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史参 2023-10-11 07:02 发表于陕西

作者：何德章，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

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旬∙综合）》2023年第10期，注释有所删减

讨论历史问题，需以史料加以印证，但一般来说，涉及文本考订复原，以及具体的人物（Who）、时间(When)、地点(Where)、过程(How)，才有可能证实，而探求历史中的目的、原因、影响与意义，主要还是在史料基础上进行的合理推测，在史证缺少的情况下，历史研究者不得不经常采用推测的方法，尽可能对历史问题给予合理的解释。

两汉间湘江流域人口增长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历史问题，在于其异常的增长速度（参见2023年高考全国甲卷第25题）。《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分别留下了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全国各郡户数、口数记录，这成为今了解两汉各地人口分布、增减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最为基本的史料。总的来说，今河北、山西及陕、甘、宁等省区各郡，户、口数减少，甚至严重下降；黄河中游以南以及长江流域各郡，户、口数增加，甚至急速增长。

从西汉末至东汉中期138年间，湘江流域长沙、零陵、桂阳及湘江流域的豫章郡，户口数的异常增长尤其引人注目。兹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将四郡户、口数增长情况列表如下。

如果将表1中的数据作为特定的史料加以分析，我们会发现，武陵郡主体上属于今湘西地区，包括今贵州、重庆部分区域，地处山区，户口数增长缓慢，而其他四郡，境土相连，户数分别增长到4-10倍，口数增长到3-7倍；除武陵郡外，其他四郡户数增长幅度都高于口数增长幅度，这表明四郡人口总数急剧增长，而户均人口则呈下降趋势。

上述湘、赣流域四郡人口急剧增长，不仅不是当时全国各郡的普遍现象，在长江中下游各郡中也极其特殊。湘江流域四郡在两汉属于荆州刺史部，荆州除此四郡外，还有主体上属于今湖北的南郡、江夏及主体上属于今河南的南阳郡。豫章郡属于扬州刺史部，扬州属郡跨长江下游两岸，其江南部分，西汉末置有会稽、丹阳二郡，东汉中期从会稽分置吴郡。下面仍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将此数郡户口数情况整理列表如下，以相比较，其中吴郡、会稽合以“吴会”录入数据。

据表2所列，两汉间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阳郡、江汉平原的南郡，较之地处鄂东的江夏郡，户口增长较快，长江下游以南今江浙一带的吴、会稽二郡，与地处皖南的丹阳郡相比，户数增长幅度相差不远，而口数增长低于后者。总的来说，上述各郡户口在西汉末的基础上，仅增长了30%左右，增长幅度远远低于湘、赣流域长沙等四郡。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上进行比较，更凸显出湘、赣流域在两汉间户口数异常增长的特征。

一般来说，古代农业社会，户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正向关系，汉代赋役以人丁为本，户口增加意味着国家财税与劳力增长。但是，同一历史时期，在生产力水平、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社会状况相似的情况下，湘赣流域数郡户口爆发性增长，远远超过周边数郡，就难以用正常的经济发展加以解释了。汉代长江以南总体上处于“地广人稀”的的状态，湘、赣数郡人口的急剧增长确实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经济发展本身，并非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

葛剑雄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及《中国移民史》第二卷两部著作中，都曾讨论到湘、赣流域四郡人口异常增长的问题。在《中国移民史》中，他指出西汉末至东汉中期，长江中下游江南部分的人口增长率，与西汉一代相似，“中游高于下游”。他引用梁方仲在《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所做的量化数据，西汉元始二年至东汉永和五年138年间，零陵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5%，长沙、豫章、桂阳分别为11.6%、11.3%、8.8%，而丹阳、吴郡分别为3.2%、2.2%。基于对两汉间人口发展变化总体状况的掌握，葛先生对于湘、赣流域长沙等四郡户口异常增长的原因，做出了如下推断：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郡的户口增长率说明，它们的实际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肯定是人口的机械流动所致。从统计数字看，吸收外来移民的主要地区是今湖南、江西，而今江苏、安徽南部移民较少。

也就是说，除了正常的人口增长外，外来移民或者说北方人口南下，是两汉间湘、赣一带数郡户口异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其在对两汉人口史详细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这一推断，是有说服力的。葛先生将北方人口南迁归因于西汉末北方动乱，并试图在现存史籍中寻找两汉之际北方人口南迁的切实史证，但只找到《晋书》卷九十四《隐逸·韩绩传》及《后汉书》卷三十八《杨琁传》两条，前者称韩绩祖上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迁至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后者杨琁，其高祖杨茂本河东郡（今山西西南）人，在东汉初因功封会稽郡乌伤（今浙江义乌）新阳乡侯，后世遂居于其地。不过，这两条史证，个体因避乱、受封南迁，新住地又在吴郡、会稽，且韩绩先世本居广陵，似难以解释湘、赣流域人口剧增的事实。北人南迁，理当如此，史证缺乏，研究者亦无可奈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阶段没没有人从北方南迁，也不意味着南迁的规模非常小……由于下层平民留在南方一事不足以引起学者和史官的重视，所以不会被记载下来，更不会有人记下他们的数量”。葛先生这一解释无疑也是合理的。

