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 2024-02-29 12:44 北京

作者：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世界历史》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内容提要 人类史分期问题是历史学无从回避的根本问题。启蒙时代以来，自上而下的历史哲学分期体系与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分期体系各有优长，同时也各有局限性。前者缺少实证材料的支撑，后者缺少理论的系统性。随着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发展，现今我们可在演化视野下，将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自上而下的历史哲学传统、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传统三个方面优长相结合，对人类史分期问题尝试做出新的探索。综合人类学、考古学与遗传学提供的不同时间序列，可以将语言形成或人类形成时间暂定为50万年前。语言为人类通向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强大工具。以历史上三种新增的重大变量——农业、国家、科学为路标，50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可分为依次叠加的四个时代：语言时代、农业时代、国家时代与科学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日渐复杂化的趋向，新兴的生物技术为改造人类提供了更好的可能性。

关键词 演化视野 历史分期 人类史 遗传学 语言时代

“历史学只有发展出分期理论，才能作为一门学科存在。”这句话曾被视为翻译得不够准确，笔者却认为，这样表述颇为精当。的确，人类历史具有共时性的特征。物种共同的生物特性使得我们既能读懂数千年前的《吉尔伽美什》与《诗经》，也可揣摩3万年前肖维岩洞作画者的心理，甚至可以想象50万年前博克斯格罗夫遗址中人们的人生遭际。共时性特征是对将分期理解成断裂或将过去看作异乡的有力反驳。但倘若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之作为反对历史分期的理由，不承认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历时性差别，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学家威廉·A. 格林认为：“我们书写历史的组织原则、我们给人类不同行为分派的优先等级、我们用以解释历史进程的变迁理论，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历史分期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离开历史分期，我们几乎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漫长的演进过程，也难以书写任何一部系统的人类史著作。然而，历史分期问题又是困难的。吴于廑教授曾说过：“关于世界历史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近二十多年来，围绕分期问题，国内外学者多有阐发，由于聚焦的问题往往较为具体，故在此只简要列出文献，不拟作进一步分析。本文意在比较两种传统分期体系之后，从演化视野的维度进一步深入探讨人类史分期问题。此前，一些学者在人类史与世界历史之间做出了区分，强调世界历史的空间特性，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一体化进程的结果。本文则认为作为学科的世界历史与人类史名异而实同，两者之间虽然表述不同，但其根本是一致的。

一、两种既有历史分期体系

一般而言，人类史主要有两种性质的历史分期体系。一种是哲学式的或者说自上而下式的，从预设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建构一个思想的体系，再根据这个体系对历史进程作相应的时间划分。另一种是历史式的或者说自下而上式的，从纯粹实证的材料出发，根据时间先后顺序以及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历史进程作相应的分期处理。当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自上而下的体系离不开思想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同样，自下而上形成的分期体系，也不见得完全从材料出发。研究者对于材料的选择和取舍，未尝没有理论的预设隐含其中。

(一)自上而下的历史分期体系

世俗意义上人类史分期的出现，通常与历史哲学紧密相连，这一点从近代历史哲学的先驱者那里便可得知。维柯的梦想是要在民政世界中做到伽利略和牛顿等在自然世界中已经获得的成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整理出一套系统。在维柯看来，人类这个物种具有根本的统一性：(1)人有社会性，由此会形成各种制度。(2)人有共同意识，这是整个阶级、整个人民集体、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3)制度是人创造的，它的原则必然可以从人类心灵的各种变化中找到。(4)历史的起点始于第一批人开始以人的方式来思维时，或者说“世界通史从异教世界中一切人类制度的最初出现时就开始”，二者具有同一性。据此，他认为各民族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这是由人的三种心理演进本性所分别决定的，并形成相应的三种政体，即神的政体、英雄的或贵族的政体、人道的政体。尽管维柯也屡屡提及天神意旨，使得他的思想中略带有神学残余色彩。但是，他反复强调的仍然是人类世界由人自己创造，并将其视为新科学的第一条大原则。他认为，人做到这一切靠的是心智而不是命运，因为人在行动时是经过选择的。这也并非是偶然的结果，因为人们经常这样做的结果也总是一样的。《新科学》出版后，维柯曾转送一套给他心中的英雄牛顿，然而，并没有材料表明牛顿做出过回应。

康德的历史分期同样由一套历史哲学支撑。他说：“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这种信念立足于以下哲学分析基础之上：(1)人是唯一理性的物种，意志自由以理性为基础。(2)人具有社会化的倾向，同时具有个人化的倾向，二者之间的对抗是社会秩序的矛盾运动。

(3)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4)公民宪法有赖于国家的合法对外关系，因而历史的目标是保卫国际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国家共同体)。据此逻辑，康德将人类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理性形成期。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自我意识的出现，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其次是社会意识的觉醒，无花果的叶子预示着道德性的开端；再次是未来意识的出现，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最后是目的意识，认识到人是大自然的目的。完成以上历程，人就从单纯的动物的野蛮状态过渡到人道状态，从本能的摇篮过渡到理性的指导。总之，这就是从大自然的保护过渡到自由状态。第二，劳动与扰攘期。这个时期人类拥有了家畜，由于播种和耕作能大量增加家畜食用的农作物，因而农人与牧人分离。第三，城市与政权机构形成期。这个时期的战争是一种催化力量。第四，彻底平等与永久和平期。与维柯分期不同的是，康德将目标纳入思考内容，以“揭示人类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曾经接近这个终极的目的或者是脱离这个终极的目的各到什么地步，以及要达到这个终极的目的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增补，为对历史过程进行价值判断提供了以未来为导向的依据，同时也借此鼓舞人们尽力作出贡献。

