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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传振:3000字极简版,中国古代史②: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到帝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初步奠定了中华文明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1.秦朝(前221—前207年),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的统一,意义深远;制度创新,影响后世;暴政速亡,教训深刻。

公元前221年是一个时代的界标。秦朝建立,定都咸阳,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顺应了历史潮流、人民愿望,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具有深远意义,标志着中华文明由原始社会晚期的古国文明、奴隶社会时期的王国文明转型为封建时代的帝国文明阶段。

秦朝开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和全面推广郡县制。皇帝制度是核心,“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一切政治、军事、法律事务的决定权都在皇帝手中。皇帝称号兼采三皇五帝的名号,地位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皇帝之下,在中央设置公卿官僚机构,即三公九卿。三公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主要辅佐大臣。丞相是百官之长,相府乃行政中枢;太尉是最高武官,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协理国政,掌管图籍文书,也是最高监察官。三公之下设置诸卿,分掌各种政务和皇室事物,泛称九卿。三公九卿共同组成中央政府,国家重大事务先由公卿廷议,最后由皇帝裁断。中央之下,在地方,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设立郡、县两级行政机构,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考核。郡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置郡守、郡丞、郡尉,另设监御史监察;郡下设县,置县令、县丞、县尉。县下建立民众自我管理的乡里制度和相互监督的什伍组织,后代沿袭。由此实现了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形成一套与中央机构相匹配的地方垂直管理系统,有效加强中央集权,贵族血缘政治完全为官僚地域政治体制所取代。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刑,编纂法律条文(律),发布朝廷文告(令),律令都具有法律效力。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秦朝还建立了以邮传为中心的文书传送系统,有效保障皇帝和中央的政令畅通。在官员选拔上,秦朝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制度,向官员学习律令而为官。官员考核实行上计制,郡国汇总每年各县的户口、垦田、赋役等数据,形成计簿,上报中央审核,上计考核结果是官员赏罚的依据。秦朝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为后世长期沿用,影响深远。

秦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统一文字,以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统一货币,以圆形方孔钱为全国通用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修建驰道、直道和五尺道,开凿灵渠;统一思想,焚书坑儒,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分类编制户籍,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秦朝建立后,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南抚夷越,分设郡县,还迁徙六国贵族豪强充实关中、巴蜀等地,整顿社会风俗,分化瓦解旧势力,有效加强中央集权,国家治理能力大为加强。历代对秦的统一和政治制度多给予高度评价,秦始皇被誉为“千古一帝”,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

秦朝又是短命王朝,二世而亡,历时仅14年,其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残暴统治。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刑罚严苛、横征暴敛,导致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在农民起义和六国旧贵族的联合打击之下,迅速遭到灭亡,个中教训,特别是战后的军事管控、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严苛细密的法律、独尊法家的思想专制等,对后世统治者有深刻的警示作用,治国需“制”也需“治”。秦朝灭亡后,刘邦、项羽之间展开了楚汉战争(前206—前202年),最终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

2.汉朝,包括西汉(前202年—公元9年,定都长安)和东汉(25年—220年,定都洛阳),中间还经历了王莽建立的新朝(9—23年)的短暂统治,这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

西汉初立,社会残破,民生凋敝。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面对社会衰弱的现实,采取特定措施,恢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政治体制上,“汉承秦制”,维护官僚帝国体制,继承秦朝皇帝制度、三公九卿、郡县制等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地方上推行郡国并行制。治国理念上,奉行黄老无为思想,轻刑慎罚,无为而无不为,待时而动,积极无为。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重视农桑。民族关系上,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实行和亲,加强经济交流。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文景之治”的治世局面,为汉武帝的统治打下良好基础。但是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王国问题凸显,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威胁,而匈奴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

汉武帝统治时期,重点围绕王国问题、匈奴问题两大难题,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和民族外交等全方位采取一系列巩固大一统的举措,最终定型了汉朝的体制,成就了西汉的鼎盛。其中,政治上,实行中外朝制、察举选官制、刺史监察制,颁布推恩令,通过酎金夺爵、皮币荐璧、附益法、田宅逾制等打击地方豪强,有效解决王国问题,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通过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改革币制、均输平准、编户齐民、算缗告缗等措施,实现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国力日益强盛,为战胜匈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加强教化等,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军事上,开疆拓土,先后三次出击匈奴,取得大胜,控制并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有效管辖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前60年)打下坚实基础。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上,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实现“凿空”,开辟丝绸之路,促进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有效经略西南、管控东南地区,推行边疆屯戍政策,向北方大量移民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总体上看,汉武帝主要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重新完成郡县化,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开疆拓土,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日益巩固,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心理进一步加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足以显示他的雄才大略。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于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电视剧《汉武大帝》解说词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社会动荡。王莽篡权改制不切实际,导致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打击下走向灭亡。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实施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尚书台制度、严禁外戚干政、加强皇权,裁并郡县、裁减官吏、整顿吏治、惩处腐败,清查户口、释放奴婢,重视儒学、任用循吏等,重现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清明的盛世局面,史称“光武中兴”。

在此基础上,两汉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地位逐渐确立。以农业为主导的封建经济初步发展,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铁犁牛耕推广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主要耕作方式。以丝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比较发达,领先世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实行时空限制,重农抑商政策强化。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开通,陆上向西经河西走廊、中亚到达罗马,东汉甘英出使大秦曾抵达波斯湾,海上向东到达朝鲜、日本,向南到达印度南部,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格局初步形成。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汗血马、苜蓿、葡萄、西瓜以及胡桃、胡瓜、胡椒等带有“胡”字的物种从中亚、西域传入,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丝绸开始通过丝绸之路远销欧洲,影响世界。

汉武帝时,董仲舒吸收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发展了儒家思想,形成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新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被汉武帝所接受,确立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史学受到重视,形成传统,司马迁《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班固《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中医药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战国至西汉《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基础理论,《神农本草经》是第一部药物学专著,东汉名医华佗发明“麻沸散”“五禽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基础。出现了许多领先世界的实用科技成就,《九章算术》在数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造纸术的发明改良影响深远。文学得到初步发展,特别是汉赋和乐府诗,还有五言诗。宗教方面,西汉末年传入的佛教及佛教文化开始融入中国文化,东汉末年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兴起。

东汉后期,出现了帝国衰亡的征兆,主要体现在豪强地主把持大权、经济军事割据,清议党人遭到镇压的党锢之祸,统治阶级内部呈现分裂,以及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不断等,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又将面临新的考验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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