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0-30 18:40 发表于北京
作者：郝昭荔，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
摘 要：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关键词：阎锡山 白崇禧 蒋介石 北伐 国民党
1928年6月11日，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偕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国民党二次北伐基本完成。北平、天津是前清和北洋政府的权力中心，统领河北地区的直隶总督向来拥有“首席疆吏”的特殊地位，平津对军人的诱惑力不言而喻。北伐后期，阎锡山与冯玉祥围绕两地的控制权展开激烈角逐。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令阎锡山、白崇禧同处平津，分别担负卫戍地方和肃清直鲁残军之责，意在使二人相互制衡，便于其嫡系力量深入北方。参与北伐的四个集团军对平津军政主导权展开博弈，是国民党内矛盾冲突的聚焦点。因不满蒋介石削弱异己、待遇不公，阎、白及其所代表的晋、桂二系开始接近，日渐形成与蒋抗衡的势力。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相互倾轧的政治生态，在国民党北伐时期便已形成，其衍生的诸多问题，成为日后北方政局纷乱的肇始，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始终未被克服。从北伐告成之初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的关系演变中，即可窥见这一动向。目前学术界对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个派系的兴衰起落，或探寻国民政府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对于地方实力派在应对蒋介石权力制衡时的策略选择，尚缺乏比较视野的讨论。透过国民党北伐后的平津权力分配及其博弈，可加深对国民党党政和军政矛盾的理解，以此探寻国民党整合地方力量失败的原因。
一、二次北伐后蒋介石的裁兵意图
1928年6月，国民党二次北伐告一段落。倾覆北洋政府、打倒旧军阀后，国民党内形成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集团军。这些军事首领多以政治分会为中心，统辖一方军政大权，国民政府统治权能够直达的只有东南数省。此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遗留问题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但民主共和的成果随后被怀有野心的军阀日渐蚕食。袁世凯帝制自为，见弃于国人，在其死后，各派军阀抢占地盘、彼此征伐，军阀混战成为北洋时期的政治常态，大小军阀皆以扩军为第一要务，兵额扩张成为必然现象。国民党也未能克服这一弊端。1926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北伐，但次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并在北伐中大量吸纳北洋军人加入。在改旗易帜加入国民党的北洋军阀中，阎锡山和冯玉祥凭借强大兵力，成为二次北伐中北方战场的主力军，跃升为国民党军政要员。隶属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中国青年军人社便认为，“这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治权的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
北伐大致完成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暗流渐有公开化趋势，“以冯阎冲突与蒋桂冲突为骨干而构成交互错综的关系”。冯玉祥和阎锡山素有积怨，当蒋介石将平津卫戍权交予阎锡山后，冯阎冲突加剧。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逼迫蒋介石下野后，蒋桂矛盾愈深。蒋拉阎抑冯，冯桂转而接近，军事首领间“互相排挤之现象”丛生。为取得绝对优势，各集团军不断吸纳兵员扩充实力，随之而来的供给问题又反向加剧了军队对地盘的争夺，形成恶性循环。阎锡山收编军阀残部的举动尤引人注目。原北洋军徐源泉、郑俊彦等部均投入其麾下，天津方面附晋者甚多，傅作义因此发出“收编十余万敌人，无给养可虞”的抱怨。
是时，归属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共有84个军，约300个师，兵额至少有220余万。庞大的军队花费浩繁，以全国全年收入养兵尚差三万万余元，故裁兵被视为“党国之急需”。在蒋介石看来，“从前北洋军阀，把持军权，没有不把持财政的，因为要把持财政，更非把持军权不可”。倚赖军权崛起的蒋介石，并不想让此局面重演，裁军被其视为削弱军人权力的釜底抽薪之策。
北平平定不久，蒋介石便有借北上致祭孙中山之机落实裁军的想法。1928年6月26日，蒋由南京至武汉短暂视察，7月1日又与李宗仁等抵郑州会晤冯玉祥。冯因失去平、津、冀控制权，“面目瘦黑，精神不佳”。他对蒋介石甚为不满，“不愿同上北平”。2日，蒋介石与白崇禧、商震等将领在保定会面，次日同抵北平，阎锡山在长辛店迎接。北伐初定后国民党军事首领齐聚北平，为破除国民党内不睦的传闻，蒋介石精心安排行程。他舍近求远，先赴各集团军主官驻地，再与之同行。7月2日蒋电促冯北上时即谓：“吾人团结应以行动表见（现），免使外人猜疑。”祭告典礼前一天，蒋介石因思裁兵公债已筹备，而“武装同志之觉悟更属迫切”，随即电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暨各总指挥：“将以实力促进裁兵之进行”，并以“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表达其迫切性。显然，督促军人裁兵是祭告典礼背后的深层意图。
7月6日，国民政府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是为裁兵善后之先声。阎锡山、冯玉祥位列主祭人蒋介石左右，李宗仁、白崇禧等均依次排立。襄祭者并非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而是三个集团军首领，反映出军人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跃升。蒋介石在祭文中，直言国民党内各派军人“未能悉明党义，竭诚信仰，尊重中央”；党员之间“对于主义，亦未能全体一致”。他进而痛陈裁兵之必要，告诫军人警惕“虚荣利禄之诱，地盘权位之私，个人主义之企图，封建思想之留遗”，尤要“牺牲各人之自由，确守严明之党纪”。
