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2022年04月18日00:08

作者：王正，中国社科院大学哲学院，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原载：《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

摘 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工具理性“铁笼”、柔性专制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世俗主义、虚无主义等弊病，极大提升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对“人”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这种对“人”的全新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成果。它以个体与社群和谐互动的观念丰富、深化、完善“人”的理念，进而推动“人的解放”的真正完成。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93页）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极富创造性、创新性的理论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从世界文明形态看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从现代化形态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从文化形态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从人的形态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形态。（参见颜晓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在中西、古今比较的张力中更新了人类对“人”的理解。这种新形态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又是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是避免了西方现代性弊端的。（参见王立胜）

一、反思西方现代文明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数千年的历史，诸多人类族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而在此前数百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西方的现代文明，它在物质维度诞生于近代工业革命，在文化维度诞生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相对于神本主义的中世纪来说，它让人类建立起人本主义的精神，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蓬勃发展。它的这种成就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人类生活样态和社会运作模式。也就是说，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个人一定程度上也被构建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神话”。二是形成了以理性思维为人类根本特性的人类思维模式，强调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宰意义。三是形成了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层制的行政体系。这使得现代政治和社会运行的形态较之古典时代发生了根本转变，普通民众获得了较强的政治参与度和社会主动性。

然而，当启蒙运动的“红利”逐渐消耗殆尽之后，它巨大成就下的阴影开始笼罩人类的生活。同时由于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近代工业革命释放出了强大的生产力和科技创造力，因而其造就的阴影更加可怕、更加深暗。（1）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人类生活样态使得每个个体成为了孤零零的原子式存在。（参见刘擎，第25-27页）一方面，人本主义的“祛魅”解除了人类此前不得不负担的神灵的重压，但同时人生命中的神圣性、英雄性维度也逐渐丧失，人成为仅仅为自我乃至仅仅为当下这个自我的存在，于是类似“小确幸”的人生追求成为时下不少人的生活标准，他们不愿再为一些高尚的价值、长久的目标而奋斗。另一方面，个人在启蒙运动后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于是社群的意义逐渐失落，尤其是家的意义不断减弱，这造成了原子化个体的彻底孤单。现代人生活在数量无限的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中，看似具有丰富的公共领域生活，却恰恰忽视了对个人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家庭生活。这种私人领域生活的缺失与不足，实际上造成了我们从幼年开始就无法习得恰当的与他者相处之道，由此在成年后也无法真正过上优良的公共领域生活。（2）理性的胜利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工具理性和“经济人”理念却让人类陷入坚固的“铁笼”中。（参见泰勒，第143-145页）现代文明的经济发展总量已经远远超越了此前数个世纪的总和，但是这种堪称伟大的成就把经济领域的利益至上和效率崇拜，无限扩大到一切生活中。应当说，能够以“经济人”的身份来看待人进而运用工具理性来筹划经济生产、物质生活并实现人更好的物质生活状态，这是现代人物质生存状况逐渐变好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人类不再以美德、公益、神圣等作为更高尚、更长远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行为与追求，这就陷入了人类为自己划定的“铁笼”中——让“经济人”成为了自己的唯一属性、让工具理性成为了自己的唯一思维样态。（3）现代民主制度和科层制度令平民社会的曙光呈现，令人类政治运行的文明度得到提升，但民主制度中的盲目性因素和科层制的僵化性发展也令现代政治出现柔性专制主义的倾向，从而违背了民主制度所应遵循的“以民为本”精神。科层制的僵化问题使得西方政治的行政运行能力日渐降低，而僵化背后的阶层固化令西方当前的教育日渐精英化并偏离了现代教育的宗旨。民主制度的盲目性既使西方目前在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上表现出进退失据的情形，又令“政治正确”成为了阻隔普通民众实现真实诉求的天堑鸿沟。（参见麦金太尔，第109-110页）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下，西方现代文明表现出诸种难以克服的顽疾。（1）技术至上主义。富兰克林指出：“技术搭建起了我们居住的这所房屋。房子仍在持续扩张和改造之中……与早先的人类相比，我们几乎已没有生活在房屋之外的机会。”（富兰克林，第9页）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更新与革命，但这也造成了人类的自我膨胀，尤其是对理性的迷信和对效率的崇拜，科学技术具有了“至高无上”的价值。科技的价值因人而产生，当我们以科技本身为至上价值后，反过来令科技成为了人类的控制者。一定意义上，“低头族”反映了人类普遍臣服于智能手机背后的科技，大数据的社会性管理令人类近现代以来的“自由”价值追求变得未来堪忧，至于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对人的柔性专制、尊严伤害、反制人类等更是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2）世俗主义的观念。当神圣性的观念渐次消散后，人类进入了世俗性的生存中，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自人诞生以来人类真实面对自我的最重要契机。面对这种情形，人类形成了一种“本真性的伦理”，即以自我实现作为人的生活追求与道德目标。（参见泰勒，第53-58页）然而西方现代文明对何谓“本真性”即到底“何谓人”的理解出现了巨大偏差。他们将人理解成原子化的个体，人越来越自我中心和“自恋”，进而陷入相对主义、主观主义乃至精致利己主义，变得不再具有真正的生活创造性和人生完整性，一些人甚至自主性地沦落为“娱乐至死的动物”。（3）虚无主义的死结。从尼采宣称“重估一切价值”和“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就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问题：人在现代社会中，到底应当怎样生活？迄今为止，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诸种努力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尝试，都未能系统给出对虚无主义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始终无法给予现代人以安顿，反而令现代人在西方现代文明的阴影下越陷越深。（参见沃森，第2-7页）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人的理解出现了重大偏差：当它以绝对的个体作为社会运转和政治运行的基石时，这一现代的“神话”既释放出强大生命力、创造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诸种辉煌，也带来了巨大的黑暗——对社群意义的遮蔽、对道德价值的无力、对人类命运的惶惑。面对这种情形，人类需要从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探寻可资凭借的资源，让人类找到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

