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残烛人生——【老潘网志】始建于2005年4月,本站转载学术文章来源于网络,均注明出处,如有版权侵犯,请联系删除;如有转载本站原创文章的,请注明来源,禁止任何形式商用,违者必究。
网盘 管理
【老潘网志】残阳斜似火,烛泪锁心房。最忆少年恨,春秋自短长。   今天是:
董灏智:江户时代日本思想界的对外扩张理论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1-01 19:16 发表于北京

作者:董灏智,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成员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

摘 要: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并河天民、兰学派林子平和本多利明、国学派佐藤信渊等先后提出“原始掠夺型”、“积极防御型”和“重商殖民型”、“神国征服型”等对外扩张理论。他们分属不同学派,亦无师承关系,意欲扩张的对象也不相同。江户学者对外扩张理论的演变过程,绝非儒学或兰学等在日本简单地“传播”和“复制”,而是外来思想不断被新解、改造,最后“集大成”于国学派的侵略万国主张。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理论深刻影响了明治—昭和时代的扩张行动,几乎全部变为现实,给被侵略国家造成深重灾难。

关键词:江户时代 古学派 兰学派 国学派 对外扩张

日本江户时代给后人留下“偃武修文”的和平印象。相较于战国、安土桃山、明治时代,德川幕府不但未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还多次颁布锁国令,使日本几乎与国外隔绝的同时实现国内长期安定。然而,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思想界以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为代表,提出对外扩张理论。他们先后提出吞并“虾夷地”、征服朝鲜半岛、侵占中国以至最终征服世界的设想。对于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动机,国内外学界皆有不同程度探讨。在日本学界,关于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个案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教育、军事、海防诸领域,但对他们对外扩张设想的专门研究则不足。同时,其中虽不乏批判之作,但亦有将其美化成“经世思想”、“北方开发论”等做法。

日本学界较早的研究,把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设想与该国帝国主义发展脉络紧密相连。1916年,德富苏峰在《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中指出,帝国主义(以对外扩张为主)是日本国民的本能。从历史上看,丰臣秀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林子平、本多利明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初音”,佐藤信渊的《混同秘策》中已有“皇室中心”的帝国主义取向,而幕末更是“帝国主义”思想的盛行期,横井小楠、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极具代表性。德富苏峰将丰臣秀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皆视为日本不同时期的“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一脉相承”,推动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并以此“激励”日本青年。重要的是,井上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直接引用德富苏峰对日本近代以前“帝国主义”思想的解读,探究日本近代帝国主义与天皇制的关联。

与日本学者不同,中国学者未完全从帝国主义视角探讨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理论,而是从江户—明治—昭和长时段考察,强调近代日本发动系列对外战争的关键原因,不能只归因于明治政府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亟需海外市场、殖民地,还与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扩张设想紧密相关,其对外扩张理论是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军国主义、“海外雄飞”以及亚洲侵略的思想渊源。同时,还有学者指出,佐藤信渊等的对外扩张设想,是丰臣秀吉未完成的侵略行动的延续。

以上研究成果,从长时段脉络探讨江户思想界对外扩张设想所发挥的影响,结论颇为可取,但对江户学者对外扩张理论的深入研究尚付阙如,尤其缺乏在江户思想史视域下探讨对外扩张设想产生的原因、内涵、演变和影响。本文拟围绕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理论展开研究,从他们所属学派入手,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在古学派、兰学派和国学派的思想演进脉络中还原其产生的文化与历史语境。

一、古学派“原始掠夺型”对外扩张设想

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对外扩张理论,最初并非直指朝鲜或中国,而是指向日本北部的“虾夷地”。在江户思想家中,较早提出攻占“虾夷地”设想的是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的弟子并河天民。

古义学派是古学派重要分支之一,与荻生徂徕开创的“古文辞学”并称于世,其共同学术取向是批判朱子学对“圣人之道”的误读,通过重新解读《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探寻真正的“圣人之道”。在古学派看来,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虽将“孔孟之道”作为“圣人之道”的主体,却把“太极”、“理气”、“心性”等内容植入其中,使“圣人之道”沦为“佛老之道”。伊藤仁斋认为,“人外无道”、“道外无人”,“圣人之道”亦如是,“仁义礼智,为之纲领,而万善莫不自总括于其中,故圣人以是四者为道德之本体,而教学者由此而修之也……仁义礼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强调圣人乃以此为依据,教人知晓并践行“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兄弟之道”和“朋友之道”。

然而,与伊藤仁斋不同的是,并河天民虽认同“圣人之道为人伦日用之道”,但随着深入研习“六经”、《论语》,对其师的“圣人之道”产生疑问。在他看来,伊藤仁斋将“仁义礼智”提升到“道德本体”高度,本质上与宋儒的“道德论”无太大差别,只是不再强调“太极”、“理气”的主导影响而已,而其“仁义礼智为道德之本体”说法,也非孔孟本旨。是故,伊藤仁斋和宋儒一样,都曲解了“圣人之道”的旨归。并河天民遂提出新见解:“圣人之学,本主经济,尚书记其实,语孟述其道,可谓相表里者也,学者务善熟读焉。”

毋庸讳言,并河天民把“经济”视为“圣人之学”、“圣人之道”的重要内容。关于“经济”的内涵,他以《论语》中“子路篇”的“富民”、“颜渊篇”的“足兵足食”为准绳,即“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皆圣贤之事业……后之学者以学问事业判然为二,故高谈虚玄,研精性理,以为儒雅,以为得道,如经济之业,富强之策,反以为卑野,附之事为之末,不自知阳儒阴佛,实可叹哉!”。从中可知,“富民”、“足食”、“足兵”方为“经济之道”的重要内容。并河天民由此得出结论:“圣人之道”的主旨绝不是教人“格物穷理”、“为仁为义”等以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而是通过“经济之道”最终实现“民强国富”。