赫尔德是康德的学生，1770年因《论语言的起源》而获得普鲁士科学院征文奖，一夜之间声名鹊起。康德颇为满意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发表后，很快遭到关注同类问题的赫尔德的反对。赫尔德在陆续出版的著作《人类历史哲学纲要》中，没有将历史限制在康德的制度视野之内，而是根据哲学推导，提出了新的断言：人类是一种“过渡性物种”(middle species)，未来会有一个更高的人类形态和发展阶段。赫尔德声称：“这是得到自然规律支撑的观念，是理解人类现象的关键，也是理解唯一历史哲学的关键。”康德一方面礼节性地表达了敬意，他指出哲学的人类历史是尽可能地把最遥远的两端，即人类历史由以出发的那一点和它跨过世界历史之外而消失在无穷之中的那一点，互相结合在一起。这项尝试是大胆的，对于我们理性的探索欲又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康德亦表示，“期待着哲学不是靠示意而是靠确切的概念，不是靠臆想的而是靠观察到的法则，不是凭一种无论是由于形而上学还是由感情而来的想象力，而是要凭一种在纲领上是广泛铺开的而在运用上却是小心翼翼的理性，从而引导他的事业得以完成。”他要求赫尔德就“过渡性物种”的起点和终点做出更科学的解释，显然这在当时是无法做到的。

(二)自下而上的历史分期体系

这一分期体系依靠的是经验之路。我们可以挑选三部有代表性的著作略加分析，分别是英国作家乔治·韦尔斯于1918-1919年完成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1971年出版的《全球通史》、玛丽·威斯纳·汉克斯主编的2015年出版的《剑桥世界史》，三部著作相隔约各半个世纪。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由非职业历史学家书写的最有影响的通史著作之一。韦尔斯力图通观全局，从地球起源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八个篇章，分别是：人类以前的世界；人类的形成；最初的文明；犹太希腊和印度；罗马帝国的兴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陆路上的诸蒙古帝国和海路上的诸新帝国；列强时代。不消说，西方世界占了主要篇幅，这一点从标题上便可以看出。另外，政治史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如第三至第八章中，虽然有宗教与科学的专门论述，但主要内容是政治方面，这大概与作者写作时所处的战争环境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时代与社会的局限性之外，作者在第二篇“人类的形成”中的一些重要着眼点尤其值得注意，这是将18世纪的哲学问题与19世纪的生物学问题进行历史化的深入尝试。本篇时间涵盖从最初石器至国家出现前，为尼安德特人单独设立一章，为“第一种像我们这样的人”单独设立一章，另外在另一章中专门讨论了“人类还会分化吗”这个问题。这些极具深意的谋篇布局，可能与作者早年受过托马斯·赫胥黎在科学师范学院的教导有较大关系。还应提到的是，韦尔斯对于人类未来有各种基于科学基础的展望，如《时间机器》《莫罗博士岛》《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智人的命运》等。倘若不是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韦尔斯或许是第一位有能力将起源追问与未来展望结合起来，提出一套更系统的分期理论的学者。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无论从材料还是结构以及历史写作上，无疑较韦尔斯更为专业，他试图以月球视角书写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该书将历史分为九个篇章，分别是：文明之前的人类；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新兴西方的世界；西方据优势地位的世界；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尽管出发点力求做到价值观平衡，但《全球通史》仍体现了“西方中心论”的典型特点，三个关键词表明了这一点，分别是文明、中世纪和西方。文明是西方世界用以区别于“非文明世界”的词汇。因为西方世界有一个“中世纪”，所以同期的伊斯兰世界、蒙古人世界、中国也必须处在中世纪。1500年以后的世界舞台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斯塔夫里阿诺斯多次试图讨论人性，但缺乏洞见。

汉克斯主编的2015年版七卷本《剑桥世界史》出版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该书作者队伍广泛且具有权威性，二百多篇文章由各领域内比较有成就的国际学者群体完成，各卷主题性强，历史分期有所创新和突破，不同主题时段互有叠压。这七卷分别为：第一卷，世界史导论(截至公元前1万年)；第二卷，农业世界(公元前1.2万年-公元500年)；第三卷，早期城市与比较史(公元前4000年-公元1200年)；第四卷，国家、帝国与网络世界(公元前1200年-公元900年)；第五卷，交换与征服的拓展网络(公元500-1500年)；第六卷，全球世界的建设(公元1400-1800年)；第七卷，生产、破坏与联结(公元1750年-当下)。据该书主编称，“每卷的年表略有重叠，以反映真正的全球史的复杂分期。各卷主编们选择了重叠的年表，并避开了传统的年代标题(如‘古典’或‘近代早期’)，意在挑战标准的年代划分。”然而不难发现，二百多篇专题文章使得该书更像一部世界通史辞典，而不是一个起源清楚、方向明确的有机历史过程。

对比上述两种分期体系，我们会发现自上而下的体系有机性更强，内在逻辑更为清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哲学家看来，历史与文化现象最终以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以服务个体生命的自由为目标，哪怕人们对于生命与自由的理解各有分歧。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说得再清楚不过，他说：“并不是所有18世纪著作家对人性都有同样的概念。有时他们对这个问题相互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然而他们全都同样坚信，只有正确理解这个本性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现象的钥匙。”上文提到的维柯、康德、赫尔德是这样，孔多塞、黑格尔同样如此。他们认为，历史进程与分期有明确的未来指向性，能为人提供历史观的导引。当然，由于当时实证材料欠缺，一些大胆的假设和演绎不免失之偏颇，因而自下而上的体系渐渐由更为专业的历史学者主导。在具体问题上，这种研究更为深入，论证更为严谨。然而，历史著述却日渐失去提出大问题和回答大问题的勇气与能力，向其他学科汲取知识的意愿也在日趋下降。从韦尔斯到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剑桥世界史》的作者群体那里可知，材料丰富性的增加不足以遮蔽历史智慧的削弱，人类历史的分期体系呈现出缺乏理论的系统性的状况。综上可见，以上两种体系均忽视了不同时期的共时性特性，也未能就历史的起点和未来发展做出有科学基础的说明，故难以令人满意。

卡尔·洛维特说：“缺少开端、进步和终结的纯粹连续性的细线，(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不能联结起任何体系。”由此可以看出，缺乏对人类史的整体性与科学性视野，那么分期体系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如果从演化视野来谈历史分期，则上述两种分期体系的弊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本文认为，历史的开端、演进和未来的可能性是一个可以从科学上进行解释的事情，人类史分期体系也能由此得到新的阐明。

