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论文悦读分享 2023-08-30 23:24 发表于安徽
作者：刘宇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2期
摘要：为巩固政权并领导世界革命,1919年3月,列宁在莫斯科组织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共产国际成立后,同苏俄在远东地区的机构开始了援华并扶助革命。而中共“公开办报”的进程与这一革命输出工作息息相关。苏俄从一开始派出俄侨试探性在华办报到以此作公开宣传,布尔什维克的色彩越来越浓。而这是负责指导远东各国革命工作的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布置宣传出版事业时的决定,包括他随后派来中国承担建党任务的维经斯基,都在公开宣传和办报之事上有着格外的见解。从利用合法通讯社配合报刊宣传到以“联合出版委员会”和“报刊联盟”等方式建党,维经斯基等人在完成在华任务的同时积极推动了中共“公开办报”的进程。
关键词：中共;苏俄;共产国际;公开办报;公开宣传
“公开办报"指公开出版或发行报纸及刊物,这是大众媒介的基本属性。在纸媒时代,这是一个政党进行大规模宣传的保证,也是连接其与社会、民众的桥梁。但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不仅关乎对“合法”的界定问题,还有着人力,物力等方面的要求.此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重点或起点是在《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它在新闻史上据有重要位置,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侧目。但对于此前中共的公开办报活动则明显缺乏关注。从研究视角来说,此前多从国共合作的角度看待中共公开报纸的“呱呱落地”,注重国民党一方的“给"和中共长期以来的“要”,却忽视了中共在其中强烈的自主意愿和策略考量。对中共公开办报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其传统和历史形塑过程的追溯,故本文拟集中探讨建党之际中共办报的渊源和实践。
一、马列关于“公开办报”的探索和积淀
马克思并没有对“公开办报"下过定义,但在办报方面不乏关于公开、合法、自由等方面的论述。不仅如此,马克思、列宁对办报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公开办报"问题上,更是孜孜以求。这些可被视为理解共产党“公开办报”问题的基础。
马克思在1842年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就对官方的书报检查制度持强烈的否定和批评态度,认为报刊应当能够自由出版,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而书报检查制度把斗争片面化,将公开的斗争变为了秘密的斗争。在为出版自由辩护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到了“自由报刊"的重要性,将它喻为“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而唯有一个自由.公开的出版环境,才能改变专制统治下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中,只能凭道听途说了解自己国家的状况,把国家变成公开的人人有关的现实世界。这种观点和强烈的情绪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办报轨迹,他曾不止一次地表达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决定创办一份公开的刊物与普鲁士专制政府斗争,使“开诚布公的政论"得到容身之所,遂侨居国外,打算与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合办一份杂志。在坚持斗争与写作的同时,使文章和刊物尽量公开化,并从根本上否定书报检查制度,是马克思对于出版自由理念的实践和坚守。
另一位革命导师列宁,则在革命实践中为共产党人的办报活动提供了更加直接的理念和策略性支持,公开办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权之前,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资本和印刷机器等办报资源,不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便难以得到真正的出版自由。他提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决不应放弃对“出版自由”的可能利用,即通过它揭露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劳动群众。他一方面突出报纸的宣传和组织功能,另一方面淡化公开和秘密办报之间的界限、壁垒,强调其中的灵活转换。比如公开出版一旦不成便转入秘密,坚持斗争。⑤这就给共产党追求公开办报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总之,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为了发挥报刊公开出版、发行的巨大作用而做出不懈努力。尤其列宁,将这方面的“努力”更加具体且策略化。列宁如何做,自然极大地影响着俄国共产党人的办报方式,同样,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和输出国,他们的想法、做法也影响着被输出国所能采取的革命态度和策略。
二、办报和公开宣传先行来华开路
苏俄在远东国家进行有步骤的组织工作,虽从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向上海派遣以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为首的3位共产党人开始,但派人来华与在中国进行办报和宣传却早于此。1919年3月,为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的包围和封锁,巩固政权,并领导世界革命,列宁在莫斯科组织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共产国际成立后,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并将中国视为远东战略的重要目标国,对其宣传也成为重点。同时,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在最后一节“走向胜利的道路"开头便强调群众运动,称这种方式必然会引发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公开、直接的斗争,而议会斗争等手段都要服从于这一公开斗争的目的,其中包括宣传和办报。稍后出台的《共产国际宣言》也明确了第三国际“公开的群众性行动的国际”的性质。
