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4-03-02 17:51 北京

作者徐晓旭，贾瑞霞，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并在交通要道上建立大量烽燧、戍堡等军事驻点。图为位于新疆轮台县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是两汉时期西域要道上的一处重镇（图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北宋诗人张俞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寥寥数语，不仅令人明显地感受到当时不同社会阶层生活质量的差异，也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从蚕丝生产到丝绸消费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城乡分工。甚至于像北宋那样富裕的社会，也只有居住在城市里的上层阶级才穿得起丝绸衣料。作为丝绸故乡的中国尚且如此，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古代社会在丝绸消费上表现出的社会级差只会更为显著。在丝绸之路的终点——罗马帝国境内发现的丝绸商人、制造商和丝织女工留下的墓志铭等碑铭都来自于罗马、雅典等大城市。这些碑铭加起来总共才十多件，在已发现的浩如烟海的拉丁语和希腊语铭文当中，其数量简直不值一提，但这种微小到极点的数量也正与丝绸作为罗马上流社会的顶级奢侈品的地位相匹配。

丝绸商品的高档性质及其消费者的精英阶层地位决定了丝绸贸易路线更倾向于经由一系列连续分布的城市。丝绸之路出中国之后，穿行在从中亚和印度到地中海地区的广阔的欧亚世界，其开辟恰在这一地带的希腊化时代后期。而这一地带的希腊化也绝不仅限于希腊化时代，其某些传统甚至一直延续至中世纪。正因如此，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大量站点实质上都是大大小小的希腊化城市。另外，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商路网络，其运输的商品绝不仅限于丝绸，商品流动也并非单向度的。丝绸和来自多地的多种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贸易，连同这些贸易所引发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因素的迁移，也赋予这些希腊化城市以浓厚的商业气息和丝路文化风情。

也正是由于丝绸之路开辟后的很长时段内，大约三分之二的路段都穿行于一个希腊化的世界当中。这一路段的沿线城市同时具备突出的希腊化和丝路文化双重特征，其有必要被问题化，并成为我们下面分析和讨论的对象。

一、Veni，vidi，vici：希腊化城市与张骞的来访

受汉武帝派遣，张骞曾于公元前128年和公元前119至公元前115年，两度在西域展开外交活动。他和他率领的使团虽未达到说服大月氏和乌孙与汉结成反匈奴同盟的预期目的，却第一次给中国人带回了关于汉朝以西的欧亚大陆的族群地理、各国国情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知识。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便是根据张骞等外交人员和后来出兵大宛的汉朝军队的报告写成的。这卷书将汉朝以西的国家分为两种类型，把一种描述为“土著”，另一种称作“行国”。用今天的话说，“行国”就是游牧人建立的政权。而在讲述“土著”类型的国家时，除了谈及其农业经济等国情外，还提到它们都拥有很多“城郭”或“城邑”。其实，换句话说，这类国家就是定居的城市文明。被明确指称为“土著”的国家有大宛、大夏、身毒、安息和条枝。

根据《大宛列传》文中关于这些国家地理和历史的描述，结合希腊语、拉丁语等域外语种文献对同期欧亚大陆的同类记载，人们对其地理位置日益达成了大体一致的意见。大夏应该是古代西方文献中的巴克特里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大宛无疑是费尔干纳谷地。这两个地区在张骞到达前夕，都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领土，该王国是一个多世纪之前从塞琉古王国中独立出来的。身毒是印度-希腊王国，由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向印度河流域扩张后发展而来。在张骞抵达大夏前两年，印度-希腊王国的国王米南德一世去世，他把领土拓展至恒河流域，使之达到了王国历史上的最大范围。安息即帕提亚王国，是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同时脱离塞琉古王国的。条枝则是塞琉古王国。在亚历山大帝国的遗产当中，它曾是疆域最为广大的一个希腊化王国，统治着整个西亚和中亚农业纬度的广土众民。帕提亚从塞琉古帝国中分离出来后，陆续蚕食鲸吞了后者的大片领土，乃至到张骞的时代，塞琉古王朝只剩下了叙利亚地区，变成了所谓的叙利亚王国，帕提亚则转而发展成为当时西亚和中亚范围内新的疆域最大的帝国，因此张骞才会报告说安息“最为大国”。

尽管在费尔干纳、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及其征服地区的希腊人政权已被推翻，但这些地区尤其是城市当中，依然生活着不少希腊人，三地各自的新统治者——塞人、大月氏人和阿尔萨基代（Arsakidai）王朝也不同程度地和以不同方式延续了希腊化政策。可以说，张骞在中亚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见证了一个希腊化世界。《大宛列传》里讲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这一得自张骞报告的简短记录披露了中亚和西亚存在着一个拥有同一种国际通用语和共同文化的“希腊化世界”：各国境内虽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语言，但希腊语的共同语（koine）成为各国使用最普遍的官方行政语言和外交语言，而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各族群精英阶层所奉行和追捧，甚至在有些族群中的传播和影响还不局限于精英。紧随这一记录之后，《大宛列传》又将这些国家描述为“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这种描述也与我们所知的希腊化世界有着众多的城市，市场是希腊化城市必备的市政设施，市场交易、相互连通的商路和贸易网络构成经济的重要成分等事实相吻合。