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绝对个体性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将人理解为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群性的存在，从而让人的生活尽可能在两者间保持张力性的平衡。

孔子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人是离不开社群而独立存在的，必然生存在社群当中。这种社群是人与人结成的人伦性的社群，不是动物性的社群。在孔子的社群理念中，人伦是社群形成的原因，道德是社群运作的原则，和谐是社群理想的状态。因此他指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人们群居在一起，应当以德义为行动准则，而不可以利益为原则，否则这一社群将是难以持续的。在这样一种对人与社群关系的理解下，孔子认为个体一方面有其个体性，且这种个体性需要得到发挥；另一方面应当是具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个体，因为只有这样他的个体性才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以及更普遍意义的个体性。孔子的这种理解将个体与他者乃至社群融合为一。孔子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自己的能力提升、人格养成等。由此，他将个体的主体性予以突出：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地位、财富、势力等，而就在于个体本身。近现代批评儒家文化者常认为儒家以社群压抑个人，却不知“儒家仁学始终把关注行为者本身——人——放在重要的地位”（陈来，第431页）。那么个体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在哪里呢？孔子认为就在于人的自主性。这又包含两方面：我为自己的意识与行为作决定，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因此人不应当怨天尤人，而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人虽然都具有一定自主性，但常不能理解真正的自主性何在；只有真正理解了自主性的个体才能真正发挥自主性。同时，自主性的发挥并不意味着对社群的背离，而是恰恰在社群中实现个体性。个体的自作决定、自担责任是在与社群之他者的交往中实现的。个体与他者的交往原则有二：一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二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前者意味着人在社群生活中能够以真正的自主性来把握自己行为的界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使自己能坚守底线、不伤害他人；后者意味着人在社群生活中能以真正的自主性来“自作主宰”进行道德实践，“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李存山，第194页），从而将自身的价值予以最大程度的实现——使他者和自己一样都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可以说，这两种一消极、一积极的行为准则一方面将个体的自主性完全呈现与实现出来，另一方面将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予以和谐化处理，使个体与社群取得融合。可见，孔子对人的理解是在人伦性中的主体性存在：人生活在社群中，但社群并不是压迫个体的，个体的真正自主性的实现必须在社群中完成。这样一种群己关系平衡论的对人之理解，是由孔子开始后儒家普遍坚持的一种观念。

