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2期 P.181-204
作者：刘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内容提要：自抗战后期开始，知识群体普遍经历急剧的政治思想转变。中共得到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支持，国民党则恰恰相反。本文依据武汉大学学生杨静远1941年至1945年的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就这一问题进行个案分析。本文认为，中共地下党的客观存在、战争激发出来的政治意识、青老两代之间的代际冲突，共同推动大学生在抗战后期发生政治转向。
关键词：抗日战争 大学生 思想转变 武汉大学 杨静远
1947年，毛泽东曾如是评价抗战期间中共在政治上的发展：“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即中共是在抗战期间逐渐取得多数国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也对此进行了评述，“抗日战争也引起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大变化”，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通过抗日战争，明显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党建立起友谊”。那么，人心是怎样变的，尤其是知识群体为何在抗战期间逐渐左转，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既有研究多着墨于作为知识圈核心的教授是怎样左转的，无论群体研究还是个体研究俱很可观。而对于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的政治热情的兴起过程，既有研究十分欠缺。出现这一状况，是因为学生的面目长期被“学生运动”的叙述格式所遮蔽。因此，尽管学生运动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关于学生本身的研究则比较欠缺。大致说来，相关的先行研究有以下几类：第一类研究是把学生运动视为中共领导策动的结果，把学生的左转视为中共在国统区地下工作的一部分。第二类研究是在第一类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国民党的因素，即把校园政治斗争置于国共政争之下，通过特定学潮以阐述国共之间、国民党中央和地方、不同派系间的政治矛盾，不啻为微观版的政党斗争史。这两类研究虽都涉及学生，但学生均作为政党动员的对象而面目模糊。第三类研究是从校园社会文化的角度开展的大学生研究。这三类研究各有侧重地提供了关于民国大学生的一种分析视角，但前两类研究是一种学生缺席的学生政治史，第三类研究则过分淡化政治因素，民国史学者汪朝光曾批评这种去政治化的民国史，认为“研究民国历史，其实无法避开政治”。因此，对于抗战期间大学生的集体左转，既有研究仅能解释其部分逻辑而非全部。
要推进这一研究，既要加强对学生群体和个体的社会学关注，也不能脱离相关的政治历史背景而孤立地看待学生和学校。有鉴于此，本文希望在先行研究基础上，结合政治史与社会史，通过武汉大学学生杨静远这一个案，探究抗战期间学生与政治、个人与时代的互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转变”，不以当事人正式加入中共或其外围组织为唯一标志，而更多指思想层面的革命化。杨静远在抗战期间虽未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却从一个不关心现实的文学青年变成现状的批评者和中共的同情者，所谓“转变”，是就此层意义而言。
本文选择以杨静远为个案，最重要的考量是她留下了丰富的史料，1941年至1945年大学期间的日记、1945年至1948年留美期间的书信以及晚年所写的回忆性文集《咸宁干校一千天》，构成了一个连续完整的个体生命文本。尽管日记和书信在出版之前作者进行了一定删节，但也公开了四十余万字，是研究1940年代知识青年政治思想转向的珍贵史料。此外，杨静远的个人经历亦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出生在一个中上阶层家庭，父亲杨端六是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母亲袁昌英是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杨静远于1941年至1945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6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1948年硕士毕业回国，旋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尽管杨静远自陈“由于父母长期在武大任教，我的地位不同于一般同学”，但无论是她的“渊源于上层
文化背景”的成长环境，还是大学后期“在同学影响下思想向左转”，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都不失为一种典型。
晚年回顾自己的年轻时代，杨静远充满了自觉的历史意识：“虽然我由她脱胎而出，但她不等同今天的我，她代表着一个时代一类知识青年，她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社会，属于历史。”本文以她为研究对象，意义亦在于此，不是为了还原个体，而是借个体来呈现社会历史之演进。
一、听话：关于杨静远家庭环境与武大校园环境之分析
1923年，杨静远生于北京，父母均是刚归国不久的留英学生，父亲杨端六毕业于伦敦大学，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会计主任和《东方杂志》撰述，母亲袁昌英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杨静远3岁时，母亲再次赴欧深造。年幼的杨静远被留在北平外公袁雪安家，直至1928年母亲学成回国，一家三口才在上海团聚。此时，其父已离开商务印书馆，转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其母则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教英国文学。1929年至1930年，杨静远的父母先后赴汉口参与创办武汉大学，并在此安家，杨静远随即在珞珈山开始她的童年生活——一种她后来称之为充满“艺术陶养”的“高尚优美”的生活。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杨家随校西迁至四川乐山，这种生活才结束。
