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0-11 07:02 发表于北京

作者：王凯歌，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原题《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倾向》，摘自《中国政协》2023年第11期

从文明根性上看，和平是熔铸于中华文明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之间恰当的距离，使人们在理性上更倾向于和平交往而非兼并战争，因为和平交流的成本远远低于战争成本。这使得中华文明在起源时即带有化冲突为合作的和平倾向。同时，地理气候决定论认为古希腊与古罗马帝国热衷于扩张征服是源于其地形的破碎、土壤与资源的贫瘠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因而具有向外扩张获取资源的动力。而中华文明拥有广阔平原、肥沃的可耕地以及精耕农业，能够自给自足，因而没有对外扩张的必要。但自然地理并非造成文明根性的唯一因素，要探究中华文明的和平倾向，还需从历史文化上寻找根本原因。

首先，中华文明在文明起源时奠定了尊天爱人、天人合一、敬天法祖的宇宙观与道德观。新石器时代的各区域文化没有发展出排他性的一神教信仰，在神权、王权与军权并存的格局中，最推崇世俗王权的文化最终胜出，发展成为广域王权国家，成为新石器时代的凝聚核心。梁漱溟认为中国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在上古时期就告别了宗教神权统治，西周发明“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后，形成了以道德代宗教的文化格局。中华文明开始围绕世俗王权发展出成熟的礼制秩序，走向礼乐文明。在这种秩序下，只有文野之别，没有种族血统之本质分野，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

因此，中国轴心突破时期奠定的文化精神就是强调和合与延续，而非冲突与断裂。和谐高于冲突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之一。《尚书·尧典》提出“协和万邦”的主张，《论语·学而》提出“和为贵”思想，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而贬斥“以力服人”的霸道，《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出“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的大一统和平之道，等等。正如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其日记中所说：“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

其次，中华文明在轴心突破时期建立了天下主义的文化秩序与价值理念，形成了以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天下一家为核心的天下观。周代建立的天下秩序是一套“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的文明秩序。同时也是一套道德秩序，即有德者得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意味着天下秩序具有开放性、兼容性与普遍性。所谓“天下无外”，即任何认同华夏礼仪文化的周边族群都可被接受，这就使古代中国对周边族群与文化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以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为例，海外汉学界认为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国际关系体系。但朝贡体系体现了孟子所说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的仁爱与礼治精神。中国作为文明、经济、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对周边国家并非实行武力威慑与经济压榨，而是一种礼尚往来的礼制关系。中国始终秉持“厚往薄来”原则，在朝贡贸易中给予周边国家贸易实惠，提供区域安全与和平的保障服务，这与近代西方实行的殖民帝国主义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