二、历史起点：最初的人何时出现

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我们可以将“第一个前提”转换成一个历史学问题，作为历史起点的人类在哪里？在维柯、康德与赫尔德所处的时代，人们既没有手段、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求证第一批人类，因而无论是“社会性”或“社会性与孤立性”“过渡性”的预设，都不能落实到具体时空中。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情况也依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个人是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即“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最初时期的“第一批人”是为谋求生活资料进行劳动的人。然而演化是马赛克式的，我们今天所具备的各种能力和特性，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在漫长演化过程中逐步累积而成。第一批制造工具的人与第一批说话的人并不是同一批人。正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中叶开始，演化生物学、考古学、古人类学、遗传学等一批新生学科渐次登上舞台，贡献出各自对于人类演化过程的认识，从而使得人类起源问题变得相当复杂，同时也使得回答赫尔德的起点问题有了更多科学基础。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第一个正面回应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是以捍卫达尔文学说著称的托马斯·赫胥黎。赫胥黎不承认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演化鸿沟(即通常所谓人兽之别的卢比孔河)。他说：“人类与动物之间，其分界线绝不比动物本身之间的分界线更为显著。而且，我还可以对我的信念加以补充，即企图从心理上来划分人类和兽类的界线是徒劳的；而甚至像感情和智力等最高级的能力，在某些低级的动物类型中，也已经开始萌发。”在其书中的一个注释中，赫胥黎提到：“我和居维叶一样，都认为具有清晰的语言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不管这一特性是否绝对只限于人类)。”1871年，达尔文以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了人类起源问题，核心便是人们所关注的演化鸿沟。达尔文称收集了二十几条有关人兽之别的经典论断，但“几乎全无用处”。这些论断包括使用工具和火、驯养别的动物、抽象和构成一般性概念的能力、自我意识、语言、审美、信仰上帝等。达尔文重点讨论了其中的自我意识、语言(达尔文如赫胥黎一样承认语言是人兽之别的主要区别)、审美和信仰，但否定人兽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他认为，“人和高等动物在心理上的差别虽大，这种差别肯定是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20世纪的演化生物家恩斯特·迈尔认为，从文化角度来看，动物与人类之间并没有断然的区别，但同样视语言为“人类最典型的特征”。

将语言诞生作为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语言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产生有一个漫长过程，但这种能力必定在某个演化时刻最终出现了。数百年来，人们一直想弄清楚语言究竟诞生在哪一个时间点。由于语言无法留下直接证据，大脑也不能形成化石，因此语言的生物学机制仍不十分清楚，这个问题至今仍是国际科学难题，也是近几十年来学界讨论较多的热点问题。考古学、古人类学与遗传学难以单独判定语言能力的确切发生时间，但为我们提供了三种人类演化的时间序列。

一是考古学时间序列。经典序列是由考古学家格拉汉姆·克拉克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他根据石器类型划分出五个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打制石器为特色；二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以双面石斧为标志；三是旧石器时代中期，以预制石核技术(勒瓦娄瓦技术)为标志；四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以修饰后的冲击石片技术为代表；五是中石器时代，以细石器为标志。格拉汉姆的序列至今仍是旧石器考古学的基本类型框架。认知考古学家托马斯·韦恩等以此为基础，将之阐释为人类演进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330万年至170万年前的两足猿时代。来自肯尼亚的洛迈奎3号(Lomekwi 3)是最古老的石器遗址，第二古老的石器来自距今260万年的埃塞俄比亚戈纳(Gona)。在这150多万年时间中，考古遗址非常少。第二个阶段是170万年至30万年前的石斧时代。保存完好的高质量考古遗址很少，代表性的有78万年前的以色列GBY遗址、50万年前的英国博克斯格罗夫(Boxgrove)遗址、40万年前的西班牙阿塔普尔卡(Atapuerca)遗址。第三阶段是30万年至1.2万年前的现代思维出现时代。

二是人类学时间序列。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尔夫·霍洛韦根据脑容量变化，于21世纪初建立了较有影响的五阶段时间模型。第一阶段距今300万年至250万年，古猿脑容量上升到400毫升左右；第二阶段距今250万年至180万年，能人脑容量上升至750毫升；第三阶段距今180万年至50万年，直立人脑容量上升至800-1000毫升；第四阶段距今50万年至10万年，古代智人脑容量上升至1200-1700毫升；第五阶段为1.5万年前以来，现代人脑容量略有下降。人类学家亚历珊德拉等于2012年提供了更精细的数据模型。一是距今300万年的古猿，脑容量平均为460毫升，波动区间是428-515毫升；二是距今240万年的能人，脑容量平均为609毫升，波动区间为509-687毫升；三是距今190万年的直立人，脑容量平均为991毫升，波动区间为727-1260毫升；四是距今60万年的海德堡人，脑容量平均为1242毫升，波动区间为880-1450毫升；五是距今20万年的尼安德特人，脑容量平均为1404毫升，波动区间为1172-1740毫升；六是距今20万年的现代人，脑容量平均为1463毫升，波动区间为1090-1880毫升。

三是遗传学时间序列。自1987年艾伦·威尔逊与同事发表论文提出线粒体夏娃假说以来，遗传学成为历史研究的新兴力量，特别是“古DNA革命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看法”。其优势有两点：一是可以根据基因序列差异判定人类之间的亲缘关系，标志性成果是德国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2010年通过改进的古基因提取和分析方法，证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存在过基因交流事件，帕博也因此获得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二是可以根据遗传算法，估算不同群体古人类之间较为具体的分化时间。以上两点都是骨骼人类学与考古学中长期存在极大争议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古基因技术为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当然，古基因技术自身也存在局限，首先是难以提取超过50万年的人类化石遗传信息，其次是不同遗传算法计算出的分化时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无法为石器以来的所有古人类提供确定的演化关系图谱。尽管如此，这一技术的飞速进展仍然是探索诸多未知领域的最有力手段之一。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蒲吕弗与同事推断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分离时间是77万-55万年前。大卫·赖克的工作显示，西伯利亚尼安德特人在过去50万年内，与如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之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共同祖先，然而与非洲以外人群之间则能找到在过去大概10万年内的共同祖先。假如赖克的结论没有问题，那么这说明50万年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时间点。