司马迁用“凿空”两字来概括张骞的历史贡献，言约而旨远，也充分彰显了他作为太史公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正是由张骞开启的出使行动，促成了“西北国始通于汉”，汉与中亚、西亚各重要国家自此有了正式的官方外交往来。在这个过程中，“帛”即丝绸也成为一种官方的国际馈赠和支付手段。古代经济是“嵌入”在社会、政治乃至外交当中的，这种国际馈赠和支付又是在汉王朝的制度框架中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汉朝官民到中亚、西亚各国官民之间的丝绸易手无疑也具有某种形式的国际贸易的性质，而这又成为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的常规化丝绸国际贸易的开端。因此，可以说，张骞的出使标志着丝绸之路在官方层面的开通。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丝绸之路”是一个现代名词，有学者也因此质疑它是否真实存在，甚至认为它是现代发明的一个学术神话。不过，如果让我们留意一下发生在欧亚大陆东西端以丝和丝绸为交易品的两段故事，我们也许真的不好再断然否定该名词的合法性：一是尚处于匈奴霸权阴影下的西域各国普遍要求汉使像使用钱币一样使用丝绸来支付饮食和交通费用（“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另一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于301年公布的限价法令对各类商品价格、劳务工资、海运费用最高限额的1200多项规定中，有32项是关于各类丝线、全丝和半丝服装的价格，各类全丝和半丝及其织品的纺织、养护和刺绣的工资，拆解不同种类丝的工资，洗涤各类全丝和半丝服装的工资，裁缝制作不同种类丝带的收费规定，其中染成紫色的新丝每磅与非洲出产的一等狮子的价格均为150000第纳里，并列高居整部限价法令中价格和工资金额之首。或许，对于丝绸之路，与其认为它是学者们通常所认定的几条长期固定不变的路线，不如将其理解为几条较为稳定的商业主干道和一系列弹性可变的支线交织而成的商路网络。并且，该名词也不意味着这些商路始终单一地或主要地贩卖丝绸，丝绸贸易及其路线也会随着不同时期各地政治、经济形势、社会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但不管怎样，这一商路网络中的各条道路都构成了丝绸之路现实或潜在的路段。事实上，这些条贯通和交织于中亚、近东和欧洲的大小道路，在张骞出使之前不仅长久存在，而且早已发展成为成熟的商路系统。张骞从长安前往西域走的绝大部分路段，也是之前1000年间由新疆的昆仑山麓向中原输送玉石的线路。张骞的历史作用正是把东亚的这段商路与上述联结中亚、近东和欧洲的商路系统，首次在官方层面上关联在了一起。同时，这也意味着，张骞的出使，让一种以丝绸为“名片”的文化与希腊化文化首次在官方场合相遇了。

当汉王朝的“文化名片”——丝绸成为希腊化世界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种常规的高档奢侈性商品之后，处于“丝绸之路”这一商路网络上的希腊化城市也随之发展成与丝绸贸易及其所带来的多种文化互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重镇。张骞看到和听说的各“土著”国家里的众多城邑，便是即将发展成丝路重镇的希腊化城市。希腊化文明本身就是一种过度依赖城市生活的文明。希腊文化主要存在于城市当中，农村地区依然强有力地保留着当地的文化传统。星罗棋布的希腊化城市俨然构成了东方本土文化这一汪洋大海中一座座生机勃勃的希腊文化岛屿。优斯提努斯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描述为“那个极其富庶的拥有一千座城市的巴克特里亚帝国”，其措辞尽管有着强烈的修辞色彩，却仍包裹着该国城市数量众多这一“历史内核”。而《大宛列传》报告的大夏正是希腊政权衰微和垮台后的巴克特里亚，当中讲道的“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善贾市”和“大夏民多，可百余万”等情况，依然能够透露出这里的人口和城市众多，市场（ἀγορά）设施建设完善，交易活跃，城市经济繁荣，城市内部自治并设有被称为στρατηγó（“将军，总督”）或ἐπιστάτης（“总督”）的最高长官等希腊化乃至城邦（πóλις）政治传统依旧，即便它已落入大月氏人的政治控制之下。

事实上，城市是所有文明的要件之一，但城市对希腊人尤为重要，希腊文明就是一种以城市为国家组织框架的文明。在古希腊语中，最常用的指称城市和国家的名词都是πóλις，当它兼有两种涵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译为“城邦”。在希腊化王国当中，城市虽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仍然是一个自治的地方行政实体，城邦的政治传统依旧。或者换句话说，仅就内政而言，它依然还是一个城邦。为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场所、设施和装饰的市场、剧场、体育馆、神庙等公共建筑及与此相配合的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也持续地塑造着希腊化世界中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希腊的生活方式、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的文化项目被输送到近东、中亚、印度乃至更远的亚洲地区，也主要是通过大批新建希腊化城市和将当地老城改造为希腊化城市才得以实现的。

亚历山大早在远征过程中，就开始了建城活动。其实，建立军事殖民城市也是其远征行动的策略之一。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绝大多数都在底格里斯河以东。其原因是这片广大地区原有的城市较少，而随着他向更东地区日益纵深挺进，遭遇的抵抗也越发强劲，一系列城市的建立无疑为其军队提供了稳扎稳打的军事据点。待他取得胜利之后，这些城市又成了安置留守士兵和退伍老兵的居住地。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和希腊化王国国王们的建城活动则不仅限于这一更东的地带，他们在各自的控制区或帝国的全境之内广建希腊式城市。这里有完全新建的殖民城市，希腊-马其顿移民或希腊化的其他族裔的移民构成其人口主体；也有的是对当地原有城市进行更名，经常用国王或王室成员的名字来命名。

当一座当地老城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希腊语名称后，希腊式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通常也会在这里落地生根。甚至当地老城未经改名或改造也有可能最终发生不同程度的希腊化。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古老城市无疑提供了这方面情况的很好例证。在长期固守本土传统的过程中，这些城市也慢慢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塞琉古纪元第143年（公元前169/8年）巴比伦的一篇楔形文字星象日志记载道：

公民（pu-li-ṭe-e）按照希腊式样（ia-a-man-nu）举行了游行（pu-up-pe-e）和祭礼（？）……

当中的pu-li-ṭe-e和pu-up-pe-e分别是直接借用的希腊语名词πολῖται和πομπή。后者意即希腊宗教中的游行。πολῖται则由πόλις即“城邦”而来，其“公民”的含义是指城邦的成员，因而它在此处所指并非所有巴比伦的居民，而是仅限于按城邦制度组织起来的人，即希腊人和希腊化了的人。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上出现的希腊语人名基本上属于公元前3世纪前半期和公元前161年之后。这些名字的拥有者绝大多数肯定都是巴比伦人，其中很多人的父亲都只有巴比伦当地的名字。巴比伦出土的希腊语铭文也显示了希腊化的扩大需要时间的积累：除一篇希腊语铭文来自马其顿统治之初外，其他铭文都来自较晚的年代，绝大多数属于帕提亚时代。