尽管蒋介石以孙中山继承者和“中央”自居，但此时尚未建立足够威信，故对各集团军首领坐拥重兵、统辖一方的既成事实隐隐不安，视为政治上的挑战。其裁兵计划，意在先从停止军事长官募兵入手，实行财政统一及军需独立，防止各军事势力截留税收、擅征款项。裁兵的同时，蒋剥夺各集团军财政税收权，“明定军区长官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进一步将行政权与军权分开。如按上述方案落实，无论像阎锡山、冯玉祥等后加入北伐的原北洋政府要员，还是如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北伐中崛起的新军人，军政资源均将大为缩减。
蒋介石裁兵背后的深意，各集团军首领心知肚明。但在当时舆论氛围下，“削除军阀之后，兵之当裁，尽人知之不待言”，阎锡山亦有“今日北伐完成，武装同志都是有功国家；不能裁兵，则今日拥兵之多，难免不变为后日民众之罪魁”的感慨。当然，阎锡山支持裁兵，也是形势所迫。起初他颇为乐观地认为，在财政统一政策下，“收款既全归中央，支付军饷亦尽由中央负责”。但蒋介石7月初拨交第三集团军暨平津卫戍总司令部的军饷却不足以维持现有兵力。阎深知蒋忌惮第三集团军收编残军过多，于7月4日承诺“自中央所收军队，允应还之中央”，并不忘指出，接收平津以来“惨淡经营”，未料“不能公私两全”，苦恼之情溢于言表。收到阎电后，蒋介石当即表示愿玉成此事，将所有平津收编部队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编制调遣，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尽管各军事首领本意不愿裁兵，但如拒绝，又将背负“军阀”和“分裂”恶名。如此一来，他们又陷入北洋时期“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国家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他们在口头支持裁兵的同时，又尽最大可能维系各自势力。对外表示裁兵“素所欣愿”、甚望早日实现的冯玉祥，借机提出对第二集团军有利的裁兵方案，认为裁兵条例应为“枪械不全者裁，老弱不堪者裁，纪律不佳者裁”，特别指出不应按比例裁兵。照此方案，兵员近50万的第二集团军仍能维持较大规模。就在蒋介石祭告孙中山典礼结束三日后，冯玉祥在南口追悼1926年南口战役中阵亡的西北军将士。南口战役中北洋军阀串联阎锡山围攻西北军，追悼会既是对阎昔日罪行的揭露，也宣扬了冯玉祥的战功，有助于提升其个人地位。
各集团军首领均有争雄观念，兵力无疑是重要保障和资本。李宗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表示，全国业已统一，无再用兵之必要，“今后唯一要务就是裁兵”，“不过裁兵一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难”。但李宗仁私下对蒋介石利用在北平召开善后会议，“来造成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地位”一事甚为不满，故希望“各总司令俟李济深到平后，将裁兵与善后两问题作最后之讨论，有所决议”，日后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讨论施行，在之后的政治博弈中扭转对第四集团军不利的局面。
有别于三个集团军首领支持裁兵的官样文章，白崇禧的表态直接反映军事将领对于裁兵的真实想法。是时，第四集团军在北方有六军一师，其中，第十三军驻北平南苑，整体兵力雄厚。针对舆论撤销河北过多驻军的呼吁，白氏直言，河北“所驻军队并不为多，设使中央对军费筹有办法，即再加倍，亦无碍于地方”。“现在中国，并不是兵多，是没饭吃的兵多”而方觉兵多，如就国防而论，北方驻军不仅不嫌其多，反觉其少，公开与蒋介石唱反调。
尽管二次北伐后国民党势力直达北平，革命口号和标语遍地可见，然而该地毕竟“为数百年建都之所，官僚习气，蒂固根深”，国民党统治基础薄弱。蒋介石在北平22天，大力推进裁兵方案及军事善后，力图展现其革新北方政治的决心，但对地方实力派的发展心存警惕。蒋将平津卫戍总司令一职委以阎锡山后，为避免第三集团军权力过大，又将肃清津东直鲁残军的任务交由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是时阎锡山在北平铁狮子胡同设立卫戍总司令部，白崇禧则在与之不远的香厂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阎、白代表的晋、桂势力汇聚北平，颇有一山二虎之势。
白崇禧与阎锡山的政治轨迹截然不同。1925年广西统一时，白崇禧仅为李宗仁的参谋长。北伐兴起后，白崇禧晋升甚速，成为桂系的灵魂人物。作为国民党西南将领领兵进入北方政治中心的第一人，白崇禧“少年气魄，颇为焕发”，虽自认政治经验缺乏，但极具大志雄心。他认为北平物质方面较前进步，“惟官僚习气太重，腐化酸化，令人不快”，北方民众将南方革命宗旨概行接受，方不负革命。在白崇禧转战西南的十余载中，山西的掌权者阎锡山在北洋政局中肆应各方，侜张为幻。阎锡山长白崇禧十岁，思维行事上新中有旧，政治策略中虚实相间，人常谓之“老谋深算”。阎锡山背离革命、身侍北洋政府的经历常遭国民党人鄙夷，曾有“帝孽”之谑，稀释了昔日同盟会会员的政治光谱。
1928年5月下旬，白崇禧与阎锡山在石家庄首次会面。未见面之前，白崇禧因知阎锡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想象他一定像该校毕业生蔡锷、蒋百里、程潜等人一样，“具有士官学生矫健、精干之精神”。孰知见到阎锡山后，白崇禧发觉其“全不是想像中之人物，他穿一袭棉裤、棉鞋，留两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因是五台人，阎锡山“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白初见阎即有失望之情，二人行事风格迥然相异，势力范围交叉重叠，为合作平添了阻碍。但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制衡政策，意外拉近了二人的距离。
二、阎锡山、白崇禧对裁兵的应对
为尽快推进在北平提出的军事善后意见，蒋介石决心趁热打铁，希望在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形成裁军决议，以此进一步削弱地方实力派。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亦跃跃欲试，试图达成于己有利的军事和政治方案。此次会议上，国民党北伐时期遗留的矛盾全面爆发，内部派系进行新一轮分化组合，桂系和受蒋介石支持的汪精卫派展开全面较量。
冯玉祥的政治动向颇为关键。冯氏所据陕、甘、鲁、豫等省蜿蜒于阎、桂、蒋势力之间，与阎锡山交恶后，冯只有与蒋妥协或同桂系合作方利于自存。而蒋介石利用政治资源拉拢汪精卫抵制桂系，又使冯玉祥的政治选择发生倾斜。弃桂联粤后，冯同汪之“接近不遗余力”。桂系在湖南受唐生智、汪精卫、程潜等“侵逼”，“湖北亦甚虚”；南京方面“蒋汪合作又加以冯之赞助”，形势不容乐观。