抗战爆发前的杨端六夫妇可谓时代弄潮儿。杨端六早年参加同盟会，北洋政府时期与湖南同乡周鲠生在武汉办报，因抨击袁世凯称帝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在黄兴的资助下赴英国留学，认识了同在英国留学的袁昌英，二人结为夫妻。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长沙讲学时，杨端六担任翻译。杨端六的新派妻子袁昌英是“新月派”成员之一，与胡适、陈西滢、凌淑华均有交谊，尤与陈西滢夫妇交好，并让女儿杨静远认陈氏夫妇为干爹干妈。迁至上海后，杨氏夫妇的社交圈更为扩大，来往最多的当属周鲠生一家，此外常往还的还有留学欧美的同学及中央研究院和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搬到武汉后，杨家作为创校元老，住进了“山前十八栋”的珞珈山教授住宅区。得益于此地安适的环境，杨氏夫妇专心著述，进入创作丰产期，杨静远后来回忆珞珈山的生活，“父母整天或上课，或关在各自的书房里，我上附小，弟弟还没出生，整座小楼悄没声息，就像厨师老唐说的，‘杨家静得像座庙’”。
正值盛年的杨氏夫妇在学术之外，也受到1930年代学者从政潮的影响。杨端六于1926年经杨杏佛介绍加入国民党，但并未担任实际职务，1934年应蒋介石之邀就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在庐山为蒋讲授经济学。抗战期间，目睹国民政府种种弊政，身为国民党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的杨端六忧心忡忡，认为“罪过完全在孔祥熙一人身上，都是他一人把中国财政弄糟的”，却并不因此而质疑国民党的统治。但失望的情绪多少打击了他的参政积极性，抗战后期他多次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相比之下，妻子袁昌英则乐观得多，先后于1945年、1947年当选三青团中央评议员和国民大会代表。由此可以看出，杨静远的家庭环境总体而言比较亲近国民党。
那么，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杨静远的影响是什么？杨端六是一位务实的严父，希望女儿好好读书，对于政治、恋爱、社团等事一概反对。当杨静远收到情书并给父母看时，杨端六气愤地说：“一天到晚纠缠，弄得你没法读书”，认为写信人“大概是个‘左倾’分子”。他对女儿恋爱问题的担忧不仅在于影响学业前途，更虑及对方的政治思想是否可靠。对此，杨静远遵从父意：“这人思想比较激烈，摸不清是哪一路的，还是小心为妙。”大二下学期，尽管母亲同意她参加联青合唱团，父亲却批评她：“你现在好像每星期出去唱一次歌，我看你们也唱得够了，将来又不靠唱歌吃饭，要唱那样好做什么！”杨静远心里不服气，辩解道：“唱歌也是正当的娱乐，一星期一次也不算多。”杨端六冷笑道：“娱乐，打仗打了六年还讲娱乐，真是唱高调。”袁昌英在旁劝解：“年轻人不能不让他们有点儿活动，有点儿sociallife，不然energy放到什么地方去？”由此可见，尽管夫妻俩一致反对女儿参与政治，但袁昌英对课外活动的态度比杨端六开明许多，她不但劝女儿从家里搬去住宿舍，还鼓励女儿尝试文学写作。杨静远晚年谈到母亲对她的影响：
那几年，母亲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对于我，她不仅是生活上的慈母，而且是导师、知心朋友，思想引路人。她有心要培养我成为一颗文艺幼苗，鼓励我练习翻译、写作，替我看稿子，联系发表的地方。
为满足母亲对她的期望，杨静远努力抵制课外活动的诱惑。杨静远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1943年12月，她在《民族文学》杂志发表首篇中篇小说《萦》，闻名全校。该作描述一位名叫“萦”的身患肺病的女孩爱上了好友的男友，为成全好友的爱情而牺牲自己的故事，是一篇浪漫主义小说。左翼话剧导演冼群评价该作：“我看了以后就不感动，我只把它当作一个很美的传奇看，觉得很有趣，可是一点儿不能相信。”左翼学生谢菁看了之后亦认为“都是从书本里得到的知识，不是从实际生活里得的材料”。但杨静远那时仍秉持“真正的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文学不一定要反映特定的社会现实。听到同学们热议苏联革命小说，杨静远心想：
我一个学文学的，对政治根本不发生兴趣。我不喜欢一种以政治作背景的文学。浪漫派文学是我的嗜好，也是我的目标。管它民主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我都不参与。
以上是杨静远的家庭环境。笔者不惜笔墨地加以描述，自是由于家庭是第一个对人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其次是由于对杨静远来说，武汉大学既是她就读的大学，同时也是她父母任教的大学，大学期间她大部时间住在家里，不同于一般人以大学为飞出父母羽翼、走向独立的起点，杨静远大学阶段仍然深受家庭影响。当她思想发生转变时，就将与家庭发生激烈冲突。
除家庭之外，学校是影响她的另一环境。当她于1941年秋入学时，武汉大学是何种情形？1943年，一位武大学生认为学校的风气是严整、淡薄、刻苦，学生们的口头禅是“我是来武大读书的”！检视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是由于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堂素来就有勤奋刻苦、重视考试的传统；二是武汉大学迁校时，学校藏书被完好运到乐山，图资条件在各大学中位居前列，具备良好的学习条件；三是1940年国民党在武大抓捕了一批左翼学生，剩下未被捕者或离校他避，或在校埋伏隐蔽，这是当时武大学风的背景。
这次逮捕，因发生于1940年7月6日，被中共称为“七·六”大逮捕。在此之前，武大校园曾有过一段政治上轰轰烈烈的时期，时在1938年至1940年。1938年4月，武大迁到四川省乐山县，中共四川省工委派侯方岳到乐山重建党组织。因大批学生参军抗日——或奔赴抗日根据地，或参加国军，武大学生人数剧减，中共地下党员人数更是锐减至3人。随着战争的持续，一些人重新返校读书，新生也源源到来，这使武汉大学由迁校初期的沉寂复趋活跃。1939年上半年，全校中共党员人数增至30多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党外左翼青年被团结在中共外围团体“抗战问题研究会”中。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乐山地方党——中共嘉属工作委员会决定将武大特别支部扩大为武大总支，受命考入武大从事学运工作的地下党员余有麟任总支书记。
