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籍 2023-10-21 00:01 发表于广东

作者：华涛，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发展史、中外关系史等。著有《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等。

原载：《新世纪图书馆》2016年第11期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张骞凿空”。司马迁记载说，“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后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西使，“骞既至乌孙……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狭义的“西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即天山南北及其以西一些地方，而广义的“西域”则泛指河西四郡最西端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域。虽然指代古代和中世纪东西方各国各地区之间人员交流、物产交换、知识传布通道的“丝绸之路”很早就存在于所谓的旧大陆上（亚、欧、以及北部非洲），但是作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东方起点“中国”与中国以西各地区的正式交往，开始于公元前138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自从张骞凿空，不仅欧亚大陆最东边的中国人与西域各地有了人员往来，而且相互开始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也有了物品的东西流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文献都有不少关于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记载。本文介绍和分析中文古籍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两个方面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

1 唐代陆海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相关中文古籍

敦煌323窟是敦煌比较著名的壁画洞窟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图”是其中的一幅。这个洞窟的壁画曾经被美国人华尔纳剥离了一些，幸运的是张骞出使西域图没有受到大的损害，让这幅“研究丝绸之路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保留了下来。敦煌研究院的介绍说：北壁的《张骞出使西域》，讲述的是霍去病在攻打匈奴胜利后获得了两个“祭天金人”，于是汉武帝建造了“甘泉宫”供奉这两个“祭天金人”。虽然每日带领群臣焚香礼拜，但不知金人的名号，故而派张骞赴西域问金人名号。画面中汉武帝骑在马上，群臣持伞盖相随与张骞告别，张骞一行人马穿山越岭，长途跋涉已近大夏国,远处城垣在望，城内寺塔林立，城外已有比丘出城迎接。

这幅图“虽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但可以让我们看到唐代人对张骞“凿空”的理解。不过我这里要问的是，为什么初唐的壁画将张骞出使西域与佛教挂上钩？

将“金人”与佛教挂上钩开始于北齐《魏书·释老志》。从目前存世的古籍看，魏晋和唐代前期最集中的“丝绸之路”活动是中印之间与佛教相关的交流，敦煌壁画中的传说虚构大概与此有关。今天存世的多部典籍反映了这些与佛教传布相关的交通，除了最著名的玄奘《大唐西域记》外，还有义净（635—713年）《西域南海寄归内法传》、慧超（新罗人，唐前期）《往五天竺国传》以及《悟空入竺记》等等。研究者认为，如果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隋唐时代中西僧人的往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西域高僧东来翻经者渐希，而中土高僧赴印度求法者激增，如唐代见于记载的外国译经师约三十四五人（其中印度约二十人），中国赴印度求法的高僧多达六十。二是唐代求法高僧大多走海路前往印度，在赴印度的大约六十人中有三十多人走的是海路，说明唐代海上交通已经相当发达。可见，丝绸之路在张骞的时代主要是走陆路，但随着人类对海洋了解的加深，对海洋驾驭能力的增强，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发达起来。可以说，唐代是“一带一路”或者“陆海”丝绸之路全面繁荣的时代。当然，海上丝绸之路全面超越陆上丝绸之路，那还要到宋代。

中国古籍中有一些关于古人亲身经历“陆海”两路的记载。比较早的是东晋法显（334—420年）和他的《佛国记》。到唐代，和法显一样从陆路西行，再由海路而归的是高僧义净。当然反映唐代陆海丝绸之路繁荣的不仅有高僧们留下的亲身行纪，还有政府官员的史书记载。贾耽（730—805年）《边州入四夷道里记》就是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羁縻州）中记载:

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若将臣之所征讨，敕使之所慰赐，宜有以记其所从出。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纔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