桂系身居国民党高层者较少，为在政治决议中取得人数优势，李宗仁等将汪精卫派视为“共产党”，限制其参会资格。但蒋介石主导下的二届五中全会预备会以四中全会并无限制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出席之决议为由，再请汪派中委出席。此举受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反对，强调“必欲从新清党，否则不行”；李宗仁亦“谓因知中央不再清党故避沪，今如此，不欲回京”。其实，所谓“清党”，并不只是清除汪派中委在国民党中央的席位，更有借清除政敌之机，达到限制自中央至地方党部势力的目的。
1928年后，国民党地方一级虽“改变了大革命后期倾向于党部指导监督政府的原则”，代以党政分治的制衡体制，但提高党权的呼声仍然很高。是时，汪精卫主张恢复民众运动以拉拢民众，并通过增强各级党部力量扩大政治势力，损害了地方实力派的权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地位并未稳固，对“下级党部抗议中央决议”、“诋毁中央”等举动心生不满，视党权为集权的威胁，但又因其欲借党权制衡地方军人，故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武装同志”不知尊重党，“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反对党的行为。白崇禧是上述“武装同志”的典型代表。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白崇禧通过李宗仁向蒋介石传达，“只求清党，虽推总司令称帝，亦所愿意”，言辞极为激进。7月2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白崇禧又欲破坏第五次全体中央会议，可笑又可叹也。”正由于在论资排辈的国民党内资历尚浅，李宗仁、白崇禧徐图加强在党内影响力，也正因为汪派中委势力影响较广，桂系欲先行“清党”。
为避免白崇禧破坏会议，7月28日，蒋介石以代拆代行为名，令白驻平代行职权。就在李宗仁为“清党”一事活跃于南京国民党上层时，白崇禧在北平积极寻求阎锡山的支持，李、白二人遥相呼应。阎锡山最终并未出席二届五中全会。30日，阎致电蒋，称其南下参会经石家庄时，因暑热致疾，略愈后继续乘车抵顺德（今河北邢台）以北，胃痉挛旧病复发，遂停车治疗。阎锡山缺席会议的原因，究竟是身体有恙，还是另有隐情？未参会的这段时间，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又有何种政治动向？上述疑问背后，潜藏着国民党北方政局走向的暗线。
蒋介石阻挠白崇禧参会，对阎锡山出席与否却十分重视。蒋介石多番催促，以“此次会议为中外观瞻所属，国家前途最大关键，而对于兄之到会与否，尤为注重”等语相劝。但阎锡山并未像此前所说的就地医治，而是返回太原调养。8月10日，阎锡山收到白崇禧电函，内中斥责汪精卫、陈公博等“附逆委员背党叛国”，参加二届五中全会，“希图操纵党权，捣乱大局”。最后，白崇禧以“本党先进，举足重轻”高举阎锡山，“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万望注意”。
阎锡山对来自党部的掣肘感同身受。早在阎部绥远驻军6月份饷项待发之际，绥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即以兵匪为患、旱灾严峻为名，对发放的军饷“肆口非议”，并决定召开民众反对提款请愿大会。为此，阎锡山曾向国民政府痛陈指委会“不守党纪，横干政治”，“动辄煽动民众”，不排除以武力制止。此外，国民党各派势力渗入平津市党部，使阎锡山在地方政务上力不从心。对此，李济深慨叹广东党务人员由其“开名单、经中央委任”，尚感难以办理，“北平乃素不相知之人办党，其困难可想而知矣，此阎总司令之困难，余尝为之叫苦”。李济深虽未在广西做过事，“却一向被目为‘桂系’”。他生于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特殊友谊”。因他在粤军中起家，“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故两广关系甚为密切。显然，李济深意在游说阎锡山“清党”。
二届五中全会期间白崇禧密切关注阎锡山病情，令阎之亲信、第三集团军第六军军长孙楚转告：“据德医推测，恐胃病而又含慢性盲肠炎，最怕受震动”，痊愈后亦“不必参加五次会议”。国民党各派势若水火，也使一直默默观察局势的阎锡山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蒋介石多次电劝阎参会无果后，退而求其次，告以“平津方面，乏人主持，殊非所宜”，促其“到平养疴，兼顾一切”，亦未得到积极回应。
阎锡山接掌平津不久，与蒋介石即由合作转为相互猜疑。当时河北驻军繁多，“各县局征收款项大都由军队强迫提用，解到省库者甚属寥寥”。又因河北省实行委员制，财政方面“未便厅长一人主持”，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难以保障。蒋介石将阎收编的残军转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调遣后，并不拨付给养，而是用“催逼”手段，从已划拨阎部的盐税中“借拨”50万元。阎锡山自认为对蒋介石的忠诚和排忧解难程度是建立在“兼顾卫戍之面子”上的，而蒋却在阎部经费拮据时加重压榨，“是弃卫戍部队于不顾”。阎对蒋不体恤卫戍之苦，反辜负其诚心的种种做法感到心寒意冷，他建立在政治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有限和相对“忠诚”自然难存。
8月12日，阎锡山得知，蒋介石欲将各方实权分子调派至南京，“成一健全有力之政府”，尤望阎将治晋十余年的经验用到国民政府，推广至全国。至于山西政治早入轨道，可由阎“指定几人做去便妥”。将地方实力派调离驻区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的“削藩”如出一辙，意味着阎不仅会失去卫戍平津之权，且在山西的权力行将被剥夺。显然，蒋介石令阎锡山卫戍平津，有北伐过后“论功行赏”的成分，但也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举。获悉消息当日，阎锡山即以“病体缠绵”为由，再次拒绝了蒋令其赴南京的要求。阎蒋隔阂渐增，蒋冯关系则有升温迹象，进一步将阎推向桂系。阎锡山的势力范围位于冯玉祥地盘的北方，可与两湖桂军夹击西北军，进而压迫南京。地理因素赋予晋桂合作独特的战略意义，双方不言自明。