1938年10月，在余有麟的提议下，“抗战问题研究会”正式成立（以下简称“抗研”）。此后，抗研成为武大救亡运动的公开组织者。抗研下设总务、宣传两大组，其中宣传组内又分设壁报组、歌咏组、话剧组等，分别开展相应的活动。话剧组是最为活跃的一组，不但排演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还自导自演由外文系学生、地下党员陈庆纹改编的三幕抗战剧《自由魂》。该剧在乐山城乡多次演出，最远的一次去了离校40里之远的五通桥。时任武大国文系教授的叶圣陶在日记中记下了观看该剧的情景：
今晚为武大抗战问题研究会表演，剧名《自由魂》，依据《夜未央》而改编者也。会堂甚小，座位拥挤，坐其中动弹不得，腰背俱酸。先为口琴表演，次为西乐演奏，然后演剧。余等观两幕即出，尚有两幕也。表演技术不甚高明，固不足深责。
《自由魂》属学生课余编演，作为老师的叶圣陶认为虽水平不高，亦“不足深责”。同时，观剧人数众多，连教授也跑来看学生演戏，说明话剧演出确实产生一定影响，侧面反映抗研的活跃程度。事实上，1939年夏，抗研成立仅半年时间就有了80余名正式成员，参与抗研活动的人数就更多。
武大抗研这种步出校门到处演剧唱歌的作风并非个案，同期活跃于西南联大的群社亦是如此。随着1939年1月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中共南方局青委认为这种高调作风非常危险，为此在1939年夏举办以大学支部书记为主的青年干部学习班，检讨了被周恩来形容为“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张牙舞爪，到处吓人”的“救亡作风”。但武大党组织显然没有及时领会这一精神，未能及时将工作重心从校外救亡工作转向校内学生工作。因此，当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共军队先后在山西和河北发生武装冲突，国民党决定加紧镇压大后方高校的中共势力时，中共武大党组织便成为打击对象。1940年7月6日，20余名武大左翼学生被捕，其中大部分为抗研成员。抗研由此解散了，中共武大总支也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党员分男生、女生两个平行支部，严格执行中共在大后方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21942年1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进一步将之阐释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政策。武大左翼势力从此转入消极埋伏阶段。
与此同时，武大的国民党及三青团也实行“无为而治”，竭力避免唤起师生的政治兴趣。据一位武大学生言：“党团在武大有形式的组织，而无实际的活动。”其实，即使就形式而言，国民党武大区党部的诞生经过亦属“难产”。1938年11月，武大校方在国民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选出由3名经济系学生担任执行委员的区党部，被认为“不符合组织手续，不予批准”，只好重新选举。迟至1940年4月，国民党武大区党部才正式成立。翌年7月，区党部进行改选，选出杨端六等5位教授为执行委员，校长王星拱为监察委员，党务从此走上轨道。至于武大区党部的工作情形，杨端六曾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坦言：“本校党务，实在过于沉寂，不可讳言。”
分析国民党在武大党务“过于沉寂”的原因，其一固然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对武大的重视程度远不如西南联大等校，以致经费过少，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其二则是杨端六对于党务工作的热心程度远不如西南联大区党部书记姚从吾。不独杨端六如此，另一位武大国民党籍教授戴铭巽曾对一位三青团学生说：“这些事你还是越少沾边越好。那些人（三青团员）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可见，国民党在武大虽有区党部招牌，内核却是消极办党。
三青团武大分团部亦是如此，该团成立于1938年12月，曾为国民党“七·六”大逮捕提供左翼学生名单。此后，随着中共在武大转入隐蔽埋伏，三青团的活动也日渐消沉。据武大左翼学生赵隆侃给中共南方局的报告，团员“多数从事表面报销工作，除经常的中正室、演讲比赛、论文比赛、壁报及平民辅导学校外，无其他工作，组织松懈”。对校内左派，三青团采取调查监视、搜集情报等
手段，左右双方保持着“不明显斗争的传统”，“很少作公开论争和冲突”。
抗战中期武大左右双方的不欲作为，也不能作为，决定了全校淡薄的政治氛围。刚入大学的杨静远处此环境，又加上保守的家庭氛围，便不可避免地被环境左右，成为一个不问现实而专意于学业的学生。在日记中，她表示钦佩同学谢菁：“我完全受家庭的影响，而她就完全脱离家庭，凭自己的意志行动。”
二、不安：战争阴影下杨静远政治意识的萌醒
本节力图揭示从1941年至1943年，涌动在“不关心政治”的表象下的政治化潜流及其对杨静远的影响。概言之，有这样几个因素在推动杨静远政治意识的觉醒，使她由听话而渐不安：其一，中共武大地下党虽处于埋伏状态，却以组建社团、私人交友等方式保存着力量，尽管未对杨静远产生直接影响，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另一选择；其二，战争使杨逐渐意识到没有国家前途便谈不上个人前途，进而发展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其三，面对战争带来的比平时更显而易见的疾病和贫穷，杨静远由内疚而逐渐萌发批判社会、改变现实的朦胧愿望。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她逐渐背离了父母希望她听话、当女作家的期望。
（一）中共地下党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
中共武大地下党继1940年“七·六”大逮捕后，在1942年春再次遭到破坏，左翼社团“岷江读书社”被取缔，多名左派学生被校方强制离校。此后，武大地下党组织停止活动，党员以个人身份各自参加社团，使社团成为“武大进步势力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单位”。也正因为此，本来基于兴趣爱好的社团逐渐染上政治色彩。据《武汉大学校史》记载：“社团的情况相当复杂，基本上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例如有些社团开始由进步学生发起，但后来混进了坏人；有些社团首由中间群众或反动学生发起，后来进步学生加入进去，改变了社团性质。”
