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公元1368—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统一多民族国家更趋巩固，中华文明繁盛与危机并存，开始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潮流。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政治上落日的余晖，经济上发展与迟滞，文化上承古而萌新。

1.明清时期的国家治理。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日益僵化腐朽、走向衰落，阻碍经济、文化和社会转型；民族交融进一步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更趋稳固，现代中国版图奠定；对外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大潮。

（1）明朝政治体制（1368—1644年）。从明太祖南京称帝，到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政权存续276年，是古代中国仅次于唐朝的封建统一王朝。明朝对中央与地方政治体制进行变革，体现皇权专制的强化。在中央，明太祖裁撤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胡惟庸事件），权分六部（执行机构）。明成祖设置内阁，逐渐成为行政中枢（决策机构），殿阁大学士负责票拟，皇帝批红后执行。内阁并非法定一级行政机构，仅供皇帝顾问，后来地位逐渐上升，跃至六部之上。内廷宦官机构司礼监与厂卫，分别代理皇帝批红和监查官员百姓言行，以致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明朝中央机构还包括监察机构都察院、统兵机构五军都督府（调兵权属兵部）、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等。在地方，废除行中书省制度，保留省一级行政格局，设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共同执掌地方大权，后增派巡抚、巡按，总揽一省之权。省下设府（州）县（州），形成省府县三级行政体制。明朝设有13个布政司（省），边疆地区设有若干羁縻都司和卫所。

内阁：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亲理朝政，后仿效宋制设殿阁大学士辅导太子。明成祖朱棣登基后特派解缙等人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由此形成内阁制度。明初内阁无实权，只是备皇帝顾问，之后地位逐渐升高，权限逐渐增大，到明世宗时，内阁跃升至六部之上，嘉靖后成为最高决策机构。

南明：明朝灭亡后，一些宗室王爷在南方建立了若干政权，历史上统称为南明政权。南明政权不是团结起来一致抗清，而是内部互相争斗，最终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清军一一铲除南明政权及其残余势力，从而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

废丞相、设内阁、重宦官，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但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会出现乘数效应，很容易放大君主的错误，尤其是让君主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和缓解。因此有人说，明朝推行的是一条内敛收缩防御（内卷化）的政策，为消除丞相威胁，废掉丞相；为消除海外威胁，实行海禁；为消除塞北威胁，修筑长城。这种头痛砍头，手痛砍手，脚痛砍脚的做法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2）清朝前中期政治体制（1644—1840年）。东北女真族建州部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11年清帝退位，清朝维持对全国统治267年。清朝统治跨越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一般把1840年后的清朝称为晚清时期。在明朝政治体制基础上，康雍乾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参与议政的机构先后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等。始于康熙帝的奏折（密折）制度，通过皇帝与官员单独秘密联系，强化了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雍正帝时增设军机处，成为新的军政事务中枢，军机大臣跪受笔录，皇权专制达到顶峰。地方上，清朝继承明朝省府县三级行政体制，实行督抚制，巡抚是省级长官，另有总督兼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清朝共设18个省、5个将军辖区和2个办事大臣辖区，省以上还有多个总督、巡抚辖区。

清朝内阁官员为大学士，地位尊崇，军机处设置后变为例行事务机构。军机处设置前的中枢机构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其中，议政王大臣会议由皇太极1637年创立，乾隆帝1791年撤销，存在155年；南书房由康熙帝1677年创立，光绪帝1898年撤销，存在221年。

雍正帝1729年设置军机处，最初只是为了应对西北军务。当西北地区暂时稳定，没有什么军务之时，乾隆帝一度裁撤军机处，两年后又宣布重新恢复军机处，不一样的是，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处理的事务要么是军务，要么是与军务有关；而乾隆重新恢复的军机处则不仅处理军务，也大量处理军务以外的其他政事，一直延续到1911年责任内阁的设置取代，存在182年。

