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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宇:“五胡乱华”辨正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9-24 07:02 发表于北京

作者:吴天宇,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3期

“五胡乱华”之说部分揭示了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与西晋灭亡的密切关系,以及战乱导致中原特别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出现局部性、暂时性破坏和倒退,但这是民族融合和国家再统一进程中曲折性、阶段性的一面,并非历史主流和本质。

永安元年(304年),南匈奴左贤王刘渊拥兵反晋,自称“汉王”,揭开了五胡十六国历史的序幕。南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逐鹿中原,竞相立国,直至开皇九年(589年)隋平陈,才恢复大一统局面。受夷夏之防观念影响,古人以“五胡乱华”来概括这段历史,将以五胡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视为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林立、战乱不休乃至导致中华文明“衰落”的主因。近代以来,国内历史学界已对这一传统认识的局限性有所揭示。然而,在部分学术研究特别是公众领域中,仍然有不加辨析地使用“五胡乱华”概念的情况。这对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主流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利的,有必要加以辨正。

“华乱”非由“五胡”

诸胡“乱华”的说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出现。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中便有“深惟四夷乱华”;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称:“上申光武权宜之路,下防戎羯乱华之变”。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十》“自五胡乱华,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伤残”,可能是现存文献中直接称述“五胡乱华”的最早一例。此后,在关于两宋与辽、西夏、金诸政权对峙的叙说中,“五胡乱华”之说被不断重复。如洪迈《容斋随笔》中有“五胡乱华”条,将宋金对峙与刘曜、石虎等人“盗窃中土”的历史相比拟;吕祖谦亦感慨:“后来如五胡乱华,怀、愍至于中国天子反为狄驱之青衣行酒”。正是经过士人学者反复使用、强调,“五胡乱华”之说逐渐成为流传广泛的“固有印象”。

古人所谓的“五胡乱华”是从“夷夏之防”视角解释西晋灭亡及之后中原长期分裂割据的原因,这一认识方式具有历史局限性。“五胡”内迁并不是短时段内的突发事件,胡族进入汉地生活与起兵建立政权也不存在必然联系。以南匈奴为例,早在东汉初年,南匈奴便正式附汉入塞,“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随着时间推移,南匈奴部众自长城沿线逐渐南下至汾河、黄河流域。刘渊起兵时,内附的匈奴人已经在汉地生活200余年,深受汉文化影响,部分匈奴人甚至“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氐、羌等族从汉朝西陲进入关中地区的过程,亦与南匈奴相似。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东汉、曹魏、西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北方已然形成胡汉杂居错处的民族分布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五胡”虽已“入华”,却并未“乱华”。

进而言之,“五胡”内迁并非“入侵”,南匈奴、氐、羌等进入汉地,往往是在中原王朝准许甚至主导下进行的。这些或主动依附或被招怀内迁的胡族不仅充实了并州、关中等地的人口,也为中原王朝提供了一定的赋税与兵员,有利于北部边郡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同时,在与内迁胡族不断接触中,汉、魏、晋等中原王朝也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传统。曹魏时,州刺史开始兼任负责内迁胡族事务的持节领护官,如王雄以幽州刺史兼任护乌桓校尉、陈泰以并州刺史兼任护匈奴中郎将、徐邈以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等。这说明,管理内迁胡族已被纳入地方长官的职责中,并逐渐成为王朝治理的常规内容。魏晋之际,虽然也出现由内迁胡族发起的地方性骚乱,但主要原因大多是官府的盘剥与压迫,而不是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西晋灭亡,症结在于内乱,而非胡族。永康元年(300年),贾后废杀皇太子遹于许昌,赵王司马伦与齐王司马冏等又诛杀贾后及其族党,宫廷政变进一步演变为西晋宗室诸王争夺皇位的全国性混战。长期战乱严重消耗了西晋国力,最终导致朝廷崩溃。为了在战争中取胜,诸王及各镇纷纷援引匈奴、乌桓、鲜卑等胡族的军队为援,如成都王司马颖用匈奴、并州刺史司马腾用乌桓、幽州刺史王浚用辽西鲜卑,引发中原地区更大规模的胡汉移民浪潮。因此,从历史逻辑来看,并非“五胡乱华”,而是“华先乱”,再有“五胡”参与其中并乘机逐鹿中原。所谓“五胡乱华”,本质是中原王朝控制力衰退与周边民族势力崛兴引发的竞争与碰撞,随之而来的是多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民族融合是主流趋势

在古代文献语境里,所谓“五胡乱华”还有另一层含义:胡人只知破坏,不知创制,中原典制,毁于一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五胡”起兵建立政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汉、晋旧有的政治秩序,但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胡族君主,却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视为华夏正统的继承者。最早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南匈奴贵族刘渊,不满足于“复呼韩邪之业”,其政治目标不仅是匈奴一族的单于,而是成为胡汉各族共同尊奉的皇帝。刘渊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将“德”而非“族”作为自身政权正统性的来源与依托。他还援引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兄弟”的史事,自称“汉王”,建国号为“汉”,试图将自己塑造为汉朝继承者,以便取代西晋。刘渊之后,羯人石勒以“赵”为国号,鲜卑慕容氏以“燕”为国号,氐人苻氏、鲜卑乞伏氏、羌人姚氏皆以“秦”为国号,铁弗匈奴赫连氏以“夏”为国号。与刘渊建立的汉政权相似,这些胡族政权的名号也并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审慎考虑,目的都是将自己塑造为继承汉、晋的华夏正统,这是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政权的共性。