以“新闻部队”壁报社为例，该壁报由武大政治系学生、后来成为《大公报》著名记者的张高峰创办于1940年，是一批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学生们的练笔阵地。杨静远曾在日记中评价“新闻部队”：“内容丰富，有吸引力。无论国内外校内外，包罗万象。”由于在校内广受欢迎，“新闻部队”很快引起了左右两派的注意。先是中共地下党员、岷江读书社成员杨仁政打入新闻部队，成为该社一员干将。经过了解，杨仁政逐渐解除戒备，经常邀请张高峰参加岷江读书社的活动，这就导致右派学生也盯上了张高峰，使他名列国民党的“异党分子”名单，被迫于1942年夏天离开学校。同时，右派分子也主动打入左派团体，杨仁政的同班同学、复兴社成员高某便奉命打入岷江读书社。
左右两派互相“卧底”是武大学运的“两极性”特征——左派社团不敢吸收新成员而自我封闭，右派分子也集中于右派团体中，只有中间分子“被摒在团体以外，没有适当的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作为中间分子的杨静远除为左派壁报“文谈”画插图外，没有参与更多的左翼活动。1943年底，她和母亲一起去听左派社团举办的“托尔斯泰座谈会”，很快“听得头痛”而离开了。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左翼社团未能对中间分子产生直接影响。但需指出的是，这并非武大地下党工作消极的表现，而是执行中共中央政策的结果。从1940年开始，中共中央即指示大后方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也即“存在就是胜利”。武大地下党的“不作为”实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特定策略。周恩来后来指出，大后方党只要“没有损失党的力量还能保存到民主来潮时用上，也还是它的成绩之一”。从这一角度来看，不宜过低评价抗战中期武大左翼力量的成绩。
相较于社团作用的不彰显，社团成员（其中有的已经入党，有的是党外左翼青年）的个人活动似乎更能发挥无形作用。王梦兰就是其中的典型。
王梦兰于1938年考入武大外文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左翼社团“抗战问题研究会”成员。1940年“七·六”大逮捕后，她担任中共武大女生支部书记，1942年患肺病去世。由于她严格执行“隐蔽埋伏”策略，直至她去世，相熟的同学都不知她的真实身份。
杨静远与王梦兰的熟识，起因是探病。1942年3月，杨静远听说同系（外文系）学姐王梦兰生病，便立即带着鸡蛋去看望她。此后，她隔三岔五探病，陪王梦兰聊天。她们一起臧否外文系诸师，譬如：朱光潜学问好，但都是用功得来的；方重懒的时候就念过去，高兴时讲得真好；陈西滢自作聪明，专好损人。2在这个过程中，俩人逐渐产生友谊，杨静远虽担心感染结核菌，却仍忍不住看望、关心王梦兰，这也从侧面佐证了王梦兰的个人魅力。
具有出色的群众工作能力的王梦兰，在隐蔽自己的基础上，也小心翼翼对同学开展思想工作。她的室友、出身于官僚家庭的陆兰秀就是经她启发而走上了革命道路。王梦兰也曾试探杨静远，说某左翼社团想请杨画报头、写散文之类。杨静远答说：“不敢参加，怕太忙了。”王梦兰便说：少加入团体也好，加入一个就好好干一干。由此反映出王梦兰的进退有据，即依据具体情况，进则启蒙别人，退则保护自己和组织。
如果说王梦兰开展工作主要依靠个人质素，那么谢菁吸引杨静远则有误会的成分——她让杨误以为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谢菁是杨静远同班同学，左翼社团“大渡河边”成员，虽从未加入中共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但她只说三分话的神秘感、丰富的社会经验、以及言谈中流露的左翼词汇，均让杨心生崇拜。认识不久，杨静远就觉得谢菁“有一丁点赤化”。后来，杨多次尝试接近谢菁，试图与她交朋友。但谢菁对杨静远表示：“要是在做人的态度和见解上两个人不能相同，就不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只能成为次好的朋友。”这是一种在当时左翼青年中极为常见的以政治观点区分友谊等次的看法。基于这一标准，谢菁认为杨静远不配做她最好的朋友。在一次躲避日军轰炸的行动中，她对杨表示露骨的轻视：“我没想到你们那么怕，我把你们估计太高了。”杨静远最终在日记中这样评价谢菁，“我从没听过菁一句心里的话，或是任何把自己剖露给别人的行动，也许她对‘同志’不是这样吧”，“我永远不会走进他们的‘队伍’，也不希望他们闯入我的天地”。
因此，一方面是王梦兰这类真正的革命者为安全起见而彻底融入群众，以至于隐蔽太深，人多不识其身份。另一方面，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的客观存在又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导致人们出于对“那一边”的好奇和向往而过分看重那些疑似有中共背景的人，譬如谢菁。这也从侧面说明，尽管武大地下党在抗战中期并不活跃，但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力量。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叙述其“无为”，原因亦在于此，盖看似“无为”，非真“无为”也。
（二）战争的长期化与杨静远政治意识的觉醒
尽管武大左派学生的质素各不相同，对杨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战争的大环境却在总体上潜在而持续地激发杨的政治意识。1942年，她在《世界学生》杂志发表译作，许多朋友们写信祝贺，此时却传来盟军在东南亚失利的消息，她为自己“心醉”的同时，也为国家感到担忧。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我有灵感，我一天天地觉得在进步，我有完美的家庭，我有赏识我的师长，我有重视我的同学。我在无论任何人群中都占有很优越的地位。但，每当讨论时局时，我就被一层阴影罩上了。缅甸已全部失去了，战事节节败退，前途似乎无望，个人的幸福是空的。”面对动荡多变的时代，个体该何去何从？杨静远正是在思索这一时代命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国家民族观念”，“深感缺少一个强大祖国、强大人民军队的庇护，何谈黎民百姓的安全福祉，缺少国家民族的安定，何来个人的前途和希望”，逐渐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紧紧关联了起来。