阎锡山虽未参加二届五中全会，但始终密切注意各方动向。政治分会之存废与军事首领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国民党内部争执甚烈。政治分会在北伐时期权力甚大，有任命辖区内地方官吏及处理政、军、财、教等事务全权，北伐告成后蒋介石即主裁撤。汪派中委提案赞同，李石曾等出于防范专制独裁的考虑，反对废止政治分会，得到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等军人支持。阎锡山虽未公开表态，但同样反对裁撤政治分会。8月5日，他正式发表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的通电，以此表达其政治立场。不过，在桂系带头反对的情况下，阎采取静观其变态度。
最终，二届五中全会议决1928年年底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同时约束政治分会主席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及任免所属地域内人员。“整理军事案”的通过，更是意味着各集团军首领的权力将大为削弱。尽管蒋介石初步达成限制诸军事首领的目的，但决议案最终能否实现，则要取决于各方态度。这次会议中，李宗仁离宁赴沪，李济深负气离会，李石曾、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中途避退。阎锡山暗自不满，认为“五全会虽无价值，议决之案却可捣乱”。阎锡山与白崇禧二人一静一动，前者潜居幕后、不动声色，后者走在台前、公开同蒋介石叫板，既是顺势而为，也有性格使然。蒋介石的集权政策反向拉近了军事首领间的距离。会后，桂系不甘示弱，在“清党”问题上大做文章，国民党不同集团的冲突集中浮现。
二届五中全会结束仅一天，在太原乡间养病的阎锡山出于对基层党权扩张的担忧，便遥控平津卫戍总司令部解散北平工会。北平市党部就此发表抗议宣言，以“迹近军阀”等语斥责阎锡山。阎锡山与北平市党部的冲突升级后，白崇禧对其“断然处置，防患未来”的举措极为赞赏，建议先下手为强，对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党部“另保忠实党员，请中央委任”。白崇禧的建议甚合阎锡山心意，8月17日，他在收到电函当日即行采纳，电令山西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梁汝舟和天津市市长南桂馨分别筹备平绥路、平奉路特别党部，事先秘密“遴选忠实可靠党员”，“以备择向中央保荐”。地方军人试图以军制党、以军治政，这种借控制党部人选排除异己、强化统治的做法，与两广如出一辙。随后，白崇禧再次电告阎锡山防患未然之策：由于目前北平已解散工会，预计“若辈必连结各方，加以以军治党、压迫民众罪名宣传海内”，因此“惟先去其内应，彼乃无所措手”。阎锡山对白崇禧“所示应付策略至佩荩筹”，复以“根本不定，枝节难清”八字，以示赞同。
不过，阎锡山对与桂系合作始终留有余地，根据“清党”势力的消长作进一步政治抉择。尽管白崇禧“对南京极不满意”，但尚无决裂意图，“因其所患者在冯而不在蒋，以为冯若解决，蒋自不成问题”。为增大胜算，桂系在联晋的同时，还与奉系交好。是时，白崇禧就直鲁残军收束问题与张学良接触频仍，张同样因地盘、人事等问题与蒋介石周旋。若奉晋桂三方联合，冯玉祥不难解决，蒋介石更形孤立。因此，白崇禧主张“第一联奉，第二清党，晋奉两湖两广联成一气，军事上可操胜券，各省区指导委员尽成忠实同志”，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有把握。在胜负未分之前，阎锡山在联桂“清党”问题上以稳妥为要，认为“湖广晋奉联络清党是此后进行正轨，但须有妥适进行计画”。
晋桂二系对“清党”预期结果各有侧重。桂系欲借“清党”提升在国民党内地位，开始酝酿倒蒋方案，不排斥诉诸武力。阎锡山在北伐中所获甚多，尚无与蒋介石决裂的勇气，“清党”只是巩固现有权力的手段。由于根基尚浅的桂系在“清党”方面孤掌难鸣，故倾向于联络党内军政要员。李宗仁认为阎锡山是“军界老前辈”，资望在蒋介石之上。为加深政治捆绑，桂系故示外界与晋系接近，使阎成为国民党党部的攻击矛头。北平即有刊物将晋阎列为首要抨击对象，以“旧军阀”斥之，“此类杂志财政部每月接济二十余万元”，背后主使者显然来自国民党上层。
在“清党”问题上，阎锡山看似受白崇禧影响，实际原则明确，仅采纳对己有利之处，决不为桂系作嫁衣。他在解散北平工会后便驻足不前，白提出这只是“治标之法”，治本应先清国民党中央党部，“但非容易”，唯在晋系势力下之平、津、晋等处“亟应从速着手”。在天津方面，党部通电拥护二届五中全会后，白崇禧“甚为诧异”，谓“党政不应两歧”，湖广无此现象正因对党部早有布置，望阎锡山早为之计。在白崇禧提出“先由各领袖及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诸公发表护党通电，然后分投清理”的建议后，阎锡山顾及此举将引起广泛注意，提出“应先布置好，由党中通电，大家复电响应”较为稳妥。显然，阎锡山不愿四处树敌，意在不同势力之间找寻最有利于己的平衡。他婉拒了白崇禧唯其马首是瞻的推戴，复电谓“兹事体大，固非一手足之力所能挽救，过承推奖，愧不克当”。阎锡山的立场并不使李宗仁感到意外。一个月前，他联合阎以政治分会名义反对汪派委员出席二届五中全会时，阎同样不愿出头。对此，李宗仁“深以为憾”，发出阎锡山“怕得罪人，不肯露骨担负，则我们想帮他的大忙，亦不易”的感慨。
在北伐后国民党内的政治博弈中，阎锡山运用北洋时期一贯的政治手腕，既对“盟友”保持暧昧与疏离，又给对手方无限的遐想空间。他既是最容易被淡忘的一方，却无形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面对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制衡，阎锡山与白崇禧以“清党”相抗衡，试图最大限度维系既有权力。但晋桂二系又均有各自利益考量，分歧在所难免，为蒋介石的政治运作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三、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的博弈
桂系在与蒋介石展开政治较量的同时，也在暗自进行着军事准备。1928年8月中旬，李宗仁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奉命将部队全数开赴九江“剿共”之际，令白崇禧“以削平湘省共党为名”，调北方驻军准备回汉。白崇禧借口在平驻军经济困难，先令第四集团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各一部回防武汉，引起外界猜测。探听到白崇禧“有意南返”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向在北平的晋系成员梁汝舟求证。后者从白处证实，东北军事未了前，白崇禧不会离平，南下之言系对国民政府拨款分文不到所发“一时之牢骚”。
阎锡山对桂系态度暧昧，不过尚未关闭合作通道。善变的阎锡山并非理想盟友，但也是桂系为数不多的选择。平津的权责冲突是蒋介石为阎、白关系设置的阻隔，二人心照不宣。白崇禧主动作出让步，表示东北军事结束后即率队南旋，甚至在报纸上亲自辟谣，称其“将于北方另开一新地盘”的传言殊非事实。梁汝舟推测，白崇禧此前“或有觊觎卫戍司令之心，今则力避此嫌”。确定白氏无染指平津之心后，阎锡山戒备稍缓，表示“对桂系为诚意的联合，为此间最乐为之事。但须能长久维持其合作精神，不蹈前此军阀有利则合，有害则离之覆辙也”。
