,加强了对岭南各族的治理,与流求的接触与往来。隋朝在边疆地区推行郡县制,实行怀柔羁縻,任用边疆民族豪酋大姓担任郡县长官,建立起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朝时期,边疆与内地各族呈现前所未有的大交融局面,与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边疆民族政权保持密切联系,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不断。唐政府采取册封、和亲、战争、建立羁縻机构等众多方式,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针对北方游牧部族突厥不断南下侵犯,先后有7世纪前期唐太宗时击败东突厥,7世纪中后期唐高宗时联合回纥灭掉西突厥,8世纪中叶唐玄宗时联合漠北回纥等平定突厥残部(后突厥),由此突厥在中国北方退出历史舞台。东突厥灭亡后,回纥逐渐南移归附唐朝,唐玄宗册封其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8世纪末回纥改名回鹘,9世纪中期遭遇灾害、内乱和异族打击,回鹘政权瓦解,大部西迁至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西州或高昌回鹘),逐渐融合为后来的维吾尔族。唐政府在西域天山南北分别设置都护府,进行有效管辖。针对西南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遣使与唐交好的形势,唐太宗、唐中宗先后派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唐蕃数次会盟,9世纪前期后停止纷争(唐穆宗长庆会盟)。南诏王接受唐朝册封(唐玄宗封皮罗阁为云南王),派遣子弟入唐学习。针对东北靺鞨族的兴起,唐玄宗册封其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分别在黑水靺鞨、粟末靺鞨设置都督府,一度划入唐朝版图。唐朝在边疆的管理机构主要是六大都护府,即西北安西、北庭都护府,北方安北、单于都护府,东北安东都护府,南方安南都护府,同时下设羁縻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统领于都护府和中央。唐朝实行开明友好的民族政策,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地区的友好往来,推动边疆地区不断开发,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加强。

5.隋唐的对外交往。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丝绸之路在汉代基础上得到新发展。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活跃。隋唐与西域商路畅通,曾有裴矩等专职官员驻守河西走廊,有安西、北庭都护府等政府机构管辖西域。造纸术、中医药知识、炼丹术等由大食传到阿拉伯地区,中亚、西亚饮食、服饰等文化影响中国。随着江南经济的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日渐重要,与东亚日本、朝鲜,东南亚马来半岛等往来频繁,远到西亚和欧洲,瓷器、丝绸外销日益增多,影响更加广泛。广州是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设有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唐都长安是国际大都会,广州、泉州等成为唐朝后期国际性的港口城市。围绕佛教的交流传播,出现了玄奘西游、鉴真东渡、空海问法等盛举,佛教等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本土化后的中国佛教也影响到周边国家。

6.繁荣的隋唐文化。隋唐时期,三教并行,佛教出现不同宗派,主张顿悟成佛的禅宗成为主流,佛教完成本土化。佛学日趋繁荣,道教倍受尊崇,儒学遭遇挑战,推动其创新与发展,儒学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理论,三教合归儒(三教合一)。唐朝中后期,韩愈等掀起儒学复兴运动。继佛教之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又有祆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陆续传到中国。中亚、西亚的杂技、魔术、音乐、舞蹈等广受欢迎。诗歌创作进入黄金时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是杰出代表,唐诗成为中国文学的高峰,反映了诗人的个人境遇,也折射出当时社会风貌和时代变迁。书法绘画,雕塑舞蹈,大放异彩。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的楷书,孙过庭、张旭、怀素等的草书都是书法中的精品。绘画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代表人物吴道子被尊为“画圣”。佛教石窟艺术发展,代表作品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乐舞受到西域和周边国家的影响,代表是胡旋舞。科技成就突出,如赵州桥、雕版印刷、火药应用,僧一行与子午线,中医药《千金方》《唐本草》等。唐朝以后,私学进一步发展,私人收藏日渐增多,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隋唐时期,文化全面繁荣,兼收并蓄,世界领先,影响深远。“中华文化圈”总体格局形成。辉煌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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