表面上看,并河天民对“圣人之道”和“经济之道”的阐述,似未脱离中国儒学范畴,理论依据仍源自《尚书》《论语》等。但进一步考察发现,他着重强调的是“土地”、“人民”与“富民”、“足食”、“足兵”的重要关联,将“土地”和“人民”的增减作为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志:“天子将军第一之宝者,土地人民也。得土地人民者,生无量之财宝。若一郡增之则增一郡之威光,若一国增之则增一国之威光。若一郡失之则减一郡之威光,若一国失之则减一国之威光。”尤其是“土地”, 他不仅将其视为“第一之宝”,还将“增加土地”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

事实上,并河天民生活于江户中期元禄时代。这一阶段,长时期国内和平与日本全国市场的形成,刺激了商品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独特元禄文化。商人(即町人)阶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关于商人“豪华”、“奢侈”等情况,亦常见于当时学者的描述之中:“近年来,无论哪家的女房家皆崇尚奢华。衣类繁多……(衣料)千种细染,百色交替,染费高达一两黄金……小判二两的发梳,折合今日三石米之价……昔日大名夫人亦未如此奢华。”商人崛起直接冲击了江户幕府的身份制度——“士农工商”,使原本处于最底层的商人一跃成为最富裕阶层,且掌控大量财富。相反,处于最高层的武士和次一层的农民赖以为生的粮食却被“商品化”,米价不断波动,武士不得不向商人借贷维持生活,从而成为债务人。武士与商人高利贷者的勾结还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使其日渐贫困。

面对物价高涨、民众困穷的惨状,试图从经济层面解决危机的学者并非并河天民一人,尚有诸如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古学派儒者,特别是太宰春台著有《经济录》一书,提出“贵谷贱货”主张,以抑制商品经济对农民的危害。与之不同的是,并河天民指出,日本国小地狭、人口众多,仅将解决危机的眼光聚焦在国内收效甚微,唯一快速且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向国外拓展、增加土地;如果日本的土地变得和中国一样广大,危机自然会解决。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虾夷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远离中国、朝鲜,却接近松前藩。因此,并河天民1716年前后在上书幕府的《开疆录》中,详细阐述占领“虾夷地”的历史依据及必要性。在他看来,日本此前便有征讨虾夷人的历史,还迫使虾夷人“称臣入贡”。“虾夷地”地广人稀,居民不懂耕作之道,以鱼类海草为食,实为防守薄弱的“夷狄之地”。与此前日本进攻朝鲜相比,占领“虾夷地”极易实现。重要的是,“虾夷地”特别适合农业耕作,占领之后还可招抚无地农民分批前去垦荒,既可解决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等社会问题,又能开发当地物产以弥补国内不足,更能扩大日本国土,可谓一举多得。

然而,并河天民的野心并不局限于“虾夷地”,认为占领该地只是暂缓危机,若要彻底解决危机,则必须继续开拓领土。于是,他进一步建议幕府扩大领土范围,即“虾夷既为御国郡……占唐土、朝鲜、琉球、南蛮等诸国,弥大日本国之威光”。但对于如何占领中国、朝鲜、琉球、南蛮等地,未提出具体方案。这意味着他的对外扩张思想并非丰臣秀吉侵略动机的简单延续,他较早认识到日本地狭人稠、资源匮乏的不利状况,从“圣人之道以经济为主”的层面将扩张土地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

并河天民对外扩张理论的产生,既离不开古学思想,又与当时日本社会危机密切相关。从古学派视域考察,他与伊藤仁斋对中国儒学的解读皆侧重“形而下”层面,但对“圣人之道”的认识不尽相同。与后者的“道为人伦日用之道”相比,并河天民将“圣人之道”聚焦于“经济之道”,进一步发挥儒学实用主义特性,提出通过对外扩张领土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若从这一脉络考察,中国儒学似乎充当了并河天民对外扩张设想的理论来源,但审视《尚书》《论语》原文,其中的“富民”、“足食”、“足兵”绝无对外扩张领土的意涵,即使是伊藤仁斋的《论语·颜渊》解读,也是从“民有恒产,则非心不生。武备克修,则民心不摇。教民以信,则国本固矣”层面解释“足食”、“足兵”,强调二者是“安民”、“保国”之要,而无扩张动机。并河天民不仅曲解了《论语》本意,还否定了伊藤仁斋的新诠,并在“经世致用”的名义下对中国儒学作了极端、偏激解读,为其侵略构想寻找合法依据。

并河天民出于解决日本社会危机的迫切心情,按自身需求把“圣人之道”解读为“对外扩张”取向,完全是对儒学的误读及歪曲。他的扩张方案虽未受幕府重视,但被后世学者称为“倡虾夷开拓之嚆矢”,侵占“虾夷地”的设想被后来学者继承,且直接影响了江户中后期的对外扩张理论。不难发现,并河天民的扩张目的就是单纯掠夺土地,进而扩大日本领土、增加资源,由此消解日本社会矛盾。在东亚史的视域内,并河天民的对外扩张设想鼓吹动的是非正义、掠夺性战争,属“原始掠夺型”扩张理论,只不过被他披上了儒学“圣人之道”外衣而已。

二、兰学派“积极防御型”、“重商殖民型”对外扩张设想

德川幕府虽未采纳并河天民的建议,但也意识到日本的社会危机,遂于1716年发起享保改革,采取重农抑商、稳定米价以及鼓励开荒等政策,遏制商人对武士、农民的剥削。这些措施使日本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缓解,但年贡和商业高利贷仍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武士阶层两极分化和农民暴动频发,雪灾、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天明饥馑”(1783—1787),以及俄国、英国等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幕府的危机。一部分学者意识到朱子学、古学、阳明学等已难以解决现实难题,将目光转向由荷兰传入日本的兰学。其中,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等在兰学影响下提出“海防论”与“经济论”,前者主张利用兰学中的军事学加强海防,抵御外来威胁,后者建议效法兰学中的“经济学”发展海外交易,解决国内危机,二者都体现出日本侵占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取向。