道家对人的理解虽然表现出重视个体的倾向，但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中绝对的个体主义，道家还是试图在个体与社群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老子》肯定个体和社群都是必然存在的，同时明确强调无论是个体还是社群都应当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即按照自身从“道”那里所得之“德”去生存。“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老子·第五十四章》）个体依照自身的“德”生存，家、乡、国、天下等层层扩大的社群也按照各自的“德”生存，这样个体和社群就都能各得其宜。《老子》既没有以天下、国家来淹没个体，也没有否定天下、国家的存在的重要价值，而是认为从个体到社群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即它们皆是从“道”而来；因此只要它们皆能依照“德”而行，就可以相互和谐、皆得其宜。不过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之现实情况是当时的诸侯国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对个体施加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个体从生命的保存到自由的发展无不受到统治者的限制和掌控。针对这种现实，《老子》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老子·第六十章》）统治者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要发挥施政、治理的具体作用，有道者的治理是顺从“道”“德”的，即这种治理不是伤害民众的，而是让民众可以自然发挥其本身之“德”，从而成就一个个体与社群关系平衡的良好社会秩序，即“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在《老子》看来，“道”生育万物但不干预万物的自主发展，因此社群之“德”也当是生育个体而令个体可以获得恰当的自由发展。故而《老子》劝诫当时的统治者接受“道”“德”的指引，让个体和社群获得平衡的状态，这一状态就是“无为而治”。显然，《老子》对人的理解虽然侧重对个体生命和个体自由的尊重与保障，但也认为这种个体性的实现需要在个体与社群、他者的动态平衡中获得。正如刘笑敢指出的，“一般人常误以为道家只强调个体自由，不讲整体之秩序，这当然是不对的。老子一方面强调个体之尊严与自主，另一方面也强调对个体自我的限制”（刘笑敢，第84页）。绝对的自主性和彻底的个体性并不是道家所主张的，因为那种对人的理解其实在根本上拒绝了“道”，尤其失去了道家所特别重视的超越性视野。

由上可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位置的儒家、道家都认为人是兼具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存在，人的生存应当在个体性与社群性的张力中保持动态平衡。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在整体和总体上，这种对人的理解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和深厚的文明内容，是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危机时值得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以更新的“人”之理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1年）“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质所在。物质文明指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况，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等。政治文明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包括政治制度方面的国家管理形式、结构形式和政治观念层面的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政治情感的更新发展等。精神文明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智慧、道德的进步状态。社会文明指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和进步程度，包括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等方面。生态文明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五大文明”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的共同发展与协调更新促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中最关键的核心创造力是它超越了现有诸种文明对“人”的认识，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对“人”的理解。它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原子式理解和世俗主义、虚无主义认知，将人类的个体性与社群性重新绾结在一起，从而为人真正获得解放奠定根本性前提。

