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论文悦读分享 2023-10-20 22:53 发表于安徽
原载：《河北学刊》2023年第5期，第24-31页。为方便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学刊》杂志。
作者：王嘉川，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摘要：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关键词：明代；史才三长；心术正；二善；史才四长
宋元时期，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已经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并成为史官选任的基本标准。明朝时，学者仍以之作为良史标准，用来评价他人或作自我评价，并继续对之进行讨论、发挥和补充，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这不但成为明代《史通》学术史上的重要内容，也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一、以“史才三长”论为史家标准来衡评他人和要求自身
明初官修《元史》成书后，监修总裁李善长在进书表中谦称史官们才识有限，“弗称三长”，这是明代以三长为史家标准来衡评他人的较早代表。此后，明中期的商辂、丘濬、李梦阳、陈昌积，明后期的陈文烛、李维桢、丁奉、顾起元、黄汝亨、董其昌、沈国元、蒋之翘等，都曾以三长标准来评价他人，而被评价者皆为史学家或著有史书之人。其中，李梦阳在《空同集·论史答王监察书》中通论古今史家，认为司马迁、班固以后，史家大都“本乏三长”，因而其写出来的史书都难称人意。李维桢在《大泌山房集·皇明琬琰录序》中以三长来评价前辈史家王世贞，慨叹“其有三长如弇州先生，徒令以文士成名，可不为长太息哉！”陈文烛则以三长称赞后辈学者胡应麟是“才高、识高而充之以学者”，认为胡应麟“为今之良史”。而倪元璐则在《倪文贞集·黄白安侍御奏疏序》中称赞不以史学著称的黄尊素“以议埒史，则领其三长”，将三长作为史家最高标准，用以拟称黄尊素之才高，从而将三长的史家标准扩及一般人才标准。
至于以三长标准来要求自身的，当然也不乏其人。前述《元史》监修总裁李善长称史官们才识有限、不称三长之语，实也寓含自称之意，因为他既担任史馆监修总裁，自然也就是史官的代表。此外，张时泰、杨孟瑛、邵经邦等都谦称自己才乏三长，陈建、黄洪宪、朱国祯、高汝栻等都以三长标准要求自身。由于各种因素，每个人的史学水平不可能没有差别，因而写出来的史学著作也就存在水平高低上下之分，但作者们能够主动以三长标准来严格要求自身，总可以使其著述不至偏离史学之正轨。
二、对“史才三长”论的新探讨
明宣宗时，刘定之在史学策中发问，“史笔之难尚矣，或谓史有三长”，可详言欤？继之又在自拟答策中以对比的方式指出，世上未尝无才、学、识也，而“史”之才、学、识之长为难，“此论者所以有三长之说”，并自注“刘知幾论史有三长”。他未引用刘知幾关于史才三长的原文进行表述，而是用自己的话，通过比较的方式，述说了所有学问中史学三长最难之意。刘知幾最初谈及史才三长更加不易具备时，只是就文学和史学两个方面比较而言的，而刘定之则统括世间所有学术领域来强调这一主旨，是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了刘知幾的思想，并明言他是根据“刘知幾论史有三长”来发挥的。
《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八年（1513年）十月，湖广道御史余珊上言：“（史官）苟非有刘知幾所谓才、学、识三者之长，曷足以堪之？”请求以三长标准，将冗滥或可议者加以裁汰，“务拔其尤者而留之”，并建议史官选任宁少勿多，以求“真才”。他并未具体解释何为“真才”之标准，但从其所言可知，必是才、学、识三者兼备之人。换言之，在他看来，只有才、学、识三长兼备，才可称为史学“真才”，这就是他对史才三长问题讨论的结果。刘知幾《史通·辨职》倡言“史职求真”，《核才》提出“史才之难，其难甚矣。……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并在这两篇文章中都以汉文帝目周亚夫为“真将军”的典故来比拟，但就是没能提出“真才”这一概念。唐宋元时期，有不少人讨论史才三长问题，却无人提出这一概念。概念作为名词，当然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但作为对现象的理性概括，言简意豁、精到达意之概念的提出与应用，可以使问题的探讨更加明朗，使学人的认识更加明晰，从而进一步促进和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显然，余珊“真才”这一简明精到的概念的提出，正是七八百年来史才三长问题不断讨论并得到深化的结果，是该问题的探讨在明代取得的一个新突破。
在余珊之后，彭汝寔在为陆深校刻《史通》所作序言中，称史才三长之说是“世称笃论”，说作史如同绘画，虽然“家数种种”，但只有不虚美、不隐恶，“貌形肖物逼真者”，才是“名家”。在他看来，刘知幾就是这样的“名家”。可知，他在坚持史才三长的综合评价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史家要具有不虚美隐恶、“貌形肖物逼真”的实录品格。