与并河天民相似,工藤平助首选的扩张对象亦是“虾夷地”,但其动机已不是单纯增加国土解决农民贫困问题,而是将“虾夷地”作为抵抗俄国势力南下的“前沿阵地”。工藤平助原本是仙台医师,后来在与杉田玄白、前野良泽等兰学家的交往中开始学习兰学。他通过“兰书”得知俄国东进和南下情况,1783年撰写《赤虾夷风说考》。该书采用新的世界地理划分,介绍了“赤虾夷”(江户日本对俄罗斯人的称呼)及“虾夷地”状况,特别记述俄国对堪察加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侵占,称其已威胁到日本安全,故向幕府提出“虾夷开拓论”:一方面,开发“虾夷地”的金、银、铜等,与俄国、中国开展平等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将“虾夷地”作为防御俄国南下的阵地,从陆上、海上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在《赤虾夷风说考》完成后的第二年,工藤平助将该书主要内容告知江户幕府勘定奉行松本秀持,后者以此为基础上书幕府,提出调查“虾夷地”主张。该建议得到幕府老中田沼意次支持,幕府于1785年派遣“虾夷地调查队”,但由于田沼意次在1786年失势,调查中止。

工藤平助的愿望虽未实现,但他占领“虾夷地”加强日本海防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另一位兰学者林子平。林子平亦是仙台人,少年时受家人影响熟读历史、舆地等书,但不甘于书斋式学习,20岁左右开始四处游历,通过与工藤平助交往了解到“虾夷地”情况,并在其影响下关注日本海防。与此同时,他还在与桂川甫周交往中了解到世界大势,发现俄国是日本首要外在威胁,“虾夷地”位于日俄之间,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若被俄国占领,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在工藤平助、新井白石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写成《北海道策》(1785)一书,称“(此书)非敢言经济,亦非妄言地理之学”,主要意图是唤起幕府及民众对“虾夷地”的重视,并将其全部占领。

林子平还意识到日本面临的外部威胁远不止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军舰先后出没于日本周围。更让他忧虑的是,日本社会盛行的学问依然以朱子学为主,皆为中国之书,解读者却不关注中国与日本人情风俗之差异,囫囵吞枣学习其典籍,使学问沦为“朱子流”、“阳明流”、“仁斋流”、“徂徕流”,以此来解决日本的外部危机无异于痴人说梦。日本为四面环海的“海国”,地理形势不同于“一面临海”的中国,绝不可照搬中国兵书的防御策略。因此,他认为,只有兰学才是挽救日本危机的唯一学问,尤其是其中的军事学。他以兰学军事书籍为依据,撰成《海国兵谈》(1791),在序言中反复强调日本面临的严重外部危机,“欧罗巴的莫斯哥末亚(俄国——引者注)其势无双,侵掠鞑靼之北地……明和辛卯年莫斯哥末亚占领加莫西葛杜加(今堪察加半岛——引者注)……并自加莫西葛杜加乘船来到日本……”

林子平从水战、陆战、军法等十多方面详细提出建立完备海防方案。为证明兰学知识的优越性,他将具体攻防器械逐一与中国兵书内容比较。例如,关于船只,“唐山之船虽长大却制作之法拙,其船不坚实……易被大炮大弩击碎……阿兰陀及欧罗巴诸国的船,其制作甚坚实广大,非优质大铳不能击碎”。对于大炮,他强调欧洲火炮的优质特性,建议幕府将此火炮安装于日本海岸,改变日本3000年来海防松懈的状况。至于侦察方式、士兵装备、操练方法,亦是中国弱于欧洲。林子平不但在学术层面认为中国儒学、兵学思想不能解决日本危机,更从实用层面指出中国防御技术的落后,进而凸显兰学解决外部危机的必要性。

尤为重要的是,林子平的海防策略不是简单防御日本本土,而是明显含有对外扩张倾向,侵占对象不局限于“虾夷地”,还将矛头指向朝鲜和琉球。在《海国兵谈》最后部分,他直言不讳地说:“予向著三国通览,其书为明日本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之地图,其意为日本英雄提兵入三国之时,暗记此图而应变。”林子平的对外扩张动机不同于并河天民,他是在防御过程中提出扩张设想,目的是把日本北部、西部、南部“三国”据为己有,将其作为日本“缓冲带”或“防御墙”,不只抵御俄国对日本北部的侵略,还防范英国、美国等从西部和南部进攻。然而,由于《海国兵谈》的出版违背幕府“异学禁令”,此书一度被禁,他的设想亦未受幕府重视,以至于明治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子平之策而行,则西伯利亚千里之地,收之唾手中,岂为难乎哉!”

与林子平不同,本多利明的对外扩张设想深受兰学中“经济学”影响,但“经济”内涵不同于并河天民着重强调的“土地”和“人民”,而是带有强烈的西方“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本多利明少年时代对儒学兴趣不大,反而喜欢“算学”,他通过翻译的兰学书籍发现欧洲“算学”的独特性。为进一步了解与日本“算学”的不同,他开始学习荷兰语,接触到数学外的天文学、历法、航海、地理等兰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他于1766年开设私塾讲授兰学。本多利明亦不局限于书塾,而是游历日本各地,了解当地风土、民情、交通等情况。但他游历之时正赶上“天明饥馑”,看到的是粮价飞涨、流民大增及饿殍遍地的惨状,尤其是日本东北地区更严重,死亡人数激增。同时,俄国势力已多次进入“虾夷地”,甚至于1792年首次派遣使节要求与日本通商。对此,江户幕府在老中松平定信主导下发起宽政改革(1787—1793),核心内容依然是“重农抑商”,包括奖励耕作、抑制流民、废除商品专卖、控制物价等。

然而,在本多利明看来,日本社会危机是因“商业”发展而导致“四民”等级破坏,通过抑制“商业”解决危机显然不是理想方式,不如发展“商业”来稳固“四民”等级。他在1798年出版的《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中,强调发展商业不能局限在国内,要将目光扩展到国外,幕府连续改革未见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将视野局限在国内,罔顾商业发展现状,又忽视国内资源贫乏的事实,将压力转移到农民身上。因此,他建议幕府效法欧洲诸国,主要是英格兰的做法,首要任务是开展海外交易,拓宽国外商贸渠道,“日本为海国,渡海、运送、交易本为国君天职中第一国务,遣船只赴万国,选取国用之要用物产及金银铜而带回日本,此为海国增强国力之良方。若以自国之力治理,则国力日弱。其弱处全由农民承担,农民自然呈年年耗减之势。此为最重要的政务”。

