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4-22 14:00 发表于北京

作者：李晓东，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6期

摘 要：随着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不断积累，古埃及文明起源问题越来越清晰，但其兴衰的关键因素仍需进一步探讨。远古时期，尼罗河为埃及人提供了便利的交流渠道，使不同地域的智慧不断“碰撞”，从而促使文字产生，埃及完成了从史前文明向历史时期的飞跃。维系古埃及文明繁荣的关键在于，古埃及人建立了一套以法老为核心，内宫、外宫、神庙和军队“四驾马车”协同运作的机构。然而，经历2000多年发展，由于自然环境改变与缺乏创新动力，以及未能进入铁器时代，古埃及文明最终走向衰落。古埃及文明的兴衰警示我们，以现代理性精神把握历史大势，对保持文明长盛不衰十分重要。

关键词：古埃及 文明兴衰 青铜时代 铁器时代 创造力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样本，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不仅映衬了中华文明的勃勃生机，还让我们得以从深层去探索人类文明诞生和兴衰的内在动因与规律。关于古埃及王朝兴衰的探讨，学界多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及实践中寻找原因；关于古埃及文明衰亡的原因，学界除了从政治经济等传统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外，还从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中探寻。但是，很少有研究从古埃及文明3000多年的长时段中，全面系统分析其兴衰机理。有鉴于此，本文立足广阔的时空背景，从创造力的视角进一步探索古埃及文明兴衰原因。

一、文字诞生与古埃及文明的飞跃

古埃及文明诞生于“智慧碰撞”。“智慧碰撞”指不同地域的人类群体因不同生存环境与历史发展路径而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随后在互相接触中造成冲击、启发和影响。无论这种“碰撞”是贸易、战争抑或移民带来的，都会给原有群体带来不小刺激。回顾每一次人类文明飞跃发展的转折关口，我们都会发现，“智慧碰撞”奠定了革命动因，古埃及文明诞生过程充分见证了这一点。

埃及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是尼罗河谷的奥尔德沃（Oldawan）文化，但学界围绕其石器的分析尚有许多争议。阿舍利（Acheulean）石器在尼罗河谷亦有出土，距今约30万年。距今5.5万多年的旧石器遗址塔拉穆萨（Taramsa）出土了几乎完整的儿童骨骼，距今约1.2万年的旧石器晚期遗址戈贝尔—萨哈巴（Gebel Sahaba）墓地出土大量人体骨骼，埃德弗（Edfu）附近的埃尔—霍什（el-Hosh） 岩画则已接近旧石器时代末期。

到新石器时代，埃及人狩猎采集生活的短期聚落最早出现在西部荒漠地区，以及那巴塔—普拉亚（Nabta playa）与比尔—凯瑟巴（Bir Kiseiba），皆为这一时期尼罗河谷典型聚落。从时间上看，古埃及向文明的迈进始于公元前5100年至前4700年。考古证据不仅有人体骨骼，还有水井等遗迹，厚石板搭建的房屋与树枝泥巴房屋多有发现，证明早期聚落开始出现。但公元前4900年后，西部荒漠越发干旱，不再适宜人类生存，人们开始逐步向尼罗河谷迁移。在古埃及文明诞生前夜，法尤姆（Faiyum）与玛瑞姆达—本尼—萨拉玛（Merimda Beni Salama）是最重要的遗址。虽未见古人使用青铜的迹象，但法尤姆陶器的使用却将人们的生活带入新阶段，该时期石器也更加多样，在双面石器基础上出现了带锋刃的刮削石器。此后，埃及于公元前4400年至前4000年进入农业社会，南部的巴达里（Badari）遗址提供了埃及农业活动的最早确证。该遗址包括住所与墓葬，两者彼此交错混杂。墓葬（都是坑墓）分布与陪葬品数量已体现出社会分化，该遗址出土的器物包括圆底直壁波面陶和矩形或椭圆形的硬砂岩调色板。

公元前4000年至前3200年，埃及进入内伽达（Naqada）文化时期，其为埃及进入王朝时期的序曲，古埃及文明由此孕育而出。埃及此时全面进入农业社会，石器类型更加丰富，雕凿、刮削、刻锲等不同用途的分化表明社会分工出现。这些现象越发趋近学界对于文明标准的定义。内伽达文化时期聚落规模较大，已初具定居城镇的雏形，先前的聚落多发现于荒漠边缘，此时则更多出现在尼罗河谷。内伽达文化细分为三期，冶金出现在第二期。换言之，文明诞生的几个基本条件（金属的使用、农业生产关系的确立、城镇的出现、社会的分层等）在内伽达文化二期已大体完成，只待文字出现将古埃及社会从史前史带到历史时期的舞台上。内伽达文化三期，文字伴随王权符号以及标示物品所有权的符号而显露身影，由字到句很快发展，最终创立了书写体系。