贾耽是唐朝贞元年间（785—805年）的宰相，根据《新唐书》记载，贾耽当时不仅列出了唐朝通往四面八方的七条主要大道的名称和大方向，而且还详细说明了各条大道沿途的主要城池关隘、河流山川，并且提到了七条大道之外很多其他道路，充分展现了汉文化世界与四方交通的知识，其中《新唐书·地理志》对第七条大道“广州通海夷道”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其国有弥兰大【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鎭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

贾耽能够在《边州入四夷道里记》比较详细描写了中国通往西亚的海路，自然得益于唐与西亚的交通，而这些交通中，除了使者、商旅等，一个名叫杜环的战俘也以自己的《经行记》做出了重大贡献。杜环的详细情况不清楚，但是唐朝著名史学家、宰相杜佑（735－812年）在《通典》（卷191“边防七”）中提到了杜环，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751年）至西海，宝应初（代宗李豫，762—763年），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由此可见，杜环参加了丝绸之路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战，被俘往西亚阿拉伯，后从那里脱身，乘商人船舶返回东土大唐。此外，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大食”条引用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当地风土人情的记载。

杜环《经行记》云，【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瓌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惟从宽，葬惟从俭，郛郭之内，鄽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具，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卢舍，有似中国宝轝。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数算。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枣。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余菜亦与诸国同。葡萄大者如鸡子。香油贵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匝师。香草贵者有二：一名查塞菶，一名葜芦茇。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又以橐驼驾车。其马，俗云西海滨龙与马交所产也，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其驼小而紧，背有孤峰，良者日驰千里。又有驼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荠树，实如夏枣，堪作油，食除瘴。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人多疟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

怛逻斯之战是唐与大食的唯一战事，后果之一是大食将俘虏的唐人带回，而这些俘虏则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带到阿拉伯、波斯。杜环《经行记》记载了“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历史是复杂的！一个战争和冲突会带来灾难，也会促成有益的知识交流。我们在古籍中读到不少这样的丝绸之路历史。

2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和阿拉伯“翻译运动”

杜环的记载最有意思、最生动的内容或许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日常生活的介绍，如穆斯林每日的五次礼拜、礼拜的清真寺、礼拜中讲经的内容、穆斯林的习俗等等。

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创立的，是世界三大一神教之一。虽然穆罕默德开始传播信仰时并不顺利，但在632年他去世时，伊斯兰教已经得到阿拉伯半岛大多数人的信奉。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政权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巨大发展，有很多深刻的原因，但就文化而言，这个征服了亚非欧广大地域的大帝国，不是摧毁各地的文化，而是接触、吸收并消化成自己的文化。这种接触、吸收、消化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自觉。而这个吸收和消化的最重要行动是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翻译运动”。

其实在多民族、多语言的中东地区，甚至在整个丝绸之路上，语言翻译从来就必不可少。例如佛教东传中土，佛经的翻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大事。在中东，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萨珊王朝统治者都曾开展过翻译运动。阿拉伯人征服广大地区后，很多当地民众不会说阿拉伯语，政府管理和日常生活都需要翻译。但是到阿巴斯王朝取代伍麦叶王朝后，翻译的政治内涵越来越大。阿拉伯统治者不仅需要在理论上说明伊斯兰教在人类历史秩序上的位置，而且要向世界表现出伊斯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证明西欧的堕落和东拜占庭的无知。所以从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开始，政府公开鼓励、资助、组织系统的翻译，阿拉伯社会教内教外也积极回应。从叙利亚语并通过叙利亚语从希腊语，从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从梵语等等，用阿拉伯文翻译了大量的希腊罗马、波斯、印度著述，包括哲学、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等。参与其中的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不仅有穆斯林学者，也有非穆斯林的学者。

这个持续了两百年的“翻译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是丝绸之路上光辉的一页，伊斯兰文明不仅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文明之一，而且将那个时代欧洲人不屑一顾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通过翻译保存在阿拉伯语文著述中，稍后还保存在新波斯语文的著述中。这些文献在几百年后是欧洲人重新找回失落的文明，开展“文艺复兴”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资源之一。

