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鸿超，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时间：2023-10-19

作为史书的外在形态，史体与史著相伴而生。中国古代史学历来十分重视史体的分类与总结，如《隋书·经籍志》将史书体裁分为13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之分为15类。在史评方面，“刘勰、刘知幾、胡应麟和章学诚等都对史书编纂体裁作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体现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自觉意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有关史书体裁的研究论著更是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不仅表明了中国古代史体的多姿多彩，而且也注意到不同史体之间并非判若鸿沟、泾渭分明，而是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纵观中国古代史体的演变轨迹，史体的相互作用滥觞于东周时期。东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体现在史书内容、思想等内在方面，也体现在史书的外在体裁上。东周史书在体裁上多有创新，“已初步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并且“多种体裁之综合运用的初步尝试也开始出现了”。东周史体的这一革新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由于过去先秦史籍匮乏，有关东周史学的研究尚未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涌现，我们掌握了更多东周史著与史类文献，从而能够由点到面地了解当时史学的发展面貌。本文即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论述东周各类史体的关联，认为史体的分衍与融合是东周史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东周史体的多样性及多种史体的综合运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下不揣谫陋，敬呈专家批评指正。

一、东周史体的历时演变：史体分衍

尽管先秦尚未有诸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史体概念，但古人很早就开始依体分类。《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学界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记言、记事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形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虽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真实样貌至今仍众说纷纭，但其中一些很可能是上古时期不同体裁的历史档案或文献。

虽然先秦资料稀缺，史体种类难以一一历数，但根据一些材料可以推测周代史体的主要类别。如《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曾言及《春秋》《世》《语》《故志》《典训》等，这些名称由来已久，最初有着固定的书写格式，广义上亦可泛指各种史体。经过东周变革之世，它们受当时社会与学术环境的影响而加速演变，突破原有体式的限制，分衍出各类新体裁或新形态。

我们可以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看到春秋编年体的分衍：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这段文字不仅记述了《春秋》《左传》《铎氏微》等书的成书背景，实际上也暗含了编年体逐渐分化出其他史体的过程。在司马迁看来，编年体的变革发源于孔子。《春秋》虽“遵鲁史之遗文”，但经过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在叙事上已开始注重事件记录的连续性，突破了编年体史书最初分散记事的局限。但如果说孔子所修《春秋》大部分还保留旧有编年体结构的话，《左传》则进一步摆脱原始体裁的束缚，虽仍以编年为主，却兼具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部分特征，呈现编年体演进的新面貌。而抄撮、删拾《左传》而来的《铎氏微》《虞氏春秋》更彻底打破了编年体结构，尽管二者皆已失传，但我们仍能大致推测其体裁。白寿彝说：“《虞氏春秋》可能是用史事类的形式写的，每一篇名似即表示某一类史事。《铎氏微》可能是用纪事本末的形式写的，也可能用史事类编的形式。”可以肯定的是，《铎氏微》《虞氏春秋》虽脱胎于《左传》，但已从《左传》中分化出另一种新体裁。

编年体的可塑性同样受到诸子的关注，他们对编年体进行改造，进而衍生出一种叙事新形态。从“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中可见，子、史关系极为密切，不少诸子作品亦是从史学中派生出来的，其体裁依稀可见脱胎于编年体的痕迹。如《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之所以被司马迁称之为“春秋”，很可能不仅在于它们具有类同《春秋》以史道义、以史说理的创作目的，还因为它们的体裁具有编年体的某些特征。如《吕氏春秋》仿照《春秋》体例“以十二月令为纪首言之”；《晏子春秋》不少内容可能出于《齐春秋》，全书虽无确切编年，但整体结构仍保留着编年体的孑遗。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的发现，更证明传世本的史体结构早已有之，并非经后世传抄才形成。故而，有学者推测《晏子春秋》在刘向以前是按晏子一生经历编排，即便在经刘向整理过的文本中，有些篇章仍以晏子的经历先后为序。这些子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如果从更宏大的史体的视角来看，亦可视为一种历史书写的新形式，同样影响了当时史体的革新与发展。

综上，从史体发展的角度看，《十二诸侯年表》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编年体的分衍轨迹。受官学下移与孔子作《春秋》的影响，从《春秋》到传体史著，再到各种“微”体史籍和诸子史作，古老的编年体在东周广泛的传抄与改编中逐渐分化，衍生出各类新史体与新形态。

