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1-11-26 11:02 发表于北京

作者：曹金成，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

“黄金家族”（altan uruq）作为古代蒙古统治家族的代名词，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对这一称号的学术考察则相对较晚，近几十年才逐渐进入蒙古史学家的研究视野。

1962年，美国蒙古学家司律思发表了一篇关于“黄金”与“汗室”关系的论文，指出“altan uruγ”是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后代的集体称谓。此文发表后数十年，国内尽管开始有学者探讨这个问题，但皆未注意到司律思的先行研究。阿尔丁夫是国内较早研究这个问题的代表学者，他认为“黄金家族”的观念产生于15世纪中叶前后蒙古汗位频繁更迭的特殊政治形势下，此称仅仅被用来指代“忽必烈支子嗣”。该文甫一发表，就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特木勒与希都日古认为，明代“黄金家族”与“孛儿只斤”是同义词，指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的子孙。此后，双方分别撰文，各自坚持原有观点，结果未能对“黄金家族”在明代的指称范围达成一致。

阿尔丁夫与特木勒等人争论的一大焦点，在于《阿勒坦汗传》汉译文中“数代”的具体数目。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仔细辨析“数代”的蒙古文原文“kedün kedün”。1257年，斡亦剌部驸马八立托在为蒙哥汗和自己祈福的碑文中祝祷：“愿这事的福庆由子子孙孙延到许许多多代。”其中，“许许多多代”即“kedün kedün üyes”。从语境分析，“许许多多代”显然不限于几代而已。因此，阿尔丁夫主张“数代”应为2—4代，并据元顺帝三传至脱古思帖木儿的“数代”来论证“黄金家族”即忽必烈家族，实不足取。至于特木勒等人的观点，也缺乏有力证据。

《阿勒坦汗传》所述“Činggis Qaγan-u altan uruγ”将“黄金家族”与成吉思汗家族等同，这是明代蒙古文文献的情况。虽然阿尔丁夫后来注意到元代中后期的回鹘文文献《七星经》《有元重修文殊寺碑》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皆提到“黄金家族”（altun uruγ），但他认为这只是元代回鹘人对忽必烈后代的“尊称而无其他含义”。此说自发表以来，尚未有学者撰文回应。笔者认为，元代“黄金家族”指忽必烈家族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细审阿尔丁夫的研究，发现其不是立足于“黄金家族”称号的原本语境进行分析，而是借助汉译材料展开阐发，故相关论证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尤其是忽略了“黄金家族”在元代还有其他含义和指称，误将《七星经》跋文视作元朝皇室同黄金联系起来的最早例证，片面地认为“黄金家族”只见于高昌和河西地区的回鹘文文献，这些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受史料所限。因此，有必要立足于元代政治文化的具体语境，扩大文献范围，重新检讨这一问题。

元代记载“黄金家族”的回鹘文文献颇多，蒙古文文献亦有提及。本文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梳理与考辨，分析其指称范围与产生背景，以期澄清有关“黄金家族”称号的模糊认识，借以揭示元代政治文化的多重内涵。

一、元代回鹘文与蒙古文文献所记“黄金家族”考辨

元代回鹘文文献所记“黄金家族”，目前可考知时间者，最早见于公元14世纪前后的元成宗时期。回鹘文佛经U9192的赞文中，出现了成宗卜鲁罕皇后（Buluγan qatun）与皇太后（xung tay xiu）。前者在成宗即位次年（1295）被立为皇后，后者即成宗生母阔阔真，卒于大德四年（1300）。由此可知，U9192文书应撰成于元成宗统治初年（不晚于大德四年）。赞文末尾歌颂，“如今，超越一切，黄金家族（altun uruγ-larї）……”，最后两个词组仅“altun”清晰可见，然“uruγ-larї”（-larї为复数后缀）可据文意复原，此点学界皆无异议。因此，可以肯定U9192赞文中出现的“黄金家族”指当时统治元朝的成宗及其家族成员。