应当承认，西方现代文明因为将人从神本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人获得了人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因而较之此前时代的人类文明程度大有进展。但是如上所述，西方现代文明造成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世俗主义、虚无主义又将人囚禁在工具理性、效率至上、阶层固化等打造的牢不可破的“铁笼”中，因而牢牢限制了人的文明程度的继续提升。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明的“人”观念在诞生之初虽然解放了人、促进了人的进步，但是随着其观念背后的阴暗面日益扩散，这种“人”的观念已经成为了阻碍人、束缚人的牢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之一就是“人的解放”。恩格斯把人的解放具体展开为三个维度：首先人在和他者的关系中即社会性的生存中获得解放，也就是通过摆脱阶级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其次人在自然界的生存中获得解放，即通过掌握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而获得改造客观世界的自由，使人成为自觉的“自然界的主人”；最后人在和自身的关系中获得解放，即通过正确认识人自身而摆脱对自身的束缚，“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显然，西方现代文明根本无法承担起实现“人的解放”的重任。因为它对人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理解和工具理性、“经济人”预设等使人始终无法正面面对个体与他者（他者既包括他人，也包括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其导致的世俗主义、虚无主义等又让人给自身遮上重重迷雾而无从获得自身的解放，所以西方现代文明已经无法、无力指引人类走向光明前景。只有通过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实践的，从而将人类的文明程度予以了极大提升，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两者的结合突破了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局限性理解，使人的生存获得最大解放与最高和谐，极大提升了人类的文明程度。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9页）在这样一种对“人”和“人的解放”的理解中，马克思把抽象的个体性的人、具体的现实实践的人、作为劳动关系中的人、作为类存在的人统一起来，形成了“完整的人”概念。这样一种对“人”的理解，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人在个体与社群的张力中动态平衡之理解具有极强的对话性和沟通性。两者的结合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片面性认识——仅从绝对个体性即原子式个人主义的角度理解人，而将人的完整性、平衡性和盘托出，从而全面提升了人类的文明水平，“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且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道路”（王京清，第13页）。本文尝试重点从“五大文明”中的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三个方面作阐述。这三个方面基本对应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的党在文化建设上、社会建设上、生态文明建设上所推进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促进了精神文明的提升。（1）科学文化方面。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思维促进下，科学技术在近三百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是这种飞速发展令人类对科技产生了近似“神灵”般的迷信和崇拜，以致于产生了技术至上主义和绝对科学主义，有的人甚至认为通过绝对客观、绝对中立的科学技术就可以编织出最美好的未来。然而这种所谓的客观、中立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二战”种族主义和当代恐怖主义的闸门，释放出无数的“洪水猛兽”。可惜人类却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无法进行彻底的反思和积极的转变，西方当前教育体系中人文主义教育的不断萎缩就是鲜明的例证。显然，这种忽视人本身的科技至上主义挤压了人类成长与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人文社会科学空间，加深了人类的世俗主义与虚无主义，更令科学技术的发展走上了歧途。科学固然以探索世界的客观现象和形成关于世界的系统知识为目的，但科学始终是“人”的科学，剥离了“人”的科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科学如果走向了对人类进行柔性专制和使人盲目崇拜的面向，就违背了科学本来的精神。技术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而创设的，它的目的就是帮助人、服务人，因此蕴含着反人类倾向的技术至上主义是需要予以严肃批判和彻底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深知科技至上主义的弊端，从“完整的人”的视野来正视科技、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从而使我们既尊重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智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又将科学技术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让人类的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也获得积极的发展与不断的进步，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思想道德方面。西方现代文明受到绝对个人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世俗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想道德方面的困境，近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界的社群主义思潮和伦理学界的美德伦理复兴运动，正是尝试对原子式个人主义的社群观念和道德观念进行转化与更新。社群主义试图弥补新自由主义的困境而重建社群的积极价值，美德伦理尝试在具有绝对现实力量而欠缺道德性的功利主义和具有形式意义而欠缺内容性的义务论之外走出一条新的伦理学道路。然而因为他们始终无法彻底改变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理解，因此欠缺改变现实和影响更广泛人群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既强调人的个体性与社群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又具有将这种理念在中国深入推广与实践的能力。这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19页），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予以真正实践，并克服世俗主义、虚无主义的西方现代文明弊病，让人的个体性在社群性之中得到完美实现，进而推动“人的解放”的真正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促进了社会文明的更新。（1）社会主体文明，包括个人发展、家庭幸福、邻里和谐、社会和谐等内容。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和效率至上影响下，个人发展主要聚焦于经济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忽视个人发展的诸多面向，从而造成了功利主义的泛滥和世俗主义的横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人”观念则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既包含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更包含精神上的极大提升，既包含兴趣爱好的满足、更包含道德价值的实现，从而使人获得整全性的发展，真正提高社会主体的文明程度。（2）社会关系文明，包括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团关系、群体关系等内容。西方现代文明对家庭关系产生了重大冲击，因为其对绝对个体的过分强调，令个人纷纷成为走出家庭的“娜拉”，然而当“娜拉”走出家庭后，她又将走向哪里而安顿自己的生活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则肯定家庭形态的重要意义，尤其强调家庭中的爱与和谐及其对个人发展的重要价值，从而使“离家”的现代人重新“归家”，在家庭中获得生命的平衡与饱满。