因张学良承诺收束盘踞津东的直鲁残军，1928年9月前，白崇禧并未对其采取实际军事行动。9月2日，白崇禧奉命东征，临行前他仍积极争取阎锡山，与晋系成员潘铁民谈话两小时之久，再次劝告，唯有将党部人员切实掌握，捣乱分子一律撤换，方能有效掌控平津及山西局势。白崇禧保证，只要阎锡山“不以越权相责”，定能代为执行，“颇露诚恳之意”。阎锡山对白崇禧所言深有感喟，自认“山西落后已严令赶进”，承诺为“求稳妥之解决办法”，日后将与其面商。
面对共同的政治危机，阎锡山对桂系诉说的“诚意的联合”，虽有真情流露的成分，更多的还是利益考量。其实，蒋介石同期亦向阎锡山抛出橄榄枝。二次北伐后，蒋周旋于国民党各派势力之间，千头万绪，未视阎为最重要一方。在白崇禧突然调兵回汉后，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坐镇平津的阎锡山滞晋不归，分担军务的白崇禧怀有异心，北方政局谣诼繁兴，时局人心皆动摇不安，让蒋介石暂时搁置了调阎锡山入南京的想法，一再劝其速返北平，以维全局而定人心。
对于蒋介石的殷切相邀，8月21日，阎锡山表示“遵当力疾赴平”，但对回平以后前方战事和军饷问题顾虑重重，望其在统一军队指挥、妥善处置收编部队、整理平津财政等问题上有切实规定。为打消阎锡山顾虑，蒋介石电告徐源泉、郑俊彦二部可调驻察绥或河北南部，由第三集团军先行拨付给养若干，将来由南京归还。蒋不忘强调，白崇禧近日行动，“对京东似不肯负责”，只有阎返北平方可立即镇定，否则“北平动摇，往事前功皆尽弃矣”。在平津卫戍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反令其垫付杂军费用，实非阎所乐见。24日，阎锡山在复电中着重强调“河北岁入现归省政府经收者不及五分之一”，行政费尚苦不足，卫戍军饷仍毫无着落，部队维持已极度困难，非南京加以援手无法渡此难关。蒋促阎赴北平震慑白崇禧，阎则以此与蒋谈条件。最后，蒋介石承诺徐源泉、郑俊彦诸军饷需由南京设法维持，决不使之为难，二部驻地亦由阎决定，唯望其速到北平。
在蒋介石多番催促下，阎锡山终于在8月30日表态，“现正赶速摒挡一切，俾便早日启行”。但他同时指出，因奉命接收平津以来离晋稍久，“凡裁兵之计画，欠款之筹还，省府委员之遴派，均须有适当之安顿”，未吐露确切归期。阎拖延回平，一方面是出于对平津情形的畏难情绪，另一方面则是待价而沽。晋系核心成员对此达成共识，孙楚建议阎锡山“对于来平须再三考虑，盖对环境均有办法，始可来也”；面对外界对阎何时到平的问询，赵丕廉更是直言：“只要介公对于政军事两项有个澈底计画，即刻前往。”
当时平津各报有载阎锡山“联桂抗粤者”，有谓“亲蒋制桂者”，“无形中影响殊巨”。阎部下建议，亟应在舆论方面统一规划，否则所发布消息未能统一，常自相矛盾，“违反宣传之原则，影响总座个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关系非浅”。其实，舆论所说阎锡山“联桂抗粤”或“亲蒋制桂”，恰恰是他不偏枯一路、力图通过多方下注掌控局势的惯用手段。在蒋介石利用白崇禧制衡阎锡山的同时，后者同样利用蒋对桂系的忌惮和北平形势的担忧，达到政治上牵制蒋之目的。阎锡山很清楚，北方的财政困境只有依靠国民政府拨款解决。局势未明之前，他不与“清党”盟友过早捆绑，同白崇禧、李济深等军事领袖近而不亲，为与蒋介石的关系转圜预留空间。
数次过招后，蒋介石开始考虑扩大阎锡山权限，对外表示会为阎主持北平全权“另想办法”“经济方面，当不成问题”。形势有利后，阎锡山顺势提出将卫戍军费由130万元，提高到290万元，同时将辖区内重要职位抓在晋系手中。天津是北方重要海港和战略要地，各派系尤其是冯玉祥方面对市长职务极为觊觎，始终未放弃渗透天津。南桂馨曾为阎锡山接收平津出力甚多，因阎之关系得以就任天津市市长。任职以来南桂馨受到各方嫉视排挤，其中的“内幕指使”与冯玉祥难脱干系。见南桂馨意志消沉并多次请辞，9月2日阎锡山又保荐得力干将崔廷献继任天津市市长。在其极力争取下，蒋介石批准了崔氏的任命。此外，阎还举荐曾任晋北盐务局局长的葛敬猷为长芦盐运使。阎锡山主动为下属争取职位，甚至锱铢必较，除主观上希望巩固晋系的政治成果外，还有深层次原因。
北伐改变了晋系集团的命运，促使其由固守一方的内向型发展路径走上扩张之路。第三集团军入平，随阎锡山出发者“除在行营部服务人员，约七八十人外，陆续调往之知事暨他项人员，至少亦在二百之谱”，晋省赴察绥等地任职者同样为数众多。阎锡山要维系个人权威和晋系内部平衡，唯有嘉奖有功人员、完善人才上升渠道，而资源极为有限的山西无法承载因战争而逐渐增多的晋系要员，他只能将目光投向外部。国民党内部官员选拔多凭保荐，派系实力和人事权力延伸的触角决定了提案通过与否。晋系在国民党高层势单力薄，若要谋取更多权力，与蒋介石的关系不仅重要，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也是阎不满蒋而又无法决意反蒋的原因。
阎锡山不在北平期间，白崇禧暂代北平军政。他召集军事会议，就部队进军津东、肃清直鲁残部以及给养问题研究商讨，实际承担着卫戍平津的职责。阎、白共同驻兵平津，权责难免冲突，他们之间的潜在矛盾，日渐消耗着晋桂短暂接触而建立的合作基础。
其一，阎锡山与白崇禧之间的比较与竞争始终存在。当时视北方政治人物为腐朽，以南方革命军人为进步的论调盛行。白崇禧被视为南方北伐的代表，威望日隆。《大公报》即认为，北伐始于广东，而第二、三集团军皆非自粤北上者，平津重要将领中“惟白崇禧氏，自黄埔练兵起，至今日止，终始其事”，该报甚至以“底定北平，南北统一，白氏亦与有奇功”等语评价白崇禧。白深谙宣传之道，上述评价亦有刻意经营及美化的成分。尤其在东征期间，为展示所部兵士“战地上之生活，作战时之勇迈”，白崇禧特电上海市政府代选人才，由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派团队前往战地拍摄。统兵将领中邀人拍摄全军影片者，“白氏当为首创”。该片名为《北伐完成记》，甚为直白地点出北伐由白崇禧完成之意。
相形之下，半路加入北伐且有军阀底色的阎锡山显易遭人诟病，难免对同处一地的白崇禧有所嫉视。在公开场合，阎曾有第四集团军“及抵京汉线，已无战事”的言论，只字未提白氏对北伐的作用。这般言语，恰呈现出阎锡山恐被白崇禧取代的不安全感。就任卫戍司令以来，阎在拨款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任由麇集河北的杂军自筹军饷，不仅“模范政治之名先在津埠实现”的愿望落空，且被舆论指责治下“区区一县，每月刮敛二百多万，任何军阀时代亦无此种现象”。还有论者指出，“现在平津各机关竟非山西人不用，其侄内亲，遍布要津”，并以“平津成了他的私产，平津的人民成了他的奴隶”等语斥责阎锡山“倒行逆施”。8月下旬，白崇禧将任“平津副司令”之说又被重提。阎锡山生性多疑，“愈闻离奇之谣言，愈是宁信其有，遂造成狐疑满腹之心绪”， 此种传闻加剧了其对白崇禧的忌惮。