成宗时期另一份编号为U4759的回鹘文跋文，将“Xaγan xan”、“xatun”和“altunuruγ-larї”并举，祈求他们能够躲避灾难、健康长寿。跋文后面还提到此佛经由迦鲁纳答思于“壬寅年”七月在大都白塔寺内全部译出。此“壬寅年”即成宗大德六年，故该跋文应在大德六年或其后不久撰成。一般而言，元代回鹘文文献在列举皇室代表时，会按照“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的次序。上文已提，成宗生母阔阔真卒于大德四年，而成宗立德寿为皇太子在大德九年，考虑到U4759跋文并未出现“皇太后”与“皇太子”，故其撰写时间应在大德六年至九年之间。由此可以推定，其中所记“Xaγan xan”即元成宗，“xatun”即成宗卜鲁罕皇后，“altun uruγ-larї”指成宗朝皇室成员。

仁宗皇庆二年（1313）回鹘文《七星经》跋文亦记载了“黄金家族”。其中，祝禧的对象依次为：“异常神圣的合罕皇帝陛下（Qaγan Qan suu-sї）、万福的皇太后陛下（Qong taiqiu qutї），以及以皇后陛下（Qong qiu qutї）、和世图片（Kusal-a）、硕德八剌（Sitibal-a）为首的黄金家族成员（altun uruγ-larї）。”元仁宗皇位得自其兄武宗，他允诺百年之后再传给武宗子和世图片，故跋文将和世图片排在仁宗子硕德八剌前。阿尔丁夫据跋文推断，这是“将元朝皇室‘同黄金联系起来’的‘最早例证’”，并认为“至元朝中期始出现altan uruγ这种说法”。此说不确。上举U9192赞文表明，“黄金家族”一称在成宗时期已经出现，故仁宗朝的《七星经》并非“最早例证”，而《七星经》中的altun uruγ-larї显然指以元仁宗为首的皇室成员。

在仁宗以后的泰定朝、文宗朝和顺帝朝的回鹘文碑文中，也提到了“黄金家族”。泰定三年（1326）《有元重修文殊寺碑》记载：“Činggiz qaγannїng (ornїn)ta olurmїš，Säč(ä)n qaγan altun uruγї。”对应的元代汉译文是：“太祖皇帝真吉思天赐金轮宝位，绍继于薛禅皇帝金轮天子。”然若据回鹘文直译，实应作：“已在成吉思可汗之位坐下的薛禅可汗的黄金家族。”显然，此“altun uruγ”即元世祖忽必烈（薛禅可汗）的家族及其成员。

文宗至顺元年（1330）所撰《观音颂》中，被赐福的对象依次为可汗（qaγan）、哈敦（qatun）、燕王太子（yin wang taysi）与黄金家族成员（altun uruγ-larї）。据研究，燕王太子指文宗的太子阿剌忒纳答剌。因此，“altun uruγ-larї”应指以文宗、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及太子为代表的元朝皇室成员。

与《有元重修文殊寺碑》《观音颂》相比，撰于顺帝元统二年（1334）的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的记载更为详细。兹将耿世民的译文移录如下：

尊贵的薛禅可汗（säčän qaγan）一天在宫中与黄金世系（altun uruγ-larї）的诸太子（tayzi-lar）谈话时，以其金口（altun aγїz）宣旨道：“为官员的不论谁都要像（火赤哈儿的斤）那样（对国家忠心不二）。听说原出的五的斤（biš tigit-lär）中的一个去平原（ič-ingä）未回。我把此事……（一直放在）心上。让他算作我们家族（的成员）（？）……为此之故今后应以兄弟之礼（相待之）（？）（并把他列入）（？）我们的黄金世系（altun uruγumuz）中……”