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一直使用到公元75年，这时巴比伦尼亚在帕提亚帝国统治之下已有二百余年之久。而由希腊-马其顿人到帕提亚人的政权易手并没有导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化进程的终止。在乌鲁克的伽莱乌斯（Gareus）神庙中发现的一则年代为110年的希腊语铭文，记录的是“多拉麦奈人共同体（κοινὸν）”鉴于阿尔忒米多罗斯向伽莱乌斯神奉献土地的虔敬行为，授予阿尔忒米多罗斯各项荣誉的法令。铭文提到了阿尔忒米多罗斯及其父亲都同时拥有希腊语名字和当地的闪米特语名字：“狄奥盖奈斯之子阿尔忒米多罗斯，又名图派奥斯之子敏那奈奥斯”（Ἀρτεμίδωρος Διογένους ὁ ἐπικαλούμενος Μινναναιος Τουφαιου）。双重名字标志一个人身上承载的双重文化传统。作为当地神的伽莱乌斯所接受的也不乏希腊宗教的崇拜方式。另外，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多拉麦奈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述古城尼尼微附近的一个地区。那里的居民选择用来称呼自己全体的“共同体”（κοινόν）一词，实则是希腊人对自己超越城邦规模的政治组织的通常称谓。从遣词造句和行文风格上看，铭文使用的是非常地道的希腊语。生活在北方不起眼的小地方的多拉麦奈人，能够采用如此希腊的方式在南方著名的苏美尔古城乌鲁克发布自己的铭文。这一情况说明，在帕提亚帝国统治了两个半世纪后，希腊化已不仅限于两河流域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以外的当地人社群中也有发生。

二、一段丝路《双城记》：卡拉克斯·斯帕西努与帕尔米拉个案一瞥

两河流域和相邻的叙利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那里的诸多城市也因此发展成丝路上的重镇，而在丝绸之路开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城市又是希腊化城市。城市间经济和人员互动甚至可以是跨帝国的，这也与传统的希腊城邦关系模式一致。底格里斯河和卡伦河交汇处的卡拉克斯·斯帕西努（Charax Spasinou）是印度洋商路的波斯湾分支航线的终点，又是前往叙利亚地区的帕尔米拉（Palmyra）的两河流域商路的起点。帕尔米拉是海陆地联运即“香料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继续通往地中海地区的最重要的转运站之一，那里曾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绸织物残片。两地都曾属塞琉古王国。帕尔米拉是当地原有的自新石器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居民点，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它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而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的前身是亚历山大和安条克五世（约公元前172—公元前161年）先后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eia）和安条克城（Antiocheia），两城均被洪水冲毁，后由安条克任命的总督斯帕西奈斯（Hyspaosines，Spaosines或Spasines）重建，并因他增建的防洪堤堰而得名，意即“斯帕西奈斯的栅堡”。以之为首都，其领土包括两河最下游和波斯湾最内部地区的王国，也因此被称为“卡拉凯奈”（Charakene）王国。它还有另外一个语源不能被最终确定的国名是“麦塞奈”（Mesene）。在帕提亚时代的大多数时候，该王国都是帕提亚帝国的属国。卡拉克斯城的希腊人伊西多罗斯（Isidoros Charakenos）曾为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做间谍，写过一部《帕提亚道里志》，向奥古斯都提供帕提亚境内的道路交通情报。从该书的一份提要文本来看，当中记录的大部分路段正是丝绸之路在帕提亚境内的干道，东端一小段则是丝绸之路的支线之一。

另一部记录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经商指南《红海航行记》，最有可能出自一名比伊西多罗斯大约晚一代的罗马埃及的希腊商人之手。书中讲道，波斯湾最里面有一官方指定的商栈，名叫阿波洛戈斯（Apologos），位于“斯帕西努·卡拉克斯境内和幼发拉底河畔”。与这一路上商栈衔接的海上港口，则是同样由卡拉凯奈王国控制下的巴林岛。它们一起承担着由波斯湾到两河流域的海陆丝绸之路之间繁忙的联运任务。巴林岛当时的希腊语地名为“狄洛斯”（Tylos或Tyros），正是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迪尔蒙”（Dilmun/Tilmun）的希腊化形式（中间经历了阿拉米语）。而在苏美尔时代，迪尔蒙就是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海上贸易的重要补给口岸。这里出土的两则希腊语铭文里含有“舵手、领航员或船长”（κυβερνήτης）一词，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作：“阿比狄斯塔拉斯，阿比戴奥斯之子（Αβιδισταρας Αβδαιου），舵手（κυβερνήτης）……安息。”

这是一篇墓碑铭文，其年代被定在公元前2世纪的后半期。最初发表该铭文的让·马尔西莱-若拜尔（Jean Marcillet-Jaubert）指出头两行出现的都是闪米特人名，都带有“仆人”（‘bd）这一词根，第一行的人名Αβιδισταρας还带有两河流域的女神伊什塔尔（Ishtar）的神名。从其本人的名字和父名来看，这位墓主人有可能是来自巴比伦尼亚或更远的两河流域乃至西亚某地的人，但最有可能的就是巴林岛当地人。其墓志铭采用希腊语书写，暗示了他拥有较深的希腊化背景和较广的国际贸易生涯。

另一篇铭文的年代被认定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到公元130/140年间，更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铭文缺失的文字较多，但发表者皮埃尔-路易·伽提埃、皮埃尔·隆巴尔和哈利德·M.阿尔-辛迪对它的复原看起来颇为合理，如下：