明穆宗初，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代人作浙江乡试策，其中要求士子们就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和曾巩提出的“四足”论的史家标准问题展开论述。归有光在自拟答策中引述刘知幾、曾巩原话，认为只要达到史才三长，即可“得为良史”，若能达到曾巩所称“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四个方面，“则又追迁、固而上之，盖唐、虞、三代之史官也”。很明显，这是认为曾巩的四足论要比刘知幾的三长论更为高明。但实际上，一来曾巩的标准基本上无人能够达到，则其标准也就成了空话；二来曾巩的标准貌似有理，但其本身具有很强的空洞意味，如此也就难以使人参照应用；三来曾巩的标准貌似全面，实则并不如刘知幾的三长论更为周全，因为曾巩所说的“明、道、智”都属于三长论中“识”的内容，“文”属于三长论中“才”的内容，但三长论中“学”的内容，曾巩则一句未提，而这一部分却是史学家绝不可缺少的最基本内容，否则“才、识”两个方面皆无从谈起。因此，曾巩的说法虽然时常被后人所提及，但对后世史学基本上未发生什么作用，大家经常挂在口头、实践中也可操作的，仍是刘知幾所提出的史才三长论。所以，归有光的回答，对于研究史才三长并未讲出创新性的内容。不过，史学策的功用既然在发掘史学人才，因此用《史通》中的有关论题来作考题，实际上也就等于是用《史通》来作为培育史学人才的重要指导，从而对《史通》的流行及其论题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年），周贤宣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三长问题。他首先肯定刘知幾提出的三长之论为良史标准，然后指出，史家必须“学以本之，识以贯之，材（才）以运之”，其书方可“信今而传后”，这是从正面对三长之论所作的恰切而精当的发挥。与此同时，周贤宣指出：“匪学，则忽于大义而综核弗严也，蔽于行私而采纳弗公也，泥执己见而扬榷弗虚也；匪识，则诬实罔众而暗也，矜细忽大而偏也，摘疵弃醇而隘也；匪材，则芜杂无伦而冗也，浮泛失则而靡也，阘茸弗振而蠹也。”这是从反面对三长的标准进行讨论和发挥，用以提示人们避免出现这些方面的失误。不过，他所说的“忽于大义而综核弗严也，蔽于行私而采纳弗公也，泥执己见而扬榷弗虚也”的无“学”三弊，更应属于“识”的内容，是史学家无识或见识不高的表现。
大致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冬或之后，《史通》研究专家李维桢也对史才三长作了简要探讨。他说：“刘知幾以才、学、识为三长。……余则以为识先于学，而才实兼之，未有无识而可言学、无学而可言识、学识不备而可言才者。才者天授，非人力也。”在他这里，才、学、识三者为互补相融关系，任何一项都不可缺少，无识不可言学，无学不可言识，而才兼学、识两项内容，学、识不备不可言才。这些论述很有新意，亦很有道理，才、学、识三者虽然具体内涵有所区别，但到了真正运用之时却不可将三者单纯而又严格地区分开来，而是需要三者协同共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三者在实际运用中实为互补相融的关系。但他最后说，“才者天授，非人力”所成，则不免与前述有所冲突，因为至少“学”肯定要由人力达成，而“才”既兼“学”，又怎么会完全不由人力而直接来自天授呢？由此看来，李维桢的思考尚在探索之中，他对三长问题的探讨尚未完全成熟。
万历十八年（1590年），詹景凤在《詹氏性理小辨·史学》中对三长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讨论。相对于刘知幾在发表才、学、识三长之论时没有明确对这三个概念加以阐释，而只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述其内涵的做法，詹景凤以“该核在学，删取在识，宣叙在才”对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表现给予明确定位，认为：“才”侧重于史家的文笔表达能力，史家有“才”，则其书在表述方面就会流畅通达而无滞碍；“学”侧重于史书的内容方面，史家有“学”，则其书内容赅博、翔实而又准确；“识”侧重于史家的历史见识方面，史家有“识”，则其书就会取舍得当、主次分明、轻重得体、褒贬适宜。联系刘知幾和《史通》的论述来看，詹景凤对史才三长的阐释是比较准确精到的。而其言简意豁地对才、学、识三个方面“宣叙”“删取”“该核”之概念内涵的明确表述，则是在唐宋元时期探讨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新成果。
詹景凤认为：“作史在学博，尤贵识高。”史书首先要保证内容赅博、翔实而又准确，以真实可靠、极其丰富的资料来反映它所描述的社会时代内容，这是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著成一部品优质佳的史书，必须“识高”，必须具有超迈他人的历史见识。学须赅博之意，《史通》即已提出，并将其作为对史书的基本要求来看待，《采撰》篇首“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即是此意，篇末又强调考证史事真伪的重要性。“尤贵识高”之意，此前刘知幾等唐宋学者强调的都是“识为尤难”，应该说，两者在讨论的实质上是相同的，但也不能不说，詹景凤“尤贵识高”的正面倡言，显然比刘知幾等人中性地表述“识为尤难”更具有积极意义。