阿尔丁夫据“黄金家族的诸太子”一句，认为元代“黄金家族”即忽必烈家族，而为了坚持此说，他质疑忽必烈将火赤哈儿的斤列入“黄金家族”一事的真实性。事实上，引文括号内的文字是耿世民对碑文残泐部分的补缺，不一定完全反映碑文原貌。从相关内容不见于虞集用汉文所撰《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来看，所补信息确有可商之处。众所周知，在元朝的族群等级制下，族际之间界限森严。“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仁宗时因中书省右丞相空缺，由左丞相合散升任，但后者认为自己是回回人，非“世勋族性”，故两次辞让。火赤哈儿的斤被吸收进蒙古权贵的核心家族，对其家族来说是相当光荣且值得称颂之事，但却不见于汉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实属奇怪。后来学者再次释读《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时，未采纳耿世民所补内容，则是更为慎重的处理方式。退一步讲，即便耿世民的补缺无误，阿尔丁夫的质疑也难以成立，因为此事恰恰表明像火赤哈儿的斤这种立有赫赫功绩的勋臣，只有在忽必烈的首肯下才有资格被认作“黄金家族”成员，而这无疑正是元代“黄金家族”指称忽必烈家族的有力证据。

在顺帝至正七年（1347）的一份回鹘文经藏跋文中，祝禧的对象先后是：“我们的可汗陛下、皇后陛下、以太子为首的黄金家族成员（altun uruγ-lar）。”值得注意的是，“太子”一词用了其复数形式“taysi-lar”。据《元史》，顺帝在后至元六年（1340）放逐皇太子燕帖古思后，到至正十三年六月才立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其间皇太子之位一直空缺，故多以“太子”称呼爱猷识理达腊。此处“taysi-lar”指包括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内的皇室诸王，而“altun uruγ-larї”自然也就指以他们为代表的皇室成员了。

与回鹘文文献相比，元代蒙古文文献关于“黄金家族”的记载则较为罕见。当时译师搠思吉斡节儿以畏吾体蒙古文撰写的《入菩提行论疏》记载：“愿合罕（qaγan）、太后（taiγiu）、皇后（qatun）及其家族（uruγ）成为洞悉一切的佛陀。”此论疏成书于皇庆元年，所提“合罕”即元仁宗，“太后”即仁宗生母答己，“皇后”即仁宗皇后阿纳失失里。这种对元朝皇室的称谓顺序与行文方式，与上述回鹘文《七星经》的引文基本相同，但“uruq”一词前无“altan”修饰，推测可能至皇庆元年“altan uruq”一称在元朝统治阶层中尚不普及，故未被蒙古译师用来指称皇帝及皇室成员。

最晚至14世纪中叶前后的元顺帝统治时期，“黄金家族”一称在蒙古文文献中出现。蒙古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跋文记载，此经刻于天历元年（1328），在丁丑年（1337）被译成藏文。可见，该跋文的撰写不会早于顺帝后至元三年。其中，开列的祈福名单为“eǰen qaγan qatun altan uruγ”，未提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故跋文撰写时间不会晚于顺帝册立皇太子的至正十三年。所谓“eǰen qaγan qatun altan uruγ”，即顺帝妥懽帖睦尔汗（eǰen qaγan）、顺帝皇后伯颜忽都（qatun）及其所代表的“黄金家族”（altan uruγ）。

顺帝时期所建居庸关过街塔西壁，刻有八思巴字蒙古文曰：“愿作为需求者和希望者的唯一崇拜对象，光辉的富有德行的洪福皇室家族（altan uruq-ud），如同如意树不断生枝、出叶，繁衍后代，与宇宙永世共存！”据欧阳玄所撰《过街塔铭》，居庸关过街塔系至正二年始建，至正五年竣工。塔铭中“黄金家族”用了复数形式“altan uruq-ud”，说明最迟到14世纪40年代初，此词在蒙古文中已定型为对元朝皇室及其成员的尊称了。

综上所述，元代“黄金家族”一称最早出现在成宗时期的回鹘文文献中，此后仁宗、泰定、文宗与顺帝诸朝的回鹘文文献均有提及。蒙古文文献对“黄金家族”一词的记载比回鹘文文献少，出现时间也较晚，主要集中在顺帝时期。本节所引回鹘文与蒙古文文献所记“黄金家族”皆指忽必烈家族，而非学界熟知的成吉思汗家族。尤其是这些文献皆与佛教有关，由此我们有必要对元代“黄金家族”称号产生的时代背景一探究竟。

