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 时间：2023-11-10

作者：马平安，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遵循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世界上先进、合理的文化形态以及最新的先进科学技术经验，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一种新型的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大国治理之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因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地位而更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而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植根于五千多年丰富而发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具有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迄今为止，学界在探寻国家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但站在以史资政、贯通古今的角度，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研讨中国国家治理的文化传承与时代主题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拟对此加以论述，以说明中国国家治理的文化传承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及其时代意义。

一、古为今用：国家治理需要以史为鉴

“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基础，丰富的治理文化资源是实现当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历史背景和重要依据。

（一）历史传承的自觉意识与国家治理成败休戚相关

以理性眼光审视现实政治实践并回到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依据，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并最终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本就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理性的自觉、治国理政经验与能力的获得、新的政治发展路径的诉求，不仅来自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和认识，还表现为中华民族对自我历史的积极关照和不断思考。

纵观历史，中国治史者及治国理政者皆对历代的治乱兴衰倾注了极大的关切，自觉地把史鉴功能视为他们培育民众国家归属感以及执政者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数千年来，政治家之所以对历史抱有极大的热情，是因为他们明白博大、丰富的历史资源中既有正面的经验，亦有反面的教训，清楚历史在发挥鉴诫与资政功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一是总结、借鉴、扬弃、发展以往的为政之道；二是启迪、帮助解决现实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沧桑而依然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经历过无数次的艰难困苦依然奋发图强、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深邃的历史忧患意识及鉴诫意识，善于从漫漫岁月积淀而成的历史资源中汲取智慧、资源和力量，深谙历史经验教训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的启示与训诫作用。古往今来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一个忘掉历史的国家是没有灵魂的国家。用历史观照现实古已有之，历史传承的自觉意识与国家治理成败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也是历代政治家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

（二）以史为鉴是中国治理文化的价值追求

强调史学的“资治”功能，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是这个传统的继承和发挥。谙知过往成败兴衰，方能以史为鉴，科学地制定现实的决策；述往思来，是历代史家的著史旨归之所在，更是历代政治家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从文献记载上看，史鉴意识是周初主要统治者的思想共识。周公在《酒诰》中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在此，周公引用古人的言论，提出了“水监（鉴）”“民监（鉴）”等问题，属于经验之谈，借以强调殷商王朝覆亡的教训。由此可见，“史鉴意识”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司马迁将古代历史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认为历史可以作为人们现实活动的“自镜”。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可以指导现实，照亮未来前进的道路。史学的借鉴价值就是以历史的兴衰作为现实行动的指南。唐高祖李渊说，修史的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段话阐明了史学的社会价值，表明唐初政治家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重视。宋代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直叙主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旨在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司马光说的“前世之兴衰”是史书可以表述出来的，他也正是要努力写出前世兴衰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而所谓的“鉴”，有的可以写出来，如“臣光曰”的论赞文字或援引前代的史论；有的无法写出来，需要读者自己去思考、去感悟、去体会才能够得到。至于“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要帮助人们思考和解决现实事务，这基本上是个现实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了。“考”“嘉”“矜”“取”“舍”这五个字，是对作者和读者的共同要求，这里既有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评断，又有对现实“治要”审慎的抉择。王夫之重视对历史得失的总结，他说：“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读《资治通鉴》可以察得失而感悟人生、观兴衰而透视社会、明治世之道而知安民之策。不言而喻，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和作用在于鉴诫资治，这也成为史学的重要职能，资治劝诫为史学家以言时政、经世致用的渠道和神圣使命。传统史学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发展，若干史学巨著即是对这种精神的贯彻和弘扬。发挥史学的借鉴作用，以此探寻与启迪国家治理的功能，是治国理政的客观需要，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众的安康福祉。

