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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忠:中国书籍的起源与文明探源

来源:古籍 2023-09-06 00:01 发表于广东

以下文章来源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作者李致忠,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中华文明探源,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其中中国古代书籍的起源,应当是不容忽视的切入点。因为书籍产生的必备要素,要远远高于其他物质文明标识之上。不论什么民族、什么国度,只要产生了书籍,便是进入了人类文明的新阶段。

一、中国书籍的起源

书籍,在中国古代又称经籍、典籍、载籍等。在书史研究者看来,不是有文字者皆为书,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辑或创作,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制材料上的著作物。

书籍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它既具有一般社会产品的物质形态,又有一般物质产品不具备的意识形态。《隋书·经籍志·总序》说“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意谓书籍是从人的思维中物化出来的“机神妙旨”,是圣哲能事的外在体现。这就是说,它在具备物质形态的同时又具备“意识形态”。所以有人定义书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概括得比较贴切。以这样一种尺度来探寻中国书籍的起源,西汉孔安国(前156—前74)《古文尚书序》中有如下表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孔安国字子国,孔子第十一世孙,于西汉景帝至昭帝末年在世,西汉武帝时为经学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在他看来,文籍是由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替代结绳之政后慢慢衍生出来的。

伏羲氏,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虙戏、牺皇、皇羲等,系三皇之首,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大约生活在距今8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出生地在成纪(今属甘肃天水)。关于成纪之名,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谓伏羲氏“画八卦以成纲纪”,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将其出生之地称为“成纪”。西汉时设立了成纪县。唐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成纪县》条载:“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周成纪县,属略阳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秦州,皇朝因之。”

1987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五版,报道在河南舞阳城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出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甲骨契刻符号。这些契刻符号,刻在随葬于墓中的龟甲、骨器和石器上,比之前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年代要早一两千年。其中个别契刻符号的形体,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上的某些字很近似。说明早在8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汉字可能已由图画逐渐向契刻符号演变了,这与伏羲氏生活的时代大体契合。契刻符号虽不能说已是文字,但这种符号足以替代靠结绳来管理社会的原始之政,同时也为文字逐步衍生并慢慢出现书籍提供了必备要素。足见孔安国《古文尚书序》所言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大体可信的。

《尸子》卷下说:“虙犠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又曰:“伏羲始画八卦,列八节,而化天下。”意谓伏羲氏始画八卦,以定天地之位,分阴阳之数,以通神明之德;又列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之八节,以通二十四消息,借以指导农耕,开化天下。这些都是伏羲氏在人文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卷一《三皇》按语中引证《周易》的话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为网罟,以田以渔。”

东汉蔡邕在《琴操》卷上《序首》中曰:“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2022年7月16日晚,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推出一台中西文明互鉴节目,十分动人。互鉴的载体就是中国的古琴及西方的钢琴,其中谈到中国的古琴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七弦了,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而西方的钢琴则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二者在时代、地域、种族、文化等方面相隔甚远,但钢琴弹出的中国古琴名曲《高山流水》,同样倾倒中西方的音乐爱好者;反过来,中国古琴弹奏的西方著名协奏曲,同样倾倒中西方的音乐爱好者。不同文明能否互鉴,关键是得深知己真知彼,否则互鉴是达不成的。伏羲氏时代的古琴弹奏能“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表明那时已十分重视身心修养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更高一层的表现。

由于伏羲氏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古圣先贤,因而备受推崇和膜拜。只不过局限于当时的认知,人们对能带领他们不断进步、相对改善和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贤能,常常进行了神化。《元和郡县图志》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已带有神话色彩。更有人描绘伏羲氏有蟒蛇之身、鳄鱼之首、雄鹿之角、猛虎之眼、红鲤之麟、巨蜥之腿、苍鹰之爪、白鲨之尾、长须鲸的胡须,可以说是荟萃了灵禽猛兽的所有优长,意在吹捧他不是常人,而是一位不可思议的神。古人如此美化、神化伏羲氏,固可满足大众推崇、信任和敬畏的心理,却未料如此夸张与神化,掩盖了历史的真实,给疑古虚无之人以否定真有其人的借口,使那时产生的许多人文事件和文化现象不见天日或似有若无。