詹景凤说，三长之中，“才”是天生的，不是靠后天学习就能学到的；但“学”则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达到广博的境界。至于“识”，他说“识非见道明，即高，终涉过当”。但“道”都是后天学得的，要想“见道明”，必须努力学习，因此在他这里，“识”也是通过后天学得的。他认为，只有“见道明”，才能透过事物的表象而认识其本质，即“见超物表”，也才能像日月普照大地一样，做到公正无私。所以，如果不能“见道明”，没有正确的思想根基和理论指导，就算“识高”，也会“终涉过当”，不能“无私”，不能写出内容和观点都得当的史书，从而最终不可能达到“识高”的境界，这是一体两面、互相制约的关系。
从詹景凤最后引用刘知幾“（三长）自昔罕能兼之”一语可知，他认为史学家是难以三长兼擅的。这确是事实，不但古代如此，詹景凤所处的明代如此，现今也依然如此。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点，詹景凤才要对史才三长问题作深入探讨，并在前人基础上力争作出新的探索。不过，他说三长之中“才自天成，非由力致”，则不免有些绝对化了。人的才质确实有些可以归结为天性所成，所谓生有异禀、天资聪慧、颖敏过人、天分尤异或性情所近、智商极高等语，大都指此而言，但如果仅凭这些先天才质，完全没有后天的学习和勤奋，恐怕也不会形成优秀的“才”。在詹景凤之前500余年，北宋王安石怀着沉痛惋惜之情写出的《伤仲永》一文，讲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著名文学家屠隆在《鸿苞》卷十七中专门谈论三长问题。他先述说自己的一般看法：“搜罗古今，囊括千载，可言学矣，而长于积聚，短于剪裁，才不足也；驰骋下上，飚发雷击，可言才矣，而是非或谬，持论靡当，识不足也。”此处，他对才、学、识三者内涵的认识并未超越刘知幾，但其正面表述三者内涵的方式则明显超过刘知幾的比喻表达方式。然后，他通过对杨慎、宗臣、王世贞、蔡邕等人的评论继续申说自己的认识，并明确指出：“三长之中，识其最难乎！”这一观点确实是其通过对前辈学者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但显然与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观点并无不同。屠隆最后说：“学成于人，才与识得之天授者也。”这涉及才、学、识三者的养成问题。屠隆认为，学由人们的后天努力积累而成，这是符合事实的。但他又说，才与识，文章写作能力和个人独到见识，都是天生的，“得之天授”，这比詹景凤“才自天成”的观点还要更甚一层，因而也就更加偏激错误。才、学、识三者，无论哪一方面，虽各人天性有所差异，但没有后天的博学积累和实践训练，是不可能达到一定水准的，更遑论达到优秀的程度。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屠隆对三长问题的探讨并未局限于史学范围内，其所举例之人更多地是以文学见长，因此他的这一探讨是在通论一般人才标准的视野下进行的，从而也就扩大了史才三长的适用范围。这一点，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另一文学家钱允治在其《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卷首自序中提出：“窃意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宋人之词，金元人之曲，各擅所长，各造其极，不相为用。纵学窥二酉，才擅三长，不能兼盛。”很明显，这里的三长也并非仅局限于史学领域，而是作为一般人才标准来讲的。而他所说的即使“才擅三长”，也不可能兼斯具美的观点，亦是正确的。不过，这倒不是他比别人看得更通透，而是因为才、学、识三长本就是具体地表现于某一学科领域之中的。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各自都有其对三长的要求，但三长的具体内涵却是有明显区别的。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的存在，任何人都无法做到门门精通、样样胜任。因而钱允治所说的“纵学窥二酉，才擅三长，不能兼盛”云云，虽是对三长论的新探讨，说得也对也好也在理，但对深入探讨三长之论，并无多少实质意义。
三、对“史才三长”论的补充与发展
在这方面，著名理学家丘濬是一位较早的代表人物。他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这是强调史官的责任重大和职权所系甚远。既然如此，史官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呢？丘濬指出：“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自非得人如刘知幾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足以称是任。”亦即认为史官须像刘知幾所说的那样，三长兼备。他同时并列了曾巩提出的良史四足论标准，但正如上文所说，曾巩的说法对后世史学基本上未发生什么作用，大家经常挂在口头、实践中也可操作的，还是刘知幾所提出的“史才三长”论。