综合上述三种时间序列可见，170万年前与50万年前是两个重要的演化时间节点，人类的脑容量、行为特征与遗传信息此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有人主张将语言诞生时间放在100万前的直立人时代，但如果此后开始有语言活动影响，那么主要石器工具阿舍利石斧在持续100多万年时间基本保持形态稳定，是很难做到的。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曾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说、“人类革命”说、“认知革命”说等，猜想语言起源时间为5万年前左右。自萨利·麦克布里亚蒂与阿里森·布鲁克斯2000年在《人类进化杂志》发表著名的反驳文章后，这些说法已经不再流行。不少学者提出50万年前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语言诞生时间点。长期研究语言起源的牛津大学教授罗宾·邓巴等，在2003年承担了英国科学院资助的项目“从露西到语言”。他在项目成果中提出，“有理由相信，50万年或更早前的人类与我们相同。语言是我们向他人学习，影响他人参与我们社交计划的传统方式。”这当然不是一个论证严密的科学结论，但在目前情况下，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学术观点。本文接受这个观点，并略作几点补充。

首先，从遗传学最近的研究来看，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分化时间在50万前，共同祖先是晚期海德堡人。根据尼安德特人专家帕帕杨尼的研究，尽管解剖学上存在差异，但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行为没有根本性区别。“他们不仅有和我们一样大的大脑，他们还会埋葬死者，照顾残疾人，在壮年时狩猎动物，使用一种口语，甚至与现代人生活在一些相同的地方，广义上说，现代人与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国内学者姚岚等综合了西方多学科成果，近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尼安德人语言能力的著作，他得出的结论是“尼安德特人极有可能不仅拥有语言能力，而且应该拥有相当高水平的言语能力”。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共祖晚期海德堡人初步具备语言能力。其次，从行为学来看，勒瓦娄哇技术与最早的墓葬都出现在40万年前，是人类行为的重大跃升，有语言作为基础是可能的。勒瓦娄哇技术是从事先预制的石核中再次剥离石片，本质是利用工具制造工具，需要较强的计划能力。人类学家弗莱等提出，勒瓦娄哇技术代表了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的出现和随后的散居。许多研究者认可这个看法，将勒瓦娄哇技术与认知能力相联系，如考古学家约翰·谢伊。西班牙40万年前的阿塔普尔卡“骨坑”(Sima de los Huesos)，通常被视为最早的人类墓葬。迈耶在对28具化石之一的样本研究后，分析出其是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都有亲缘关系的海德堡人。骨坑唯一的人工制品是一把红色石英手斧，挖掘者将之命名为“王的神剑”(Excalibur)，以示其是一件充满象征意义的物品。墓葬的出现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特殊意义，意味人类精神世界的飞跃，从而出现了与经验世界完全不同、需要语言建构的虚拟世界。研究墓葬的权威学者保罗·佩蒂特认为，这种可能源于恐惧而集中处置尸体的做法，标志着区分生死空间的二元性思维出现。最后，从解剖学来看，海德堡人的平均脑容量虽然距离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仍有一定距离，但上限1450毫升已经完全与后两者没有区别。事实上，脑容量不是决定认知能力的唯一标准，大脑结构性重组同样重要。由于大脑是高耗能器官，现代人脑容量自近20万年前达到峰值后，甚至后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综上所述，可以暂时认为第一批具有语言能力的人类50万年前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会用语言改造生存的物质世界、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如我们一样。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说：“语言造就了我们这个物种，也造就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有语言能够突破其他诸物种困于其间的直接经验的牢笼，使我们得以解放，进入到无限自由的时空中。”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

三、历史分期：四个时代的叠加演进

我们可以对这段50万年的人类历史进行适当分期，以重大新增变量为依据，将人类历史进程分为四个时代：一是自50万年前开始的语言时代；二是自1万年前开始的农业时代；三是自5000年前开始的国家时代；四是自500年前开始的科学时代。只要我们这个物种的基本生物特性没有改变，每个时代就都没有真正过去。后一个时代不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替代，而是如地层般叠加在前一个时代基础之上，每一个时代都在发挥着深层的影响力。因而，当下的时代既是语言时代，同时也是农业时代、国家时代与科学时代。受到重大新增变量的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呈现日趋复杂化的总体趋势。以“叠加”模式区别于以往分期中的“替代”模式，主要是为了强调新增变量发挥作用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同时也试图表明，人类文化的一些领域(如神话、艺术等)具有持久而普遍的共时性特征，并未因新增变量的影响出现质的区别，历史并未因分期而失去连续性。

为什么选择农业、国家与科学这几个变量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本文的主要考虑是：其一，在与自然关系层面，人类利用自然能量的能力大幅增加，从被动适应自然的摆布到主动创造生态位的能力得到质的提升；其二，人类人口总规模因此得以急剧增加，从前农业时代数百万人增加至今日80亿人以上，人类社会组织体系变得更加严密和复杂；其三，各个重大变量既体现人类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普遍性向往和需求，同时就其影响的广泛性而言也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能符合上述条件且与其他三个变量相提并论的少数例外也许是文字。文字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字的出现时间略早于国家，但文字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也不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随着国家出现，文字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多数时间内的主要功能仍然是为国家服务，一则是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工具，二则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在二者关系上，国家是推动文字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故本文不拟以文字出现作为单独划分时代的标志。

(一)语言时代(自50万年前至当下)