从这种复原来看，该铭文应该是一篇献祭铭文，内容很可能是προστάτης由于某人安全获救而向某神献祭以示感谢神恩，铭文最后一行或第一行原本应该出现有“奉献”（ἀνέθηκεν）一词。κυβερνήτης（铭文中当为与格形式）意即“舵手”“领航员”或“船长”，σὺν ...-δότωι κυβερνήτηι一语或可被理解为上述那人获救时与他在一起，或可理解为他与προστάτης一起向神献祭。无论哪种理解，似乎均可断定，那人是在他的船上获救的。希腊语中，προστάτης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在这里，它最有可能指两种人的一种：一种可能是官职名称。在希腊或希腊化世界的一些城邦当中，议事会主席、体育馆的主管官员或神庙管理者等都有以προστάτης冠名的情况。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当时的狄洛斯在设立以该称命名的官职一事上，无疑移植了希腊城邦的传统。另一种可能是指“保护人”“担保人”“赞助人”一类，用以指称为获救人或κυβερνήτης提供支持或保护的人士。当然，两种可能或许并不彼此排他：προστάτης就是具有管理船只职能的官员，或者服务于海运的行业组织的负责人，因而具有与官方常规性接洽的社会背景。铭文中这位προστάτης的名字只保留下来了其第二变格法词尾，因而无法判断其名字词干的所属语言。κυβερνήτης的名字保留了-δότωι，这是一个希腊语中常见的含有神名的名字的后半部分（与格形式），构成这类名字的前半部分，从理论上讲可以是任何一位神的名字，例如Διόδοτος，Ἡρόδοτος，Ἰσίδοτος。希腊语的名字意味着这位κυβερνήτης或是一位希腊人，或是一位希腊化的当地人或外地人。鉴于他与προστάτης的关系，再加上铭文本身就是用希腊语写的这一点，我们或可推知προστάτης也是一位至少具有希腊化背景的人。

尽管该铭文记录献祭详情的部分已毁，但我们有一定的理由可以推想，προστάτης有可能是向孪生兄弟神狄奥斯库罗伊（Dioskouroi）奉献的祭品。这种推想主要是联系巴林岛出土的另一篇献祭铭文考虑的结果。这篇铭文直接提到了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的建城者和卡拉凯奈王国的创立者斯帕西奈斯（铭文中用更能精确再现其伊朗语词源的转写形式Hyspaosines，也与其钱币上的形式一致），因而极具历史价值，其年代被较为确切地断定在公元前140—公元前124年间。其全文为：

狄洛斯（Τύλου）及群岛总督（στρατηγὸς）凯菲索多罗斯（Κηφισόδωρος）为国王叙斯帕奥西奈斯（Ὑσπαοσίνου）和王后塔拉西娅（Θαλασσίας）向拯救者狄奥斯库罗伊（Διοσκόροις Σωτῆρσι）奉献此神庙作为祭品。

στρατηγὸς字面的意思是“将军、统帅”，但按照希腊化传统，这里应是总督的头衔。总督有一个非常地道的希腊语名字。王后的名字Θαλασσία也是希腊语的，是由“海”（θάλασσα）一词派生而来的女名，比较罕见（相应的男名倒很多见）。受到献祭的神灵是被合称为“狄奥斯库洛伊”的卡斯托尔（Kastor）和波吕丢凯斯（Polydeukes），他们是航海和水手的保护神。该铭文也沿用希腊传统将他们称为“拯救者”（Σωτῆρες）。从这一点来看，上一则为了感恩某人被救的献祭铭文也理应是献给这两位被奉为“拯救者”的神灵的。

卡拉克斯·斯帕西诺作为海陆丝绸之路联运重镇的地位和它所保持的强固的希腊化传统，在中国古代史书关于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却在抵达条支后中途折返的记载中也能窥见一二。我们相信，甘英到达的条支应是以卡拉克斯·斯帕西诺为首都的卡拉凯奈王国。首先，甘英是越过悬度（兴都库什山），经由乌弋山离（又名“排特”）即亚历山大里亚·普罗普塔西亚（Alexandreia Prophthasia，又名Phrada、Phra，今阿富汗法拉［Farah］），抵达条支，乃至“临大海”。由这个位于阿富汗最西部地区的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关键性地标的路线描述，决定了他到达的“临大海”且距离大秦尚且遥远的条支，只可能是位于两河注入波斯湾入海口附近的卡拉克斯·斯帕西诺。该城之前的名称恰为“安条克城”（Antiocheia），“条支”被公认为在语音上与此地名堪同。亚历山大里亚·普罗普塔西亚的地理坐标为北纬32°22′57.5″，东经62°6′43.6″；卡拉克斯·斯帕西诺则地处北纬30°53′40.89″，东经47°34′40.91″。在纬度差异极小而经度只有一个时差的两地之间，由于文献记载并未提及甘英还经由其他具有地标性质的地点，我们最有理由相信他选择的是一条向西略偏南的大体直行的路线行进。在这个方向上，他听说并因此到达的第一个拥有“安条克城”之名的国都级城市也只有卡拉克斯·斯帕西诺。并且，《魏略·西戎传》说：“前世又谬以为（条支）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这一记述又与卡拉凯奈是帕提亚帝国的属国且位于其西部边疆南端的事实相吻合。当然，“前世”认为“条支强于安息”的认识，其实也不为错，因为《史记》《汉书》中所记的“条枝”/“条支”，还是张骞时代的以叙利亚境内奥龙泰斯河畔的安条克城为首都的塞琉古王国。但在二百多年后甘英的时代，这个叙利亚的安条克早已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首府，无论如何也无法被描述为“役属”于安息和“号为安息西界”。而且，如果甘英到达的是叙利亚的安条克城，那他岂不是已经到达大秦？

亚历山大和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们建城时多以国王或王室成员名字命名的习惯，造成很多城市重名。因此，对于首次西进如此遥远的汉朝使节来讲，弄混同名的不同城市实属正常，况且原来的“条枝”已变成“大秦”的一部分而不复存在。另外，卡拉凯奈与帕提亚一样，尽管已经不再属于塞琉古帝国，但一直保持着塞琉古纪年。卡拉克斯·斯帕西诺之前的名称“安条克城”应该也不会被轻易忘记，因为这个名称显得更具声望。事实上，在巴林岛出土的一篇年代属于公元前118/117年的墓志铭中，墓主人称自己为“亚历山大里亚人”（’ Ἀλεξανδρεύς）。这个亚历山大里亚可能就是卡拉克斯·斯帕西诺，墓主人看来更愿意使用得自名气更大的第一位建城者名字的城市名称来称呼自己的籍贯。而卡拉克斯·斯帕西诺恐怕又是甘英在途中听说的第一个安条克城，该城又足够远到恰在安息之西，从而使他相信这就是之前史书所言的“条支”，他也正是在这里发现了条支“役属”于安息。