清朝18个省：陕西、甘肃、新疆（1884），福建、浙江、台湾（1885），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直隶，四川，山东、山西、河南，奉天、吉林、黑龙江（1907）；5个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2个办事大臣辖区：西藏、西宁；9大总督府：陕甘、闽浙、两江、湖广、云贵、两广、直隶、四川、东三省。

清朝皇帝：太祖努尔哈赤，1616—1626（金）；太宗皇太极，1626—1636（金），1636—1643（清）；世祖顺治福临，1643—1661；圣祖康熙玄烨，1661—1722；世宗雍正胤禛，1722—1735；高宗乾隆弘历，1735—1795；仁宗嘉庆颙琰，1796—1820；宣宗道光旻宁，1820—1850；文宗咸丰奕詝，1850—1861；穆宗同治载淳，1861—1874；德宗光绪载湉，1874—1908；宣统溥仪，1908—1912。

（3）明清官员选拔与管理。明清官员选拔沿用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通过乡试者称举人，通过会试者称贡士，通过殿试者为进士。因为经济文化实力的差异，为了平衡不同地域的人才选拔，明朝科举开始出现南北卷制度，即为南北方（后增加中部地区）的举子分别分配会试录取名额。明清官员考核制度严密，明朝有考满和考察，清朝实行考课制。明清监察机构主要有都察院和六科，合称科道，负责监察文武百官。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体现文化专制，钳制思想，扼杀创造，对于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4）明清法律与教化。明清法律制定以唐律为蓝本，体现礼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特别重视“例”，实现了律例合一。明清延续宋代以来的乡约教化，但是乡约内容变成了皇帝圣谕，并与法律合流，原本亲民的儒学教化逐渐有了强制色彩。

（5）明清民族关系。明清时期重视民族关系，加强边疆治理，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版图。明朝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有礼部、鸿胪寺和四夷馆，清朝设立理藩院管理边疆事务。明清民族关系主要涉及北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长期以来，北部蒙古是明朝内陆边疆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元朝灭亡后逐渐崛起的鞑靼、瓦剌两大集团，瓦剌曾制造土木堡之变。明朝重新修筑长城，防范蒙古袭扰，并在沿线设置九边军镇。最终鞑靼首领俺答汗主动与明朝修好，接受册封，明朝开放边境马市，开展并维持与蒙古、女真的和平贸易。明朝在东北设都司和卫所，在西北设“关西七卫”，在西藏设都司，在西南设土司，因俗而治，都带有羁縻性质，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关西七卫：明朝在嘉峪关以西设立的7个羁縻卫所，又称“西北七卫”和“蒙古七卫”，先后有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罕东卫、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七卫，后沙州卫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

清朝民族关系在明朝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巩固。西北地区，明朝末年，鞑靼、瓦剌分化为漠南、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分别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外蒙古和新疆地区。清朝入关前，打败并收降漠南蒙古，接受漠北、漠西蒙古的进贡。通过满蒙联姻等途径，漠南蒙古被纳入后金版图；通过康熙帝主持会盟，漠北蒙古被纳入清朝版图。通过从康熙到乾隆（1690—1757）长达68年的军事斗争，最终平定漠西蒙古噶尔丹叛乱，随后又很快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叛乱，土尔扈特回归祖国，漠西蒙古被纳入清朝版图，后改称新疆（1884年建省，左宗棠“故土新归”）。清政府分别在以上地区设置内蒙古等盟旗、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伊犁将军，实现了对蒙古和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西藏地区，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中央册封达赖、班禅形成定制，雍正帝设置驻藏办事大臣，乾隆帝创建“金瓶掣签”制度，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以法律形式明确和落实对西藏地区的管辖。西南地区，雍正帝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以中央选派有任期的流官取代土司世袭制，强化了对西南各民族的管理。东南地区，台湾收复后，郑氏家族盘踞。康熙帝派军渡海远征，打败郑氏后裔，并于1684年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至此，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赤尾屿等都被纳入清朝版图，实行有效管理。清朝由此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意义深远。