对“汉”、“赵”、“燕”、“秦”等华夏政权名号的选择,体现了“五胡”对华夏文明的认同。不仅如此,由于“五胡”大多内迁较早,很多胡族对汉文化产生强烈兴趣。清代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僭伪诸君有文学”条中指出,十六国时期很多胡族君主都雅好经、史、文学,并提倡文教、兴办学校。刘渊、刘聪、慕容皝、慕容儁、苻坚、苻融、姚兴等人“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令赵翼感慨非常。

上层贵族推崇汉文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个人兴趣,而是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必然结果。这与胡族政权对汉、晋旧制的承袭、吸收,并大量任用汉人为官的举措是一致的。十六国时期各政权普遍以汉、晋王朝的政治制度为蓝本,建立起三公(诸公)制、三省制、郡县制、察举制等,以及用于等级身份管理的军号、封爵、散官等制度。西北地区的出土文献显示,一些胡族政权还效仿汉制建立起文书及户籍制度。

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政权还将大量汉族士人吸纳其中。周伟洲曾对史籍所载汉赵政权共263名官员进行统计,其中汉人多达131人。后赵、前燕、前秦诸政权的统治者也都大量举用汉人:如前燕慕容廆控制辽西后,将逃亡至此的河东裴氏、鲁国孔氏、安定皇甫氏、右北平阳氏、广平游氏、平原宋氏、渤海封氏等高门士族都吸收进政权,予以礼待;前秦也多次令各州郡推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之士,吸引汉人入仕,苻坚与王猛的君相关系,更是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与汉族士人结合的典型。这些汉族士人积极协助胡族统治者建立、完善各种制度,在维护各政权政治秩序稳定的同时,也淡化了胡汉的界限。

十六国时期,民族间的冲突与碰撞客观存在,但综合来看,胡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仍是历史主流。“五胡”对华夏正统的认同与追求,对汉、晋制度及汉文化的接受与学习,是十六国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

“中华”内涵进一步丰富

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并建立政权后,在继承汉、晋旧制的基础上,也带来了新的政治因子。如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就与鲜卑旧制密切相关。与中原王朝相比,胡族受传统束缚较小,守旧意识较淡。阎步克认为,胡族政权在制度、文化上颇敢于“标新立异”,最初只是制度的畸变,到一定阶段后,也表现为一种制度活力。例如北周大规模托古改制,舍弃魏晋的三省制而全面实行《周礼》“六官”,就是借经典之名创立新制度。十六国北朝时期,胡族政权在官制、法制甚至礼制建设上,都取得一定成绩并为后世继承。由此可见,将北朝视为“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的观点有其合理性。胡汉融合不仅没有阻碍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反而推动中华文明进入新的阶段——隋唐大一统时期。

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为隋朝统一南北奠定了基础。田余庆在对比淝水之战与隋平陈之战异同时指出,隋之所以能统一南北,决定性原因在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提高与南北政权族群界限消泯。隋唐时期,自汉末以来先后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卢水胡各族,在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逐渐与中原趋同,史籍中再未出现上述族群独立活动的记载。另一方面,大规模民族融合丰富了“中华”内涵,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寅恪认为,隋唐之所以崛兴,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此观点虽不无可商榷之处,但揭示了民族融合对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建立唐朝的李氏,便有匈奴、鲜卑血统。隋唐时期不少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虽以汉胄自居,但从其姓氏、郡望仍能辨认出他们是胡族后裔。如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是代郡乌桓王氏的后裔,长孙无忌的祖先可追溯至拓跋部“帝裔十姓”之一的长孙氏;高宗时宰相于志宁的祖先可追溯至北魏“勋臣八姓”之一的勿忸于氏;元载、元稹均是拓跋氏后裔;白居易祖先则可能是西域龟兹国王族。这些案例说明,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隋唐王朝,正是在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大交流、大融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评价一种历史认识,不仅要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还要立足于整体的、发展的观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呈现为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螺旋上升的发展轨迹,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是贯穿其中的主流主线。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大分裂之后,都会诞生一个空前的大一统时代,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深度广度较之前次大大发展。分裂动荡时期的民族融合与统一进程,往往体现为政权更迭频仍、战乱纷争四起、文化制度迅速更替、人群组织不断重组,民族融合和追求政治统一活动的深度、广度乃至剧烈程度更胜于前朝。由此观之,“五胡乱华”之说部分揭示了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与西晋灭亡的密切关系,以及战乱导致中原特别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出现局部性、暂时性破坏和倒退,但这是民族融合和国家再统一进程中曲折性、阶段性的一面,并非历史主流和本质。当然,我们并不寄望于古人能够作出超越历史的判断,只是我们更有理由自觉珍视今天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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