不过，永和五年湘、赣数州可能存大的的大量北来人口，未必就只能是在两汉交替动荡之际南迁，更多的可能是在永和五年前三五十年才从北方南下，理由有二。如果永和五年湘、赣数州的人口数是两汉之交北方移民大量南迁并自然增长的结果，按表2东汉时长江中下游吴、会及江夏、南郡等从西汉末至永和五年人口增长30%左右顶格计算，表1中可能接收了较多移民的长沙、零陵、桂阳、豫章四郡，东汉初年的人口基数分别应有81万、77万、38万、139万，增加的人口仍然是西汉末人口的数倍，其后百余年间朝廷对此数郡竟未加分置，各郡属县也基本未予调整、增置，令人生疑。此其一。如果东汉初年此数郡户口数已如此之多，在其后百余年间经济进步的基础上，理当孕育出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社会，但史书中基本未见这些地区豪族活动的记录，东汉中期以前，也未见有影响的政治与文化人物。地方社会发展迟滞，反证北方移民来此数郡，不可能太早。此其二。

东汉和帝永元（89—105）年间，直至顺帝（125—144在位）时，史书留下了几乎不间断的水、旱、蝗等灾害记录，发生地区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时期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了大规模的流民现象，社会承受力到了极限，甚至一个谣言也能触发数州百姓流亡，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司隶、并州、冀州，亦即今河南、河北、山西一带，“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安帝永初元年（107），关陇羌人发动大规模暴动，历时十余年，陇右诸郡纷纷内徙至长安附近，“三辅”一带，坞堡林立。《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暴动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至使“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这无疑推动了北方流民南下。随着流民问题严重，朝廷也放弃了要将流民遣返旧居要求，不断下达诏令，允许流民在流亡所到之处“占著”“自占”，申报户口，编入户籍。北方人口因灾害与社会动荡而迁徙，地广人稀而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理当成为迁徙的目的地。

汉代北方流民南迁，之所以聚集于湘、赣数州，则与交通路线与沿途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葛剑雄先生分析西汉时北方流南迁民之所以选择长江中游以南的长沙郡为目的地，说:“自关中或伊洛抵南阳盆地，沿沔水（今汉水）而下，经江陵向南，溯湘江而南，这是当时连接南北的交通干线。在南越平定以后，这条路线还延伸到了岭南和今越南。这条干线自然也是流民南下的通道，而流民一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要有可能就会在沿途定居。”这条干线辐射的江、汉、沅、湘流域，先秦时楚国即有开拓，有接纳南下流民的基础，而其北部今河南境内的南阳、颍川、汝南等郡，西汉后期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湘江流域便成了流民的目的地。葛先生分析说，湘江流域的长沙国，从汉文帝七年（前173）到始元二年（公元2年）175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9.2%，远超全国4%的年平均增长率，应是流民迁入的结果。

不过，即便经西汉流民迁入与人口增长，按照《汉书·地理志》所记，始元二年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人口总数717449人，仅按现今湖南省域面积21万平方公里计算，每平方公里也只有3.42人，“地广人稀”的局面仍未改变。葛先生指出的西汉时期的南北交通干线，利用了长江支流汉水、湘江，以秦朝进军岭南时修筑的灵渠为联结枢纽，直至西晋统一后依旧整治使用。无论是两汉之交北方动乱，还是东汉中期北方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激发的流民，选择湘江流域为目的地，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南北流向的赣江同样也是汉代内地与岭南重要的交通线路，按《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末豫章郡人口计算，其时赣江流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2.4人，其地能在东汉时接收北来流民，户口数从而增长，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推测湘、赣流域在东汉时户口急增，原因很可能是东汉中期因北方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造成的流民南下，事理如此，但同样缺乏切实的史证。《三国志》卷五十五《黄盖传》称黄盖为零陵泉陵县（治今湖南省永州市北）人。裴松之注引《吴书》说：“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也，枝叶分离，自祖迁于零陵，遂家焉。”黄子廉不知何时何地人，是否因任职而子孙居南阳也不可知，但黄盖的祖父才迁至零陵泉陵，则是肯定的，或许是东汉中期从北方迁徙而来。《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零陵先贤传》：“周不疑字文直，长安人。始婴孩时已有奇异，至年十三，曹公闻之欲拜识，既见，即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时有白雀瑞，儒林并已作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异而奇之。”《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引《零陵先贤传》称刘表之别驾零陵人刘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周不疑既称长安人，又称零陵先贤，两相对照，很可能因为其祖上是从长安迁至零陵。零陵刘氏、周氏本外来流民，东汉末活跃在荆州政坛，显示出流民对于当地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以上在史证缺乏的情况下，对两汉间今湘、赣流域数郡户口增长超越全国水平、也远超邻近地区增长速度的原因，做了推测，说明这一时期湘、赣流域数郡户口的急速增长，不能归结于当地经济发展下的人口自然增长，主要是北方流民南迁的结果所致。这些推测，结合了特定时间、空间的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地理交通的影响，多角度地分析了湘、赣数州人口数据所显示的历史信息，利用了学者精深的研究成果，间或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总之，历史问题的分析与判断，需要对充分解史料信息，综合利研究成果，同时需要较为全面地了解与问题相联系的各方面的情形，分析还得符合正常的逻辑，不能简单地仅据通常认知，直线性地得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因孙吴及东晋南朝各代选择今江苏南京一带建都，政治形势与南北交通线路改变，影响汉代北方移民南下目的地选择的种种因素，不能照搬用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历史现象。

对于历史问题的合理推测，还应当注意两点：首先，据以进行推测的史实本身是可靠的，不能在错误或虚构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其次，即便推测的结论是合理的，也不能据以进一步解释其他史料或分析其他历史问题，而应从另一角度解释或分析。如果所有推测都指向同样的结果，推测则可成立，而据推测而层层地延伸推衍，所得结论便趋于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