清朝在边疆治理上采取了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策略，由于清政府的边疆治理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优待各族上层分子，使得清朝的边疆治理比以往各朝代都成功，有效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清朝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勒喀什池，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南包括南海诸岛，西南抵喜马拉雅山脉。现代中国的版图正是在此基础上奠定的。

（6）明清对外关系。明清时期维系朝贡体制及贸易体系，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交往逐渐走向封闭。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是航海史上的壮举，但是给明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抗倭事迹被后世广泛传颂。葡萄牙占据澳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清朝康熙帝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组织雅克萨之战，与俄国签订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明朝初年推行海禁政策，体现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盲目自大的天朝上国观，海洋意识淡薄。“断其生路”“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出现颇有实力的海寇、海商集团，走私贸易兴盛，与倭寇混杂，出没沿海，烧杀抢掠，破坏性极大。明朝后期，倭患平定，放松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东南沿海形势逐渐稳定。清朝闭关锁国，既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也限制外商来华贸易，主要是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及西方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西方殖民侵略，同时也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7）明清货币与赋役制度。铜钱一直是古代中国最主要的流通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中期起，白银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清朝完全承认了白银的合法地位，与铜钱兼用。白银货币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的变化，明朝张居正主持赋役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成为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清康熙帝实行“地丁银”，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人头税被废除，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赋税形式由实物为主到以货币为主，征税标准以土地财产为主直至取消人头税，税种由繁杂逐渐简化。

（8）明清户籍与基层治理。户籍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关系到赋役征发和对社会的控制，户籍编制和管理需要依靠基层组织来实现，因此，基层组织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立足点。明朝继承元朝以职业定户籍的政策，推行以里甲制为基础的黄册制度。清初沿袭明朝户籍制度，随着赋役制度的改革，户籍管理日渐松弛，进而建立偏重于治安功能性质的保甲户籍制度。基层组织与社会治理方面，明清时期，强化民众的基层组织管理，继续推行基层民众的自我管理和相互监督，基层组织及其管理人员日益职役化，替政府完成税粮征收和治安维护。在乡里制的基础上，明朝实行里甲制；在什伍制、邻保制、保甲制等基础上，王阳明曾推行十家牌法。清初延续明朝的里甲制度，因为摊丁入亩等赋役制度改革，里甲制逐渐融入保甲制之中，由此兼具行政区划、户籍管理和赋役征收的乡里制和维护社会治安的保甲制实现合一。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体现出古代国家不仅有统治和控制的功能，也有为民众提供最低社会保障的功能。明清时期继续重视社会救济与优抚，依然是政府为主、侧重救灾，民间为辅、侧重赈济，政府建有养济院等专门救助机构，同时善堂、善会等民间慈善组织和机构开始兴起。

2.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明清时期，封建经济发展繁荣，农业、手工业超过前代水平，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出现新的生产经营方式，经济总量维持世界前列。同时，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转型，中国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

（1）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形成，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超过了前代。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原因，社会经济有所倒退。到清朝康雍乾时期，又得到空前发展，农工商及社会财富积累，都达到了我国农业文明发展的巅峰，有“康雍乾盛世”之说（1681—1796年）。

农业发展新因素。明朝后期，随着新航路开辟，来自美洲的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等传入中国并推广种植，丰富粮食种类，扩大了耕地面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江南等地农业多种经营日益兴盛，广泛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烟草、花生等），丰富了农产品结构，推动农产品的商品化。

中国历代人口在16、17世纪之前波动不大，之后开始激增，但实际人口与统计人口差别很大，18世纪开始一致。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清赋税制度改革。唐朝以来，两税法是以人口为主转为以资产为主，到了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赋役折银，再到清朝实行摊丁入亩，标志着人口税完全取消，这刺激了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有效避免了人口的瞒报现象。当然，明清时期人口增长还与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种植有关。