本多利明还建议,幕府不能再采用中国之法,必须将发展重心放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四大急务”。第一,“焰硝”,即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火药做成后可用来爆破岩石、开通河道,加速河运和海运发展,促进国内商品流通。第二,“诸金”,强调“金银铜”等重金属是日本之重宝,非但不可轻易流失到国外,还应从国外获得更多。第三,“船舶”,无论是国内流通,还是海外交易,皆离不开船舶。第四,“属国开业”,即开发日本周边诸岛屿,直接出兵占领日本未能实际控制的岛屿——不只包括“虾夷地”,还有今天的堪察加半岛,“移大日本国号于勘察加之地,改古日本之国号,建临时建筑,无论贵贱,选举大器英才、德能兼备的人物而任郡县长官,定居此地,丹城开业,必成良国,渐添繁荣,终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良国”。

进一步考察,“焰硝”、“船舶”实则在不同程度上支撑“属国开业”,“船舶”自不待言,为“属国开业”必要交通工具,“焰硝”虽用于国内建设,但亦可作为弹药。换言之,“属国开业”不可能采用和平手段,实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本多利明的建议源自“兰书”所载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做法:“彼国于万国之内侵掠不计其数。西班牙在南北亚墨利加的大国之内,取得良国之数最多并迁都,布以政事。此外的葡萄牙、英格兰、法兰西在亚墨利加各有属国。又东洋诸岛,皆随属欧罗巴……未从之国则设交易馆,与其王侯交易,专得大益。故未从之国,因其国力所限皆为欧罗巴尽力,如此大业,如此之成就,天下无敌之国为欧罗巴。”可见,本多利明的“属国开业”不同于并河天民、工藤平助、林子平等,虽无“殖民”一词,但做法与西欧殖民主义相同,“焰硝”、“诸金”、“船舶”在不同程度上为该目的服务。

本多利明还主张将罪犯、流民强制运送至新占土地,既能开发当地矿产资源,又能解决流民激增问题,进而巩固新占土地。与殖民主义者略有不同的是,本多利明主张吞并土地,而非“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同时,又将扩张目标指向中国东北、琉球,试图采取相同方式将它们占为己有,进一步扩大日本版图。然而,他的“海外交易论”、“属国开业论”因直接冲击当时的锁国体制,未被幕府采纳,但他的主张深刻影响了明治政府的基本国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海外雄飞”,故后世学者直呼其为“日本开业论”第一人。

林子平的方案可归纳为“防御型”,本多利明的方案属“重商殖民型”。二人提出对外扩张理论的目的与并河天民基本一致,将眼光聚焦在国外,通过掠夺土地解决日本危机,但不同的是,他们面对的危机不仅是日本社会内部矛盾加剧,还有来自外国的威胁,其通过深入研习,发现兰学比儒学更具实用性和实效性,是解决日本内外危机的有效理论武器。换言之,他们的选择是将兰学与儒学比较后的结果,意识到儒学已无法担当解决日本危机的重任,进而凸显兰学的价值。关键在于,兰学与儒学相比,原本就含有对外扩张的要素,传入日本的“兰书”中又大量记载欧洲诸国在海外抢占领地的成功案例,使江户兰学家在更新知识体系的同时,还得到兰学学理支撑,更意识到对外侵占土地是“合理之事”,而不必再受儒家理念中“非正义战争”说法的束缚。他们从“海防”、“开业”层面阐述侵略行动的合理性,将江户日本对外扩张理论推向新阶段。

三、国学派“神国征服型”对外扩张设想

如果说古学者和兰学者皆试图借用外来思想解决日本危机,那么,国学派的登场意味着江户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本土思想文化,依据其解决内外危机。国学派兴起于江户中期,契冲为创始人,本居宣长为集大成者,平田笃胤为继承发展者,其共同宗旨是清除中国文化对日本思想的影响,批判日本学者不知本国“神道”的“优越性”而盲从中国之道的弊端,进而强调日本的“优越性”。国学者坚信“日本为神国”,认定这一先天“优越性”必定能使日本摆脱内外危机,转而征伐万国。在该逻辑脉络下,“神国征服型”对外扩张理论在江户中后期逐渐兴起。

本居宣长虽未明确提出对外扩张主张,但其思想已暗含侵占中国、朝鲜倾向。在他看来,四书五经等中国传来的典籍绝不是日本文化的载体,“神道”才是日本思想文化的“古道”,“此道者,乃备载于古事记、书纪之神代上代诸事迹者也。唯此二典上代卷帙,当熟读精思之矣”。然而,由于中国文化的长久影响,使《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典籍也被加上了“汉意”,本居宣长用35年时间重新注解《古事记》,挖掘其中蕴藏的日本“古道”,并特别强调“神道”源自天照大神,延续至今,为天皇的治天下之道,是他国不具备的“真道”。

不仅如此,国学者还认为,天皇的皇统亦源自天照大神,且如“神道”一样未曾中断,既无乱臣贼子篡弑之事,又无外敌入侵取而代之,故日本不但是天神创建的皇国,还具备其他诸国不具备的优越皇统。正因如此,日本优于中国、朝鲜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往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夷狄”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本居宣长甚至在其晚年完成的《驭戎慨言》中,不只否认历史上日本向中国朝贡的史实,还直接称中国为“戎狄”,“明为中华,蒙古为夷。若从皇国来看,蒙古与明,同为戎狄”,由此解构中国“华夷之辨”对日本的影响。关键是,“驭戎”二字已暗含驾驭、统率、控制中国的思想取向,依据正是“日本为皇国”、“皇统绵延不断”等“日本优越论”思想。言外之意,“皇国”征讨、统治“戎狄”之国是理所当然之事,以至于其弟子平田笃胤直接说出:“世界万国悉服从皇国,毋庸置疑。皇国为君国,万国为臣国。”