在目前可见的资料中，除编年体史著外，“世”体、“书”体史籍亦发生类似演变。“世”这一体裁起源很早，从殷墟王卜辞到西周青铜器史墙盘、逨盘等铭文，我们都可以看到诸多相关材料。此类文献皆以时间为序，以氏姓血缘为纽带，以亲缘树谱为形式展开历史记述。正如陈瑑所言：“父子相继为世，世所自出为系，盖丁之则，知本原之所自。”然而，到了东周，“世”体除延续旧传统之外，也衍生出一种新体式，其所记人物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而是具有某种相同特征。例如，清华简中收有一篇整理者题为《良臣》的古史作，依次记述了二十余位历代贤君及其对应的良臣：“黄帝之师：女和、人、保侗。尧之相舜，舜有禹，禹有伯夷，有益，有史皇，有咎囚。唐有伊尹，有伊陟，有臣扈……”有学者指出，简文行文“某某有（某某）”与“世”体常见套话“某生某”相类，可认定为“世”体文献发展而来的衍生文献。虽然《良臣》延续“世”体格式，但它在体裁上有两点尤为值得关注：一是跳出了以往“世”体史著人物关系的局限，不再严格以血缘为纽带，而是依据才能与品行对人物进行排列；二是在行文布局上将时代顺序与国别分域相结合，即从黄帝至周成王以历史顺序排列，从晋文公至郑子产以国别编排。作为原有“世”体的变体，《良臣》让我们看到了“世”体的分衍。

我们在“书”体文献中也发现了相似情况。“书”与“史”渊源颇深，“书”广义上可纳入史学考察范围，刘起釪说：“所有《尚书》的较早篇章是夏、商、周三代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讲话的记录。”除传世今文《尚书》与《逸周书》外，近年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我们得见大量战国时期的“书”体及类“书”体文献，尤其是类“书”体，它们类似“书”体，但又不完全符合“书”体的定义，属于从“书”体中分化出来的衍生体裁，如清华简《保训》曾被视作《尚书》的佚篇而受到广泛关注。随着讨论的深入，逐渐有学者认为《保训》成文时代较晚，并非文王亲述，与严格意义上的“书”体不符，应是由后人借托“书”体进行的创作。又如，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记述了鲍叔牙与隰朋向齐桓公进谏之事，此篇文献非“书”体而更像“语”体，但在追述殷武丁祭祀时，祖己对“有雉雊于彝前”的评论与《尚书·高宗肜日》篇相似，故而有学者认为简文可能将《高宗肜日》内容进行了改编，使原来的“书”体结构发生了改变。

由上可知，随着东周官学下移与变革思潮的兴起，史学也迎来了重大革新，史体分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原有史体出于不同创作目的，在传抄中或分化出不同体裁，或衍生出不同形态，从而突破了旧有体裁的局限，推动了各种史体的史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二、东周史体间的共时作用：史体融合

史体分衍是东周史体多元化的突出表现，而史体融合则是史体分衍的重要方式。比如，清华简《良臣》从“世”体史著中分化而来，促成这一结果的背后是史体融合。尽管《良臣》行文极为简略，却见有不同史体的影子，所记人物起初按历史顺序排列，但从晋文公开始，则以国别排列，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吸收了当时国别体结构。另外，这些良臣分属不同君主，又形成了以人物为专题的结构，似又具有纪传体的些许特征。

史体融合最为典型的传世史籍当数《左传》。《左传》虽有意仿照《春秋》体例，但与当时一般的编年体史书有很大不同。如果细致分析《左传》的史体结构，会发现《左传》在编年体的框架中还包含着多元结构。例如，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左传》纪事本末的叙事手法。如《左传·隐公元年》所载“郑伯克段于鄢”时间跨越数十年，但首尾连贯，内容完整。如果删除开头的“初”和末尾的“书曰”，拆分出来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故事。此类材料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如“赵盾弑其君”“重耳流亡”“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季札出聘”等历史记述，均是终始本末，首尾连贯。这也就意味着《左传》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两种史体进行了巧妙结合，使之在历史编纂中熔于一炉。