不过，无论是三长论还是四足论，丘濬都不认为就是史官的极致：“此犹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据《元史·揭傒斯传》，揭傒斯曾说，修史用人，“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但他此言并非是在谈论三长时提出的，还不好直接将其与三长之论进行勾连。而丘濬敏锐地注意到并接过揭傒斯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心术正”的观点，强调史家在三长之外，还必须“心术正”，才能“足以为一代之良史”，这就把心术和三长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三长加心术”的史家标准论。其实刘知幾所讲的“史识”，既包括历史见识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善恶必书的品德修养和撰著态度方面的内容。但刘知幾只是用比喻的方式来阐述三长之论，并未从正面直接揭示其含义，这种表述方式的不妥造成了后世对其三长特别是“史识”的理解歧异，人们更多地认为其所讲“史识”仅是指历史见识问题，所以揭傒斯才会在理学思想统治的氛围中特别提出“心术正”的问题，而这个提法又指向明确，于是有其鲜明的意义。至明代，官方修史往往成为朝堂上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丘濬再次举起“心术正”的旗帜，有其特殊的史学意义，而他也正是把这一讨论直接与现实紧密相连，在前引文之后高唱：“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其所关系，夫岂小哉！”他并非单纯从理论上讨论“史才三长”问题，而是还要直接为现实修史服务，这就使其“三长加心术”的主张更能普及开来，从而加速推动着学术界对“史才三长”之论的探讨、推广和应用。
受到丘濬“三长加心术”之论的启发，另一著名《史通》研究专家胡应麟也认为，“史才三长”作为一种选人标准，还不足以“尽史”，也就是不足以概括史家标准。他补充以“公心”“直笔”两个方面，称之为“二善”，认为只有三长二善“五者兼之”，才是优秀的史学家。
实际上，胡应麟所讲的公心、直笔，在本质上也是指史家的品德修养与撰著态度问题，这与刘知幾所讲的“史识”在内容上有高度的重合，而且刘知幾也在《史通》中专篇探讨了直书与曲笔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胡应麟应该与大多数人一样，也认为刘知幾所讲“史识”仅是指历史见识问题，偏颇片面地误解了刘知幾的“史识”论。
不过，胡应麟的真正创获，并不在于提出了公心、直笔这两个范畴，而是在于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史家心术（即公心与否）与直笔的关系问题，而这正是此前明确提出心术问题的揭傒斯和丘濬都没有讨论的内容。胡应麟指出，公心和直笔相辅相成，“直则公，公则直”，不可分割，但二者“或有不尽符焉”，即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符合，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在这里，有一个撰史者的主观动机（公心）与史书所反映出来的客观效果（直笔）之间的契合问题。胡应麟以司马迁、沈约和裴子野为例指出，以往的史学实践证明，史家有公心，并非一定就会秉笔直书，而有直笔亦非就是存公心，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还是有着不能完全一致的情况存在。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直则公、公则直”呢？胡应麟特别强调了一个“尽”字：“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这就是说，必须完全依公心秉直笔，并完全以直笔应公心，才能达到公直统一，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完全符合一致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胡应麟对公心、直笔的“尽”的要求，还有着一层更为深远的意义。他说：“仲尼谓臧孙（辰）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远出文仲（臧孙辰）下者，夫子亟称也，而以文仲之贤而弗为少讳，弗几乎刻乎？噫！未可以浅近论也。”通过孔子对臧孙辰与春秋乱世的不同态度，说明孔子作为先师圣人都具有一种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公、直精神，后人就更不该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借口，违反对公心、直笔的“尽”的要求。在这里，胡应麟绝口不提孔子的曲笔阿实行为，首先，自然是出于对先师圣人的尊崇；其次，所谓“春秋笔法”，并非孔子所创，乃是当时世所公认、约定俗成的撰史原则，在时人看来，并非曲笔失实。胡应麟以孔子为例，不过是要借用先师圣人的灵光，为自己立论张本。其根本目的，是要从思想上排除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礼教观念对史家撰著态度的消极影响。这不但与力主直书实录的刘知幾在《史通·曲笔》中所高唱的“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正好完全相反，胜其一筹，而且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时代少有的大胆创议。