手工业发展新因素。明清时期，私营手工业逐渐超过官营手工业，并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明朝后期，南方一些地区在丝织、制瓷等行业出现新的经营方式，即开设工场，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生产，清朝继续有所发展，也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商业发展新因素。随着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新航路开后的“丝银贸易”推动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促进长途和大额贸易的发展，地区性、专业化生产兴起，对外贸易中出超明显。全国性的商业贸易网络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商帮日渐兴盛。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呈现明显的专业分工，成为地区贸易网络的核心，如浙江石门镇、江苏盛泽镇、湖北汉口镇等。明朝中期后，钱铺等新式金融机构盛行，清朝时期除了传统借贷关系，资本性借贷显著发展，出现了本票性质的庄票。在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影响下，明清时期对朝贡贸易的国家、路线、港口、规模、种类等都有严格规定，清政府仅保留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格局。

四大名镇：河南朱仙，版画年画；湖北汉口，商业中心；广东佛山，手工业；江西景德镇，瓷器。

社会生活新因素。明朝时，砖木结构的民居建筑开始普及，明清时期的民居类型风格多样，北方窑洞、四合院，南方徽派民居、湘西吊脚楼、福建土楼等。深受疫病困扰和威胁的背景下，积累并推广人痘接种等防治新技术，明末清初吴有性《温疫论》，提出“疠气”治病学说，很具先进性。

（2）清朝前期的统治危机。明清时期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时期，康乾盛世后期，清朝统治已经呈现由盛转衰的迹象，19世纪鸦片战争前，衰象更为明显。清朝面临的统治危机主要表现在：人地矛盾，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列强侵略，闭关锁国，社会转型缓慢。就全社会而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占据压倒性优势，日益僵化的专制统治也压制着社会的进步与转型。

清朝在吸收借鉴历代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加上清朝皇帝的勤政，使得清前期避免了历代王朝衰亡的宦官、外戚、女主、宗王、权臣、藩镇、农民起义、北方游牧民族袭扰等问题，迎来了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盛世，但是盛世下整个社会的自觉不自觉的自满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清朝“盛世”背后深层次的危机还表现在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巨大差异：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治，工业革命的蒸汽时代，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思想大解放，商品输出为特征的殖民扩张等。“康乾盛世”被称为“落日的余晖”。

3.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明清时期，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教育、科举、文化政策都体现君主专制强化的色彩。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不断发展，文学艺术等领域出现新成就，出现了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进行抨击，儒学获得新生。传统科技进入总结停滞，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明显落后于西方，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

（1）陆王心学。明朝中期，王守仁（王阳明）在南宋陆九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一套以“致良知”为核心的理论，合称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在本体论、方法论上与程朱理学存在区别，强调主观能动性，隐含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色彩，但是本质上仍属于宋明理学的范畴，客观唯心主义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

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都主张理是万物的本原，但前者主张理在心不在外，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强调获得理的方法不是格物致知，而是反省内心，致良知。陆王心学简易直捷，通俗易懂，因此流传深远。这就打破了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也为现实生活中的新要求、新观念的涌现，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李贽公然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观点，黄宗羲等质疑和批判君主的主张等。后来明朝被清朝统治取代，这一剧烈的社会变革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思考，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

（2）儒学的活跃。明清之际，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程朱理学走向僵化，束缚人们思想。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对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政治观念进行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的思潮，一批进步思想家带来了儒家思想的活跃局面。李贽提倡个性自由，蔑视权威和教条，否定传统伦理道德标准。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王夫之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出“理在气中”的唯物观。顾炎武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强调经世致用，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思想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冲击了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对儒学批判继承，给儒学注入新的活力，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后世以启迪。这一时期的思想实质上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批判，仍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