为阐明中国古代书籍的起源,孔安国在《古文尚书序》中又进一步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意谓伏羲、神农、黄帝三皇时代出现的书籍总称为《三坟》,内容讲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五帝时代出现的书籍,总称为《五典》,内容讲的是常道。所谓“大道”与“常道”,《附释音尚书注疏》卷一引证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曰:“坟,大也。以所论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解释得虽不能尽如人意,但也算是大义可通。

孔安国讲了上述这些话之后,盖恐有人质疑三皇、五帝时代的那些书怎么到今天连一种也未传下来,所以他又接着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告诉人们,到了他先祖孔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春秋末期,目睹其时史籍的烦乱,担心览之者各取所需,不能有一致的认识,遂动手加以整理。首先是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简约史记旧闻而修《春秋》;赞颂《易》道而罢黜流传已久的《八索》;述《职方》而废弃《九丘》。并对其文字“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遂成为可以“垂世立教”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艺。

这段文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的断限主张。在孔安国看来,讨论中国书籍起源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上限当断自唐、虞,下限当断自春秋末期。这是很符合实际、很有见地的断限。

“唐虞”指的是唐尧和虞舜。中国历史上的“唐虞时代”是个盛世,后人称之为“唐虞之治”。其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100年的200年间,迄今约4000多年。后世对这个时代十分景仰和怀念,所以到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的诸子,还常常称道唐、虞的贤能善政。

唐尧,乃帝喾之子,初封于陶,后改封于唐(今山西临汾)。名放勋,号陶唐,谥曰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是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对他的记载与称道。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证皇甫谧的话说“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九次印刷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注二)。此说若真是确凿可信,读者又不厌其烦,则可推出其具体的生卒年。

“虞舜者,名曰重华······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后经多年多样考查,“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之尧本纪)。这也是凿凿实实的正史记载,毋庸怀疑。

孔安国将中国书籍起源上限断自唐、虞,下限则止于春秋之末,即从公元前2300年至前476年的1800余年的时间跨度内,正是五帝后期至夏、商、周三代时期。谓这个时期是中国书籍的起源期,非但有根有据,而且对中华文明探源也颇具深远意义。

书籍构成的基本要素是人的思想、阐释思想的文字、文字附着的载体材料及其生产制作的方法。没有文字,永远不会有书籍。因此考古学上通常将文字的出现,看作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但也不是文字一出现,马上就能写成书籍用以传情表意。因为复杂的思想表达,要有丰富的字词供人拣用并合乎逻辑地组成。所以,书籍的产生意味着在其之前必得有相当数量的文字先期行世。

众所周知,汉字的前身是图画,是远古人们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据考古学家考证,早在旧石器时代(约300万—1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在所居住的洞穴墙壁上画画。有些画画得还很逼真,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例如要打猎,就画出一头鹿或一头牛和一个手持弓箭的人,作为信息公布出去,这样就达到了交流思想、约同狩猎的目的。所以有人把这种图画就称为图画文字。起初,这些画要画得很复杂、很细致、很逼真,目的就是让人一看就懂。待到人们对某些画所代表的意义都熟知了,画的结构和笔划就开始简化。即用简单的几笔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就行了,于是图画开始向符号演变。比如一头牛,有的勾勒全形,有的只画一头两角。即使是画全身,所取的角度与侧重也不完全相同。这表明,从图画演进到符号,再从符号演化为文字,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1988年12月25日《北京晚报》第八版,摘登了《陕西日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考古学者日前在西安的国际性考古学术会议上说,汉字出现于龙山文化时代的晚期,即黄帝时代及夏代初期,并向与会的美、英、日、苏、法、加拿大、德国等外国同行展示了10余枚刻划兽骨、骨器的拓片和幻灯片。这些形体小如蝇头,笔画细若蚊足,刀法古拙,刻迹清晰的符号和原始文字,其形体结构很多与殷墟甲骨上的文字近似。这说明在5000年以前,中国的汉字已经由图画经契刻符号衍化而生了。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了。