她的所思所感不是个案，同龄人何兆武（西南联大学生）晚年在《上学记》一书中指出，个体的幸福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乐观；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不同于杨静远的是，何兆武当时非常乐观地相信抗战一定会胜利。这或许是因为《上学记》一书毕竟是暮年回忆，是已知历史结果的后见之明。而杨静远的《让庐日记》却是即时记录，透露的心绪也悲观得多。尽管各人乐悲有别，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关心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随着战争的持续，杨静远的国家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到了1944年时，竟将是否接受异性的求爱与是否爱国挂钩。3月上旬，当杨静远听说一个男生因被她拒绝而借酒浇愁时，她感到对不起的不是这位同学，而是认为自己对不起国家：
他是被我摧毁了，被我这狠毒的自私的人！我有这权利吗？他，一个同胞、一个中国的青年，纯洁，诚实，也许将来也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基本分子。我还说什么爱国，说什么挽救危局，担负振兴民族的大任，我的私人行为在破坏，在毁灭！我错了！在我心里“女性”的要求战胜了“国民”的要求。
在寻常情况下，恋爱应基于双方意愿，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原属常情，可杨静远却上升到批评自己不爱国、不配做“国民”的高度。如此“上纲上线”，恰是当时学生政治热情高涨的充分体现。
（三）战时的贫困与杨静远道德意识的增长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Shils）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与19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城市中有目共睹的工人阶级的赤贫生活密切相关。即便贫穷在数量上并未增加，但只要贫穷比过去更容易被看见，就足以激起人们的道德意识，使人们对不公和苦难的感受力变得敏锐。4抗日战争旷日持久，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力极高，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影响甚巨。尽管杨静远及其家人衣食无虞，但比起战前，她有了更多机会目睹他人的苦难，从而产生了深深的负疚感。她多次见证身边师友的病亡。当时许多学生因日军侵华而家庭破碎，独自或结伴前往大后方求学，仅靠国民政府发给贷金维持生活，史称“流亡学生”。这些学生营养不良、缺医少药，死亡率很高。从1938年4月至1943年8月，学生总数仅1700人的武汉大学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死亡。武汉大学共有七处学生宿舍，这些早逝者的墓地便被人们称为“第八宿舍”。尽管杨静远本人不是流亡学生，但她在日记中多次记载疾病与死亡。1943年5月，她听说一位相熟的同学因贫血而晕倒在课堂，心里充满歉疚：
我心里一阵酸，想到同学们多少可怜的，我在家里比她们舒服得多，就说我下学期要住校，要和他们共甘苦。……我渐渐由自己的痛苦想到别人的痛苦。我可怜一切人，同情一切人，愿意安慰一切人。……我得承认自己缺乏这种精神，总是想自己太多，虽然从没想到要害人，可也没想到为别人牺牲。
与此同时，她对战时乐山百姓的苦难生活也有了更多耳闻亲见：
我抬头就见那一长行褴褛的拉纤夫，四肢着地，爬在那条竹索下，“哼唉哼唉”有节奏地唱着。多半是小孩子，爬在地上远看就像一排挂着破布条的猴子。那声音悲惨地在我耳里响着，一处来了，一处又起。终于我忍不住眼泪。看看眼前这种非人的人生，我还能想到自己吗？
每一次对苦难的目睹都会加重她的不安与内疚，她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生命和幸福都是建立在牺牲他人的生命和幸福的基础之上的，产生“幸存者的罪恶感”。干妈凌淑华从重庆给她带来巧克力，她立即想到这是属于少数人的享受：“想想死了多少人！这些人是为我饿死的，他们死了，我还活着，我这条命已经是一笔血债。”
因此，一方面是战争状态下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密切相关，使个体加倍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另一方面，在“幸存者的罪恶感”的心境之下，个体容易产生对同胞的内疚之感。双重心绪的交织，加之中共仍在埋伏中积蓄力量，待机而发，终于使杨静远在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时发生急剧的思想转变。
三、转变：豫湘桂战役与杨静远的思想转变
豫湘桂战役开始前，大后方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已显出深重的危机。政治上，民主人士和中共方面都参加了宪政运动，国民党内部也纷纷对吏治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尖锐的批评。1944年4月，身为国民党员的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从重庆回到昆明，告诉同为国民党籍教授的郑天挺：“此次在渝，觉人情浮动，不似往回。”1经济上，年初即有人预言1944年将是“经济崩溃年”。4月，重庆中层公务员陈克文在日记中写道，重庆米价已较战前上涨了1000倍以上，“半年前一种同盟军胜利即在目前的空气已经消失殆尽。战事何时可以结束，似乎还是遥遥无期”。5月，四川乐山的杨端六一家也在为米价以每日5元的速度增长而大发牢骚。凡此，都在说明国民党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
恰在此时，豫湘桂战役突然发生。以4月下旬日军在河南中牟地区强渡黄河为起点，豫湘桂战役从河南向南蔓延至湖南、广西、贵州，大片国土迅速失陷。12月2日，日军西攻至贵州独山。12月4日，日军退出独山，豫湘桂战役方告结束。由于国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所知不多，围绕日军下一步进攻目标，产生了纷纭之猜测。早在战事尚在河南境内时，传言日军将西攻陕西潼关，日军实际进攻的却是洛阳。战火绵延至湘桂境内后，又传日军将西攻四川、昆明，实则日军的真实目的是向南打通大陆交通线，故西进至贵州独山便撤退了。诚如杨端六在1944年10月对妻子所说：“最大的问题是看不清形势”，由此便无法进行相应的准备，由此更引发离奇之猜测与恐慌，忧虑悲观之情弥漫全国上下。
