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到帝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初步奠定了中华文明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1.秦朝（前221—前207年），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的统一，意义深远；制度创新，影响后世；暴政速亡，教训深刻。

公元前221年是一个时代的界标。秦朝建立，定都咸阳，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顺应了历史潮流、人民愿望，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具有深远意义，标志着中华文明由原始社会晚期的古国文明、奴隶社会时期的王国文明转型为封建时代的帝国文明阶段。

秦朝开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和全面推广郡县制。皇帝制度是核心，“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一切政治、军事、法律事务的决定权都在皇帝手中。皇帝称号兼采三皇五帝的名号，地位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皇帝之下，在中央设置公卿官僚机构，即三公九卿。三公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主要辅佐大臣。丞相是百官之长，相府乃行政中枢；太尉是最高武官，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协理国政，掌管图籍文书，也是最高监察官。三公之下设置诸卿，分掌各种政务和皇室事物，泛称九卿。三公九卿共同组成中央政府，国家重大事务先由公卿廷议，最后由皇帝裁断。中央之下，在地方，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设立郡、县两级行政机构，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考核。郡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置郡守、郡丞、郡尉，另设监御史监察；郡下设县，置县令、县丞、县尉。县下建立民众自我管理的乡里制度和相互监督的什伍组织，后代沿袭。由此实现了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形成一套与中央机构相匹配的地方垂直管理系统，有效加强中央集权，贵族血缘政治完全为官僚地域政治体制所取代。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刑，编纂法律条文（律），发布朝廷文告（令），律令都具有法律效力。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秦朝还建立了以邮传为中心的文书传送系统，有效保障皇帝和中央的政令畅通。在官员选拔上，秦朝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制度，向官员学习律令而为官。官员考核实行上计制，郡国汇总每年各县的户口、垦田、赋役等数据，形成计簿，上报中央审核，上计考核结果是官员赏罚的依据。秦朝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为后世长期沿用，影响深远。

秦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统一文字，以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统一货币，以圆形方孔钱为全国通用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修建驰道、直道和五尺道，开凿灵渠；统一思想，焚书坑儒，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分类编制户籍，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秦朝建立后，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南抚夷越，分设郡县，还迁徙六国贵族豪强充实关中、巴蜀等地，整顿社会风俗，分化瓦解旧势力，有效加强中央集权，国家治理能力大为加强。历代对秦的统一和政治制度多给予高度评价，秦始皇被誉为“千古一帝”，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

秦朝又是短命王朝，二世而亡，历时仅14年，其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残暴统治。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刑罚严苛、横征暴敛，导致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在农民起义和六国旧贵族的联合打击之下，迅速遭到灭亡，个中教训，特别是战后的军事管控、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严苛细密的法律、独尊法家的思想专制等，对后世统治者有深刻的警示作用，治国需“制”也需“治”。秦朝灭亡后，刘邦、项羽之间展开了楚汉战争（前206—前202年），最终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

2.汉朝，包括西汉（前202年—公元9年，定都长安）和东汉（25年—220年，定都洛阳），中间还经历了王莽建立的新朝（9—23年）的短暂统治，这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

西汉初立，社会残破，民生凋敝。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面对社会衰弱的现实，采取特定措施，恢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政治体制上，“汉承秦制”，维护官僚帝国体制，继承秦朝皇帝制度、三公九卿、郡县制等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地方上推行郡国并行制。治国理念上，奉行黄老无为思想，轻刑慎罚，无为而无不为，待时而动，积极无为。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重视农桑。民族关系上，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实行和亲，加强经济交流。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文景之治”的治世局面，为汉武帝的统治打下良好基础。但是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王国问题凸显，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威胁，而匈奴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

汉武帝统治时期，重点围绕王国问题、匈奴问题两大难题，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和民族外交等全方位采取一系列巩固大一统的举措，最终定型了汉朝的体制，成就了西汉的鼎盛。其中，政治上，实行中外朝制、察举选官制、刺史监察制，颁布推恩令，通过酎金夺爵、皮币荐璧、附益法、田宅逾制等打击地方豪强，有效解决王国问题，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通过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改革币制、均输平准、编户齐民、算缗告缗等措施，实现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国力日益强盛，为战胜匈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加强教化等，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军事上，开疆拓土，先后三次出击匈奴，取得大胜，控制并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有效管辖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前60年）打下坚实基础。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上，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实现“凿空”，开辟丝绸之路，促进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有效经略西南、管控东南地区，推行边疆屯戍政策，向北方大量移民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总体上看，汉武帝主要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重新完成郡县化，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开疆拓土，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日益巩固，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心理进一步加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足以显示他的雄才大略。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于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电视剧《汉武大帝》解说词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社会动荡。王莽篡权改制不切实际，导致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打击下走向灭亡。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实施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尚书台制度、严禁外戚干政、加强皇权，裁并郡县、裁减官吏、整顿吏治、惩处腐败，清查户口、释放奴婢，重视儒学、任用循吏等，重现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清明的盛世局面，史称“光武中兴”。

在此基础上，两汉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地位逐渐确立。以农业为主导的封建经济初步发展，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铁犁牛耕推广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主要耕作方式。以丝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比较发达，领先世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实行时空限制，重农抑商政策强化。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开通，陆上向西经河西走廊、中亚到达罗马，东汉甘英出使大秦曾抵达波斯湾，海上向东到达朝鲜、日本，向南到达印度南部，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格局初步形成。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汗血马、苜蓿、葡萄、西瓜以及胡桃、胡瓜、胡椒等带有“胡”字的物种从中亚、西域传入，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丝绸开始通过丝绸之路远销欧洲，影响世界。

汉武帝时，董仲舒吸收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发展了儒家思想，形成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新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被汉武帝所接受，确立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史学受到重视，形成传统，司马迁《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班固《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中医药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战国至西汉《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基础理论，《神农本草经》是第一部药物学专著，东汉名医华佗发明“麻沸散”“五禽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基础。出现了许多领先世界的实用科技成就，《九章算术》在数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造纸术的发明改良影响深远。文学得到初步发展，特别是汉赋和乐府诗，还有五言诗。宗教方面，西汉末年传入的佛教及佛教文化开始融入中国文化，东汉末年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兴起。

东汉后期，出现了帝国衰亡的征兆，主要体现在豪强地主把持大权、经济军事割据，清议党人遭到镇压的党锢之祸，统治阶级内部呈现分裂，以及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不断等，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又将面临新的考验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