其二，在平津的种种人事和权力纠纷使得阎、白关系并不那么和谐。白崇禧曾一再向阎锡山申明，军事结束便南撤，并无霸占平津之心。但他却于9月中旬强占平奉路，随后更以军运重要为名，强迫阎锡山委派的平奉铁路局局长王宪去职，以第四集团军兵站总监、保定军校同学朱骅代之。阎锡山闻讯后，即令王宪速返平奉铁路局，并向交通部抗议。赵丕廉戳中其心事，直言由白氏公然霸占平奉路推想，“其对于平津地盘不无野心，或者更进一步，攫取津市亦未可知”。东征结束后，白部接防平东防地。9月27日，白崇禧向国民政府请准解除代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暨右路各军总指挥职务，第四集团军前敌各部班师回汉训练，但内心“对于把部队在北方住下来，夺取平津还是回师武汉，举棋不定”。盛名之下，白崇禧的心境发生转变。尽管白氏屡屡萌生去志，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态，但不服输的性格又使其在进与退之间游移。在白看来，“阎的部队战斗力不强”，“认为不堪一击，心存轻视”。因此，白崇禧进占平津之心不减反增，并不使人意外。
其三，财政分配问题也是影响阎、白关系的重要因素。第四集团军在平津一带兵力众多，首要问题便是钱粮饷械。白崇禧率兵东征前夕，因向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派处索款无着，便要移用阎锡山8月下旬卫戍平津款项，遭到后者回绝。白崇禧对“事权不统一，兵饷无着落”甚为不满。进入9月，北方天气转凉，国民政府允诺的冬衣粮饷迟迟未发，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被服问题求助阎锡山，同样未得妥善解决。白部士兵多湘鄂籍，深秋季节尚着草鞋单衣，严重水土不服，让白崇禧牢骚满腹，谓其所经历的诸多战事中，“以此次东征为最苦，盖无饭吃，无衣穿，兵士既冻且饿，诚感痛苦万分”。白部士兵境况被他本人和报刊披露后，引发各界关注，咸以有功之师不应如此待遇，阎锡山遂于9月底犒赏白部10万元。
白氏率部肃清直鲁残军时，敌方不乏率部投降者，蒋介石担忧桂系势力坐大，故技重施，继续缩减军费，令白崇禧有“本部军队，尚虞饥寒，安有余力再养俘虏”的无奈。白崇禧势必将自身遭遇与同处一地的阎锡山进行比较。尽管阎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但比之于白崇禧，则略显宽裕。白向蒋指出，国民政府在河北省的各项税收多拨归阎锡山卫戍经费，可由财政部支配的盐款项下拨发该部军饷。蒋介石则告以7月已将北平盐款及各款面允作卫戍经费，经费不足之数，“当与百川兄妥商支拨为宜”。而就在不久前，蒋介石刚向阎锡山保证平津卫戍军饷决不致落空。他在明知阎财政不敷的情况下，故意令白向其索要，进一步恶化了二人关系。
作为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的利益共通点，并不能掩盖二人在平津利益上出现深刻分歧的事实。随着权责、财政等纠葛日渐突出，白崇禧与阎锡山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二人渐行渐远。北伐后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激起漫流四野的政治洪波，持续冲击着国民政府并不牢固的统治基础。
四、从阎、白合离看国民党整合地方失败之因
阎锡山久离北平，无形中助长了白崇禧的影响力。军事委员会委员张群即谓，北平一旦发生变动，关乎名誉事业。维护北平治安之责非阎锡山莫属，对于军事财政“尽可不容客气的主持”，若瞻前顾后，“未免示人弱点，必至吃亏”。张群所言不无道理，不过阎锡山并非像其所说的一味隐忍，而是通过与蒋介石的讨价还价，不断扩大政治收益。
1928年9月25日，阎锡山终于在各方关注下返回北平，从7月28日算起，离平接近两个月。重回北方政治中心，阎锡山“第一任务即是筹划卫戍军饷”。对于外界关心的“总司令将长留平否”的疑问，阎直言不讳，“既到此地，惟有努力在此工作”，常驻北平之意甚明。未料阎刚到北平，即收到蒋介石令其兼任内政部部长的电函。直鲁残军肃清后，北方政局相对稳定，又令蒋萌生调虎离山的想法，阎锡山则拖延不就。蒋介石非但未兑现此前承诺，反而继续加以财政制约，以致平津卫戍经费“有动摇之势”。阎锡山面临的困难不仅丝毫未减，且远远超出其想象。“各界均以经费困难包围求助，各集团军亦均以补助为请”，由于河北诸政不能进行，省府委员不乏面请辞职者，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因军食无着不回天津。军饷成为困扰阎锡山的心病，他担忧“长此挨延，真有哗变之虞”，以致10月中旬令赴南京的晋系成员将其辞职信递交蒋介石。赵丕廉建议阎锡山“加意斟酌”，18日阎复以“希即投呈，不必游移”。但仅过一日，他又改变心意，告以“可缓送”。阎锡山辞去平津卫戍总司令有现实困难的因素，但也不失为投石问路、以退为进的手段，让他对辞职有所动摇犹豫的，恐怕来自白崇禧的压力。
东征结束后，白崇禧决定将主力部队留驻滦河西岸警戒，其他参战军调回平津，其统率兵力近十万人，白之归宿成为各方关注焦点。10月25日，白崇禧由津抵平。对于白部回防问题，张学良以“异党潜伏平津，正在伺机而谋发动”为由，电请蒋介石留白驻平维持一切。蒋随后征求阎意见，得到截然不同的回复。几日前还力邀白崇禧留平“共维地方治安”的阎锡山，此时则谓河北驻军繁多，“时届冬令，南北气候亘异”，白部“久戍诚有困难”，如对奉无用重兵之必要，似应准白部回防，以示体恤。阎锡山强调“剿匪、卫戍各有专军”，意在提醒蒋，白崇禧在北方只是承担“剿匪”任务的过客，肩负“卫戍”职责的他才拥有平津的实权，驱桂之意甚明。蒋介石见阎锡山不愿调往南京，恐晋系在平津一家独大，仍令白部驻留北方，致使阎卫戍平津权将受威胁之说不绝于耳。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处处设防，地方实力派之间彼此防备，成为国民政府政治运行中持续不绝的弊病。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认为裁兵编遣时机已到，遂定于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阎锡山出席与否，于编遣会议及舆论观瞻至为重要。在蒋介石与国民党要员的再三催促下，阎锡山于1928年12月12日抵达南京。未料阎前脚离开，平津局势即发生变化。12月16日，阎锡山得到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情报，内称白崇禧与河北各军编遣委员会主任吴忠信、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勾结，强迫北平行营主任杨杰下令罢免蒋介石委任的北平公安局局长赵以宽，“杨不肯，进退为难，始向蒋辞职”。张荫梧“闻有陈欲得河北主席，白得平津总司令之说”，白崇禧表示“两星期内，要做一点工作”，似在短期内将有意外动作。
不同于阎锡山始终为同蒋介石的关系留有余地，此时蒋桂关系已处于冰点。白崇禧很难直接向蒋介石争取更多权力，故注重与同样不满蒋的军事将领加强联络，并与国民党元老张继、李石曾等联合，使原本支持阎锡山的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产生动摇，以此向国民政府施压。国民政府财政制度滞后，加之蒋介石厚此薄彼，增大了地方军人的离心倾向。互信缺失导致蒋介石愈加担心地方军人有财养兵，处处加以限制；地方军人惧怕无兵更易被消灭，谋求财源更形迫切。此种政治生态下，冲突爆发只是时间问题。阎锡山离平，无疑为白崇禧等提供了进一步控制平津的机会。