如果接受人的生物学特性自语言诞生以来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动，就需要承认人的统一性，反对既往分期中的“文明人”与“野蛮人”概念。19世纪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中所用的“史前时代”“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原始时代”分期概念，都是建立在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基础之上的。笔者曾在《丹尼尔·斯迈尔与深度历史理论》一文中讨论过“史前时代”。在此只强调一点，这个概念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歧视色彩，是欧洲人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包括没有文字的古代人与现代人群)的工具。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延续着这个思路，他以心智能力为尺度，将古代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摩尔根承认宗教观念的重要性，但认为宗教涉及想象和感情方面的东西太多，使得一切原始宗教都显得怪诞，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理解的问题，故“不在本书研究计划之内”。人类学家亚当·库珀在其著作《原始社会的再发明》中对上述概念做出了经典性反驳。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别，但随着生命科学与人类学知识的增加，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再采用“文明人”与“野蛮人”这个二分法。除了用“语言时代”，似乎很难有更好的词语来概括人类历史的基本统一性。这个概括也可以为20世纪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所阐明的文化相对性留下讨论空间。

历史的特性即人类的特性，历史的展开是人类特性的展开，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对人类特性分别阐述。一是人类生存的自然要素方面。人与动物一样，都要进行“生态龛建设”，要寻找食物、水源，要躲避恶劣自然环境的侵害。因为语言的作用，人们可以分享相关信息，积累知识，改进工具，让生存变得更加容易。二是人类生存的社会要素方面。基于生殖与繁衍本能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久远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灵长类祖先那里。因为语言的作用，在追忆共同祖先、交流情感、抚育后代、抵御共同敌人、形成风俗习惯、展望遥远未来等活动中，人类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三是人类生存的精神要素方面。语言所构造的想象世界，无论是神话还是宗教，是人性中最难以理解的现象。麦克斯·缪勒曾问道：“我们是如何相信或接受那些由敌人或朋友所告知的，却既不能靠自己感官获得也不能靠自己理性建立的东西的？”施莱尔马赫用“对宇宙的直观”和“绝对依赖感”来作解释。缪勒称宗教是“对无限者的领悟”。威廉·詹姆斯认为个人性宗教是“独处时与神圣对象的联系”。恩斯特·卡西尔干脆称神话“现在是并将永远是心灵的奇迹”。不论作何解释，这种自然、生理、心理和社会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前农业时代便产生了，1994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主持发掘的土耳其哥贝克力遗址(Gobekli Tepe)是其最有力的证据。在前农业社会，人类特性的三个方面证据都得到了具体展现，至今绵延不绝。

如果有人从考古记录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人类在前49万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累积足够多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这是不奇怪的。我们的表亲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共存走过47万年左右时间后，最终未能经受自然的考验而灭种。当然，逐渐消失的不仅是他们，还有丹尼索瓦人、纳莱迪人、弗洛里斯人等。以此可以推断，现代人类必定曾面临着类似的生存困境，甚至多数时候恐怕挣扎在生息繁衍的边缘。他们走过的艰辛历程虽然没有被详细记录，但传递下的生命与人性火种，将在未来一万年中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现代人类移民美洲，也是值得铭记的大事。新旧大陆两个人类群体的“大分离”与平行发展，被历史学家彼得·沃森称为“最伟大的自然实验”。他们同样走上了发展农业与创建国家的道路。

(二)农业时代(自1万年前至当下)

农业是导致人类社会复杂性增加的第一个重大变量。距今约1万年前的叙利亚阿布胡赖拉遗址(Abu Hureyra)，是人类最早驯化动植物的代表性遗址，标志着农业时代拉开了序幕。农业在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美洲地区等多地独立起源这一事实，说明驯化动植物不是随机性与偶然性事件。但要对这种自然与人的耦合事件做出统一的科学性解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业驯化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影响也波及社会的诸多方面。

对于农业起源的分析，学者们总体沿着人类特性的三个层面展开。就自然要素层面而言，有人提出，冰期结束时气候剧变导致干旱，人和动物都被迫聚集到少数绿洲进行生活，逐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开始栽培作物。戈登·柴尔德是绿洲说的支持者。就社会要素层面而言，有人提出人口增长导致生存压力，因此人们不得不选择量产食物。还有学者提出，一些有抱负者利用种植谷物作为美食来进行宴享，并试图以此控制劳动力、获取忠诚等特权。就精神要素层面而言，雅克·考文反对用环境、人口与文化等因素进行解释，他将农业起源看作是源自精神领域的信仰重塑，使人们更加有欲望对外在世界进行控制，而栽培行为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介于物种驯化的多地区性和多样性，不能排除以上每一种假说的可能性，甚至有多种假说同时起作用的可能性。然而在50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只是在气候史的新仙女木事件发生后才普遍出现“农业革命”，这说明气候影响可能是主要动因之一。

由于动植物的生态龛有地域性差异，故世界各地驯化的选择是在大自然设定的边界内进行的。例如，西亚驯化了大麦、小麦与马牛羊，东亚驯化了水稻、小米与猪，美洲驯化了玉米、薯类和美洲驼。驯化品种也是一份越来越长的名单，不仅包括主要食物和充当生产工具的牲口，还包括制作各种饮品、医疗物资、精神类产品、建筑材料的原材料，或者是提供伴侣与娱乐用途的各类动植物，可以说遍及人类需求的众多领域。西亚距今9000年至7000年前的加泰土丘遗址(Çatalhöyük)，展现了早期农人的生活状况。鼎盛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数量估计达到7000人，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豌豆，饲养绵羊，开始冶炼金属，加工黑曜石制品，创作艺术。驯化过程至今没有结束，如20世纪采用新的育种技术提高作物产量，21世纪采用的转基因技术提高作物形态等。

农业时代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依然可以从人类特性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从自然层面看，基于需求的驯化与基于发现的驯化过程彼此反馈，使得动植物与人类历史日益交织在一起，构成生态学所称的“协同进化”过程。人的历史从此不再仅仅是人本身的历史，也是一部动植物演化史，动植物的演化受到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的共同作用。从社会层面看，随着能量供应的增加，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城市开始兴起，知识积累、社会分工与分层现象逐步出现，一种被人类学称为社会复杂化的总趋势日渐加剧，最终导致国家的形成。从精神层面来看，农业时代也开启了信仰复杂化的进程。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甚至称之为一场“宗教革命”。他说：“这场革命是从较为随意的萨满宗教到更有组织的教义宗教的转变。在教义宗教的领域中，自称为精神世界代言人的宗教人员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分层组织。”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祭司阶层的兴起早于国家出现，这是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现象。农业时代的神话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流传。这三个层面的关系虽然都是对前农业时代三种关系的纵向改造，但三种关系彼此之间也互相影响，成为不可分割的社会文化整体。