作为共产国际的权力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务既包括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也包括资助它们出版共产主义倾向的报刊。但就俄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国内动荡不靖,且远东地处遥远,交通、通讯不便,面向中国联络的重任由分散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一带的政治机构先行承担。1919年3月20—21日,处于地下状态的俄共(布)西伯利亚组织在鄂姆斯克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为“正确而及时地"获取远东国家无产阶级的情报,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情报宣传局,以指导这些国家的情报互通及宣传鼓动活动。内外交困之下,苏俄的任何宣传和组织活动得先有情报工作,尤其在不了解当地国情况之下。当革命进入在地化阶段,办报或依托办报进行活动便成为一项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内容。4月,俄国人谢麦施科、霍多洛夫等一行四人来华,其中霍多洛夫以罗斯塔通讯社北京分社经理的身份活动,而谢麦施科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创办名为《上海新闻》的俄文日报。虽然面向群体主要是俄侨,但报纸由于过于直接抨击上海租界当局,在出版后不久即告关停,连创刊号也被禁止发售。
停刊后,察觉个中关窍的霍多洛夫重新以《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名义向租界当局注册,于1919年9月21日正式创刊发行。报纸在更名后的规模变小,初创时仅为周刊。但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改为日刊,布尔什维克色彩更加明显。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远东局势的好转,使得公开亮出苏俄立场的可能性加大。1920年1月,中俄交通线基本恢复,2月7日苏俄处死高尔察克,日英美等国干涉军撤出西伯利亚,中俄边界交通正式打开。其二,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授权下,负责指导远东各国革命工作的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布置宣传出版事业时,决定利用并扩大《上海俄文生活报》。2月,到达海参崴的西比里亚科夫在俄共(布)远东局下设立外国处,同时与谢麦施科协商,以5000美元买断了这份报纸,并委任他继续担当主编。《上海俄文生活报》从此成为一份资金充裕的“完全的布尔什维克报纸”。
据该报报头显示,其发行范围覆盖整个远东和西伯利亚,包括西比里亚科夫在内的苏俄重要官员都为该报撰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的3月31日,该报在中国首个全文刊登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同时还配发了俄国远东学生联合会致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的呼吁书。这正是《上海俄文生活报》作为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华公开宣传工具的体现。
三、维经斯基来华并搭建公开宣传的平台
1920年4月,由西比里亚科夫派遣,作为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工作人员的维经斯基来华时,凭借的正是《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而维氏来华时又恰逢《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中国公开发表之际,苏俄宣布废弃沙俄政府所强占中国之一切,希冀与中国政府谈判,使得国人尤其是进步阶层对新生苏俄的好感和兴趣倍增。这一情势的变化与维氏所带的任务目标相得益彰:即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帮助中国分散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集中起来,组织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变卖珠宝,用所得款项创建一个印刷厂;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联络日本、朝鲜等地的组织。自此,中国的建党计划提上日程,苏俄的革命输出工作开始组织化,这无疑增添了其实现在华目标的可能性。
“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在西比里亚科夫的指示下,维经斯基于5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亚书记处,作为“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东亚书记处把很大注意力放到了报刊宣传工作上”",并建立了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四个分工不同的出版中心。海参崴为俄文书报出版基地,哈尔滨是英、中、日文宣传材料的出版基地,.北京主要依靠学生的力量进行出版活动,上海则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中心。报道活动的主要基地与出版活动的基地相同,但经西比里亚科夫介绍,东亚书记处在报道方面采用的是“利用合法通讯社和为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报纸提供服务的报刊社的原则",反映了俄国人在东亚范围内实现更广泛宣传的企图,以及在中国公开宣传的决心。
西比里亚科夫和维经斯基订立的报道原则可被视为其搭建公开宣传平台的方案,值得留意的是,此时“合法”的重要性应出自列宁。1920年4.5月间,列宁写出《左倾幼稚病》,解释议会斗争、合法斗争的重要性,为接下来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做准备。无论是否及时读到列宁的文章,作为共产国际东亚政策的负责人，西比里亚科夫在莫斯科汇报时,共产国际“二大"已结束,列宁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出和对合法斗争的强调,让西比里亚科夫多少更愿意在报告中凸显“合法”的工作方法。
关于西氏在报道原则中所提到的“报刊社”,目前没有看到更多材料,但可知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了报刊社,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报刊社,似与所设立通讯社有重合。不过,“合法通讯社”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是华俄通信社。至迟到1920年5月,前一年来华的霍多洛夫便开始以罗斯塔北京分社负责人的身份在华公开展活动。至迟到6月初,华俄通信社已在北京建立起实体机构,且具备了与莫斯科、赤塔联系的电讯设备,首任社长为霍多洛夫。于是,华俄通信社实际上是苏俄政府于1918年9月成立的中央新闻通讯机构——俄罗斯电讯社(简称罗斯塔)在华分社的别称。在1920年4月远东共和国成立之后,又兼远东共和国的远东电讯社(简称达尔塔)在华分社的角色。后来华俄通信社在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地虽陆续成立分社,但由于它既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双重领导,还要在对华宣传之外承担情报搜集的职能,很难完全服务于维经斯基等人的在华革命事业。维经斯基等人利用的“合法通讯社"只能是华俄通信社,后来便自己成立了通讯社,即7月成立于上海的中俄通信社,由其助手兼翻译杨明斋负责,这也是维氏来华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