二、元代“黄金家族”称号产生的时代背景

蒙古人将黄金与汗廷联系起来的观念由来已久，最早似可追溯至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所记蒙古弘吉剌部始祖生于金器的传说。亦邻真认为，至成吉思汗时，“蒙古汗廷已经把黄金同皇家联系起来，黄金家族、黄金生命、黄金门槛、黄金缆绳等等都是皇家御用的专词”。经核查，“黄金生命”、“黄金门槛”与“黄金缆绳”皆见于《元朝秘史》。所谓成吉思汗时期出现了“黄金家族”称号，则于史无征。

目前所见记载“黄金家族”的文献皆出现在元朝，显然与元代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阿尔丁夫认为，元代“黄金家族”一称最早由畏吾儿人提出。与此相较，畏吾儿人所从事的回鹘文译经活动其实更值得重视。元代记载“黄金家族”一称的文献皆与佛教有关：U9192、U4759和《七星经》《有元重修文殊寺碑》《观音颂》无不是佛教文献；《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所述元代畏吾儿亦都护家族笃信佛教，被誉为“菩萨神圣的天汗”，亦是佛教理念的直接流露。阿尔丁夫未注意到的居庸关过街塔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元代畏吾体蒙古文《佛陀十二行谊》，以及明前期用畏吾体蒙古文撰写的佛经序文，也都是记载“黄金家族”的佛教典籍。这些事实，昭示出“黄金家族”称号与元代佛经翻译有密切关系。上节开篇已提，14世纪前后元成宗时期回鹘文U9192佛经赞文最早记载了指称元朝皇室的“黄金家族”称号，故从文献层面来看，当时回鹘文译经的刊印应是“黄金家族”称号产生的直接原因。

对于以蒙古语为母语的元朝皇室来说，援引其认知结构中的相关文化观念来理解、接受回鹘语的“黄金家族”一称，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对此，我们需要关注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其一，蒙古汗廷固有的文化传统。蒙古语和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二者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元代蒙古语中的altan和uruq二词，在形音义上与组成回鹘文“黄金家族”的altun和uruγ，几乎完全相同。元朝权贵对于回鹘文的“黄金家族”称号，在解读上没有太大障碍。此外，以黄金形容汗廷的传统，在元代仍延续不断。至正六年《敕赐兴元阁碑》以“altan čikin”（金耳）形容元顺帝尊贵的耳朵；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以“altan beye”（金身）代指成吉思汗之身，以“altan čirai”（金颜）尊称元顺帝之貌。可见，将黄金与蒙古汗室联系起来的草原观念深刻影响着元朝统治者，所以“金耳”、“金颜”成为形容元顺帝的专词。在此草原文化氛围中，元朝皇帝在理解回鹘文“黄金家族”的意涵后，将其视作自己家族的代名词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其二，藏传佛教转轮王观念的传播，促进了元朝统治者对“黄金家族”一称的理解。大约在蒙哥汗时期，藏传佛教开始播衍于蒙古汗廷，受到草原权贵的青睐。元世祖忽必烈以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命皇室成员从其受戒，表明此时藏传佛教深受元朝皇帝重视。帝师法号中的“皇天之下，一人之上”，是对此最好的说明。与此同时，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观念也影响到蒙古君主。早在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就“敕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这大概是他接触转轮王观念之始。元人熊梦祥云：“至元丁卯四年，世祖皇帝用帝师班言，置白伞盖于御座之上，以镇邦国。仍置金轮于崇天门之右，铁柱高数丈，以铁图片四系之，以表金转轮王统制四天下，皆从帝师之请也。”其中，“金转轮王统制四天下”的理念，与忽必烈“一天下而国，环四海而家”的武功正相契合。元世祖的转轮王形象还得到中原佛教徒的认可。元初佛道辩论时，佛教徒曾宣扬：“金轮与法轮同转，福越三祗；舜日共佛日齐明，寿延亿劫。”与“法轮”、“佛日”相对的“金轮”、“舜日”，指的正是当时以至元为年号的世俗最高统治者忽必烈及其汗权。在忽必烈之后，将元朝皇帝视作金转轮王的观念愈发流行。元朝皇帝不但被赞颂为“皇元天子御金轮”，其所受藏传佛教帝师的灌顶之仪也被称为“金轮王灌顶”。尤其是至正五年的居庸关过街塔西壁的八思巴字蒙古文，在祝福顺帝朝“黄金家族”的同时，又宣扬顺帝对金转轮王功业的模仿。在此语境中，“黄金家族”之长的顺帝同时是金转轮王，“黄金家族”本身在转轮王观念下已被神圣化了。