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两种史体融合的重要线索。如上博简中有一篇名为《競公疟》的史类文献，记载了晏子劝谏齐景公勿杀史、祝之事。此事亦见于《左传》，两者记事脉络相同，行文也大体相似。《競公疟》内容完整连贯，最初很可能就是以单篇独立流行。余嘉锡指出古书“多单篇别行，不自编次”像《競公疟》这样具有“具一事之本末”雏形的单篇记事文献在东周可能颇为流行，它们极易成为不同史体史著共同的史料来源。《左传》中的一些史料很有可能源自这些记事史作，作者将它们改编融入编年体，从而使《左传》具有纪事本末体的雏形。

作为目前所见内容最为丰富的东周史书，《左传》所吸收的当然远不止一种史体，而是广采各类史籍，并使各类史体杂糅其间，融为一体。可再以《左传》所采“语”体文献为例予以阐述。《汉书·艺文志》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尽管这句话历代争论很大，但它指出了早期史学的两大体类。从《春秋》可知，编年体史书原本确实很少有记言内容。然而，编年体发展到《左传》时，已可兼具记事与记言两种史体特征。《左传》存在大量记言内容，甚至不少是大段的人物议论。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左传》记言内容大多与《国语》相似，认为《左传》曾取材于《国语》。虽然这种说法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左传》采用了当时不少“语”体文献是可以确定的。目前出土了不少单篇“语”体史作，可知这些文献于当时流传甚广。《左传》吸收了大量“语”体文献，将之杂糅整合，使历史记述言事相兼。

实际上，东周各类史体的融合是极其复杂的，它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即某一史体能够融入另一种史体，同时其自身也能够吸收别的史体。如上述“语”体能够融入编年体，同时“语”体本身也能够吸收其他史体，构建更为复杂的形态。早期“语”体史著记事极少，但到了东周，“语”体文献不止于记言，亦开始吸收纪事本末体结构。如《国语》各篇叙事结构大多采用“背景＋言语＋结果”三段式或“背景＋言语＋小结果＋大结果”四段式， 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和阜阳汉简《春秋事语》的发现，可以证明这种三段式、四段式的结构在战国末至汉初业已形成。如今随着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公布，则完全可以证明“语”体吸收其他史体的现象至少在战国中后期就已出现。《越公其事》的体裁很值得探讨，因为其体裁虽属“语”体，但又非纯粹的“语”体。

《越公其事》全篇75支竹简，原作者将之分为11章，可以分为勾践求和、治国、灭吴三大部分，内容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越公其事》每章并非只有人物对话或议论，而是皆有背景或结局的记述，甚至第四、七、八、九章几乎全部记事，第五、六、十章则是言、事兼备。比如，第五章记述了越王勾践归国后恢复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从篇章结构上看，可明显分为三部分，内容除了劝农的具体过程外，还有背景与最终结果。可以说，这三段结构形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细节丰富的完整叙事。这种结构不独见于第五章，《越公其事》几乎每章都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越公其事》与《国语》内容存在异同，且全文句式并不统一，表明这些小故事有着不同的史料来源，其中很可能不仅有“语”体文献，亦有传记体文献、本末体文献，甚至有诸子文献，作者吸收这些史料，将之改编、整合到一起，形成了立场统一、结构分明的历史叙事。这也使之具备了多种史体特征，既有“语”体特点，也有纪事本末体的特征，在论述五政时亦有子书说理的风格。虽然我们根据《越公其事》整体的文本结构，将之视为“语”体史作，但事实上《越公其事》的体裁十分复杂，很难说属于纯粹的“语”体，甚至很难严格用某一史体去界定。这就是因为东周大量史著通常会围绕一个特定的历史主题，融合多种体裁。

当然，东周史体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主次而丧失原有体裁的主体性。例如，《左传》虽然吸纳了不同体裁的史料，从而具备多种史体特征，但《左传》并不是简单拼凑这些史料，而是按照《春秋》体例进行了编整与加工，使之“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因此我们仍认为其属于编年体史书。又如，《越公其事》诸多章节虽与严格的“语”体文献有所差异，但内容上使用大量对话，语言上文辞华丽，双音节丰富，整体具有典型的“语”体特征，因而诸多学者认为其属“语”体也并无不可。也就是说，史体的融合并不是凌乱的“大杂烩”，而是围绕一个主要史体，兼收并蓄其他史体。就如同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虽然其中建有不少欧式宫苑，在建筑艺术上，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但就其整体建筑而言，仍不失为中式皇家园林的典范。