关于汉字的出现与形成,古人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圣人造的,而《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都说是仓颉造字。把造字的功劳归于某个人,肯定不符合历史事实。汉字一定是古代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而由某些人或某个人加以整理、划一、规范,则是完全合乎事物逻辑的。《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古人为这句话做注解,说:“仓颉,黄帝史官。言古亦有好书者,不如仓颉一于其道,异术不能乱之,故独传也。”清惠栋《周易述》卷二十亦谓:“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又小字注云:“荀子言一而后精。后出古文云‘惟精惟一’,先精后一,非古义也。”都是说要“一于其道”,才能求精。后来又有人做了新解,说是古来喜好文字的人很多,为什么都不能传下来,而唯独仓颉的字能够流传下来呢?其原因就是仓颉对纷繁不一的文字,做了整理和统一的工作。这虽不是古人所解之义,但也不无道理。因为能将纷纭复杂、众体不一、写法各异的文字统一起来,首先要求自己专一此道、精深此学,否则是绝对统一不起来的。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注》引证《叙世本》注曰“仓颉,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矣”(刘勰《文心雕龙注》卷四)。南北朝时魏收的《魏书》卷四上《帝纪第四上》亦说:“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可知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史官,职在摭拾收集、创造规范文字。

黄帝是5000年前的重要历史人物,孔安国尊他为三皇之末,司马迁《史记》则将之尊为五帝之首,并为之树碑立传:“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其人敦敏聪明,生当神农衰世,群雄并起,暴虐百姓,“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之黄帝纪)。其中的“五气”,《史记集解》引证王肃的话说即“五行之气”。又引证《史记索隐》说五气即“春甲乙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蓺”,树也、种也。“五种”,郑玄释为黍、稷、菽、麦、稻。良渚遗址考古发现的稻谷遗存,证实了这一点。黄帝这种教民播百谷、事农耕、驯鸟兽、促养殖、构屋室、避风雨的重大举措,都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何况又有了文字!

2022年5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他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总书记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硕成果,明确我们中华民族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指出考古探索、文献研究、自然科学的科技手段有机结合,才是研究方向。学习之后,获益良多,我们应该深刻理解讲话的丰富内涵,从中悟出一些新的内容。

农耕艺种、渔猎驯养、房屋搭建、城池构筑等,都可能是中华文明取为探源的载体,但比这些更为高深、涵盖更为复杂、文明层次更高的中国书籍起源问题,不知是否曾被列入文明探源的取资对象。这个问题,光靠考古恐怕有困难,原因盖是除少数“镂之金石,琢之盘盂”的书籍可供考古研究之外,其他绝大多数“书于竹帛”的典籍,都容易朽蠹腐烂,留存不下来。后世虽也有简、帛之书先后出土,但时代都比较晚,缺乏文明探源资质,所以关于书籍的探源就难以仅靠考古,而必须要多靠文献记载,再证以相关的考古成果。总的来说,考古与文献都不应单打独斗,而应紧密结合、相互印证。

孔安国本是西汉初期的经学博士,注释从他们家墙壁里发现的古文经书天经地义,注释蒇事之后写一篇序文冠诸卷首,也很顺理成章。然在序中大谈书籍起源,并将上限断自唐、虞,下限截至孔老夫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似乎令人费解。《附释音尚书注疏》引证唐代孔颖达古文《尚书正义》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原来《尚书》是辑录上代以来篇章典籍的总汇,孔安国传注这些篇章之后,无法绕开书籍起源问题的探讨,所以才在序中直面而谈。