（三）历史可以涵养国民的品质，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

历史具有道德养育功能。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德”字的出现及道德观念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精神气质的发育与成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修身、养德、培植正气历来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知识能够丰富人们的道德文化生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通过扬善抑恶规范人们的道德品性，教育人们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追求人性深处的真善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周易·大畜》讲：“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善良、正直、光明正大的德行永远是和谐社会需要的根基。有识之士能不断地从前辈贤达的嘉言懿行中汲取道德和智慧，塑造自己的品格。孔子指出，高明的为政之道在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礼仪、教育等方法引导人们积极向善与自觉地服从政令、遵守秩序。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南宋末年文天祥被俘后拒绝元朝统治者的威胁利诱，坚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志，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晚清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留下《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便是明证。实际上，历史的镜鉴功能和治理功能是多方面的，需要史学工作者与政治实践者不断深入发掘与探索，揭示其价值和意义，以为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砖添瓦。

二、治理之路：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全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实践基础。从中国革命的成功到逐步深入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改革开放到成功地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和能力，分别解决和正在解决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创新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传统发展之路被打断，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如何实现复兴、如何重新崛起？面对列强侵略、西方文化不断扩张的形势，清政府内部洋务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了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都进行过积极探索与努力。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未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革命道路，最终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全新课题。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路。新中国政府不仅确立了工业化目标，提出按“农—轻—重”顺序发展的道路，进而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展开。中国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显示了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之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毫无疑问，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坚持走“中国道路”、保持“中国特色”的重要依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对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使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了更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国式现代化与“两个结合”的提出对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加具体的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全面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保持发展定力，不断克服困难，坚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经济分配问题，更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两个结合”的贯彻落实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握好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坚持可持续发展，创造优美生态环境，逐步提高和完善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当代世界现代化经验及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与探索作出的重大贡献，具有启迪性的意义。

三、时代主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明是一条川流不息、奔腾向前的历史大河。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息息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中华文明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且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优秀文明。从文化基因的视角看，它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不断执本而求新、开放而包容、博采而精约中逐渐深化演进、积淀而成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国历史上长期传承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爱好和平、实事求是、兼容并包、心系社稷、变通久长等优秀文化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浓缩和集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获得更为深厚、更为持久的历史文化支撑，可以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最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一）在国家政治领域，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确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应该继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系统、整体领导。“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和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外交等各领域各方面，确保充分发挥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令行禁止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在社会分配领域，坚持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吸纳中国历史上“等贵贱，均贫富”等社会财富分配价值理念中的合理成分，坚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实现共同富裕视为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共同富裕不仅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选择，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当前社会的实际需要。《论语·季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等传统价值理念，经过数千年来国人的世代传承，早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是否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

（三）在经济领域，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坚持可持续性、稳定性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资本主义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为祸不浅；顺应自然、保护生态、低碳减排的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势在必行。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方方面面的事情，我们切不可抱狭隘之眼光、一时之心态，等闲视之，而应站在为万世立基业的战略高度，长期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四）在思想文化领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和合”文化

坚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合”理念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优秀文化的重大贡献。罗素认为：“中国人发现了会使全世界幸福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如果被全世界的所有人所采纳的话……而我们欧洲人却不是那样，我们的生存方式强烈追求斗争、榨取、多变、不满以及破坏。指向破坏的效率主义只可能在人类灭亡时终结。如果西方不多少学些曾经轻视过的东方智慧，西方文明将使人类走向彻底灭亡。”作为国家宏观战略选择，“两个结合”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共识。这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国情、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判断密切相关。

（五）在国际外交领域，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对内重视各族人民和谐团结，对外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秉持“协和万邦”、共同发展等和平文化传统，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坚持的外交政策宗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各国和睦相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进一步阐明了新形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精神实质和实现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世界愿景，回应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指明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根本路径，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结语

历史是创新之根，时代是奋进之舟，实践是理论之母，发展是首要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五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造就了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积淀了极为丰厚的国家治理经验和为政智慧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我们必须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以文化创新为社会进步塑魂，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走自己的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