当然，胡应麟所讲的“公心”，在其主观本质上还是指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言，绝不能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公心相提并论，这是由其史学思想的封建性根本原则所决定的。这也就使其“尽”的要求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致使其所谓“尽”无法突破时代性和阶级性的藩篱，做到如其字面所表白的那样。不过，在客观的抽象意义上，胡应麟以公心和直笔互为补充，互相发明，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两个方面共同制约和规范着史家的品德修养与撰著态度，这就比刘知幾单纯讨论直书与曲笔更为丰富和深入，进一步拓展了讨论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二善”论的加入，无疑是对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在胡应麟之后，顾允成提出，史家“苟擅三长，宁缺四善？”所谓“四善”，据《唐六典·尚书吏部》：“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这四个方面，含义虽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都是指品德方面的要求。从顾允成全文来看，其所言“四善”也是指这四个方面，表现出他对史家道德品质问题的重视。
但顾允成显然是和丘濬、胡应麟等一样，把刘知幾所说的史才三长中的“史识”，仅仅片面地理解为史家的历史见识，所以才要特地独立补充品德方面的要求。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因为“识”字确实极易让人想当然地、顾名思义地认为是见识之意，是观点、见解和识断的问题，而不包含品德方面的内容。就是清代的章学诚，不也是如此看待“识”字，说“击断以为识”，遂以《史德》专篇论述的方式，在才、学、识三者之外明确补以“德”字，说“德”为“著书者之心术”，要求“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强调只有心术正，具备史德，才算是有史识，从而形成其“史才四长”表述的吗？而近代史学大家梁启超也认为，章学诚“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并将才、学、识、德顺序变更为“先史德”，之后依次为学、识、才。而今天的学者则更为重视“史德”概念的提出，认为章学诚的“史德”论“提出和论辩了史家治史的思想修养和态度问题。这在史学理论上是个宝贵的贡献，对于史学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知，丘濬、胡应麟、顾允成等在三长之外特别强调并单独补充品德的要求，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而章学诚、梁启超的论说，则可视之为后世结出的硕果。由此也可断定，不论刘知幾对其“史才三长”中“史识”的概念是如何界定和认识的，但到明后期时，已经最终被认定为仅指历史见识这一个方面，丘濬、胡应麟、顾允成等旗帜鲜明地对三长补以史德的内容，既是明证，也是这种认识和观念的结果。清代善于理论思维的章学诚，依照才、学、识三者各自一字的表述方式，敏锐而简明地补上一个“德”字，以与之相配，虽然在本质上只是丘濬、胡应麟等明人观念的延续，但比他们提出的“心术正”“二善”“四善”等概念更具表达优势，因而被后人认为是“史才四长”的创发者。其实准确地说，章学诚只是“史才四长”的最后论定者，而不是最早创发者。若论创发其旨，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丘濬、胡应麟等人。钱锺书即曾指出，章学诚《史德》“指归”，“已为”胡应麟“抉发”。而梁启超特地将章学诚才、学、识、德的表述顺序，意旨明确地调整为“先史德”，不消说，更是对丘濬、胡应麟等人特别强调史德要求，在事实上的极大肯定。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袁黄刊行《历史纲鉴补》，熊明遇在序言中简短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作史贵擅三长，读史尤须独见。”把作史和读史、作者和读者一并论列，并把重点投放在读史的读者方面。这也是对“史才三长”论的重要补充。史书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是名山事业，也是要传之其人的，所以即使作者具备三长，但如果读者不能深切领会作者的宗旨，那也不能使其著作发挥应有之意。由此，读者亦须具有一定的历史见识，熊明遇称之为“独见”，即独到的历史见解。在《史通》中，《鉴识》全篇即是讨论读史者的见识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熊明遇补充的这句简短、明确而意旨精辟的论说，也与《史通》有着莫大渊源。可惜的是，何为“独见”？什么样的历史见识才称得上是“独见”？熊明遇未作出更多说明，自然也就未给出具体解释。300多年后的1990年代，著名学者张中行发表《有关史识的闲话》一文，以刘知幾说著史之人须具备才、学、识三个条件开篇，随即申明“我这里是想扩大‘人’的范围，只说读史”，专门讨论读史之人的史识问题，说读史者“切不（可）少的是史识”。他通过列举事例指出，“识者，见识也，加细说是：一，记载有真有假，要有分辨的能力，取真舍假；二，记载的事真，会牵涉是非问题，要能够评定是非。第一步像是比较简单，但也不那么容易。……第二步就更难了，因为浅尝，会看到人各有见；深追，还会碰到人各有所好”。总之，“读史，具史识，能够分辨真假，不易，进一步评定是非，更不易”。