本居宣长的“日本优越论”被其弟子、再传弟子继承,成为国学者对外扩张设想的理论支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佐藤信渊。他在《混同秘策》(1823)中制定了侵略中国及朝鲜的计划。第一步,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第二步,进攻中国东北地区。第三步,攻占朝鲜。第四步,“大泊府的军队自琉球攻取台湾,从台湾直接进攻浙江的台州、宁波等地,迫使中国各地不能相救,他们必定弃城而溃”。第五步,天皇亲征,熊本府的军队随从侍奉。“先锋之兵直捣江南诸地,迅速占领南京,将此作为临时皇居,对中国人恩威并施。数十年间,尽数平定中国全部领土。”

虽然并河天民、本多利明等提出侵占朝鲜、中国等地的设想,但未提及具体步骤和方案。与之不同的是,佐藤信渊的设想是最周密详尽的对外扩张计划,侵占对象已不局限于“虾夷地”,而是直指中国,并在丰臣秀吉从朝鲜进攻中国的路线上增加新路线,甚至还细化到日本不同地区军队适合到中国哪些地区作战等情况。在此基础上,他更将侵略目标扩展至世界:“支那既入我版图,西域、暹罗、印度亚等国,侏离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甘为臣仆。故由皇国来混同世界万国,非难事也。”佐藤信渊提出攻占中国的目的,已不是简单解决日本内外危机,而是将世界各国皆纳入日本版图,由日本统一万国。

佐藤信渊的设想与其经历密不可分,少年时就跟随父亲游历各地。正是长期游历使他对日本各地风土人情、军队情况有深入了解,故能“设计”出各地区军队执行不同侵略任务的方案。佐藤信渊47岁时,拜平田笃胤为师学习国学,同时又问学于神道学家吉川源十郎等,先后阅读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平田笃胤的《灵能真柱》等著作,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相信《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史书中的“神代”部分为正史(信史),“日本皇统优越论”是毋庸置疑的,“皇国乃伊奘诺、伊弉冉二神奉皇祖天神之诏所创建,大地成立之初,天孙降临以来,皇祚连绵无穷,与天地共悠久”。

佐藤信渊认为,“皇祖天神”即“产灵神”。据《日本书纪》记载,“产灵神”包括“高皇产灵尊”和“神皇产灵尊”(《古事记》称“高御产巢日神”与“神产巢日神”),二神与“天之御柱主神”并称日本“三柱神”,佐藤信渊称三神为“造化之首”。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不同的是,佐藤信渊将“产灵神”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位,除“皇祖天神”身份外,“产灵神”还是宇宙创造者与主宰者。他对宇宙的认知已不局限于中国传入日本的天文知识,而是以兰学“日心说”为主,突出强调兰学书籍内容的准确性。

然而,佐藤信渊在兰学宇宙观基础上却得出了“神学”观点,即宇宙的形成、发展以及运动绝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源自“产灵神”的“神机”。他更将“产灵神”镕造宇宙万物的规则概括为“一大纲四定例”,“所谓一大纲者,太初产灵大神搅回一元气,赖其运动之妙机……四定例者,一曰运动,凡宇内运动必自西进东。二曰旋回,凡分生者必旋回本物之外围。三曰迟速,凡距离本物,近者行速,远者行迟。四曰形体,凡分生者必从本物之正体”。由此可知,佐藤信渊虽受国学影响而继承“日本为神国”、“日本为皇国”观点,但运用新知识弥补了日本古史“神代”内容的不足,将宇宙运转、地球形成、万物化生归结为“产灵神”的功劳,从兰学层面证明“神代”历史的真实性,意味着日本天神的贡献已不局限于日本,甚至扩展到整个宇宙。在该前提下,“皇祖天神命伊奘诺、伊弉冉创建日本”之事就不是普通神迹,而是变成宇宙主神授命二神创建日本,进而提高了日本的“神国”地位。

佐藤信渊还把《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代”内容与其他国家“开国神话”比较。例如,他认为,中国的“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虽是最早“创世神话”,但其原型来自日本:前者的原型是伊奘诺大神的眼睛化成日神和月神之事,后者则是天照大神与须佐男神之事;他发现埃及神话中“却尼布神口中吐出大卵(世界)”的记载,与《日本书纪》中“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涬而含芽”的表述较相似,且《日本书纪》还有“少彦名神”对外开拓的内容,就此推测日本天神曾开拓至埃及。此外,印度、波斯、厄勒祭亚国(希腊)、逻玛(罗马)、德亚国(犹太国)等国的“创世说”中亦有相似记载。佐藤信渊由此得出结论,其他诸国的“开国神话”或是日本诸神事迹的“讹传”,或是日本神祇所为。显然,此类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盲目比附,但在佐藤信渊看来,正是因为《日本书纪》《古事记》可信,且所记之事的年代又早于其他各国史书,故以上结论是合理的。佐藤信渊从国家创建的源头力证“日本为世界万国之根本”的确凿性,对“日本为皇国”的阐述已“超越”《日本书纪》和《古事记》。

正因如此,佐藤信渊在《混同秘策》开篇写道,“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能经纬其根本之时,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谨稽神世之古典……则知明‘产灵神’以安抚世界万国之苍生,为最初皇国之主要要务”。其意欲表明,作为“皇大御国”的日本不是普通国家,是“产灵神”在创造宇宙之后又命伊奘诺、伊弉冉二神创建的世界第一个国家,而其他国家的创立又与日本神祇有重要关联。所以,“产灵神”在创造日本的过程中,赋予日本诸神统治世界万国、安抚世界万民的使命,诸神已完成使命,但后来世界各国和日本脱离了联系。按此逻辑,日本发动对外战争不是侵略行为,而是理所当然地完成“产灵神”交给的重任,混同世界万国,救济万民。同时,为证明征讨万国的“合法性”,佐藤信渊还利用兰学地理学知识,进一步证明“日本为皇国”,其以“赤道”、“纬度”等新说法为主,以地理学视域指出,“日本自赤道以北三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止,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万种物产无不满溢。四周皆临大洋,海舶运漕极其便利。万国无双,人杰地灵,勇敢决绝,殊绝他邦。其形胜之势,堂堂八表,天然全备鞭挞宇内之实征”,将此作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地理基础。