中文典籍中贾耽提到的“大食国”“茂门王”和杜环谈到的“号暮门”的“大食王”，便是阿巴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这位哈里发是支持“翻译运动”最重要的阿拉伯君主之一。830年马蒙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于一体的机构，即著名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推动翻译工作。虽然马蒙之后，这个“智慧馆”的重要性大减，但是此后建立“科学馆”（Dār al-`Ilm，一种类似图书馆的藏书、学习场所）成为伊斯兰社会官私各界、教内教外的风尚。再后来，这种风尚结合进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今天，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古老清真寺的图书馆中还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古籍。

这里用一个具体的与典籍相关的事例说明阿拉伯“翻译运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今天我们看地图，或者绘制地图，都会使用经纬度，每个地点都有经纬度数据。这样的制图法可以追溯到西元初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数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在此地图的极东地区，北部有“塞里丝”，南部有“秦/支那”。一般认为“塞里丝”是与“丝”相关的一个词，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西方的，而“秦/支那”应该是通过印度传到西方的与“秦”、“秦人”相关的知识。这一反映丝绸之路知识传布的托勒密著作《地理学》和托勒密地图，以及按经纬度进行的制图法，在欧洲进入神学取代科学的黑暗的中世纪以后，逐渐被欧洲人忽略甚至遗忘了。然而令人庆幸的是，托勒密的著作和他按照经纬度绘制的地图被阿拉伯人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保存了下来（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托勒密”词条记载），并且影响了阿拉伯—波斯学者对地球的了解和地图的绘制（如花拉子密的书和伊德里希世界地图）。

总之，西元八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文明的繁荣，亚欧大陆出现了两个交相辉映的文明体，即东亚的中华文明和西亚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一样，都产生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这些阿拉伯—波斯古籍文献从西亚北非的视角，记载了人类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而此时，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不仅军事政治、人文科学一落千丈，而且忘却了自己的先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成就。也就是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甚至到1500年之前，除了中文，阿拉伯—波斯语文古籍是关于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古籍文献群。

3 阿拉伯—波斯古籍中的“一带一路”

3.1阿拉伯—波斯游记文献中的中国知识

中国著名学者张星烺早在1930年编写出版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共摘引了10种著作，第一种《苏烈曼游记》是著名的阿拉伯东方游记之一。张星烺先生之后，刘半农父女合译了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穆斯林文献研究家费琅（Gabriel Ferrand）1922年的法译本。这部著作的手稿是17世纪法国人在叙利亚阿勒颇收购的，后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18世纪初开始有法国学者进行研究，包括手稿的公布和翻译等，此后有多种语言译本。目前最好的译本是1948年法国学者J.索瓦杰（Jean Sauvaget）的法文译注。1980年代穆根来、汶江根据索瓦杰的译注本做了翻译，书名为《中国印度见闻录》。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写成于伊斯兰历237年（公元851.07.05—852.06.22），后一部分大致写于公元916年（包括了从法文翻译的前一部分和从日文翻译的后一部分）。后一部分的作者提及黄巢起义军于伊斯兰历264年（公元877.09.13—878.09.02）攻陷广州，并提及自己于伊斯兰历303年（915.07.17—916.07.04）在巴士拉见到另外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学者。关于书的作者，学者们都同意后一部分的作者是阿布·赛义德，但前一部分的作者，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并不是所谓的“苏莱曼”，因为书中只是在一个地方提到这位“苏莱曼”，而且那一段的叙述突然从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同时，中世纪阿拉伯—波斯其他著作家提到这部书时，都是只说书名，而没有作者名。所以这本书很可能是当时伊拉克社会流行的茶余饭后消遣性传闻的汇集，成书不久其编者的名字就被遗忘了。