东周史体的分衍给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史体的融合又推动了分衍进程。一方面，旧有体裁沿着自身发展道路继续演进，分化出与旧有体裁并存的新史体或新形态；另一方面，众多史体相互吸收与交融，在原有史体的基础上具备其他史体特征，更进一步地推动了东周史体的百花齐放。

三、东周史体分衍与融合的原因及影响

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使东周史学突破了以往历史书写的固有格式，形成了体裁纷繁多样与多种体裁综合运用的新格局。那么，为何史体会在这一时期迎来井喷式发展？当然，我们宏观上可以笼统地用东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即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国古代学术迎来巨大变革，史学受此影响，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思想皆产生重要变化。然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倘若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可能要复杂得多。

从客观层面来说，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并不只是出于史著作者或编者的主观目的，而同样与特定时期的历史书写环境和古书成书方式密不可分。随着东周礼崩乐坏与私学兴起，政府档案、典藏史籍等官方文献逐渐散落于社会，成为可供当时知识分子采集与加工的公共资源，从而摆脱了官修史书的体式制约。比如，清华简《良臣》的体裁很明显源自官方的世谱文献，但《良臣》记载的人物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又与以往的“世”体明显不同。又如，《战国策》虽以记言为主，但“比起《国语》来，它更善于把记言跟生动的叙事结合起来”，使其中不少篇章具有“事语体”特征。可见，东周史体的分衍滋生出大量新体史作。在此背后，各类史体相互吸收与融合，使这些史作杂糅了不同史体，又推动了自身史体的进一步分衍。古书的成书方式使这一进程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叠加效果。先秦文献大多不是一次成型，往往是出于众手，经历多个阶段。史籍或史类文献亦如此，因而它们或在传抄流传中不断删改附益，或又成为他人著史的史料来源。这样一个往复变化的过程使史体在历时分衍中不断被吸收与重组，从而形成融汇不同史体的复杂结构。例如，《左传》从最初编纂到最终成书“非成于一时”，书中不少内容的体例也有所差异，这也恰恰证明了这些不同体式的内容是《左传》在编纂与流传中逐渐融入的。正因如此，尽管《左传》以《春秋》为纲编年叙事，但已与纯粹的编年体分散记事有所不同，而是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并用，形成“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使重大的历史事件得以集中呈现。例如，对城濮之战的记载就不是简单依照时间叙述，而是围绕城濮之战这条主线，把所有相关事件组合起来，集中编于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到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的传文中，从而使之具有纪事本末体的雏形。

从主观层面来看，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东周时人已经开始思考史体理论，但新的创作目的与需求无疑有力地推动了史体革新。比如，为了突出史书的资政功能，解决当时不能尽观的问题，出现了一批“采取成败”的抄撮辑录本。杨宽认为，“所谓‘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就是要使得《春秋》适应‘近世’政治上的需要而把史事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可见，这些抄撮辑录本具有鲜明的创作目的，对母本的摘抄与改编经过了精心选择与重新编排。尽管新作品与母本在部分行文上相似或雷同，但原有的史体结构已经改变，由此衍生出“微”体史作。又如，《竹书纪年》对社会巨大变动尤为关注，跳出了旧有编年体的范围，不仅“开编年记事之通史的先河”，而且在体例上比《春秋》灵活，有些写法并未严格按照“编年相次”的体式。此外，受诸子学术潮流的影响，东周一些史作以阐发特定的思想理念为创作导向，不局限于历史记录与历史借鉴，更成为诸子说理的载体，于是叙事文本被拆分、重组成以历史议论为核心的新结构。像《晏子春秋》《战国策》这类亦子亦史的作品，正是编年体、“语”体融入子书结构的体现。可以说，史著体裁的形成与发展往往经历了一个从“用”到“体”的过程。东周史著创作的不同用途，推动了史体的分衍与融合，造就了丰富的史学形态。