(三)国家时代(自5000年前至当下)

国家是导致人类社会复杂性增加的第二个重大变量。以学界一般认为的5000年前乌鲁克王国出现为标志，国家这个变量将成为一股新的塑造人类史进程的强大力量。国家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知识体系、道德体系和信仰体系，但归根结底是一种有暴力性质的社会组织体系。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国家全都有以下七个共同特征：占据一定的地域空间；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基础；形成等级性的官僚阶层；具有权力集中的首脑；具有维护秩序的暴力机构；有大型公共建筑；有意识形态的支撑。

学者们对于国家起源的探讨，通常也离不开从人类特性的三个维度出发考虑。一是自然环境的维度。例如，卡尔·魏特夫曾提出水利社会说。考虑到早期国家多数集中在大河流域，他认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满足大规模的灌溉需求，这是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和墨西哥国家组织兴起的主要原因。詹姆斯·斯科特提出了谷物立国说，认为国家起源的基础是税收。农业时代只有季节性征收、可度量、易储存的谷物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只有当先民依靠栽培谷物作为食物来源，且没有其他选择时，国家方才可能形成。”二是社会环境的维度。从内部进行解释的经典论述是恩格斯所做出的，即国家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说：“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化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从外部进行解释的是战争说。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提出，战争推动了国家的形成。三是精神层面的维度。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魅力型权威”便是如此。宗教领袖造就国家组织的典型案例是穆罕默德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则多半离不开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以色列便是其中突出的案例。

当然，每一种说法都存在可能性。作为国民集体代言人的国家，一开始便有着回应全部个体生命需求的原始冲动。从口语向文字的迈进，国家是主要推动力量。二者相结合，推动了人类史无前例的革命。史诗《吉尔伽美什》提供了乌鲁克第五任国王的经典文学形象。史诗中的吉尔伽美什勇斗带来旱灾的天牛、大战森林之神洪巴巴是应对自然挑战，与英雄恩奇都化敌为友、携手出征、为其举办葬礼则是维系社会团结的举措，踏上寻求永生之路与追忆大洪水表达了对精神世界的无尽探索。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共性的普遍特征。5000年来，世界各地的国家不遗余力地组织力量应对自然的严峻挑战，传授知识，制作历法，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国家制定法律和设立司法机构维护国内秩序，同时以军队的形式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国家提供神话和宗教等意识形态产品，让国民的精神世界有无限的展望空间。国家以新的方式重新塑造了人类生活的三重世界。人类所取得的物质成就、社会制度和精神产品，被深深打上了国家的烙印。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积累，为科学时代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这并不是说，国家没有黑暗的历史。应对自然挑战、内外政治压力挑战、提供精神产品的挑战，都需要巨大物质、人力与精神资源作为后盾，每一方面都有相反的制约力量在起作用。能否维系微妙的力量平衡是决定国家长久存在的关键。然而，很少有国家能长期做到这一点。5000年来的国家时代史册，到处矗立着国家的墓碑，阿卡德、巴比伦、埃及、赫梯、波斯、孔雀王朝、古代希腊罗马、拜占庭、玛雅、印加、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这些名字都成了供人凭吊的废墟，但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仍在持续。国家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也常常摧毁希望。如何改造国家，使之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服务，一直是政治学的持久课题。

(四)科学时代(自500年前至当下)

科学是导致人类社会复杂性增加的第三个重大变量。16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逐步兴起(通常被称为“科学革命”)，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历史现象。巴特菲尔德说：“它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相形见绌，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格为一些插曲，降格为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内部的一些移位。”尽管这种观点足够大胆，但巴特菲尔德仍不能摆脱西方宗教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即使基督教的兴起也不能与之相比。科学革命在人类史上的地位，足以与此前的农业兴起、国家诞生相媲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件事能达到与三者相同的高度，能够对人类命运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农业起源、国家诞生是世界各地多次重复出现的现象，带有某种必然性，亦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科学革命不是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诞生之前看不到必然性，成果更不具有地域特色。科学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是人类迈向新时代的狭窄通道。因此，现代科学这一重大历史变量有资格作为人类史分期的重要标志。

科学革命兴起的前夜，欧洲经历了三场巨大灾难与危机，一场是自然的，一场是社会的，一场是心灵的。自然灾难是14世纪中期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社会灾难是15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的灭亡，让欧洲东部门户从此洞开。心灵危机是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使通向上帝之路变得更为艰难。科学革命是欧洲对灾难和危机的回应举措之一。我们可以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等名字串联起一部科学的发现与创造史，但不能忘了天才背后的肥沃土壤。古代希腊的遗产、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成就、基督教世界的早期探索，都为科学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料。

人们常常认为，科学精神是从怀疑开始，并将现代科学的兴起视为对经院哲学的彻底反叛。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对于教义和方法的批判，的确是现代科学的一大特点。但对于科学本身的信念，不能以怀疑为基础。哲学家怀特海对此做出了权威论述。他说，除非人们普遍本能地相信(instinct conviction)事物的秩序，特别是自然的秩序的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现代科学。一种坚定不移的可以揭开自然秘密的信念，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原动力。他认为这种本能信念源自宗教，“在现代科学理论发展之前产生的对科学可能性的信仰，是中世纪神学的无意识衍生品。”事实上，许多神学家为此作出了贡献，如经常被提到的库萨的尼古拉。哥白尼本人的研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伽利略曾在佛罗伦萨学院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用数学方法讨论了但丁《神曲》中所提地狱的位置和大小。