（3）文学艺术。明清思想领域的新变化，城镇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繁荣，这其中小说和戏曲成就特别突出。明朝中叶开始，文学创作随着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潮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新的局面，小说和戏剧发展迅速，反映出明清社会的世俗化倾向，深刻揭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思想、家庭以及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写尽人情世情性情，给中华文明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小说代表作有元末明初施耐庵《水浒传》、罗贯中《三国演义》，明朝中期吴承恩《西游记》、吴敬梓《儒林外史》，清朝中期曹雪芹《红楼梦》等。其繁荣的原因在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文化知识进一步普及，社会娱乐活动丰富，印刷术、造纸术发展，君主专制加强，封建制度衰落，各种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的激化等。明清小说体现出平民化、世俗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注重对商人的描绘，反映平民阶层的人生理想和社会心理，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反礼教，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等新的内容，是当时时代特征的写照。明清戏曲创作趋向长篇化，情节更加曲折复杂，称为传奇，如明朝汤显祖《牡丹亭》、孔尚任《桃花扇》等，特别是道光年间，融合徽汉两调，吸取昆曲和其他地方戏的艺术成分，形成京剧，逐渐发展成为国粹。

市民阶层的兴起壮大对明清社会的影响：市民阶层要求的商业社会的原则和封建传统体系产生冲突，既有经济基础的矛盾，也有上层建筑的矛盾，全面影响明清社会的整体风貌。社会风气方面，明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再是士人标榜的信条，仕途未名而弃儒经商者比比皆是，进一步导致传统地位等级的松动。个性解放方面，反抗封建礼教束缚，提出“经世致用”思想，与市民阶层要求参政议政的社会思潮相一致。价值体系方面，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具有“对友谊和忠义的崇拜”“劝善戒恶的道德观”等特点，市民阶层开始构筑自己的价值体系。世俗文学方面，戏曲、小说等“杂书”消费成为江南地区的一种时尚。意识觉醒方面，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逐步觉醒。

（4）总结性科技。明朝后期开始，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科技著作，主要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还有徐弘祖（徐霞客）的地理和地质学名著《徐霞客游记》。传统科技成就突出，体现总结性、应用性等特点，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实验；对事物发展规律探索不够，主要集中在与农业相关的农学、天文学和医学等领域。其中，徐光启吸收西方农业科技，开展农业科技实验，被誉为近代科学先驱；宋应星重视调查，实现并应用数学、物理学方法将经验上升为理论层面；他们的科技著作中开始蕴含具有近代意味的科学精神。

（5）文化典籍。明成祖时编成的《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清乾隆后期编成的《四库全书》，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在编纂过程中，统治者将不利于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反映了明清时期思想控制的加强，这些文化典籍多为传统文化、科技的总结，这说明在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文化和科技很难取得突破性成就，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简单地总结。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大型典籍的编纂也反映了时代社会发展的特征。

（6）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西学东渐，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通常指在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初两个时期，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新航路开辟后，随着早期殖民扩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进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天主教，开始进入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多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启了持续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突破了中国专制制度下封闭的文化形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滋补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西方近代社会。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风兴起，传教士与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徐光启等）合作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科技知识，包括地球和各大洲、大洋等地理概念。清朝前期，传教士还运用欧洲测绘技术，帮助清廷绘制了较为精准的全国地图《坤舆万国全图》。17世纪，清政府任命来自欧洲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并招揽数学、医学、天文等方面的人才来到中国。西学东渐引入了西方科技，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国人开始了解原先全然无知的西方世界，一些明智之士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和现状进行反思。但是总体上讲，西学东渐带来的技术和器物被清朝士大夫贬斥为“奇技淫巧”，所起到的作用有限。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还出现过“中学西传”，主要包括以下环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翻译和西传，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从儒家经典中汲取思想资料的情况；传教士对中国历史概况和文化特征的介绍；中国器物和艺术品在欧洲的传播，以及欧洲社会一度出现“中国热”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