阎锡山对平津的异动格外重视，因担忧桂系联奉造成北方局势失控，故特令在平晋系成员多加侦察。尽管阎认为，割地筹饷之事白崇禧等“绝不敢做”，但还是做好万全准备，电示部下：如白崇禧等武力染指平津，当以强硬手段应付；如以为可虑，可在天津、唐山、滦县附近布防。张荫梧加紧活动，尽力使方振武、白崇禧、陈调元、徐源泉不能联合，并与白部下刘春荣、李品仙等取得联络，“使白部自身起分化”。阎锡山虽不在北平，仍能通过晋系成员掌控局势，不能不说与其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手腕有关。阎氏执政心得，莫过培养耳目，多方调查及密查同僚，在“奸谋诡计未发之先即有觉察，并能于事先施以相当之防御及消弭之手腕”。而桂系不仅政治人才相对缺乏，且跟随白北上的部队由唐生智旧部改编而来，因缺乏归属感，士兵“望归之心甚切”。白崇禧在与阎锡山的较量中，明显处于下风。在蒋介石许以张学良地盘、人事任命权等种种现实利益下，桂奉合作无形中消解；采取急调陈调元、吴忠信等回南京的“分化办法”后，白崇禧更加力不从心，唤起了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期开发新疆的夙愿。
白崇禧遂向国民政府上呈西北国防条陈意见，表示愿率兵屯驻新疆。此举背后现实考量居多。1929年1月召开的编遣会议上，裁兵、财政等方案陆续公布，第二、三、四集团军处于不利地位。东北易帜后北方无驻重兵必要，眼下又面临裁兵，移师西北可保留桂系在北方的实力。财政窘迫的现实困境，也使白崇禧逐渐认识到平津非久留之地。是时，白部三个月未接到接济，总欠款达一百五六十万元，广东、汉口方面允诺接济的钱款米粮业已数月未到，白崇禧“极感困难”，有赴南京筹饷打算。未料1月中旬白崇禧因胞弟病逝伤感过度，触发咳血旧疾，入院治疗。当记者赴医院访问时，白谓历年作战尚不觉劳苦，“惟筹款应付，实最烦神”。来平后的种种困难掣肘令白崇禧心力交瘁，故以回桂养病为由，于1月22日辞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一职。白辞职未获南京准许，但允暂时休养，驻北方部队由李品仙暂代指挥。白崇禧主动请辞颇有以退为进之意，因为即便入院治疗后他仍未打消入京筹饷的想法。但“湘变”的持续发酵，完全打乱了白崇禧的计划。
2月19日，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改组湖南省政府，罢免省主席鲁涤平，指定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席。第四集团军夏威、叶琪两部奉令入湘，鲁涤平闻讯率部退入江西。武汉政治分会之所以如此，与政治分会行将裁撤，欲将湖南省掌握在桂系手中有关。此时冯玉祥因编遣会议的裁兵方案及不平等待遇，同蒋介石关系破裂，与桂系有重新联合的迹象。当李宗仁约冯玉祥共同反蒋时，他表示部署军队需要时间，希望桂系先行发动，“撑持两个星期，到时一定响应”。如北方的白崇禧部与豫、陕、鲁一带的西北军联合，再同两湖之桂军夹攻，蒋介石将多面受敌。在蒋桂剑拔弩张之际，阎锡山的立场举足轻重。
阎锡山同样因编遣会议对蒋介石心生不满，2月4日离开南京后即直趋太原，迟迟不回北平。返行时阎同时包两船，一船乘坐，一船随行，一旦发生事故，马上可以救援。阎锡山如此小心翼翼，可能受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的震动，但自身安全感的极度缺乏，也是国民党政治生态的直观反映。面对蒋介石促其早日回南京协商处理“湘变”的电召，阎锡山颇为冷淡，电复“对于湘事无知无闻”，因旧病复发，“一时恐难遵命赴京”。策动阎锡山并非易事，蒋介石通过极富游说才能的国民政府参军处处长何成濬加以斡旋。2月26日，何成濬在电报中向阎锡山透露桂系“此次所为，纯系冯氏嗾使”，并告之以蒋解决“湘变”的决心。何谓冯如此，在于创造机会窃取平津，以达扩展地盘之目的。阎锡山对冯玉祥在平津的动向格外关注，甚至神经过敏，何氏正好点破阎之心事。他于28日复电何成濬，请其代陈蒋介石“特予注意”北平情形，石家庄方面军事自己“颇可担任，谅无他虞”，表达了拥蒋态度。
阎锡山不仅搁置与蒋介石的分歧，且对蒋“无不从命”，与之前的冷淡态度颇显反差。问题的答案，在他给身处南京的第三集团军秘书长贾景德和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绶光的电函中。阎锡山认为平津军事不难解决，如大战爆发，当在晋南，军事尚有胜算。但其话锋一转，马上强调“惟财政一项，困难已极，非中央有确实接济，不易支持”。阎支持蒋有驱逐白崇禧、防范冯玉祥的考量，但解决财政困难的现实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得到阎锡山和张学良的支持后，蒋介石在处理“湘变”问题上更加从容。2月28日，蒋令刘峙集中部队至潜山、太湖一带，阎锡山迅将平绥路移交铁道部，以做战前准备。白崇禧顾及桂系兵力南北分散，不能稳操胜算，故主张忍辱负重，以编遣为由调北方各师回汉，进而整理两湖，以谋再起。阎锡山虽已做好开战准备，然其念及战事爆发后治下的北方各省必受牵连，内心深处又生纠结。因此，当白崇禧电嘱阎锡山“代电介公，恳请宽恕”时，阎当即应允此事并充当调停人，劝桂系“对于中央提出条件，尽量接受。对于所属部队，立予约束”，并将白电转发蒋。显然，对于桂系在蒋介石压迫下忍与反的两难处境，同是地方实力派的阎锡山不乏同情。
就在阎锡山斡旋蒋桂之际，3月8日，李宗仁公开通电辞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付诸武力的决心愈加坚定。“湘变”爆发之初，李宗仁曾自请处分，但蒋未给李机会，后者亦轻视蒋的军事实力。且李宗仁认为，“湘事本属处置地方细事”，较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及冯玉祥处分吴新田为轻，蒋介石却“故意扩大其事，借口兴戎”，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消灭第四集团军。见李宗仁态度坚决，白崇禧与之密谋后拟将主力部队“应用于大江南岸，进可以直取江宁，退亦足以占领湘赣，与粤方紧为衔接”。
李宗仁不满蒋介石利用“湘变”公报私仇、消除异己，进一步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而随着蒋地位的巩固，其对反对势力的容忍度愈发降低。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场被外界视为由蒋一手“包办”的大会上，蒋介石不仅掌握了党的实权，还在国民党内人事安排和军队编遣上占据绝对优势。在外界看来，蒋“假编遣以包揽军权，假撤消政分会以包揽政权，假召开三全代会以包揽党权”的目的已经达成。决定武力讨桂后，蒋介石从三个层面布局消灭桂军。