要之，东周时期的历史书写环境与史著创作目的共同推动了史体的分衍与融合。值得深思的是，造成此结果并非出于史家的主观目的。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体裁远不及内容受人关注。也可能正因如此，后世对于东周史体的研究也远不及史书笔法、史学思想等领域那样深入，但事实上，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对当时乃至后世史体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一，东周史体的变革推动了一大批混合形态史作的诞生。可以清华简《系年》为例试作说明。《系年》是一部经过系统编撰的战国史著，分章记载了周初至战国初的重大历史事件。自公布以来，《系年》的体裁曾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与争论。最初，整理者以“篇中多有纪年，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认为《系年》是一种编年体史书。不过，很快就有学者发现《系年》不但与传统编年体史书有显著差异，反而具备其他史体特征，由此提出了纪事本末体说、故志体说、事语体说、“微”体说、国别体说等诸多观点。实际上，如果我们拿这些史体与《系年》比对，会发现各家所论皆有所据。如《系年》史事多有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基本按历史由远及近叙事，从主体结构上看，确实符合编年体特征。同时，《系年》记史因事成篇、纪事本末，每章都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内容，因而说它具备纪事本末体特点也未尝不可。此外，尽管《系年》并不一定是《铎氏微》，也并非《左传》的摘抄，但它与“采取成败”的“微”体史著体式相似，也与“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的故志体相仿，极可能与这两类体裁颇有关联。再有，《系年》分篇记载多国史事，这与《国语》《战国策》结构雷同，将之归属国别体也能说通。然而，《系年》又很难严格说属于哪一种体裁，说它属于编年体，却又不完全像编年史那样“编年相次”，不少章节开篇没有纪年，甚至第14、17—18、20章在时间先后顺序上有错乱；说它属于纪事本末体，又与后世成熟完备的纪事本末体仍有一定差距；说它属于“微”体，但因内容与《左传》互有异同，显然与《铎氏微》《虞氏春秋》这类抄撮《左传》而来的“微”体史作不完全相似。也就是说，《系年》是一种“似像似不像”体裁的史著，这也是引起各家争论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抛开绝对的体裁标准，用多元史体的视角探究《系年》的形成，可以发现《系年》恰好正是东周史体分衍与融合的产物。作为通史的《系年》显然不是史官的原始记录，且从它与《左传》内容的异同可以看出其史料来源绝非单一。更值得注意的是，《系年》整体虽由楚文字书写，却存在不少三晋文字，有学者推测《系年》的母本可能来自晋国。那么，它从最初编纂到跨国传抄，到最终形成我们今日所见的面貌，又定然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这样的成书背景使《系年》在参照编年体创作时，得以广泛取材各国的多元史料，从而很自然地融入不同史体，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形态。

第二，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使得史籍较之以往叙事更为丰富，结构更为复杂。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东周以前的“世”体史著结构简单，少有叙事，每位世系成员所用笔墨大多仅有寥寥数字，甚至难以成句。然而，到了东周，由于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世”体文献逐渐从早期片段式的世代记录走向复杂的历史叙事。这一点我们以清华简《楚居》来讨论。作为出土文献，《楚居》保留了战国文本的原貌，记述了历代楚君居住建都之地，近似《世本》的《居篇》。但《世本》的成书与流传极为复杂，如今仅存只言片语，难以探明其最初面貌，因而未经后世传抄改动的《楚居》无疑是东周此类史著的真实写照。《楚居》开篇便通过大段叙事讲述楚国族源，其中间穿插了季连、鬻熊娶妻与楚人得名的故事，这些内容甚至与楚国迁都没有直接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楚居》中的不少内容还具有一些纪事本末体的特征，如记述楚人“祭祀”和楚都“郢”的名称由来，两处记载都包含完整事件的前因后果，非常生动详实，如果把上述内容摘取出来，也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并非是割裂的，而是考虑到叙事的连贯性皆在句首用了“至”一字，使楚王世代的迁都事迹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文本。

另外，对于楚国迁都的缘由，《楚居》大多有明确交代。如：“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白公起祸，焉徙袭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对这些迁都背景的记述使《楚居》改变了以往“世”体文献“某人”居“某地”的简单书写结构，从早期链条式的世代记录向发散式的历史叙事转变。显然，正是由于不同体式的融入，《楚居》史体的复杂性是之前“世”体史著所不能比的。