综上所论,佐藤信渊的对外扩张理论既不同于并河天民,也不同于林子平、本多利明,其侵占对象乃从日本周边“虾夷地”、朝鲜、中国、琉球等扩张到世界万国,最终目的是征服全世界。关键在于,促使佐藤信渊提出对外扩张设想的理论根基是本土文化中的“皇国思想”,兰学不过是其思想附属品。因此,他的对外扩张理论可称为“神国征服型”。“皇国优越论”和“地理(水土)优越论”在其思想体系内实现融合,使其扩张设想被赋予神学色彩,具有极强煽动性,从而将江户日本的对外扩张理论推向极点。

四、江户时代对外扩张理论的影响

并河天民、本多利明等的对外扩张设想,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上书幕府,却未引起幕府过多关注,只有占领“虾夷地”及加强北部边防的建议被采纳。正因如此,幕府1798年前后派遣近藤重藏、间宫林藏等赴“虾夷地”调查,后将“虾夷地”划归为直辖地,由函馆直接管辖,但因俄国势力已进入,日本并未控制全部“虾夷地”,仅占有今天的北海道及千岛群岛等地。这表明江户学者的大部分对外扩张计划只停留在设想层面,未引起德川幕府过多关注,甚至在幕末改革中亦未成为重要措施。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大部分对外扩张设想竟在明治—昭和时代变为现实。

考察日本近现代史,明治维新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重大转折点。事实上,明治天皇在新政府成立之初颁布的诏书,就明确含有对外扩张的导向,“(朕)经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遂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如富岳(富士山)之安”,奠定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基调。明治政府的侵略方针与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设想有间接关联,起到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思想家是吉田松阴。作为明治维新“导师”的吉田松阴,虽因“安政大狱”被幕府杀害,但扩张思想却被木户孝允、山县有朋、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弟子继承并宣扬,决定了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吉田松阴扩张动机的思想渊源较复杂,其师佐久间象山的“海防论”、山田亦介的“兵学”,甚至日本传统武士思想皆对其影响较大,但佐藤信渊的“混同秘策”亦是不容回避的渊源之一。据他回忆,“余幼时,读百祐(信渊)西洋列国史略所论、混同四海之策,喜其雄伟,而嫌其夸诞,未深服其为人也……及住江户,佐藤氏之书,大投时好,而余竟不一览也。近日有人,以此编(经济要录)及农政本论借示,囚中无事,发卷细观,大有实得,而此编尤能简括痛快,在民事最为不可阙”。

从中可知,吉田松阴读过佐藤信渊的《西洋列国史略》《混同秘策》《经济要录》等书,对《经济要录》极为推崇,强调其“经济之学”是“民事”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混同世界”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由此斩断了“经济之学”与“混同世界”的关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佐藤信渊的扩张思想对吉田松阴没有直接影响,尤其是后者“取朝鲜、满洲、中国易取之地”的主张,明显受佐藤信渊“攻取易取之地”、“中国满洲为易取之地”等说法影响。至于侵占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设想,亦有佐藤信渊对外扩张设想的痕迹,只不过与佐藤信渊相比,吉田松阴面对日本被美、俄打开国门的危局,从实情出发解决危机,意识到与欧美诸国的差距,进而否定“混同世界”设想,仅将侵略范围集中在周边,最远至印度、澳大利亚,而并无侵占欧洲、美洲的计划。所以说,吉田松阴选择性继承和发展了佐藤信渊的对外扩张设想,明显比佐藤信渊“务实”且更具可行性。正因如此,明治政府基本上按吉田松阴的方案逐步实施,先后侵占朝鲜、琉球、中国台湾,间接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为此后进一步侵略中国其他地区做准备。

不仅如此,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使林子平、佐藤信渊等的著作被官方、民间机构多次出版,其事迹、思想先后被编入“历史教科书”和“伟人传记”中,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不同层面的舆论支撑。在明治时代,日本首次发动的对外战争是1874年5月出兵中国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兵台湾之前(1874年2月),《三国通览图说》中的《朝鲜国全图》已被田岛象次郎增补改正后单独出版,并在图中写道:“此图原本处于林子平的著作中,系天明五年(1785)刊行。然因旧政府的怀疑而被禁灭……殆一百年,今兹余践行子平氏的素志,追恋其非常企望,则补之……以慰泉下林先生之遗憾。”同时,该图之后还附上《台湾全岛之图》。田岛象次郎不是简单出版“朝鲜地图”和“台湾地图”,而是对原图进行增补,让日本民众更直观详细地了解朝鲜和中国台湾最新地理状况,以配合明治政府“征韩”、“征台”舆论,进而完成林子平“遗愿”。

1879年,伊藤博文巡视东北奥羽地区时特意祭拜“林子平墓”,见其坟墓荒废而新建墓碑,让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为之篆额,并刻上斋藤竹堂的《林子平先生传》。他说:“(子平)察海外形势,深究攻守之策,著海国兵谈,三国通览诸书,其意在警醒天下之耳目,以谋绸缪于未雨,而庙堂不察,斥为狂妄,禁锢终身,不得展其抱负。厥后时事一变,世之言海防者,纷纷而起要皆不能出乎子平之范围……余慕子平之为人惜其湮没,于是更树贞石,勒以斋藤维馨(斋藤竹堂)所撰之传,欲使其卓行伟节表著于后世。”伊藤博文作为“征韩论”代表人物,虽受其师吉田松阴影响,但应该读过《三国通览图说》,熟悉林子平提出的侵占朝鲜、琉球、“虾夷”的设想,故对林子平的推崇,与林子平吞并朝鲜的设想紧密相关。

继之,林子平还被列入《高名像传》(1880)、《日本立志编》(1882)和《近世绘本英名传》(1887),其中皆有对《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图说》的高度评价,并指出幕府禁止二书流传而使日本错失对外扩张“良机”。此二书在近代多次出版,暗示日本政府不应再错过时机,尽快将“虾夷”、朝鲜、琉球占为己有。同时,因《海国兵谈》和《三国通览图说》的影响力,林子平亦得到明治政府认可。明治政府于1882年6月追赠林子平“正五位”位阶,表彰其思想对日本的贡献。