此前虽遵照建议,东亚书记处将“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但基本属于点对点投放的“手工作业"方式。比如,在上海出版的美国英文报纸《大陆报》,在1920年6月1日发出的关于远东共和国的社论,是根据维经斯基提供的材料撰写。而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作为维氏的上级希望在华宣传的材料,只能先行寄到上海，再寻求投放于报刊。更有甚者,关于苏俄建设情况的报道,要通过杨明斋给一个30人的学生团体授课的方式发表,再派遣这些学生到工人当中去宣传。诸如此类,自然很难形成宣传规模,也无法保证效率。
而经过公开宣传平台的搭建,一个多月后,在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中,已经能感觉到不同。上海的中俄通信社已经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着消息,华俄通信社甚至被当作其扩大宣传范围的北京分社,维经斯基等人在华作公开宣传的决心可见一斑。不过,共产党人在上海办通讯社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仍以杨明斋一个人的工作为主。虽说供其翻译并发出的材料相当多元,有从苏俄寄来的远东报纸,还有《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等在英美出版的报刊,但人力物力的局限使得中共早期组织还难以应对这一庞大的宣传计划。
四、维经斯基的来华任务与中共发起组的成立
当建党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后,中共办报和公开办报的进程也随之加速。1920年7,8月，“上海革命局”(即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宣传报道部则有中俄通信社。之后,维经斯基计划将“上海革命局”的经验推向全国,在各主要工业城市建立与之类似的局。上海之外,首先建立的是“北京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而即将建立的“广州局”(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之下,计划暂时只设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可推测,上海发起组的印刷厂和据此建立的出版部是维氏来华所领的任务之一——“变卖珠宝,用所得款项创建一个印刷厂”。关于这个印刷厂的地位和任务,郑佩刚有一段回忆:1920年78月间,一日,在陈独秀家里(渔阳里2号)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议案很多,议决首先是进行宣传工作,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开辟宣传阵地,委我全权负责。
把唯一的印刷厂放在上海,苏俄和共产国际不是没有其考量。在俄国代表眼中,“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有众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据称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而且民众对苏俄颇为欢迎。显然,这里有相对宽松的可供公开办报的环境。办报又是必须的,在同来访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姚作宾讨论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问题时,苏俄更是点明要“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
维氏所领的另一任务“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联络日本、朝鲜等地的组织”,既是推动建党的重要一步,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扩大其远东宣传的途径。日,朝的情况有所不同,与维经斯基一同从海参崴来华的谢布里亚科夫就是朝鲜革命家金万津,朝鲜的建党工作有不少是在上海完成,朝鲜革命局与上海革命局并行工作,连印刷厂也是共用的。日本科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的三个科中,虽说属于“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但从上海派出的信使带回的报告中,日本社会党人的工作却有所瞩目。除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在青年、工人和士兵中从事宣传外,日本社会党人出版了三种合法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名连同其出版人名都被维经斯基罗列并汇报给了上级。
作为维经斯基来华的首要任务,中共的建党工作也在有序展开。维经斯基等人计划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党。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速度也在加快。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发动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为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8月15日,上海发起组于成立后首先出版了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劳动界》。这份刊物略带小报的形式,由中共的印刷厂承印,在维经斯基看来,它是份面向工人宣传中文周报。据最初任编辑的袁同畴回忆,《劳动界》是份“宣传主义"的机关报,不仅有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维经斯基等中共重要人士为该刊撰文,也有工读互助团的学生对劳动者生活状况的调查等内容。由于创刊号即刊出向工人征稿的通知,随着《劳动界》的出版和发行,该刊以工人第一人称叙事的文字占比愈发提高。同时,《劳动界》虽然没有标明是共产党所办刊物,但不少读者也知道该刊为陈独秀所办。尤其刊物的内容,营造出一种渐进性的宣传鼓动效果,先是诉苦,然后声讨,最后指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应揭竿而起推翻其统治。随后,中共在广州和北京也分别出版了面向工人的刊物《劳动者》和《劳动音》。正如张国焘描述:“1920年夏季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开始对工人进行系统的宣传,承担起领导其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矛头直指本国和外国资本。从那时候起办了三个工人周刊:一个在上海,《劳动界》,一个在北京,名为《劳动音》一个在广州,名为《劳动者》。”