虽然是公元9—10世纪的传闻，但是学者认为其内容非常重要，因为内容表明这些资讯是从那些很可能到过中国的人那里搜集汇编的，反映了当时大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与中国的往来及获得的资讯，并且不少内容能够与其他阿拉伯—波斯文献，甚至是与中文文献相对勘。例如，《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谈及的从阿拉伯半岛前往中国的海路线路和沿途岛屿，与贾耽描述的第七条大道“广州通海夷道”的情况基本吻合；描述的“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在广州设立的“蕃长”，这些“蕃长”是政府设立来管理当年在广州“住唐”、等待季风返回阿拉伯、波斯的商人。目前虽然在唐代文献中尚未发现非常明确的关于“蕃长”的记载，但北宋《萍洲可谈》的记载非常清晰。《萍洲可谈》卷二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当然《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有些记载比较容易与历史对接，如记载了中国使用带孔的铜钱，如中国男人“总是留着满头长发”；再如中国人婚姻注意到“凡是亲属，或同一血统关系的男女不能结婚，只能到本族以外去求亲”，“中国人公认，避免同族通婚，可以生育出优秀的后代”。有些则需要做更多思考。

总之，虽然《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很可能并没有到过中国，但其中记载的中国资讯，应该是亲身经历者在巴格达流传开的，有些可以补充中文文献中缺少的内容。目前研究认为，真正抵达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是14世纪的伊本·白图泰。其实即便伊本·白图泰真正到过中国，他游记中的某些内容也不合情理。不过作者在亲身经历的记载中添加了一些道听途说的内容，还有事后补充时的错简、讹误，大概是几百年前旅游文献的通常毛病。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有类似的问题。

虽然真正到过中国的阿拉伯—波斯旅行家很少，或者说历史并没有留下他们的记录，但不少阿拉伯—波斯著作家曾经从西亚往东旅行，有丝绸之路的亲身经历，并且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记载。如著名的阿拉伯地名词典学家雅忽特（1179—1229年）主要活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曾经在伊斯兰东方广泛旅行：1216—1217年游访了你沙不儿和马鲁；1219年游访了巴里黑、马鲁察叶可等；1219年游历了花剌子模。这些游历让他感受、了解到蒙古成吉思汗的兴起和西征，不仅为他自己著名的《地名词典》增添了一线的材料，也为那个时代生活在西亚阿拉伯核心地区的著作家们提供了资讯。

到蒙古西征灭亡巴格达的阿巴斯政权，在伊朗建立了蒙古政权“伊利汗国”，伊利汗国君主不久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的蒙古政权又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编纂了一些古籍，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等。这些古籍是我所在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重要的研究内容。

3.2阿拉伯—波斯地图知识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

阿拉伯地图学继承了欧洲的传统，有圆形世界地图，有分区地图，也有世界全图。阿拉伯地图学知识在蒙古元朝时期东传中国。这个知识后来的具体体现，不仅有明朝的《大明混一图》，而且还有朝鲜李荟、权近在1402年绘制出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根据地图上权近的题跋，我们知道建文元年（1399年）明惠帝登基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在中国见到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建文四年（1402年），经金士衡和李茂研究，由李荟更加详校后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合成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两幅《混一图》上都有很多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的地理资讯，这些资讯都是东方汉地典籍以前没有记载的，想必一定是蒙元时期阿拉伯—波斯地区东传来华的。现在中国和日本一些学者对《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的部分中亚、西亚、北非地名进行了研究，已经肯定了上述看法。

阿拉伯—波斯地理学、地图学对中国的影响，还体现在一幅维吾尔古代地图上。在公元10世纪以后，以今天的喀什及喀什以西为中心，建立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权“喀喇汗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到成吉思汗兴起后才最后灭亡。今天一般认为该王朝王室是维吾尔的先人。出身于喀喇汗王朝王室的著名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大概受到王室内部矛盾的影响，离开中亚，前往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在那里编写了《突厥语大词典》，实际上是一部百科全书，用阿拉伯文介绍、解释突厥人的语言、文学、生活、传统、地名、风俗等等。书中附有一幅阿拉伯—波斯式的圆形世界地图。不过阿拉伯—波斯传统的圆形世界地图是以伊斯兰的圣地麦加为中心，而喀什噶里的圆形地图以中亚喀喇汗王朝为中心，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创意。