5月，战事尚在河南境内时，武大师生反应不一，袁昌英比较乐观，苏雪林则认为日军马上会打到四川，杨静远也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下去根本没希望”。到下半年，随着战事扩大，全家人紧锣密鼓地商议怎么办、往哪走。考虑到日军攻下四川后，武汉大学有可能解散，教职员势必自谋生路，1944年10月，袁昌英提议投资小买卖。杨端六不以为然，认为目前尚不能确定日军到底打不打四川，如不打四川，贸然丢弃家当跑路流亡，甚是可惜。过了几日，杨氏夫妇再次商议，认为可以随驻守乐山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彝族聚居区，在那继续从事教育事业，静待反攻。这条路很快又被杨端六否决，原因是万一军队落草为寇，作为教授的自己也跟着当土匪吗？经多方打探，12月初，杨氏夫妇决定放弃逃亡，就近在峨眉县郊租房暂避。12月4日，杨端六决定翌日启程去峨眉县实地调查，此时恰逢凌淑华自渝归来，谓“重庆很乐观，人们都很镇定”1，杨端六听了感到不可思议：“现在还有人乐观，真是骗人骗自己。”
一切计议妥当，全家随时出发。恰在此时，日军从贵州独山撤退，豫湘桂战役进入尾声，一些失地陆续“收回”。12月13日，武大教授们聚在杨家喝酒庆祝“胜利”，“虎口脱险”让大家心情喜悦。杨静远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的心情：
我的情绪随着战局好转。当看到我军克复六寨消息时，我觉得有无穷的快乐。生命像吃了一剂仙丹，突然变回年轻、光明、希望。中国有了希望，我可以有地方发奋努力了。经过这一次精神苦难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前的国家意识是人为的，是自己强迫灌输进去的，我无时不想到自我、不为一己打算。现在我把自己看得轻淡多了，我已不在乎替自己追求幸福，我要把自己献给我的国家。
翌日，她再次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在这后方仍旧生活，但心灵上却像随着大军一同败落，一同挺进。国家真是每个人的啊！我又能开始用心读书了。这种安定、自由、展望，是人生幸福最基本的条件。
可见，在经历1944年下半年豫湘桂战役带来的心灵磨炼后，杨静远的国家意识已基本形成。此前，她虽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国家安定的紧密相连，但并未立即化为行动。在行为层面，她仍然优先考虑个人，即使意识到国家安定的重要性，也是将其作为个人前途的前提条件来看待，到此时却声言“要把自己献给我的国家”，转变之显著，可见一斑。具体而言，她的转变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杨静远开始关心时政，频频参加左翼社团举办的座谈会，开始与左翼人士交往，主动了解中共的政纲。
随着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的大后方，民主运动开始兴起。青年学生作为政治的晴雨表，很快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自1944年春夏之交开始，他们自发成立一系列革命团体、举办一系列时事座谈会。
武大左派也迅速采取行动。1944年6月，武大文谈社、政谈社、风雨谈社等六个左翼社团联合举办“言论出版自由”座谈会。由于该校已有数年未召开时政性质的座谈会，来参加的人数极多，会议限定每人的发言时间为五分钟。此时，受到战争刺激的杨静远极为关心时事，逢时事座谈会必到。据她当天日记，会场发言踊跃：“一个人刚坐下，马上四五只手同时举起，主席指定一个。有时不免发生争执……言辞有的激烈，有的冷静，偶尔也有意气之争，大体态度都公正。学术空气浓厚。”以“言论出版自由”座谈会为起点，武大左翼社团举办了一系列呼应中共政治诉求的座谈会，如“纪念孙中山诞辰座谈会”“风雨谈时事座谈会”等，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但过程却远非顺利，会场上多次出现左右交锋。例如，在1944年11月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座谈会”上，左右两派师生均到场参加，左派拿当时的实际施政与孙中山的主张进行比较，借此抨击当局未能继承“总理遗教”。右派则强调现状不良不能全怪当局，所有人都难辞其咎，解决办法是集中服从。虽然座谈会上大小交锋不断，但总的趋势是意见渐趋一致，反映出武大左翼力量的逐步壮大。
但武大左派对这种通过社团来推动学运的方式不再感到满足，迫切希望直接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44年12月，文谈社成员张宝锵和风雨谈成员章润瑞不约而同来到成都“寻找党组织”，见到了四川大学教授、中共地下党员李相符，后者委托他们回武大建立进步青年组织“青年民主协会”（以下简称“民协”）武大分会。很快，“民协”武大分会依托于校内原有的几个左翼社团建立起来。迄至此时，武大左派仍未真正与中共建立联系。原因在于，“民协”起初由成都左翼青年自发成立，此时受中国民主同盟领导。直至1945年春夏，“民协”才正式改由中共领导。“民协”武大分会成立不久，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派武大左翼学生赵隆侃回校建立“武大核心组织”。赵隆侃在得知武大已有“民协”后，便以此为基础，将其改组成由“总核心”和“分核心”两级组成的“武大核心组织”。尽管“武大核心组织”只是中共外围组织，但随着其成员纷纷入党，它就成了武大学运的实际指挥机构，对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1947年6月，中共武大党支部正式成立，“武大核心组织”方告结束。
处此环境下的杨静远也渐渐不能满足于参加时事座谈会，而是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纲。为此，她开始与左翼人士交朋友。
杨静远的第一位左翼朋友是左翼话剧团体“中华剧艺社”导演冼群。1944年4月，冼群随中华剧艺社到乐山巡演，演出郭沫若作品《孔雀胆》和阳翰笙作品《天国春秋》。冼群的胞妹冼德岫是杨静远同系好友，这使他们很快熟识起来。从谈论杨静远的小说《萦》开始，冼群直言不讳地批评杨不该投稿给《民族文学》这类立场偏右的杂志，而应向郭沫若主编的《中原》投稿。其次，从内容来说，冼群肯定了杨静远提出的“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医生”的观点，即作家应该诊治社会痼疾，同时也指出，“萦”所处的环境根本不可能产生“萦”那样的人，小说的信服度因此大打折扣。
进而，他们谈论文艺创作到底应依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抑或可以天马行空地造一个“人物”，也即“人物”的行为、个性到底是由环境所决定，还是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涉及唯物与唯心的区别。在乐山某茶馆，冼群对杨静远说：