另外就维经斯基等人对中国的观察,学生运动是特别容易见成效的工作对象。整个中国被学生组织网覆盖,共有学生组织193个,再由学生组织成员组成一批“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宣传工作的训练班和小组”。8月22日,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由维经斯基的助手杨明斋负责。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也在成立后马上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广州公开成立。随后,几个城市的青年团计划联合起来成为宣传党的主张的重要力量。在西比里亚科夫看来,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中国科的工作较为顺利,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
五、中共建党的方案和进程与公开办报相得益彰
来华两个月的维经斯基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的“很高声望”和“很大影响”,是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一环。为了实现其肩负的团结建党的任务,维经斯基计划将“联合出版委员会"作为团结中国各革命小组为一个集中的组织的核心。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后,又由陈独秀介绍,相继接触了《星期评论》的主创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提出通过组建“报刊联盟"的办法,“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他们的主张虽不完全一致,但都属于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办刊浪潮中获得“大名”的刊物和人物。比如“当时的《新青年》是五四运动以后在群众中最有威信的一个刊物",而“《星期评论》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不过,维经斯基的建党构想最终因张东荪、戴季陶的退出而不了了之。
这一建党方案虽未被完全执行,维经斯基的交游却仍然收获显著。诸如戴季陶的《民国日报》和张东荪的《时事新报》都成为中共“公开办报"途中可以依托的重要公开媒介。@可见,在衡量中共建党方案和进程时,影响力和声望是维经斯基及其所代表的苏俄和共产国际非常看重的因素。陈独秀被冠以“享有很高声望和很大影响的教授”,李汉俊也被苏俄称作“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报纸出版者李同志”。1920年7、8月,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内成立,成员由维经斯基和4名中国革命者组成,其中就包括陈独秀和李汉俊。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并主编《新青年》。《新青年》也开始由同人刊物转变为中共机关刊物。在9月1日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新青年已经成为东亚书记处所拥有的刊物了。正如后来任主编的陈望道所说,改为机关报的《新青年》最主要的两个特征就是从北京搬到上海出版,和开辟“社会主义研究"栏目。无论是苏俄、共产国际还是中共,想汲取的正是这份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无与伦比的公开影响力和舆论阵地作用。
大约于此时被陈独秀邀请参加上海党小组会议的沈雁冰描述,开会时研究如何开展宣传工作,主要就是通过《新青年》宣传自己的主张。中共第一任中宣部长李达更是给出明确定义:党的上海小组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连李达自己也说:“《共产党》月刊是我编的,由编到校对都是一个人。当时是秘密发行,所以影响不大。"”
1920年底,在维经斯基返回苏俄后,上海党的经费出现困难,而陈独秀在离沪赴广州后又与临时负责的李汉俊发生矛盾,加之与此前同人的矛盾,导致杂志未能按期编出。同时,刊载中俄通信社稿件最多的《民国日报》,只在1920年7月至12月之间比较活跃,之后便数量骤降。圆1921年2月初,《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付排时,稿件被租界巡捕房包探所搜,被勒令不准在上海印刷。《劳动界》等三份工人杂志也都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停刊。中共办报事业陷入一个低谷。
结语
中共公开办报的起源,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华援助并输出革命密不可分。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俄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落后民族和国家建党并开展革命,“共产国际要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没有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相互支援,就不能组织新的社会”。而办报和宣传是保证共产党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受到各方不同程度的重视。在列宁看来,消除共产主义小组普遍存在的小组习气,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而“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列宁的表述振聋发聩,他关于公开办报及利用合法媒介等理念,连同苏俄制定的政策,左右着负责在华输出革命的代表们,继而影响到早期的中共成员。
注重公开、合法和影响力,体现在苏俄援助中共建党的整个计划中,国际色彩很浓,但也有不切实际,事与愿违之处。需要承认的是,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工作的过程中,注重团结并联合各报刊及其成员,强调利用公开、合法的媒介作为基础、桥梁乃至掩护,具有一定的革命示范意义。同时又推动了《劳动界》、《新青年》等报刊的创办或改组,为中共早期的公开办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总之,考察中共公开办报的起源问题,对于理解中共如何以及何时走上公开办报之路,日后在办报和公开办报上有着何样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