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以及《马关条约》签订,朝鲜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为日本进一步控制朝鲜提供了契机,林子平的“遗愿”得以部分实现。其更在甲午战后被赋予“日本伟人”和“帝国忠贤”称号,明治时人将他与丰臣秀吉并称,肯定他们对“日本帝国”的贡献。不止如此,林子平开拓“虾夷地”而防御俄国的主张,亦受到高度关注。尤其是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俄矛盾加剧,日本人意识到此前与俄国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而放弃“北虾夷”实非明智之举,由此更认识到林子平的“先见之明”。

《日鲁交涉北海道史稿》《日露交涉史》等著作中,皆有对“林子平贡献”的不同表述。前者指出日本与俄国数十年间围绕“虾夷地”交涉的失误,认为明治政府对北部疆域的重视不如林子平,竟未能意识到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威胁,提议政府组建“北海道义勇团”,拱卫日本北部门户。后者写于日俄战争初期,作者植木直一郎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东京振武学校教授。他在书中不仅把日俄战争视为日本抵御俄国南下的“正义战争”,更把“林子平的事迹”作为鼓舞日本士气的素材,以此增强日本人战争必胜的信心。他不只主张日本通过战争完全占领朝鲜半岛,还要夺回《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中放弃的库页岛。由于作者的军方背景,其看法明显代表陆军参谋本部观点,故日本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让俄国割让库页岛的目的便极易理解,也折射出林子平的间接影响。

与林子平同时被明治政府追赠为“正五位”位阶的是佐藤信渊,但明治时人和官方最开始对佐藤信渊的认可,是他在农政学方面的贡献及其著作中凸显的“皇国”思想,“此书(《镕造化育论》)虽固有难信者,亦足知神典古传符于实测之说,合于天地之真理,则不可不嘉尚矣,此予之所以刻而弘传也”。佐藤信渊的农政措施、经济策略以及“皇国”思想等,与明治维新的方案“不谋而合”,故他被明治时人视为“卓见之士”。《混同秘策》亦在1888年由穴山笃太郎出版,农政史学者织田完之为之作序。据称,该书在明治政府要员中有所流传,大久保利通因读此书而在维新初期建言日本定都江户(东京),中海江田议官于1879年向明治政府的大臣、参议供阅此书,力主征韩的西乡隆盛亦熟读此书,但该书未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因此,出版此书的目的是让时人了解佐藤信渊吞并四海、征服万国之志,并特别指出,其《镕造化育论》《天柱记》《垂统秘录》《经济秘录》等皆为《混同秘策》的“羽翼”,进而凸显“混同世界”的雄伟筹略。然而,由于佐藤信渊的对外扩张设想过于宏大,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也认识到日本根本无法完全付诸实践,甚至能否战胜中国亦是“未知数”。因此,他们并未完全采纳佐藤信渊的方案,仍将侵略重心集中在朝鲜,在朝鲜事务上不断试探中国的反应,最终挑起甲午战争。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且割占了中国台湾地区,完成了佐藤信渊侵略设想的一小部分,但《混同秘策》的盛行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但使日本占领库页岛南部,还为吞并朝鲜清除了障碍,尤为重要的是,日本人更直接地感受到佐藤信渊超越时代的“卓识”。其中,织田完之和玉利喜造,将佐藤信渊的《镕造化育论》《垂统秘策》《混同秘策》等15本著作,合编成《佐藤信渊家学大要》出版,在出版宗旨中写道:“(佐藤信渊)有绝世之卓识,讲明兵法,举富国强兵之实……苟至经国济民之万策,包罗中外古今,遗算皆详说于各种著书中。恰兴维新大业,立百般制度,豫定今日之经纶,至日清战争、日露战争百战百捷。有此伟略暗地指导我们,将来当成为富赡国土的大经论,皆大有益遗著。”

该合集出版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此时织田完之对佐藤信渊的评价远超甲午战争之前,将他的富国之策、“混同秘策”等视为“明治日本”内外政策的指导,强调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了“混同世界”曙光,希望日本继续扩大领土,实现佐藤信渊的目标。不止如此,据河上肇记载,他在1908年听闻“佐藤信渊翁功劳表彰会”将于东京召开,遂指出日本社会对佐藤信渊的推崇与《混同秘策》密不可分,而《混同秘策》就是“帝国主义”,但佐藤信渊在明治维新之前已提出日本实现“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并策划了具体方案。虽然在河上肇视域内,佐藤信渊具有多重形象,但他一针见血指出《混同秘策》中“安抚世界万民”的虚伪性,揭露其“帝国主义”侵略本质。遗憾的是,该认识并未成为当时主流观点,官方和学界在夸大佐藤信渊事功的同时,更是赋予其农政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兰学家、武士等多重形象。

不只是明治时代,《混同秘策》在大正和昭和时代的影响力更是持续扩大。与此前不同的是,日本学者及官方将其中的侵略思想,美化成“产灵神令日本安抚世界苍生”,强调日本救济世界万民的使命。殖民政策学者东乡实在《殖民夜话》中,直接将“混同世界”视为“经济的”、“农业的”、“抚育的”目的,指出其“非征伐”特征,并以占领中国黑龙江为例,认为黑龙江一带五谷缺乏,特将日本奥羽、古志诸州的粮食运至黑龙江,救济当地居民。至于针对朝鲜、中国台湾、南洋依然如此,以日本之“有余”来弥补他们的“不足”,彰显日本民族与国家的“优越性”,而对侵略意涵全然不见。佐藤信渊家乡秋田县教育会编写的《佐藤信渊》中,直接写道:“先生以日本为万国之宗,救济世界万民为日本国民当然之职务,主张宣扬国威、扩张境土,极力标榜大帝国主义……顾虑日本人口的长期增加,立殖民大政策。”该书为普通人物传记,但针对的读者是日本小学校高学年儿童、补习学校学生、青年团员等。编者显然将佐藤信渊的事迹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发挥《混同秘策》“救济世界万民”的重要价值。同时,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为掩盖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将其行为美化成“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并把《混同秘策》中“日本安抚世界万民”作为美化侵略的依据。