设若研讨中国书籍真的应该“断自唐、虞,讫于周”,则在时间上应该是公元前2300年至前711年,若往后拉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则应该是公元前476年,中间大约有1800年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也都包含在这段历史跨度之内了。这样,光书籍的起源距今就当在四千多年,而构成书籍要素之一的文字,则早在五千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即已产生,并不断规范和划一。这都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脱离蒙昧和野蛮之后而更加文明的重要标识。果如是,则中国书籍史研究也可助力中华文明探源的推进。因为中国书籍起源的历史时代,进一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确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二、文献记载的进一步印证

如果说孔安国关于书籍的论述尚属个人之见,那么下面的文献记载则可让我们知道,他的见识盖是时人的共识。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代之势已十分衰微,非但《礼》《乐》之书被废弃,《诗》《书》之类也很缺乏。孔子乃从夏、商、周三代中追寻《礼》迹,并序成《书传》。上起自唐尧、虞舜,下至秦穆公,编次其事,并说夏、商之礼我能说之,只是他们的后裔小国杞、宋未必能助其成。若能,则我能做成其事。世上物类相召,势数相生,变化有一定规律,所以观察殷、夏之礼的损益,则其后百世之礼亦可推知。而周视殷、夏,文章则富备,故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礼记》和《尚书》,都是孔子辑佚整理出来的。说明在他之前这些内容的书籍都曾经是有过的,只是后来散佚了,所以才说是“追迹三代”,“吾从周”。

《史记》又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段话主要讲的是,孔子删《诗》,将《诗》由原来的3000多篇删节为305篇,并确定了风、雅(小雅、大雅)、颂的格局。然周景王元年(前544),吴季札曾经到鲁国观乐。鲁国为吴季札所歌的《诗》,据《左传》记载,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等,已和今本《诗经》差不多。而吴季札赴鲁观乐的那一年,孔子才只有8岁,表明远在孔子之前,《诗经》的体制已与今本《诗经》相仿了。设若此说成立,则孔子删《诗》就成了子虚乌有,实际恐非如此。可以肯定,孔子删《诗》之前,《诗经》一定有了选本,篇数格局也许和今本大体相仿,但不能据此怀疑孔子删《诗》的事实。都从3000余篇中删选,但弃取之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会很不同。孔子删选的原则是“取可施于礼义”者。删选的时段是“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契”,帝尧的异母弟,被封在商(今商丘),是商族的始祖,商汤的先祖。教民用火,推动社会前进。“稷”,姬姓,帝尧时生于稷山,今山西稷山县,被封为后稷之官,是周的始祖。教民稼穑,推动农耕前行。孔子删《诗》的采择时段,上自“契”“稷”,“中述殷、周”,与前边孔安国古文《尚书序》所说“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完全一致。所以孔子删《诗》,不能轻易否定。

《史记》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与前边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所说“赞《易》道以黜《八索》”十分契合。孔子所称赞的《易》道,已不是由伏羲所画八卦解释衍化而成的《八索》,而是经周文王进一步演算而成的《周易》。周文王,姬姓,名昌,陕西岐山人。原为殷商的诸侯,封为西伯。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他知而哀叹惋惜,被纣王知道后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长达7年之久,遂重演八卦,以成《周易》。这是文王被囚的原因,和重演八卦以成《周易》的背景。