我们一些人的观点和你母亲的以及另一些人的看法不同就在这里：他们认为个性是生成的，每个人有他独特的个性，他们就本着这个性去写，可是我们更深入一层去探讨所以产生这种个性的社会背景。因此，每个人有他与别人不同的先天的性格，可是你不能否认一个环境对于他的一切见
解、态度、人生观等有决定作用。
杨静远听完这番大论，心情复杂。她意识到自己正面对一堵墙，墙里是她熟悉的、成长于斯的旧世界，墙外是陌生新奇但丰富艰险的新世界，“现在，有人在那边从洞口招我过去。这一步决定权完全在我。要是我退避，我将永远被他们拒绝。要是我闭上眼迈过去，我将被直到现在还视为正统派的人们遗弃，而且我将失去我最可贵的温情。”所谓“温情”，指她与父母的感情，这恰是她最难割舍的。她选择暂时“跨在洞口”不做选择，尽管已经感到“墙外的世界是应该应时而起代替墙里的世界”。
半年后的1944年11月，杨静远遇到她的第二位“启蒙者”——武大左翼学生胡钟达。胡钟达其时虽未入党，却是武大左翼社团风雨谈重要成员，曾位列国民党军警开列的武大“左倾”学生名单。他原本不认识杨静远，看了杨的小说《萦》之后，以读者身份写信问杨：萦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为何要出走？可见，胡钟达的启发方式和冼群一样，先谈作品，进而谈心。其时杨静远因发表小说而全校闻名，但一般同学仅关注她的“名”，并不细读文章本身。胡的发问让杨大感兴趣，约定时间面谈。他们的交流以此而展开，惟其是围绕作品展开，就不免触及思想深处。
此后胡钟达常借给她一些革命读物，如《西行漫记》《延安一月》《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交流读后感。杨静远的阅读感受十分复杂，总体而言，她十分佩服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但对于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仍心存怀疑。在谈到理想的社会形态时，胡钟达表示自己已找到理想，杨静远却对理想本身感到怀疑，她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人事问题”，理念最终靠人来落实。一年前，冼群曾建议杨静远：“自己先建立一个哲学观点，任何事件你都从这一观点去看。”由此可见，此时她的“哲学观点”还未建立起来。
此外，由于身处国民党统治区域，他们在言谈中不免相互防备，当胡钟达问杨静远对时局的看法时，杨“推诿说没有意见”，还在学习观察期，不能妄下判断。反过来当杨静远问胡钟达“你觉得共产党主政会不会好些呢”，胡钟达亦斟酌地说：“这个难说。”事后，杨静远检讨，“这种互相提防、互相侦察的谈话是没有效果的”。当然，这只是他们初识的情形，随着交流的深入，双方渐渐互信。尽管杨不完全认同胡的观点，却认可胡是一个有深刻反省力、周密思考力的人，珍惜与胡的友谊。大学毕业后，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杨静远留美期间，胡钟达写信告诉她解放战争的进程、学生运动的情况。杨静远后来认为，促使自己由象牙塔里走出来的，胡钟达功劳最大。
其二，杨静远的思想转变也体现为逐渐放弃了教育救国和文学写作的理想。
如前所述，杨在大学前半段相当听话，完成学校功课之余，还挤出时间从事文学创作。1944年6月湖南战事激烈的时候，她曾怀疑文学写作远水不救近火，“火烧到头发了，我还在做梦，梦见月亮里美的世界”。但这种怀疑并未立即外化为行为变化。直到1944年下半年，日军兵锋有向西的可能，全家随时要逃难，杨才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俱放弃了写作。这年11月，她再次翻出一年前发表的《萦》：“感到一阵羞愧，我怎么写出这样的东西呢？”此时，经历了现实磨难的她已不再欣赏浪漫主义文学。
文学写作是杨静远职业理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教育救国。这或许与家庭的影响有关。杨的父母均是大学教授，信奉并实践着“教育救国”，父母的朋友胡适也是一位“教育救国”提倡者。胡适曾引戊戌变法人物王照的话阐述他的教育救国理想：“天下事那有捷径？……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处此环境下的杨静远，很早便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豫湘桂战役发生后，她对“教育救国”渐渐发生怀疑，一是认为教育收效慢，远水不救近火；二是认为即将成为教师的大学生们德才堪忧，“不但不能教育别人，首先自己要别人来教育”。尽管如此，她真正放弃“教育救国”，是在1945年春天她亲身实践了“教育民众”之后。
1945年3月8日，杨静远在武大左派举办的妇女问题座谈会上作了生平首次公开发言，号召女生们担起教育民众的责任。她说，假如每位武大女生每月贡献一小时时间，就能为乐山民众每天上课三小时，获得听众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位左翼女生立即付诸行动，打算成立专收失学妇女的识字班，请杨静远担任校长。之所以如此提议，一是此事由杨静远首倡；二是杨父为武大校领导，请杨静远任校长便于获得校方支持。杨静远起初感到畏惧，怕担责任，但又想实践一番“教育救国”，以证明自己不是空想家，于是欣然答应。随即开始募款、招生、去校训导处登记、编写讲义、授课等事务，直忙到她大学毕业。半年后回看这段经历，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夜校的经历永远在记忆中嘲笑我。”检讨自己办补习班的动机，她认为主要是出于满足个人的道德优越感，并未深思其对民众是否有用，是“为己”，而非“为人”。此外，补习班的实践也使她意识到教育只是从局部小修小补，不能带来根本性改变，就像“当总机关关上时，拼命忙着换灯泡，换电线，是白搞”。因此，在写信时的1946年1月，她已明明白白放弃了“教育救国”。这就不免要与信奉“教育救国”的父母发生激烈冲突。
其三，杨静远的转变还体现为与父母隔阂日深。
在思想发生转变之前，杨静远十分听父母的话，很少做父母不希望她做的事。但自她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就屡与父母发生龃龉。认识冼群不久，她在家发牢骚：“到底中国政府能不能代表国家？是不是有改组的必要？”父亲杨端六立即说国民党抗日有功，“现在没有它，我们还能好好地在这里过日子吗？日本人早把中国灭了”。然后又肯定民国的经济建设比起晚清已有明显进步，最后谓“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变动的”。一番交锋的结果是，杨静远说不过父亲，暗中认错。