数学的进步为科学革命提供了决定性支撑。按照数学史家约翰·德比希尔的说法，从1453年至1648年，数学方面有两个伟大的进步：一是得到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法，二是发明了现代字母符号体系。前者由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和费拉里完成，后者由法国数学家韦达与笛卡尔完成。这两大进步为后续的函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奠定基础，使得数学踏上了飞速发展之路。伊恩·斯图尔特列举出的改变世界的17个重要方程式中，只有毕达哥拉斯定理出现在1500年前，其余都是科学革命兴起之后的产物，如微积分、欧拉公式、麦克斯韦方程、薛定谔方程。数学这种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竟然与物理世界存在如此紧密的关系，成为科学的通用语言，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直至今天，数学家仍然为数学是一种发明还是一种发现争论不休，为数学是一种直觉还是一种推理争论不休，为数学无限性与物理世界的无限性争论不休。

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科学史“是关于确切的进步的描述，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唯一清晰可辨的、明确无误的一种进步”。现代科学则是这一进步过程最伟大的智力成就，重塑了人与自然关系，重塑了国际关系，重塑了人类精神世界。这并不是说，科学革命带来的影响都是有益的。国家为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支持，但被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国家，在20世纪上演了人类史上最血腥的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自问世以来，始终是笼罩在人类头顶上空的政治与科学阴霾。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科学也将为下一个时代的到来铺平道路。

四、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人类历史进程是否还会因为新的重大变量加入其中，而向更为复杂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答案是一定的，其中之一便是人类自身生物特性的改变。上文提及赫尔德预言人是“过渡性物种”，未来还将有新的上升前景。近二百年来的科学进展，为赫尔德预言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希望。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是自然演化的前景。在1871年问世的《人类的由来》全书结尾处，达尔文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这样地兴起而攀登了生物阶梯的顶层，固然并不是由于他自己有意识的努力，但若他为此而感到几分自豪，也是可以理解而受到原谅的；这样地兴起，而不是一开始就现成地被安放在地面上这一事实会给他希望：他还可以提高，提向遥远未来中的一个更大的幸运。”不能排除这其中有宽慰宗教信徒的成分存在，毕竟“不是一开始就现成地被安放在地面上”所针对的正是神创论信仰者。但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逻辑和法则，人类还将继续进化为新的物种。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达尔文自己恐怕也不知道。他的同代人中，有一位埋头种豌豆的奥地利修道院修士孟德尔，为进化论开辟了新的天地。

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与孟德尔所奠基的遗传学，被20世纪的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等所综合，形成了新进化论。生物演进的机制与法则进一步得到了解释。对于“人是否还会进化”这个人们都很关心的问题，迈尔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迈尔看来，人类已经占据了所有生态位，不存在长期有效的地理隔离，因而不可能分化若干物种。与此同时，尽管人类基因中存在大量可供选择的遗传变异，但自然选择机制已经不能对人类起筛选出更优越基因型的作用，故人类不会进化成新的物种。

其次，是技术干预的可能性。即使人类进一步演化为新物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我们还可以利用科技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干预，人为进行改变。这一想法自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以来，就立刻被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注意到。高尔顿认为，自然选择具有盲目性且速度缓慢，我们可以利用其原理进行人工干预，加速人类的进步。受高尔顿影响，同时随着遗传学的进展，一场充满不光彩行为的优生学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德国等国家上演。这一切似乎应验了遗传学(Genetics)一词创造者威廉·贝特森的不详预感。此前，他不无忧虑地写道：“不久之后遗传学将会为人类社会变革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也许就在不远将来的某个国家，这种力量会被用来控制某个民族的组成。”正是充满无知与黑暗历史的优生学运动，使得许多人对历次遗传学进步(如基因重组技术、全基因组测序、基因编辑技术)的可能后果保持强烈的敌意。

演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是改造人类的积极倡导者。他是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朱利安·赫胥黎从物种演化哲学角度对人的命运与责任做出了说明。在他看来，对人性及其可能性的探索刚刚开始，一个充满未知的广阔新世界正等待着被发现，这是一种信仰。“人类如果愿意，能以整体方式超越自身，而不仅是一个以这种方式，另一个以那种方式零星地做这件事。我们需要给这个新信仰起个名字，也许可称之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他有时也称之为“进化的人文主义”(Evolutionary Humanism)，并解释其含义为：智人是一种独特的生物，维持和转化主要依赖于心理-社会机制；而所有其他生物的基因则主要依赖于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等生物机制。人的自由就在于其生命的可塑性。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已被证明其是理解和掌控物理世界的最有效手段，人该利用它们掌控自己的命运。

遗传学家罗伯特·辛斯海默1969年发表了文章《人工设计的遗传改变前景》。文章开头即指出，“通过设计改变人类基因，我们现在首次瞥见的这种可能性，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对我们物种的未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个思想标志着整个生命进化的一个转折点。一种生物第一次明白了自己的起源，并且能够着手设计自己的未来。”辛斯海默预言，那些与人类基因改良有关的更大的、更深刻的挑战，也许还没有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它们也清晰地刻在地平线上。文章结尾处，辛斯海默再次以人类进化史的总体视野作了总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地平线。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微笑，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人类完美的旧梦想的一个新版本。就是这样；但它不止于此。人类文化完美的古老梦想总是受到人类固有的、遗传的不完美和局限的严重制约。人类显然是一个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生物。考虑到他的进化过程，他几乎不可能不这样做。单单通过文化手段来培养他的优点和抑制他的缺点显然不是不可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是最困难的。这是一种阿基米德式的改变世界的尝试，但用的是杠杆的短臂。”

随着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以及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横空出世，辛斯海默所预言的改良手段已经于21世纪初显现。詹妮弗·杜德娜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开发者之一，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她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表达了一种如临深渊的迷惑与畏惧感：“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不仅有能力编辑每一个活人的DNA，而且本质上也有能力编辑后代的DNA，从而指导我们人类的进化。这在地球生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它迫使我们面对一个不可能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四分五裂的物种，我们的成员无法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将选择如何利用这种令人敬畏的力量？”