按照《后汉书·西域传》的说法，当甘英到达这个“条支”后：

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此处的“安息西界船人”，应该就是我们前面看到活跃在狄洛斯即巴林岛上的那种κυβερνήτης。从铭文透露的信息看，他们与官方有利益关联。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惜动用唬人的修辞来劝阻甘英继续前往大秦了。事实上，汉方面并非没有洞悉安息官方阻挠大秦与汉之间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以保持自己中间商地位及巨大利润的动机。甘英很可能从其他人那里听说，有从卡拉克斯·斯帕西努向西北通往罗马境内的佩特拉和帕尔米拉的路（《后汉书》描述条支“唯西北隅通陆道”一句，暗示了这一点），尽管κυβερνήτης即“安息西界船人”十有八九故意向他隐瞒了这条路线。甘英的中途放弃，更可能是考虑到直通大秦的外交和经济收益，抵不上得罪安息这个距离更近的帝国会给汉朝在西域的存在所带来的某种潜在不利，而不是畏惧远途海上航程的艰险。而在帕提亚所掌控的国际贸易和过境贸易当中，卡拉凯奈这个位置优越的属国无疑又获得了得自海陆两方面的更多利润，那里的“安息西界船人”自然会更积极地阻止甘英与大秦取得联系，试图阻断活跃于印度洋商路西端的另一支线即红海支线上的罗马商人由汉朝官方那里获得直接丝绸贸易的商机。他们这种变相的市场竞争行为在短期内无疑成功了。

对于甘英被劝阻一事，《晋书·四夷传》的记述有一定的不同。除了没有提及前往大秦的海路航程以及相应的食物准备之外，当中关于“海中”的说法与《后汉纪》和《后汉书》所记有一个可见的差异：

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对比之下，《后汉纪》和《后汉书》提供的“海水广大”这种关于路途遥远的描述，固然可以构成促使甘英放弃渡海打算的理由，但“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与“数有死亡者”除非被当作并列关系的两个分句来理解，否则它们之间无法建立起因果联系，即或大海中远航容易令人“思土恋慕”，但这不会导致航行者“数有死亡”。《晋书》给出的说法似乎倒是更有逻辑性一些：海中有引发人们思慕的东西，导致航海者心怀悲伤。《晋书》与前两书在措辞上，又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这暗示着它们所依据的史料都源于某一共同的讲述。这种讲述最初肯定来自于甘英，但在后续传播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变异，主要表现在若干细节的省略、重组和曲解。

张绪山敏锐地指出，“安息西界船人”关于“海中有思慕之物”的说法，实际上是古代希腊的塞壬（Seiren，复数为Seirenes）神话。这种猜测不无道理。卡拉凯奈当时有着一种大众性的希腊化社会环境，尤其是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波斯湾支线终点的贸易重镇——狄洛斯即巴林岛，关乎海洋航行和海港的希腊文化因素无疑会更加受到重视。既然作为航海“救难神”的狄奥斯库洛伊在这里拥有神庙，并能够得到具有某种官方背景的人士的遵奉和崇拜，那么作为希腊神话中最常规性的海难制造者的塞壬难道不会经常被“安息西界船人”们挂在嘴边吗？塞壬们用歌声迷惑航行者，这一点与“思慕之物”的说法比较吻合。但希腊神话并未说这会引起航行者悲怀，相反倒是说其甜美的歌声会令听见的人快乐，心神游离，变得无知、失忆，萌生死亡的欲念，从而招致海难的厄运。不过，“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这样一个虚拟式的条件句，却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奥德赛》12.42—43两行讲道：听到塞壬歌声的人，“无法回到家里见到妻子和孩子在身边欢乐”。这些情况提示我们，那个劝止甘英的“安息西界船人”或许熟悉荷马的这两行诗，他在向甘英讲述塞壬神话的时候或许也背诵了这两行诗。而这一神话在经由译员到甘英的转述和再由甘英之口传到中国的过程中，很可能在叙事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形，这种变形或出于传输的不准确，或由于中国人做了适应自己文化的改造。

在甘英抵达卡拉凯奈的30多年以后，那里的国王任命的管理巴林岛的狄洛斯总督是一位帕尔米拉人。当时的帕尔米拉刚接待过皇帝哈德良的巡访，哈德良除了用自己的名字给它重新命名为“哈德良奈·帕尔米拉”（Hadriane Palmyra/hdryn’tdmr）外，还授予其自治市的地位。这座曾在塞琉古王国治下为沙漠商队提供饮水的叙利亚小镇，在落入罗马帝国统治之后，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丝路贸易中心。帕尔米拉人在丝绸之路上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商业行动力和管理才华，甚至能够凭借自身能力供职于外邦和其他城市。在帕尔米拉获得“哈德良城”这个新名称两年后，即131年，驻在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的帕尔米拉商人群体在其祖国的市场为那位担任狄洛斯总督的同胞立了雕像，雕像底座上的双语铭文记录了这段故事。其中的希腊语铭文要比帕尔米拉阿拉米语铭文保存得更为完好，如下：

此像为亚莱奥斯，他是奈布扎巴多斯之子，萨拉马拉托斯之孙，阿卡达诺斯之曾孙（Ιαραιον Νεβουζαβαδου τοῦ Σαλαμαλλαθου τοῦ Αχχαδανου），哈德良奈·帕尔米拉人，担任狄洛斯人（Thilouanoi）的总督，由斯帕西努·卡拉克斯国王麦海尔达特（Μεερεδατου=Meherdat）任命。此像作为授予他的荣誉，由斯帕西努·卡拉克斯的商人所立。442年克珊狄科斯月。