综上所述，文献层面的“黄金家族”称号可以视作元代回鹘文译经的直接产物。在元代多重政治文化背景下，蒙古语与回鹘语之间的亲缘关系，蒙古权贵以黄金象征汗廷的观念在元代的持续影响，以及藏传佛教转轮王观念在元朝汗廷的传播，共同推动了元朝君主对“黄金家族”一称的理解与接受。

三、元代孛儿只斤、乞颜与“黄金家族”的指称范围

本文开篇已述，明代文献所记“黄金家族”指成吉思汗家族。不过，在元代并非如此，其概念内涵更为复杂。另外，成吉思汗所属乞颜，在指称范围上与孛儿只斤和“黄金家族”也有异同，这让研究者颇感困惑。此节即对元代孛儿只斤、乞颜与“黄金家族”的指称范围进行比较。

在起源上，作为姓氏的“孛儿只斤”一词，远远早于“黄金家族”。蒙古汗廷所编《元朝秘史》记载，在朵奔篾儿干的诸子中，“别勒古讷台做了别勒古讷惕姓氏，不古讷台做了不古讷惕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不忽秃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儿做了孛儿只斤姓氏”。按照行文中姓氏源于始祖之名的惯例，孛端察儿的后代理应冠以“孛端察儿”姓氏，但却作“孛儿只斤”，这或许是后人为了独尊孛端察儿一系而加以改造的产物。顺便提及，《元朝秘史》第3节记载了一位成吉思汗的祖先，名叫“孛儿只吉歹·篾儿干”。此“孛儿只吉歹”即“孛儿只斤”加上表示男性姓氏后缀的-dai而来。由于《元朝秘史》开篇所列成吉思汗祖先的世系，“包括了不足置信的传说和附会”，因此，“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很可能是后来追忆时所增补。元代成书的波斯文《史集》与藏文《红史》所列成吉思汗先祖的世系，曾参考过早期蒙古汗廷档案，但皆没有“孛儿只吉歹·篾儿干”一系，即是对此说的有力旁证。

上引《元朝秘史》认为孛儿只斤是孛端察儿的后代，对应的汉字音译蒙古文记载了孛儿只斤的全称“孛儿只斤斡孛黑坛”（Borǰigin Oboqtan），这有助于深入考察其指称范围。关于斡孛黑，符拉基米尔佐夫有一经典解释：“蒙古氏族——斡孛黑，是以男系亲属原则和族外婚为基础的，带有从前母权制若干残余、经营个体经济、但共同使用牧地、在承认长子的一定权利的同时赋予幼子某些特权、并以复仇制和特殊的祭仪来维系着的相当典型的父权制的血缘亲族集团。”斡孛黑包括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若干氏族，故《元朝秘史》汉字音译蒙古文多以其复数形式oboqtan表示。在当时容易与“斡孛黑”混淆的另一个词是“兀鲁黑”（uruq）。“斡孛黑”与“兀鲁黑”均指称由血缘关系结成的草原社会组织。前者强调同祖共宗，故在《元朝秘史》中，朵儿边、撒勒只兀惕、合答斤、泰亦赤兀惕等古老的蒙古部落皆被称为“斡孛黑”，反映了蒙古血缘组织产生最初阶段的情况；后者偏向于内部成员间的血亲认同，往往与“札惕”（ǰad，异族、外人）、“哈邻”（qarin，外族）相对，是蒙古人受突厥文化影响后对原有血亲组织的另一称谓，更多地体现出“斡孛黑”后来的演变与分化。因此，波斯文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成吉思汗的兀鲁黑”（ūrūgh-i Chingiz Khān）、“窝阔台的兀鲁黑”（ūrūgh-i Ūkādāy）、“拖雷的兀鲁黑”（ūrūgh-i Tūlūy）等，皆出自“孛儿只斤斡孛黑坛”。