此外，先秦史著最初大多以单篇形式流行。然而，伴随着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这些文献经过传抄中的不断重组与聚合，逐渐形成“复合”结构。如我们虽可把《尚书》所有篇目划归“书”体，但其史体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典、谟、训、诰、誓、箴、诵、语等多种体裁的集合。有幸的是，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出土书体文献中，可以发现各种单篇“书”体文献走向聚合的迹象。比如，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主要记载了伊尹奔夏的故事，有较浓厚的神话巫术色彩，不少学者将之归类为“小说家言”，与传统《尚书》体裁显然有较大差异。但有学者指出，该篇与《尹诰》《尹至》同抄一卷，三者显然有紧密关系。根据竹简形制、简背刻画线、字体及文本内容，可以推知，清华简《赤鹄》与《尹至》《尹诰》组成了较为完整的历史叙事，不能排除是早期《尚书》文献的可能性。可见，这三篇原本不同体式的文献经过创作者或传抄者的编纂与加工，组合为统一的叙事整体。当然，这组文献仅有三篇，所呈现的可能只是东周史类文献聚合的一个中间状态。可以想象，当更多不同体裁的文献，甚至篇组，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融合成统一的史著时，宏大的历史叙事就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中诞生了。

因此，东周史体分衍与融合的第三个影响，即催生了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表现为更高超的编纂手法、更宽广的叙事视野与更深刻的历史解释。我们目前所能见到东周以前的史类文献叙事结构是单一的，大多是依时间顺叙，而到了东周，由于各类史体的分化与杂糅，一些史书开始打破常规，超越了记录单一事件的简单架构，使得相关叙事内容多线并举，各种叙事手法齐头并进，从而更为全面地展现历史的多维面向。关于这点，《左传》显然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如《左传》对晋楚城濮之战整个事件的记载就融合了多种史体，构建了城濮之战宏大的历史叙事。这其中自然有作为主体结构的编年体,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也有“语”体，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这件事记载了战前晋文公执政教民之事，如果割裂地看这段记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语”体文献，因而它很可能是由最初的“语”体文献改编而来。这段“语”体文本融入城濮之战的叙事整体，不仅是对晋国政治情况和战前准备工作的记述，更是对晋文公能够称霸的原因探析。

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文本，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从这则故事开头的“初”字来看，原本也很可能是一个首尾完整的独立故事，与编年体并不相类。《左传》插入了一段子玉梦河神的预言故事，虽颇有神异意味，但令尹怜惜“琼玉”“不勤民”的论断反映出楚国当政者的品行及楚国内政状况，从而更全面地展现了城濮之战的前因后果与发展脉络。

作为《左传》整合不同史体的缩影，上述例子使《左传》在晋楚城濮之战的记述上有了不同维度的对比。在《左传》的多线叙事中，推动历史进程发展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复杂的、多面的。历史的走向是由主线及各种支线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深刻的历史解释，正是《左传》综合运用多种体裁，进行联珠贯串的编排实现的。

显而易见，宏大叙事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史书体量的增大。除去经文，《左传》传文近18万字。我们可以从现今发现战国竹简的规制看其卷帙规模。据统计，战国竹简的长度主要为16—55厘米，通常情况下，55厘米简，按字距大小每简可容42—65字。假设以最极端的情况，取最大55厘米简长，最小字距，那么抄写一部《左传》需要近2800支简。如果以一般简长、字距推算，则需要大约4500支简！如此庞大的史书体量是前所未见的，远远超过了以往史著，这恐怕也正是在东周史体革新的背景下形成的。

这些影响也极大推动了后世史学的发展。比如，作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就是史体长期分衍与融合的积累与结晶。“司马迁在他的历史著述中，有意识地综合运用或自己创造出不同的体例形式，构建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130卷52万余字的史学巨著，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丰碑。

综上所述，史体分衍是东周史体多元化的重要呈现，史体融合则是与之相伴随的动态过程。它们交织在一起，背后所折射的不仅仅是历史书写体裁的变革，更是中国古代史学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东周时期，随着礼崩乐坏，旧有的史官史学衰落，无数史料流散于社会，原有史体受到新环境的影响，衍生出新体裁与新形态。同时，当时史著又在数代人的传抄、整理与增改中不断碰撞与交融，使得大量碎片式的历史文本重新聚合与整编，从而打破了以往体裁的限制，开始出现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推动了史体的演变。这不仅为当时及后世史体的完善与成熟奠定了基础，更深层次地讲，也为历史书写赋予了更多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