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和中华文明的曲折发展时期，政局分裂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经济破坏与发展交替并存，民族迁徙和大交融，思想文化呈现整合趋势。

一、政权更迭。魏晋南北朝是古代中国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主要包括3世纪的三国鼎立、3—4世纪统一的西晋、4—5世纪的东晋十六国对峙、5—6世纪的南北朝对峙。

1.三国鼎立（220—280）。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势力膨胀，群雄并起，割据混战，最终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定都洛阳，国号魏，东汉灭亡；221年，刘备定都成都，史称蜀汉，简称蜀；229年，孙权定都建业，国号吴。

2.西晋（266—316）。三国鼎立局面持续数十年，其中曹魏国力稍强，略占上风。263年，曹魏灭蜀。266年，权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吴，实现全国统一。西晋统一短暂，仅仅30多年，316年被内迁的匈奴贵族灭亡，整个西晋政权也仅维系50年。西晋灭亡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争夺中央权力的内讧（八王之乱），同时也是因为内迁的少数民族不满民族隔阂和压迫而卷入纷争并主导了局势（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最终在匈奴贵族的打击下灭亡（永嘉之乱），南北重新陷入长达270多年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先后对峙时期。

3.东晋十六国（317—420，304—439）。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永嘉之乱），西晋宗室在中原豪强的支持下，“衣冠南渡”，317年，司马睿重建晋朝，定都建康。一同南下的王氏、庾氏、谢氏等北方高门士族长期把持朝政，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按照门第高低分配特权，选拔和任用官吏（九品中正制），门阀政治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特征。与东晋统治差不多同时的北方，在304—439年先后出现了一批割据政权，最主要的有15个，加上西南地区的成汉，合称十六国，它们大多由内迁的五胡建立，主动学习借鉴汉族的典章制度，加强皇权专制。在长期混战中，民族交融趋势逐渐增强，民族布局出现变化，民族差异日益缩小，但是交融尚不充分，民族隔阂依然存在，如淝水之战中相对强大的前秦战败并迅速瓦解。这一时期，南北对峙的分界线大致在淮河一线徘徊。

4.南北朝（420—589，439—581）。东晋士族腐朽，争权夺利，历时百年，走向衰弱。以420年武将刘裕夺取皇位，建立（刘）宋政权为起点，在长达170年的时间里，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合称南朝。南朝各政权都定都建康，加上之前的东晋、东吴，南京由此被称为六朝古都。此时南北对峙分界线由黄河南岸退回到淮河一线，再退到长江以南，南方士族势力渐趋衰微。与此同时，北方先后经历了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等五个政权，合称北朝。4世纪末，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于439年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采用汉族典章制度，全面推行汉化政策，皇权加强和政治制度的进步，壮大了北方实力。6世纪前期，因为内部动乱，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稍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北周内政修明，一度灭掉北齐，再次统一北方，最终未能维持长久统治，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并在589年一举灭陈，南北朝结束。由此，从黄巾起义瓦解东汉政权及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来，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割据、南北对峙的局面终告结束，重新回归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局面。

二、民族交融。魏晋南北朝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交融时期，特别体现在五胡内迁、十六国并立、北民南迁等方面，北魏孝文帝改革顺应并推动了北方民族大交融的历史趋势。民族交融缓和了民族矛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为隋唐时期南北统一打下了基础。

从东汉末年开始，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曾一度瓦解了汉晋的政治秩序。随后在4世纪初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政权，形成北方十六国的纷争局面，开启了汉化的进程。在混战中各族之间频繁接触，逐渐形成了北方民族大交融，深刻影响了北方的民族布局。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顺应民族交融的历史趋势，主动进行改革，全盘接受和推广汉文化。制度上推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和租调制，加强基层控制，缓和民族矛盾，促进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推动国家治理的封建化、正规化。社会风俗方面，强力实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有效推动民族交融进程，促进了北方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时期北方民族交融除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外，还体现在汉人生活习惯和文化的胡化，如汉族吸收胡服、胡食、胡乐等，直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推动了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隋唐大一统的盛世局面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民族交融还体现在中原人民为了躲避战乱，大批南迁，与江南人民的交融，以及南方开发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等。

三、江南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耕经济破坏与发展交替，发展相对缓慢，商品经济水平较低，而江南经济不断开发，南北经济差距缩小并趋于平衡。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安定。为了躲避战乱，北方中原人民大批南迁，与南方人民一起共同开发江南，成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阶段。北方人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充实南方的劳动力资源，南方土地大量开垦，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同时手工业方面，纺织、矿冶、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都有明显进步。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南北经济差距缩小，开始趋于平衡，为隋唐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政治中心隋唐之前以东西区分，唐宋后变化为南北区分）

四、文化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突出体现为儒学、道教和佛教的多元融合。汉朝末年，儒学开始出现僵化和式微态势，因为受到谶纬之学、魏晋玄学等的影响，同时来自于道教、佛教的冲击，儒学正统地位开始遭受挑战。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开始吸收佛、道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东汉末年兴起的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贵儒”“尊道”成为潮流。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一时期盛行开来，积极吸收儒、道思想，渐趋本土化，开始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与石窟文化。儒佛道开始呈现融会贯通的趋势，文化融合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创新。佛教传播交流过程中，不断有中亚、印度高僧来华，也有东晋法显等中国名僧西行取经。同时，这一时期，建安文学、田园诗、骈文、民歌成为文学发展的突出成就。书法在东汉末年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楷行草书体皆备，进入自觉阶段。绘画以佛教人物画为主，开始出现专职画家，也体现出艺术自觉。数学、农学、地理学等科技发展，祖冲之与圆周率、贾思勰《齐名要术》、裴秀《禹共地域图》是代表性成就。

五、阶段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阶段特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概括。政治上，国家分裂割据与士族门阀政治，民族政权并立与民族大交融。由于武将专权、地方割据、南北对峙和政权并立，国家陷入分裂局面，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遭到一定程度破坏。门阀士族由东汉豪强地主发展而来，门阀政治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在曹魏时期注重家世、道德和才能，有加强中央集权的积极作用，但西晋后只强调家世，不看道德和才能，逐渐沦为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工具，消极作用日渐明显。内迁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主动学习借鉴汉文化，其制度创新为后来的隋唐制度奠定基础。少数民族内迁中原，尤其是孝文帝改革的汉化政策，北民南迁江南，多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注入新鲜血液。

经济上，北方经济破坏与发展交替，江南经济获得开发。南北政权统治者都很重视农耕经济的发展。北方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曹魏、北魏、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北方经济得到一定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影响后世。蜀汉与六朝采取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安抚流民、兴修水利等措施发展南方经济。特别是东晋南朝时期，因为南方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去了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江南经济持续开发，南北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山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交融，也加速了当地经济发展。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经济特征。

思想文化上，东汉末年兴起的本土宗教道教广为传播，外域传入的佛教盛行并逐渐本土化，儒学受到佛教、道教冲击的同时有新的发展，开始呈现融会贯通（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农学、数学等科技成就领先世界，文学承上启下，书画艺术进入自觉阶段。魏晋之际，由儒入玄，玄学兴起，是统治阶级内部纷争、逃避现实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崇尚无为、自然、清淡，本质上仍然属于儒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