相较于孛儿只斤，文献中对乞颜的记载更为复杂。拉施特称，“乞颜在蒙古语中，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所以人们以这个词为他们的名字”。同时还强调：乞颜是传说中蒙古人的两个始祖部落中的一个。但在其他地方，又特意说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的后代形成乞颜部。为了弥合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拉施特的解释是，在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朵奔伯颜之后，“由于从他产生出很多部落、分支和宗支（图片），各宗支都有某一名称加以识别，乞牙惕的称号反而湮没无闻了”；合不勒汗的6个儿子“全都是勇士、尊贵的大人物和王子，所以乞牙惕又成了他们的称号”。其实，将乞颜视作传说中蒙古祖先的部落之一，并不见于比《史集》更早成书的《元朝秘史》。关于乞颜部的由来，《元朝秘史》中有不同的说法：“把儿坛把阿秃儿生四子：一名忙格秃乞颜；一名捏坤太子；一名也速该把阿秃儿；一名答里台斡赤斤。”此为《元朝秘史》最早提到“乞颜”之处。“忙格秃乞颜”一词，说明乞颜部最晚到成吉思汗祖父把儿坛时已形成，亦即乞颜是把儿坛后代所从出的部族。细加分析，这与拉施特所说合不勒汗后代形成乞颜的观点，并不抵牾。主儿乞是以合不勒汗长子后代为首领形成的氏族，但一向与成吉思汗敌对，从而被后者所灭，故在草原史家看来，最能代表合不勒汗一系的当是其次子把儿坛所在的乞颜部。也就是说，乞颜部为合不勒汗的后代。

《史集》中还有“乞牙惕—孛儿只斤”（Qiyāt Būrjiqīn）这一固定词组，概称也速该的子孙。据此可进一步窥知乞颜（乞牙惕系其复数形式）与孛儿只斤的关系。按照《史集》对某一部落及其分部的书写惯例，二者合写时分部在前，如察罕—塔塔儿、兀都亦兀惕—篾儿乞、客赫邻—巴牙兀惕等，察罕、兀都亦兀惕、客赫邻分别是塔塔儿、篾儿乞、巴牙兀惕的分部。“乞牙惕—孛儿只斤”之称表明，合不勒子孙所在的乞颜部为孛儿只斤的分部，其形成时间当晚于孛儿只斤。

不论是孛儿只斤还是乞颜，在元代都无法与“黄金家族”等同。第一节所提回鹘文与蒙古文文献中的“黄金家族”，都指作为蒙古诸汗国宗主的忽必烈家族及其子孙。笔者发现，“黄金家族”在元代还有其他意指。搠思吉斡节儿在14世纪初的元成宗、武宗朝以藏文撰写了一部关于佛陀生平的典籍《佛陀十二行谊》，后被喜饶僧格于14世纪20年代元泰定帝时期译成畏吾体蒙古文，其中记载佛陀出家时，迦毗罗卫城的守护神曾向他诉说：“一旦您离去……释迦的王族（altan uruγ）也将消亡。”明确以“altan uruγ”指称佛陀所出释迦族。遗憾的是，此书藏文原本今已不存，我们无法查知“altan uruγ”对应的藏文原文，但可以肯定的是，蒙古文“altan uruγ”在元代中后期还被用于指称释迦牟尼家族。此外，在一份明代刊印的蒙古文佛经《度母颂》跋文中，所赞颂对象亦有“黄金家族”：“愿寰宇之主皇帝（qaḥan）、皇后（qatun）、太后（taiqu）、太子（taits-i）黄金家族（altan uruq）的生命福泽像大海中庄严耸立的山巅之皇须弥山一样永世安然。”跋文交代了刻写时间和地点：“宣德六年辛亥（1431——引者注）春季月吉日于大京都城完成。”由此可知，该跋文撰于明宣宗在位时，所提到的“黄金家族”理应指明朝皇族。明代蒙古文佛经跋文所用“黄金家族”，沿袭了代指蒙元汗廷的同一蒙古词语，表明佛教徒心目中的“黄金家族”称号并不专指蒙古汗廷。随着朝代更迭，世俗的最高统治家族及其成员也可被冠以此称。