这位帕尔米拉人及其之前三代祖先的名字均属闪米特语，卡拉凯奈国王则拥有波斯语的名字Μεερεδατης（其经典的希腊语转写形式为Μιθριδάτης），但都被赋予了地道的希腊语词尾和变格。铭文在使用希腊语书写的同时，还采用了塞琉古纪年和马其顿历法，这也是希腊化传统的顽固留存，尽管当时马上就要到塞琉古王国灭亡的200周年。

商队贸易给帕尔米拉人带来了财富和更为奢华的生活。领导或服务于商人和商队，为之提供便利、帮助或保护的各类人士自然也受到了商人、商队甚或城市的答谢和称颂，荣誉授予的方式是为恩主立像和在雕像底座上刻写奉献铭文。铭文通常用希腊语和作为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即帕尔米拉语书写，它们是当地的两种通用语言。拉丁语从来都没有在帕尔米拉获得广泛使用，而主要局限在军队圈子之内。帕尔米拉市场四周的柱子和作为城市主街的“大柱廊”的柱子上，特意装配的石托架承放了大量的这种荣誉雕像。不过，雕像的放置场所还不止本城，帕尔米拉人有时也会在商路沿线的其他城市为某位有过贡献的人士树立雕像。下面，我们会看到一篇较长的雕像奉献铭文，讲述一位“虔敬而爱国”的帕尔米拉人索阿多斯（Soados）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城邦公民尤其是商人及其商队为之树立7尊雕像的殊荣。其中，4尊立在城市当中一事，在另外两篇年代分别为132年和144年的铭文中也被提到。另有3尊雕像则被立在两河丝路沿线的贸易重镇——斯帕西努·卡拉克斯、沃洛盖西亚斯和根那埃（Gennäe，今Umm el-‘Amad）。这篇铭文正是在根那埃发现的。其希腊语版本的纪年残缺，但由阿拉米语版本可知立像时间是在塞琉古纪年457年，即145年，这一年距汉文史籍中记载的“大秦王安敦”的使节抵达汉朝还有21年，而这些所谓的使节通常被人们怀疑为商人。与杰出的帕尔米拉商人一样，这群同样来自罗马帝国东部的商人取道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个分支，即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出发，出红海，横渡印度洋，经由印度，在今天的越南最北部海岸登陆后，前往洛阳的。同样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另一位罗马商人在他的《红海航行记》中，记录了“黄金半岛”（Χρυσῆ）即中南半岛之北就是出产生丝、丝线和丝绸的“秦”（原文仅出现属格Θινός和宾格Θῖνα，可知词干为Θιν-）。他说这些货物是从该国的名为“秦奈”（Θῖναι）的最大城市由陆路经巴克特拉（Baktra）贩运到印度西北海岸的婆卢羯车（Borygaza），或过巴克特拉后再经恒河运抵印度最南部的泰米尔地区（Lymirike）的。巴克特拉正是张骞曾经到达的大夏。张骞当年在这里的市场上见到了由印度转运而来的蜀布和邛竹杖。

在“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抵达东汉朝廷时，又一位出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并且是身为罗马公民的地理学家克劳狄优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ios，约100—170年）正值暮年，而他又是帕尔米拉人索阿多斯的同代人。托勒密在自己的世界地理学著作中讲到的从罗马到中国的海陆路线，恰与上述人等旅行或听说的路线相符，即从赛里斯人（Σῆρες/Seres）那里经石塔（Lithinos Pyrgos）到巴克特里亚（Baktriane）和经华氏城（Palimbothra）到达印度的两条道路、由“秦人”（Σῖναι/Sinai）的都城到达交趾（Kattigara）港，再经“黄金半岛”（Χρυσῆ Χερσόνησος）向西南航行抵达印度西海岸的西米拉（Simylla/Timoula），最后从那里直航进入罗马境内的海陆线路。托勒密还说，经由交趾到达“秦”的航线知识是由向印度以东更远海域航行并成功返航的航海者们提供的。《后汉书》记载的那些“大秦王安敦”的所谓使节们，想必就是这类与托勒密同时代的向更东更远地区冒险的航海者。而通过他把中国理解为“赛里斯”和“秦”一北一南两个国家的知识，可以推知是由得自海陆丝绸之路的不同情报的叠加所致。

不管怎样，在“大秦王安敦”的年代，帕尔米拉和亚历山大里亚与遥远的秦奈或塞拉（Sera，洛阳）一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都从高档奢侈品丝绸当中获得了不菲的利润。“安敦”这一汉译显然来自其拉丁语名字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中的Antoninus，而它又是袭用身为其叔父兼养父的前任皇帝安敦尼的名字Titus Aelius Hadrianus Antoninus Pius中的一个。正是这位安敦尼及其养父前任皇帝哈德良，曾经写信表彰过被帕尔米拉授予了树立7尊雕像殊荣的索阿多斯。而嘉奖他的铭文也透露了发生在丝绸之路一个路段上的关涉商人、商队、商路、商栈、城市、皇帝、总督、城邦、公民的一系列故事，但由于书写程式的原因，这些故事没有被展开来讲述：

457年……月，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授予索阿多斯（Soados）荣誉。索阿多斯系波利亚戴斯（Boliades）之子，索阿多斯之孙，泰米萨姆索斯（Thaimisamsos）之曾孙。他虔敬并热爱祖国，在很多重大时刻，他真挚而热诚地帮助商人、商队和沃洛盖西亚斯（Vologesias）的公民。这些已经在神哈德良及其子最神圣的皇帝安敦尼的来信中得到了见证，同样在普布利奇优斯·马尔凯卢斯（Publicius Macellus）的公告和他及继任的各执政官级别总督的来信中得到了见证。他被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当时的各商队和各位公民以投票决定和立像的方式授予了荣誉。在曾经因接连持续的善心受过祖国表彰的公民当中，目前只有他被议事会和人民大会认定为值得由公款出资，在城邦广场的柱子上为他树立四尊雕像，另在斯帕西努·卡拉克斯、沃洛盖西亚斯和根那埃的商队客栈为他树立三尊雕像。他还在沃洛盖西亚斯建造并奉献了一座奥古斯都神庙……鉴于其诚信和慷慨，他被委以各种权能……斯帕西努·卡拉克斯……