教育学者上领三郎1934年出版《神国日本与佐藤信渊先生》一书,直接否定《混同秘策》的侵略取向,认为佐藤信渊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亚各民族融为一体,互助互补,将“产灵神”的教化施及朝鲜、中国满蒙等地,让当地“未开化之民”接受“教化”,实现“日满亲善”。按其解读脉络,日本将“满洲”从中华民国中“独立”出来却未吞并此地,反而建立“满洲国”,正是完成了佐藤信渊“日满亲善”的设想,将天神(“产灵神”)的遗教推行到中国东北,安抚当地民众,奠定日本未来的“东亚大业”。其意在表明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目的是“抚育”、“教化”亚洲诸国之民,使他们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由此完成“产灵神”交给日本“安抚苍生万民”的重任。

同样的认识亦见于同年出版的《日本教育史》,“因世界各国民众苦于恶政,我国应混同统一世界而救济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认识还见于支撑“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中。近卫内阁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1940年7月的《帝国外交方针案》中,首次使用“东亚共荣圈”,代替了此前使用的“东亚新秩序”,成为日本政府新对外方针。据载,“东亚共荣圈”的理想范围是“西至伊朗、伊拉克,东至一百八十度日期变更线,北至满洲、蒙疆、中国边疆地,南至新西兰、澳洲”,小范围则是“满洲、中国、缅甸、泰国、佛印(法属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引者注)、兰印(荷属东印度——引者注)”。为让日本民众深入了解官方提倡建立的“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在1940年10月特意编写《兴亚的大业》,强调大和民族肩负天神赋予的“人类救济”使命。

在松冈洋右看来,日本人从明治时代就将使命付诸实践,从“征韩论”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再到九一八事变、国联脱退、七七事变,都是为了完成“人类救济”的兴亚大业,将日本“皇道”从“极东”扩展至亚洲、从亚洲扩至全世界,但日本目前首要任务是建立小范围的“东亚共荣圈”。因此,他直接说出其目的:“为了全东亚民族、全亚细亚民族、全有色人种的解放之崇高目标,为了日满支三国的歃血结盟……皇国日本的大理想实是世界人类的救济。在此大理想指引下,东洋精神文化会同满支两国,誓要相携迈进新世界文化的建设,三国缔结金刚不坏之同盟。”从中可知,松冈洋右的核心观点为“救济世界人类”,与《混同秘策》的“安抚世界万民”主张如出一辙,由此折射出佐藤信渊思想及其“解读者”对他的影响。如果说上领三郎等代表的是日本学界的取向,松冈洋右则反映日本官方舆论。换言之,日本政府已把“救济世界人类”作为侵略他国和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合理性”依据,从而掩盖了《混同秘策》扩张征服的思想取向。正因如此,《混同秘策》在太平洋战争后多次再版,并被收入《皇国精神讲座》中,佐藤信渊甚至被尊为“东亚皇化圈”(即“东亚共荣圈”)“先驱”。

由上可知,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无论官方还是学界,都反复强调《混同秘策》的设想,是欲将“产灵神”的教化施及“世界万民”,完成“产灵神”交给日本的重任,使“日本建设满洲国,从华北直驱华南华中,更张鹏翼于南海。然而,佐藤信渊的企图并不止于东亚的皇化,更涉及世界新秩序建设”。是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最终被解读成皇国“解救世界”的使命,由此清除英美对东亚诸国的殖民统治,进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为其发动系列战争找到“合理”依据,完全掩盖了侵略本质,给亚洲诸国带来深重灾难。

结  语

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对外扩张理论,形成原因比较复杂。表面上看,他们主要是在应对日本内外危机的前提下提出扩张方案。然而,考察江户思想史发现,无论是朱子学派、古学派,还是阳明学派、兰学派,皆是深受外来思想(中国儒学、兰学)影响而在日本先后形成的学派,绝不是儒学或兰学在日本简单地“传播”和“复制”,而是外来思想不断被新解、改造,进而融入日本思想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江户学者还将关注点转移到“神道”、“神代”等日本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派的登场,使以“复古神道”为核心的日本本土思想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由“神话”变为“信史”,而儒学、佛教却成为国学派解构和批判的对象,兰学则成了国学的附庸。这意味着江户思想史的走向,是日本学者逐步脱离“外来思想”、建构“本土思想”的过程。实际上,江户学者对外扩张设想的发展脉络亦是如此,最先是古学派提出掠夺土地和人民的建议,继之为兰学派的“积极防御型”和“重商殖民型”扩张设想,最后“集大成”于国学派提议的“神国征服型”的侵略万国主张,从侵占日本周边国家开始,最终扩展至全世界。

除“占领中国全部领土”和“混同世界万国”的目标外,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对外扩张计划在近现代日本变为现实,具体步骤为: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中国台湾,并迫使朝鲜脱离中国的藩属地位;1905年,日本因日俄战争获胜,通过《朴茨茅斯和约》将库页岛南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占为己有,进而加紧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侵略;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全境;1918—1922年,日本趁俄国十月革命之机,出兵西伯利亚,占领库页岛北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侵占中国华北、华中、华东大片领土,还扶植汪伪政权;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西太平洋诸岛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诸国。

虽然以上侵略战争时间跨度近70年,且每场战争爆发的背景、原因、目的等各有差异,但从江户学者对外扩张设想层面考察,其扩张理论不仅引起日本近代以来各类人士强烈关注,还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从舆论层面刺激日本社会的侵略野心。可见,这些战争绝非孤立个案,而是递进式完成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设想。正因如此,日本自明治时期至二战结束发动的系列战争应被视作一个“整体事件”—— “七十年战争”。也就是说,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主张虽只停留在设想和策划层面,但在日本近代被发酵、放大,并与西方思想融合,成为日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

上一篇:郝昭荔: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下一篇:梁志:战后初期美国对中立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