但无论是分辨真假还是评论是非，都“不能不有史识，不然，如果不加思索，仍死抱着传统信念，随着欧阳修大骂冯道，说钱牧斋不随着崇祯皇帝死是无耻，就实际等于为压榨小民的专制帝王和专制制度唱颂歌，真是太可悲了”。熊明遇当然不可能有张氏这样明达通透的历史见识，但张氏所探讨的读史者的史识问题，尤其是他在探讨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到的见识，从学理上说，不能不说是熊明遇“读史尤须独见”之论的衍伸与现代诠释。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著名文学家袁中道刊行《珂雪斋前集》，其中卷二十《论史》对“史才三长”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说：“作史之人，其所重如古所云三长者，固不可少，而尤重在识。”因为，只有具备史识，才能“运其才与学”。史家无识，就会“拘挛庸腐，了无格外之见，其论甚狭，而其眼甚隘”，“能见人于皮毛，而不能洞人于骨髓”，以致“出口下笔，俱是庸人雷同和合之见”。如果让这些人来修史，“则有眼如盲”，“安能于众是之中而断人非，于众非之中而得人是哉？”因此，他的最终结论是：作史之人，“信乎非高识不可也”。强调三长之中不但要以识为“尤重”，而且必须“非高识不可”，非有出于众是众非之外的独到见识不可。这与之前詹景凤提出的“尤贵识高”，既是英雄所见略同，又较之更进一层。
如果说袁中道上述所论还只是对“史才三长”的一般讨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那么，他紧接着又对明代官方修史情况进行的评说，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在当时的史馆组织下，要想顺利完成一部史书的纂修工作，不能光靠史馆现有的史官，这些人不但修史志向不一，而且日常应酬太多，责任不专。必须选用“有才、有学、有识之布衣”，而“犹有至要者，曰独”，要“专以一代史付之”，给他们独任、独断的权力，给他们充足的资料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允许他们自行荐举称职的修史人员，如此则“不过三年，而史可成矣”，其质量，“即不能如马迁，何至出班固下乎！”这就在“史才三长”之外，强调了独任、独断的重要性。袁中道是结合明代官方史学来讲论这个问题的，不过这也是刘知幾在史馆中曾经遇到的问题，《史通·自叙》记述其史馆经历时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可见，刘知幾不是没有体察到独任、独断的重要性，可惜并没有把它作为重要问题而提出来，这应与官方大规模修史尚只有百余年时间有很大关系。到了明代，官方修史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充分表现，各种问题大都已展露无遗，因而袁中道也就能够指向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不能保证史官史家有独任、独断的权力，则“史才三长”也必将无用武之地。毫无疑问，这是为“史才三长”的实现补以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是提出了史家才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前提保障的重要问题。若社会客观条件不允许，即便史家主体才高、学富、识卓，他又怎能尽情地施展才华，发挥其应有作用呢！
四、余论
继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之论，并在宋元时期发展成为史官选任的基本标准后，明朝学者继续以之为良史标准，用来评价他人或作自我评价和自我追求的目标，并从正反两方面继续对之进行讨论，提出了“真才”和“尤贵识高”“非高识不可”等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而他们对实现“史才三长”条件的论述，则是提出了史家才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前提保障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此前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
从后世的反应来看，明代学者对“史才三长”论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他们最终使“史识”的概念疏离了刘知幾所界定的包含品德修养与历史见识双层含义的本来意旨，而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以“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终致在200年后的清代章学诚手里，完成了由“史才三长”向“史才四长”的转化。这期间，就个人而言，丘濬、胡应麟、顾允成等皆有力并有功于此，其中探讨之详细、解析之明晰、思虑之周密，则自以胡应麟为最。然就整体而论，就整个时代而言，是明代搭建了由唐代提出、宋元推扬的“史才三长”论向清代以降“史才四长”论转化的桥梁与纽带，从而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学术发展史上所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