希腊语铭文中使用的“城邦”（πόλις）、“公民”（πολεῖται）、“议事会和人民（大会）”（ἡ βουλὴ καὶ ὁ δῆμος）、“公款”的“公”（δημόσιος，意即“人民的”）给人们的印象是，帕尔米拉不仅是个希腊式的城邦，而且是个民主制的城邦。事实也是如此，帕尔米拉政治制度上更为明显的希腊化，正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发生的，也是在它发展为一个丝路重镇的时代发生的。甚至希腊政治制度的某些名词也被直接照搬入帕尔米拉阿拉米语当中：bwl’=βουλῆ（议事会），dms或dmws=δῆμος（人民，人民大会），’rkwny’=’άρχοντες（执政官），grmṭws=γραμματεύς（书记员），hgmnʾ或hygmwnʾ=ἡγεμών（领导、总督），ʾsṭrṭwmʾ=στράτευμα（军队）。当然，希腊化只是帕尔米拉社会的一个方面，阿拉米语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在帕尔米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另外，作为一个丝路重镇、国际性大都市，帕尔米拉自然也是一个文化荟萃之地。帕尔米拉人的审美取向也不止朝西、朝向地中海，他们还有向东及向其他方向看的趣味。像在诸多商路城市中一样，在富庶的帕尔米拉，异国情调也是受到喜爱和追捧的对象。丝绸显然是富含这种情调的商品。帕尔米拉人不仅会转运它，也会自己享用它。帕尔米拉出土的丝绸残片即为明证。

帕尔米拉的西墓地的7座塔墓中发现了2000多片织物残片，属于500多件织物，年代在公元前9年到公元2世纪中期。织物的纺织材料包括当地出产的亚麻、大麻、羊毛、驼绒及外地的丝、棉等。这些织物被裁成布块，大多数用于干尸的裹尸布的外层，尤其是被裹覆在头、手和脚部位，少数则被折叠放置在干尸身旁。当中大约有100件为丝绸织物。技术分析表明，它们绝大多数系用家蚕（Bombyx mori）丝织成。其中大约80%完全为中国制造，一小部分是在中国织成后，又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或中亚某地添加了刺绣。另有9片则是用家蚕丝与羊毛、亚麻等各种纤维线混合织成，它们连同4片全丝织物，是在帕尔米拉当地或其附近地区织造的。这些全丝织物采用了中国经面织法，而非西方传统的纬面织法。在当地加工的丝绸织物当中，还有一件是用中国丝织成、用腓尼基紫色染料染成的。在中国制造的丝绸织物当中，有两个残片还带有汉字铭文，能确切识别出来者：一个至少出现4次的“明”字和出现1次的“太”字，另一个是“寿”“年”和3次出现的“子”和4次出现的“孙”字。这些用字和从语境中推知的它们可能构成的用语，恰与新疆多地出土的多件汉代丝绸织物上的用字和用语一致。还有一件汉代织锦上带有希腊化的采摘葡萄的题材图案。除来源于中国家蚕丝的织物外，还有少量的丝织物以野蚕丝为原材料。以往学者对这些野蚕丝的来源并无定论。近期一份检测结果表明，其原材料为印度柞蚕（Antheraea mylitta）丝。

对帕尔米拉出土的丝绸的技术检测和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靠的。《红海航行记》记述的经由印度转运至东部罗马帝国的“秦”出口商品中，不仅有成品丝绸，也包括丝线和生丝。而《魏略·西戎传》则讲道，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戴克里先的限价法令中也对拆丝工的工资有两项规定，这种工作很可能就是《魏略》记载的大秦拆解中国丝绸重织的第一道工序。事实上，也许很难排除帕尔米拉当地的丝绸织物制造所用的原材料当中，含有一定数量从中国制造的丝绸成品拆来的丝线。无论情况是怎样的，帕尔米拉墓葬出土的丝绸织物在原材料来源、产地和再加工地点、制造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都诉说了帕尔米拉人的多元审美取向和追求新奇的生活情趣。不过，在这一切当中，“中国风”依然是占居主导地位的。

无论是吹拂着帕尔米拉出土丝绸的“中国风”，还是甘英从卡拉克斯·斯帕西诺带回的变了形的用歌声制造海难的美丽妖姬神话，在行进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的眼里和耳中，恐怕都不会有多新鲜和惊奇。丝绸是他们白天路上奔波或大海航行时，最需要精心守护的宝货和财源；神话则在暮色降临后，成为他们在酒馆与当地朋友推杯换盏，在客栈与各地同行促膝夜话时的谈资。而对于商队和商船来说，他们每天清晨最需要离开的就是城市或港口，但城市和港口又是黄昏时分他们心中最期盼立刻到达的一天的归宿。只有在城市和港口，他们的货物和财宝才能免于路匪或海盗的劫夺，得以安全的暂存，他们才能得到休整、体力恢复和食物、水源等多方面的补给。当然，他们也不会忘了去逛街、购物和欣赏当地各色各样的西洋景。而且，或许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西洋景：有着奇特的装束或外貌，也会带来新鲜货或者本地没有的新奇的小玩意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就在这种城市间包括商人在内的各类人员流动和相遇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文化间的互动也在悄然发酵：或照搬，或借用，或改造，或并列，或重组，或珠联璧合，或水乳交融，当然也不排除相互对立，甚至冲突，激烈的冲突。

三、书写一个城市的两个故事：作为希腊化城市与作为丝路重镇

上面我们已与张骞和甘英两个最伟大的汉使为伴，从两个角度出发，对公元前后各一个半世纪古代中亚和西亚世界的城市作了一番浮光掠影式的观察。我们先是观看了张骞所展示的他在开通丝绸之路的旅程中，了解到的希腊化世界整体的政治形势和城市状况，又追随甘英到达了波斯湾的两河入海口，对希腊化时代后期和希腊化时代以后，从那里出发纵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丝路路段两端的两个国际大都市，做了某些近距离抽样调查。这样的观察尽管粗略，但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公元前4世纪晚期以来中国以西的古代世界的城市时，需要重视的若干认识维度，如下：