一年后的1945年6月，杨静远在家阅读《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再次遭到父母的严厉批评。杨端六对此非常担忧，连续训斥了两个小时，谓眼下根本没必要插足任一阵营。杨静远辩解道，自己清醒得很，看书只为多多了解。杨端六认为这种想法太简单，“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后来，眼看杨静远留美期间进一步革命化，杨端六只好搬出自己的前车
之鉴：后悔加入国民党，但已退不出来，希望女儿不要重蹈覆辙。
其实，杨端六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也相当不满，为此他不愿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但妻子袁昌英屡劝他“到重庆做事”。可见，袁昌英比杨端六更加积极“仕进”。1944年7月，袁昌英决定为三青团办刊，杨静远对此感到不以为然：“现在大家只要看见一个‘团’字，或者‘青年’什么的，就头痛，就不要翻那本杂志”，但碍于长幼之分，她不好干涉母亲的事。因此，一方面是随着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青年学生越来越革命化，另一方面是父辈对未来的设想仍是恢复战前状态，其结果便是双方渐行渐远，诚如杨静远所说“我绝望地意识到隔开父母和我的鸿沟愈变愈阔了，而且无可挽回地继续扩大。我心碎地意识到妈妈盼望和我接近的心之切，和我自己自然而然地离开她”。
杨静远大学毕业后，在家庭的帮助下赴美留学，1948年不顾父母强烈反对回国结婚。回国后再次在家庭的帮助下任武汉大学副教授，又再次不顾父母反对辞职北上。她曾解释自己不愿在武大教书的原因：“我不能再在那温床式的生活中继续下去。那是一个使人失去活力的环境。永远躲在双亲翼下，长不大。”1949年8月，杨静远离汉北上，进入华北革命大学，从此真正远走高飞。
余论
杨静远的同龄人、生于1926年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同样在二战中度过童年。关于战争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关联，他谈道：
战争的威胁就是我们生活的背景，我们生存的氛围，然后战争来了。我们的记忆中更多地充斥着对世界大事的关注，而不是那些家庭琐事。……我们的私人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对历史很迷恋，对个人的经验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十分关注。
虽然杨静远与福柯分属中、法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地理空间，文化背景也迥然不同，对同一场战争的共时性体验却使他们能够超越差异，形成巧合的共识。毕竟，每一个生活在战争下的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个人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没有国家环境的安定，就没有个人幸福，国家意识就此产生。但恰如杨静远晚年观察到的那样，这个朴素的道理迄未受到人们的充分注意，只被视为“老生常谈”，尤其是对和平习以为常之士很难理解她当年放弃学业前途而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定。她出版日记和书信的目的之一，就是缩短历史的距离，消弭代沟。希望本文的写作能够稍稍实现杨静远的这一初衷。
回到篇首提出的问题：为何大学生群体在抗战后期集体左转（当然这并非指全体）？本文认为，就学生本身而言，他们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战争年代，国家与个人之间容易形成深度纠连的关系；其二，青年学生超越父辈、实现自我发展的冲动容易导致代际冲突。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由于战争的参加单位是国家，终极目标是胜利，这就意味着为取得胜利，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既然发生如此深刻的纠连，反过来，个人就会加倍地关心国家、关心政治，易将各类困扰归咎于国家与政府。此外，战争带来的疾病与贫穷使原有的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显著，容易激发学生的道德同情心，使他们对公平正义加倍敏感。因此，他们一方面自哀于自身的穷困生活；另一方面目睹比自己更穷困的同胞，双重心绪之下，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对已形成深深政治化思维的他们来说，很容易生出改变现状的诉求，这是学生在抗战这个时间点集体左转的原因之一。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知识青年们的思想转变也可理解为新旧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中共及其抗日根据地的客观存在，本身即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构成了新旧交替的历史张力。因此，摆在杨静远面前的，是两个世界的抉择：父母代表着旧世界，倾向于维持现有秩序，要求她“听话”；中共意识形态和左翼青年代表着新世界，要求变化，让她感到“不安”。显然，她不愿接受旧世界的安排——出国读博士、回来当教授和作家，接受一个“保了险的前程”。
与生俱来的生命能量使她想走出家庭为她圈定的舒适环境，走向远方。在她还比较听话的时候，她已然很羡慕脱离家庭、凭自身意志去行动的那些同学，希望自己也有那种力量。但与此同时，她对自己成长于斯的旧世界又难以遽然割舍，仿佛这意味着“背叛”父母。如果说抗战后期她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才刚刚开始，那么在美留学期间，这个冲突更进一步激化。
但就是在这新与旧的反复拉拽中，她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主动争取爱情，违背父命而回国结婚，违背父命放弃武大教职，北上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后来成为一名编辑和翻译家。凭借自身的敏锐和勇敢，她大胆接收时代的信号，接触革命思想，站到了未来的那一边。这一系列决定既是她的个人选择，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选择，是那段宏大历史的个体化表现。对她个人而言，转变的结果加剧了家庭冲突，身在其中的她备尝内疚与撕裂之苦。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