前些年,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国简书,简书中有《容成氏》一节,谈到“(九邦叛纣),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乎?’纣闻之,乃出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意谓文王听说不少诸侯小国反叛商纣,则说君虽无道,为臣者就敢不再事君了吗?犹如父亲无道,做儿子的难道就不再为儿而不尽事父之责了吗?哪有天子而可以反叛的?商纣王听到这话之后,觉得关了他这么多年,还能忠诚事君,本分为臣,很好,遂解除了对他的囚禁,并让他领兵弹压其他的诸侯小国,遂令其势力日强,为武王伐纣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易》分为“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为八八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这就是卦辞和爻辞,专为占卜之用。“传”的部分是卦辞和爻辞的解释,称为《十翼》。孔子晚而喜《易》,称赞《易》道,不但废黜了《八索》,还使所喜读的《周易》“韦编三绝”,显然那是太喜欢了。要说透“韦编三绝”还真不是很容易,有两种解释值得参考。一说孔子晚年,也就是春秋末年,其时书籍多用竹、木简书写。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或木简,这些竹、木简无论是先编简成册,还是先书字后编之成册,都有个用什么材料编制的问题。有人说“韦编”是编简的皮绳,意谓因披阅翻检的次数太多,连编简的皮绳都断了好几次。后来有人提出了质疑,说那时的牛羊皮能否熟到可以编简的程度,是个很大的疑问。遂又有人做出了另一种解释,谓编简成册之后的条条竹、木简,皆是上下走向,类乎经线,而编简之绳皆是横向走势,类乎纬线。古时“韦”“纬”可通,故“韦编”即是“纬编”,也就是编制竹、木简的横绳,因多次披阅翻检而断了多次。然中国的经、纬,乃经天地、纬阴阳,与阴阳五行等有关。而地球的经纬度,或说是经、纬线,则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时发现的,与“韦编三绝”之“韦”无关,所以还待进一步解释。好在我们说“韦编三绝”,意不在这个辞的解释,而在借此说明早在孔子晚年之前,《周易》早已成书。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孔子以辑佚整理好的《诗经》《尚书》《礼记》《乐书》传授弟子,大约有3000人,而真正身通“六艺”的,只有72人。也就是《名贤集》所说的“三千徒众立,七十二贤人”。其实孔子整理旧籍而终成“六艺”者,乃指《易》《书》《诗》《礼》《乐》《春秋》。

孔子生活的时代,跟我们现代教书的方法不一样。现在是同一年级分成几个班同时上同一的课,机会均等,资源共享。而孔老夫子,很主张“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登堂入室”。30多年投奔他门下的学生3000多名,而真能登堂入室,直接聆听孔夫子讲课者,只有72人,其余都是这些入室弟子的弟子。这种教学方法,有好的一面,那就是重点突出,兼顾一般。但也有弊病,那就是师资不能共享,等再传,就难以守正存真了。而且这套办法施行了2000多年。《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记山东高密郑玄云:“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可知到东汉,马融教学仍沿袭着孔老夫子那一套,400多名学生,只有50余人能登堂入室直接听他讲授,郑玄门下三年始得一见。一见便质之诸疑,得马融之精髓,且立即辞归,遂使融道东移。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注》卷四《论语述而第七》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位“老彭”据说是殷商时的贤大夫,好讲述古事。孔子私下自比于老彭,也述之而不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谓:“闻之: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实而不华。”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九云:“三十九年春,鲁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记而作《春秋》,约其文辞,以绳当世。”这些记载,都说明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未获践用。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哀公西狩大野,随从叔孙氏家臣射伤一只怪兽,牛尾、马蹄、鹿身,头上长一肉角,不知是何物。孔子却认出它是麒麟,本为吉祥之兽,今却受伤而死,意味世事要变,自己也明了其道已尽,遂改变一生述而不作的个性,就史记旧闻而创作了《春秋》。

《史记》卷二《夏本纪》载:“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宋陈经《尚书详解》卷七《甘誓》之下小注“夏书”二字。夏启时已有关于甘之战的正式记载,表明夏已有书。

《汉书》卷二十三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里的《禹刑》指的当是夏时的典刑,是法律方面的著作。

《尚书·多士篇》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汉孔安国《尚书传》曰成周即“洛阳下都”,“殷大夫士心不则德义之经,故徙近王都教诲之”。

唐孔颖达正义曰:“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民性安土,重迁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诰此众士,言其须迁之意。”

南宋吕祖谦撰、其门人时澜增修之《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四解释曰:“以其父祖之旧闻而开谕之也······尔先人典册所载殷革夏命之事,历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

“殷革夏命”在公元前16世纪,孔老夫子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的春秋末期。据此,我们把中国典籍产生的时代锁定在距今4300年至2500年这段历史跨度内。加上5000多年前产生、演化、发展、形成的文字,构成书籍产生的前提性要素,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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