首先，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巨变和张骞出使西域引发的蝴蝶效应，构成了来自经度方向上的两种重塑欧亚世界的历史动力。丝绸之路是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开通的，希腊化时代虽然随后也在欧亚各地陆续结束了，但希腊化本身并未完结；丝绸之路事实上是与希腊化并行甚至携手延续发展的。可以说，丝绸之路是穿行在希腊化世界中的丝绸之路，而希腊化世界也变成了一个被丝绸商人往返穿梭的希腊化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众多的城市同时具备了双重的属性，它们既是希腊化城市，又是丝绸之路城市。

其次，希腊化文明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文明，是一种城市小共同体自治和大帝国统筹管理相结合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以希腊人是否掌握和保有帝国政权为限制，希腊人并不过分在意帝国的统治者是不是希腊人，他们更在意的是统治者是否能继续原有的帝国管理方式和自己城市的自治是否能够不受触动。这种模式的城市文明具有传染性，以至于诸多非希腊人口的城市也采取了希腊城邦式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形式。

再次，丝绸之路是依赖一系列设施完善的商栈、城市和港口，为商贸活动以及商旅生活提供有效保障和便利，依赖大范围帝国体系维护境内路段的路政、交通安全和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的贸易物流网络。希腊化城市能够很好地承担这个功能：公民自治的政治体制能够为商贸活动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外来商人也能够在城内找到满意的接待住所和获得充足的给养补充。希腊化城市之间包括商人在内的多种人员的交往和友谊，甚至可以是跨帝国的。这既是古典希腊城邦外交传统的延续，也部分地得益于帝国对这种传统的包容。帝国的道路和驿站等设施的修建、维护和治安保障，既利于商旅，也是将众多城市和广大乡村整合为一个经济体的手段。城市间的互动也从城邦式自治和帝国一体化的奇妙结合中，获得了助推。

复次，丝绸之路的贸易是跨国的，希腊化文明是一种超越政权的国际性文明，希腊化城市之间的若干交往可以跨越国界，一系列成为丝路重镇的希腊化城市也不出意外地发展成古代国际性的大都市。这是古代经济全球性的一种体现，也是这种全球性的一种结果。当然，古代经济是原始的，但不代表缺乏全球性，否则罗马的老普林尼也不会慨叹说：“按最小数计算，印度、赛里斯人和阿拉伯半岛每年从我们的帝国夺走一亿塞斯忒尔提优斯。”不过，古代全球性的实现方式与近现代不同。商路上的分段贸易和多段的中间商贸易是其主要实现方式，而同一商队或商船贯穿某一路线的长途贸易也是其并不罕见的实现方式。支持这种古代全球性贸易的要件之一，就是商路和航线沿途众多的国际性城市和港口。海陆丝绸之路上这种性质的城市和港口，很多都是希腊化或具有希腊化历史的城市。

又次，希腊化世界丝路沿线的城市，包括其中希腊化或拥有希腊化传统的城市，在提供贸易便利的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相遇的场域。希腊文化对其他文化通常并不加以排斥，相反始终与各地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着不同形式的互动。事实上，希腊化文化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互动的结果。而当经过的商路具备了丝绸之路的属性后，一个城市内的文化互动也像绸缎的刺绣一样，被刺缀上伴着丝绸和其他新商品而来的新文化、新风尚、新价值观和新的审美情趣。

最后，城市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的人口成分和来源通常不会是固态单一的，最小、最次要的城市也会构成它所在小区域内的一个中心，也会从其周边农村地区不断地吸引人口，更不用提国际大都市人口的多族群性和移民的多元性了。城市的文化也因此是包容的，甚至那种初看起来仿佛是文化样貌单一的小城市，其具体的文化内容都不可能是单一来源的。城市的文化组成和组成方式也是动态的，有文化元素的流入，也有文化项目的流失；有文化基因的层累，也有文化传统的漂移；有文化记忆的叠加，也有文化失忆的介入。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也经历了这一切，诸多城市经历的希腊化时代和/或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化，在城市后续的发展史上或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化作传统中的一股涓滴细流，或者变成了一种隐性的文化基因，或者仅仅作为深埋于考古地层中的遗迹而被历史彻底遗忘。

以上认识维度告诉我们，对希腊化世界的研究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书写“一个城市的两个故事”（two tales of a city）的时候了，正如我们从卡拉克斯·斯帕西努和帕尔米拉“两个城市的一个故事”（a tale of two cities）中窥见的。毋庸置疑，以往对希腊化城市已有丰富的研究问世，甚至还有戈泽尔·M.科恩凭一己之力编写的多卷本指南，对欧亚世界所有希腊化城市的历史、史料和研究成果等信息进行了一网打尽式的汇编。丝绸之路的研究也由来已久，到近些年又发生了最大规模的井喷。在这个领域当中，长期占据主导的是中西交通史的学术传统，以有限的文献记载为对象的考据构成其主流研究方法，尤其对于更早的历史时期，问题讨论经常性地聚焦于对某个国名、族称、地名或称谓的审音勘同和在此基础上对文本局限于字面的解释。这种方法尽管在早期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单纯地比对语音和孤立地解读文本而不考虑历史情境，其最终的结果是，人们的认识依然很大程度上是在若干既有意见所提供的思想维度内原地打转而无根本性的推进。当然，稍后考古资料的使用对这种方法的僵局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补救，尤其是对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的研究而言，但孤立碎化的研究局面依旧没有能够彻底扭转。当前，一些学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传统中西交通史方法的局限，从而尝试从全球史的路径来观察丝绸之路。这种方法论的转向业已展现出一定的突破性。然而，丝绸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相当广的空间内所处的希腊化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仍未被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如希腊化研究至今未能充分关注到其中的丝绸之路内容一样。正因如此，这个时空内的古代城市的希腊化和丝绸之路属性也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