3.3阿拉伯—波斯航海技术对中国航海事业的推动

古代中国人发展出很好的航海技术，掌握了很好的航海知识，郑和船队的七次下西洋就是很好的证明。关于郑和航海，中文古籍中有三本重要的亲身经历者的记载，即随郑和航海的费信《星槎胜览》（明正统元年，1436年定稿）、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宣德九年，1434年）。费信随船队四次下西洋（第一次永乐七年，1409年、第二次永乐十年，1412年、第三次永乐十三年，1415年、第四次宣德五年，1430年）；马欢三次（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三次、永乐十九年，1421年第四次和宣德六年，1431年第七次）；巩珍（明应天府人）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此外还有《郑和航海图》和《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这些都是关于那个时代航海技术的记载。

根据《郑和航海图》和《顺风相送》，我们可以看到，大致以苏门答腊岛为分界线，从苏门答腊岛往西与苏门答腊岛往东航行，航海技术是不同的。从中国到苏门答腊岛的航行基本上是根据中国自古以来在东亚海域航行的经验，包括“针路”（罗盘方位）“更数”（水上的里程：一昼夜分为十更，一更合六十里），当然还有日月出入、风云变幻、海流潮汐进退等等。但是从苏门答腊岛往西（往北至孟加拉不同）前往斯里兰卡/锡兰、前往印度、前往马尔代夫（溜山国），甚至更西，除了所谓的“针路”和“更数”，还使用星辰定位的方法（牵星过洋）。所以中国的商船以往只到印度西海岸古里、柯枝一带。古里，《明史》称其为“西洋大国”“诸蕃要会也”。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描绘“古里佛，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大食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卷三，航海外夷条）又说，“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而1343年伊本·白图泰在古里等中国东行时说，“该地与中国往来，殆由中国船任之。”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重要？当然当地政权政治军事力量的原因重要，但从航海技术上讲，这里是东西航海技术的分界线，因为印度洋与东亚海域地理海洋面貌不同，季风不同（东亚海域：南北季风；印度洋：东西季风），星座不同（东亚海域航海：北斗星；印度洋：布司星、水平星、北辰星、华盖星、灯笼骨星等）。所以我们看到郑和船队在苏门答腊岛岛以西的航行中，使用了“牵星过洋”的技术。而这个航海技术不是中国人自己的，是蒙古元朝时期色目人从丝绸之路带来的。

我的导师陈得芝先生在元代文献中发现蒙古元朝政府在福建沿海一带征收“海道回回剌那麻”，并要求征收到了之后，“具呈中书省行下合属取索者”。这里的“剌那麻”是阿拉伯文“rāh-nāma”的音译，意思是“航海书”。由此看来，元朝从回回那里征收到的“剌那麻”航海书是明朝得到阿拉伯—波斯航海技术的重要来源。虽然今天留存下来的元代和明代文献中，没有更多的史料说明“海道回回剌那麻”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件历史事件和历史典籍中看到它的身影。

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约1469—1524年，Vascoda Gama）于15世纪末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非洲东岸，准备横跨印度洋航行至印度，但是苦于不了解印度洋航行情况。结果找到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马吉德，伊本·马吉德带领他们成功渡过印度洋，从而开辟了新时代—欧洲大航海时代。伊本·马吉德使用的航海书今天仍然存世，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上阿拉伯—波斯航海技术的重要古籍。元代从福建沿海搜集的“海道回回剌那麻”应该类似于伊本·马吉德航海书。

总之，阿拉伯—波斯古籍和中文古籍一样，保留了大量东西各国人民在“一带一路”上活动的历史纪录。2014年6月习近平在“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讲话中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习近平所说的“民心相通”呢？我们今天研究中文古籍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有关“一带一路”的记载，研究东西各国人民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是促进今天“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之间民心相通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