（3）社会观念文明，包括社会理论、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社会道德等内容。西方现代文明因为以绝对的个体为出发点，所以始终无法正视社群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多元文明、多样现代性的事实，从而无法解决民族之间、种族之间、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则重视个人与社群的融合，肯定社群存在的基础性意义，进而正视多民族、多种族、多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共建、共享，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因而可以真正构建起具有美好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4）社会制度文明，包括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政策、社会法律等内容。西方现代文明构建的代议制民主和科层制行政系统因为阶层的固化和运转的僵化，已经偏离普罗大众的利益诉求，既开始转向柔性的专制主义，也表现出行政中的极强惰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则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原则，始终坚持全过程、全领域、全方位的人民民主，从而实现了社会制度文明的重大提升。（5）社会行为文明，包括社会活动、社会工作、社会管理等内容。西方现代文明构建的工具理性、效率至上“铁笼”使得现代人以绝对的个人中心主义视野来对待他人，尽管从康德就开始疾呼“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但始终无法令人们挣脱“铁笼”，学会以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他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则秉持个人与他者、个人与社群的互动、融合，摆脱个人中心主义的窠臼，挣脱工具理性的“铁笼”，努力实现个人与他者的共赢，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建立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促进了生态文明的发展。（1）关于人与自然方面。西方现代文明以绝对的个人主义形成了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在造就人类自古未有的物质与经济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对地球自然环境的最大破坏，进而让当今人类普遍面对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人”的理解中清楚认识到人和他者的动态平衡关系，蕴含着深厚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资源。《中庸》认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和天地间他者的自然生长相辅相成的，因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并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而是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理念。道家崇尚自然，认为人的行为应效法天地、顺应自然，尤其需要克制人类过分的物质欲求和控制自然的欲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化处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人掌握必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但又始终遵循自然规律的正确理解相结合，扭转了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从心理意识、制度措施、行为实践等方面使人类真正获得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关于人与人方面。西方现代文明始终无法在个人主义的“神话”中恰当安置他者的位置，因此造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人日渐丧失同情心、同理心。人的这种内在情感性存在的丧失和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过分理性化存在的强调，使得人自身内部的身体与心理、肉体与灵魂极度不协调，各种现代性的精神疾病严重困扰着现代人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人”观念既承认他者在人的生存中的重要意义，认为他者不仅是自我存在的前提和确证，而且自我与他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平等关系；又努力构建人的身体与心灵的良性互动，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身体能力与思维能力、情感感受和理性认知、道德精神和审美情趣等多方面的统一发展。这种完全更新了的对人与他者、人与自身的理解，使人与人良性互动、人与自身和谐统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产生。（3）关于人与社会方面。如前所言，西方现代文明无法对人与社群的和谐共生关系予以恰切的认识，故而造成了现代社会中的诸种社群冲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人”观念则真切肯定了人与社群、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认为人与社会是动态平衡的，这种认识可以让人类深刻理解并真正认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88页），从而有利于人类文明走向持续繁荣。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的“人”观念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和强大的实践力量，突破了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局限性理解，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造成的可怕阴影，从而极大提升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今天，全人类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世界治理体系变革加速调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出现新的形式”（谢伏瞻，第28页）的形势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开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指引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让人在人类与自然界、社会、自身的关系中实现最完满的和谐和最充分的自由，从而使人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2020年，第46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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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立胜，2021年:《“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理论创新及意义》，载《人民论坛》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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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2020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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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谢伏瞻，2021年:《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引领时代前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而作》，载《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16颜晓峰，2021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基石》，载《光明日报》8月18日第6版。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2021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