首先，从内部瓦解桂系北方势力。早在3月9日，何成濬便奉蒋介石命令抵达北平，取消北平行营并停发白部军费。11日，白崇禧因忧虑略增旧疾，再入医院养病，避不见客，为蒋介石的政治运作提供了机会。唐生智奉蒋密令抵天津后运动旧部，李品仙的第八军和廖磊的第三十六军“久戍燕蓟，情切南归”，一经号召纷纷反白投唐，白崇禧成为孤家寡人。此后，白氏踪迹不明，引发外界关注和猜测。原来，得到蒋介石要逮捕白崇禧的风声后，廖磊念及同乡和同学私谊，护送白逃往天津。之后白崇禧变装搭船辗转日本、上海、香港、广州等地，最终仅以身免，狼狈脱险，回到广西。
其次，从外部摒除桂系奥援。3月21日，蒋介石以“反动甚烈”罪名将李济深扣押汤山，摧毁了桂系在广东的大本营。5日后，国民政府下达讨桂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三人本兼各职，兵临武汉，国民政府南北统一后的首次大规模内战——蒋桂战争正式爆发。为拉拢冯玉祥，蒋不仅开出行政院院长、两湖主席和解决山东问题等诱人条件，在财政上尤为慷慨，4月拨发冯部军费竟高达150万元，与阎锡山苦求难得的处境差别明显。站在地方实力派角度，冯玉祥不满蒋介石“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担心兔死狗烹，最初意存观望，但在蒋许以重利及桂系不利的局面下，冯玉祥3月底明确表示出兵讨桂。
最后，直接策动桂军前线将领倒戈。4月初，蒋介石通过与李、白不睦的俞作柏，唆使与其有表亲关系的桂系驻汉将领李明瑞临阵倒戈，对桂系造成极大打击。5日，中央军兵不血刃地占领武汉。月底，两湖战事告一段落，李宗仁等退回广西。随后中央军直捣桂系大本营，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在6月底放弃最后抵抗，蒋桂战争很快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国民政府的政治资源为蒋介石战胜地方实力派提供了底气和实力，但这种建立在金钱、权位之上的关系十分脆弱，表面胜利下潜伏着无限危机。
在二次北伐初定至蒋桂战争前，蒋介石力图收束地方实力派、加强集权，但并未依靠制度和组织力量，而是选择增强嫡系而削弱对手，致使地方军人不满加剧。这样的情绪，又在蒋对他们不断打压、持续加以政治和财政限制中逐步发酵。编遣会议后，北伐中的三个集团军首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阎观望局势、消极抵制，冯、李再度联合，倾向武力反蒋。地方势力的分化组合，削弱了国民党刚刚建立的统治基础，内部交相侵逼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底色。这样的结果，恰是国民党整合地方失败的直观反映。
蒋桂战争爆发后，曾经的北伐功臣李宗仁、白崇禧即被国民政府斥为“陈炯明第二”。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历史，国民党人并不陌生，将蒋桂战争与陈氏叛变归于一途，蒋自抬身份之意甚明。尽管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胜，但国民党内派系冲突仍在持续发酵。国民党内旧派消亡，新派崛起，派系对立斗争，有时又互相依存，形成独特的政治生态。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并未因北伐而革新，国民党派系政治仍是北洋军阀割据传统的延续。
结 语
1928年6月，国民党底定平津、宣告二次北伐完成之际，是阎锡山与国民政府真正深入接触的开始，也是南方军人白崇禧步入北方政坛的开端。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政治关系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难以有效整合地方实力派的原因。占据国民党最高统治地位的蒋介石尚未克服中国传统政治运作方式的局限，未建立起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制度规范流于形式。对于各地方实力派，蒋在力量不足时往往以换帖结拜、“列土封疆”等方式进行拉拢，权势较为巩固之际则常施以制衡手段，对阎锡山与白崇禧的安置即体现此点。
阎、白在北方的合作建立在共同应对外界压迫的基础上，而从二人关系演变中，亦可管窥国民党权力分配的弊端。国民革命军北伐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积累了一定政治资本，但旋即面临蒋介石的压制削弱。他们不满蒋“欲公他人之军为己一人所私有，欲缩他人之军而扩一己之武力”，对于“中央即蒋，蒋即中央”的政治生态啧有烦言。冯玉祥斥责蒋介石对“各军待遇不平等，且挑拨离间，拆散革命战线”；胡汉民一方更将蒋称为“南京军阀统治的中心人物”，“继承北洋军阀系统，而更高度化，科学化的新军阀”。不过，地方实力派既怨愤“中央”待遇不公，又见嫉于同“中央”接近并获取权力者，为蒋介石施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术带来可能。国民党整合地方力量失败，表面看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反共“清党”，镇压进步力量，使国民党成为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无法真正消弭国民党内新旧势力之间以及各军政集团之间的矛盾。蒋介石从其阶级利益出发，利用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实行牵制、打压，不仅激起地方实力派的反对，透支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而且释放了国民党政治和军事冲突反复上演的催化剂，造成国民党内派系斗争长期延续、国民政府与地方势力相互倾轧的政治生态。
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力量的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所遗留的问题对北方政局走向影响深远。蒋介石的政治分化手法尽管对提升个人地位具有一定作用，却加速了各政治集团的分合重组，促使他们寻找时机，利用一切机会发展壮大，反向强化了派系观念。一时的利害或可改变国民党派系间的“合纵”局面，“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冲突混战是不能停止的”。继蒋桂、蒋冯战争之后，冯玉祥、阎锡山与李宗仁释去前嫌旧恶，由善于观变的阎锡山领导并于1930年发起中原大战，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一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各派在北方政权中权随势转，削弱了政府的统治力和民心基础，更无法肩负起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