最后，是价值观的转变。利昂·卡斯、弗朗西斯·福山与迈克尔·桑德尔等是利用生物学新技术干预人类生命形态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卡斯为人的生命有限性与脆弱性进行辩护，认为正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让人类获得了意义和美德。在他看来，战胜死亡是现代医学，实际上是整个现代科学计划的未明说但隐含的目标，人类近四百年来一直被召唤向这个目标。然而这个目标是错误的，实验室辅助生殖、人造器官、基因操纵、精神药物、大脑植入电脑、克服衰老的技术，这些以及其他现有的和未来的改变我们身体和思想的技术，对生命的意义构成了挑战。对于不朽的渴望不能通过延长寿命和改造身体来实现。人类生命的有限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祝福，这会使得他更加珍惜有限的人生，去热情地生活，欣赏美好的事物，展现自己的品性，死亡让生命变得富有意义(mortality makes life matter)。他说：“人类尊严的证据就在我们周围，在普通人为满足需要、与逆境和失望作斗争、抚养孩子、照顾父母、帮助邻居、为国家服务而做出的勇敢努力中。生活中有许多艰难的时刻需要忍耐和镇定，慷慨和善良，勇气和自我控制。逆境有时会激发出一个人最好的一面，并常常最能显示他的素质。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我们所爱之人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施展人性的机会，无论对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如此。”福山曾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代表了永恒的未来。他将超人类主义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想法。在他看来，“人性形成并限制了各种可能的政治体制，因此，一种强大到可以重塑当前体制的科技将会为自由民主及政治特性带来可能的恶性后果。”他还借助敌托邦性质的文学作品《美丽新世界》等，声称新的技术会给政府增加了控制人的手段，出现的新世界也许更为等级森严。政治哲学家桑德尔以倡导社群主义著称，他也鲜明地表示反对对人体的技术改造，因为这会削弱我们对改造社会与政治的专注，不仅如此，基因革命“会改变我们道德观的三大关键特征——谦卑、责任和团结”。

以上提到的三位有一个共同身份，即美国小布什时代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成员。他们对现存美国制度进行维护而不是挑战，是各自不言而喻的立场。因此他们倡导公众接受人类本身不美好的说辞，公信力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关于这一点，学者凯瑟琳·海尔斯早有预判，她称技术改造人体“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标志着对人的某种观念的终结，这种观念充其量适用于那部分拥有财富、权力和闲暇的人”。杜克大学哲学教授艾伦·布坎南提醒道，从演化视野看，物种来来去去，本性并非不可动摇。重要的是要记住，人类历史或至少人类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增强的故事，生物医学并不例外。他还反问道：“那些怀疑人类重大进展使人类整体上变得更好的人，应该问问自己，他们是否会选择把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女儿送回狩猎-采集社会。”牛津大学教授萨乌莱斯库则更将提升身体能力上升到道德责任(moral obligation)层面。他认为，人类有各种局限，如疾病和衰老，认知局限，当然还有道德局限。当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些局限的机会时，许多情况下我们有道德责任去克服这些局限。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全球超过400万人患有遗传学疾病镰状细胞贫血症，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中。这还只是无数种遗传疾病之一。事实上有超过5000种单基因突变可以导致不同类型的遗传性疾病。对生殖细胞进行针对性编辑，是避免更多后代患病的有效预防手段。

朱利安·赫胥黎所提出的超人类主义如今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哲学、科学与社会运动。该运动提倡使用新兴技术(特别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来增强人类能力和改善人类状况。瑞典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和英国哲学家大卫·皮尔斯1998年创立了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推动超人类主义不断向社会层面扩散，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和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等都是这种运动的热情拥趸。这一运动目前正沿着三个方向前进：其一是人的机器化，主要指利用生物技术对人的生命形态进行技术干预。其二是机器的人化，主要指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具有人类心智能力为目标，2023年的ChatGPT系统是其最新形式。其三是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主要是指脑机接口以及其他辅助人类生存的肢体支撑系统，如在体内植入具有增强功能的芯片。

总而言之，迈向更好人类可能性的时代大门已经敞开。从道德上反对人体增强的理由并不充分，降低技术风险和增加制度管理等务实的举措得到了更多关注。经历初期惶恐与不安情绪的新技术开创者詹妮弗·杜德娜承认，人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不断探索，不断突破已知和可能的界限，“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使我们能够改写生命的语言，使我们更接近于完全控制自己的基因命运。我们必须拥抱它，一起选择如何最好地利用这项新技术。”。

结语

人类史分期问题主要有两种体系，一种是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历史哲学分期体系，另一种是历史学家提出的经验主义分期体系。第一种分期体系通常以对人性的预设作为出发点，对历史进程做出符合逻辑的回顾和展望，将历史看作人类实现自由的过程，缺点是往往缺少经验性材料的支撑。第二种分期体系以经验材料为基础，力求将人类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发展脉络进行呈现，缺点是不能对人类起源与未来状况做出详尽讨论，缺乏理论的系统性。二者的共同不足是忽视了不同时期的共时性特性，也未能就历史的起点和未来发展做出有科学基础的说明。

随着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发展，现今我们可从演化视角，将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自上而下的历史哲学传统、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传统三个方面优长相结合，对人类史分期问题做出新的探索。人类起点问题在科学上是可以进行讨论的，将语言作为核心关切是一种合理的设定。尽管存在争议，但根据人类学、考古学与遗传学等多学科提供的演进时间框架，可以暂且将人类语言的形成定在50万年前。语言从物质、社会与精神三个层面为人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帮助。根据50万年人类史的重大新增变量，历史分为四个时代：50万年前开始的语言时代、1万年前开始的农业时代、5000年前开始的国家时代和500年前开始的科学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不是对前一个时代的取代，而是如地层般叠加在前一个时代之上，以新的策略和方法回答人类历史深处的困惑与期待。各个时代的核心要素都没有结束，仍对当下和未来发挥着影响力。旧时代并非一切皆旧，新时代也非一切皆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新增变量而不断发展变化，既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呈现日渐复杂化的趋势。

尽管从演化角度出发，人类继续进化成新物种的可能性极其渺茫，但生物学技术带来了新的开放性空间。保守主义者从纯粹的道德立场上进行反对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的一切医学手段都包含着不言而喻的改善身体的愿望。鉴于生命科学对于人类生物学结构和功能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在脑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故不能指望生物技术在短期内对人类本性做出实质性改变，但更好的人类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