综上所述，元代的孛儿只斤指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的后裔，乞颜则是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后代形成的部落。“黄金家族”一称出现最晚，主要指作为蒙古诸汗国宗主的忽必烈家族及其子孙，偶尔也用作释迦牟尼家族的代名词，因其还包含指称世俗最高统治家族的意蕴，故在元明嬗替后又被佛教徒用来指代明朝皇室。

结 语

元代回鹘文与蒙古文文献所记“黄金家族”主要指忽必烈家族，而非学界熟知的成吉思汗家族。元代“黄金家族”一称，在文献层面上可以视作回鹘文译经的直接产物。而蒙古语和回鹘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将黄金与汗廷联系起来的草原观念，以及藏传佛教转轮王观念在元朝皇室的传播，有力推动了元朝君主对“黄金家族”称号的理解与接受。在指称范围上，元代“黄金家族”与孛儿只斤和乞颜并不相同；除了指代忽必烈家族，还可作为释迦牟尼家族的代名词。

借由元代“黄金家族”指忽必烈家族这一观点，可进一步深化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认识。

其一，作为蒙古汗国宗主的元朝诸帝力图独尊本家族。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其嫡系子孙在理论上都有被拥戴为大汗的权利。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在汗位继承中出现兄弟阋墙，甚至兵刃相向的军事冲突。忽必烈通过战争从其胞弟阿里不哥手中夺取汗位，建立了元朝，名义上成为蒙古汗国的宗主国，但其合法性受到包括阿里不哥后代在内的众多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挑战。大蒙古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汗之孙海都的反对最为强烈，其后代阿鲁辉帖木儿在元顺帝时趁中原农民起义之机举兵，试图取而代之，扬言：“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太半；若以国玺付我，我当自为之。”可见，有元一代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始终致力于解决自身是否掌握宗主权威的问题。因此，除对挑战者予以军事打击外，还以封贡、赏赐等方式维持对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与金帐汗国的宗主地位。回鹘文译经将忽必烈家族称作“黄金家族”，赋予其最高统治者的意涵，这顺应了元朝诸帝欲独尊忽必烈本家族的政治意图，自然成为元朝皇室强化政治统治的象征符号。

其二，深刻理解历史概念生成的客观语境。一方面，我们对于某一历史概念的理解，往往会不自觉地以“倒放电影”的姿态“以今训古”，由此产生的误解又在群体无意识下被奉为圭臬，从而遮蔽了历史事实的真正面貌。如成吉思汗于1206年创建“大蒙古国”国号，被一些史学著作和历史教材视作“真实事件”。其实，成吉思汗本人没有创建“国号”的概念，所谓成吉思汗创建国号，只是后人在现代国号观念的范式下，对成吉思汗建国想当然的一种解读。有鉴于此，我们在审视历史概念时，理应探讨其中是否暗含现代观念所附加的额外含义。另一方面，某一时期出现的历史概念，其含义容易被扩大到所有时期。如当今学界普遍认为“黄金家族”即成吉思汗家族，这种观念其实来自明代蒙古文文献，而后世将其上溯至蒙古整个历史时期，便遮蔽了“黄金家族”原本指称忽必烈家族的含义。通过对“黄金家族”称号的考察，表明不同时空语境中的历史概念并不具有同一性与恒定性。我们只有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景之中仔细辨析，才能走进历史现场，更为客观地认知历史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