然而，古埃及文明的诞生仍有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需要回答，即埃及何以在新石器时代完成第一次农业革命后甩开其他地区，突飞猛进地进入王朝时期。黎凡特地区早在公元前8000年至前6000年就已开始农业革命，但文字迟迟未出现。同处尼罗河流域的努比亚，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几乎与埃及并肩前行，却在公元前3000年被埃及甩在身后，逐渐成为埃及文明的附庸。西边的利比亚人亦与埃及多有纠葛，但也没能与埃及并肩进入历史新阶段。同样的积累、同样的进程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是什么促使埃及发生基因突变式的革命？

文字的诞生是埃及甩开其他地区大步前进的关键因素。但文字何以首先出现在埃及，而非努比亚等地，其答案不只对解读古埃及文明诞生有意义，亦可回答几大文明古国何以独树一帜，率先开启人类文明新阶段的问题。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尽管这句名言并非希罗多德原创，而是他转述当时人们普遍流行的说法，但尼罗河确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正如另外一句赞赏尼罗河的名言：尼罗河是古代埃及的一条高速公路。探寻人类文明摇篮之地不难发现，无论是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还是古印度，无不有大河流淌。水提供了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最早诞生农业的绿洲却没能率先进入文明阶段，似乎只有大河才有孕育人类最早历史的力量。

人类最早的原生文明之所以皆出自大河流域，是因为文明的飞跃需要不同智慧以一定强度和规模彼此“碰撞”，而大河作为人类早期最为便捷的长距离交通路径，恰好将很大范围内的智慧主体汇集到一起。智慧互相“碰撞”，互相启发，甚至互相竞争，从而产生裂变式升华，人类的创造力多来自于此。绿洲聚落之所以未在最初的原生文明中完成飞跃，正是因为绿洲聚落文化的同质性，生活在同一绿洲的聚落在智慧方面并无质的差异，因此也不会有质的“碰撞”，甚至会出现认知边界壁垒。壁垒内的世界即使不会走向无序与停滞，但与文明的飞跃提升却是背道而驰的。尼罗河在埃及境内长1000多公里，沿途并无大的阻碍，给上下游不同地区的人们以便利的“智慧碰撞”机会，而当这个机会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一次农业革命完成之时，促使文明飞跃的关键发明便应运而生。

埃及文字出现于约公元前32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可能更早，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埃及文字的创造受楔形文字影响。美索不达米亚于哈拉夫文化晚期即有了滚筒印章，后来约于内伽达文化二期传入埃及。正如其他原生文明一样，使用原创文字使古埃及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伴随着第一次农业革命的完成迈入历史阶段。同样是在新石器时期完成第一次农业革命的其他地区，因为没有发明文字便停留在了史前时期。文字的诞生开创了古埃及历史，之后的发展速度远超人们想象，仅用5000多年时间，人类社会就从史前时期发展到现代文明。尽管古埃及文明的历史曾发生断裂，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速度令人震撼。

埃及文字诞生有一条清晰的路线，即从图配注式标牌到固定下来的符号，再到符号的赋音，最后出现成句的文字。埃及文字诞生从王权的标志开始，此时无论陶片上的标志还是陶罐上的涂鸦，都与王权有关，最具代表性的是内伽达文化一期陶罐残片上的红王冠符号。此时埃及人还主要依靠图画记事，阿比多斯U-239/1号墓出土的容器、英国皮特里（Petrie）博物馆和俄罗斯莫斯科博物馆的古埃及史前容器，以及收藏于曼彻斯特的调色板等都刻有复杂的图画，记录了史前埃及人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内容。希拉康坡里100号画墓中的壁画不仅描绘了古人的社会生活，还描绘了其经济生活，但这些图画都与文字无关。图画尽管也能记事表意，但无法精确地承载语言。

与此同时，埃及还出现了另一类图画，包括皿神（Min）调色板上的皿神符号、哈托尔神调色板上的哈托尔神符号等。此类符号有两个不同于其他图画的特征：第一，符号开始固定下来并反复出现；第二，符号开始有了固定称呼，比如红王冠符号读作“deshret”。此类符号大多首先出现在埃及南方，后来传到北方，多来自王权的标志，其诞生是王权扩张的结果。符号蕴含着象征意义，有些甚至具有会意的文字功能。比如希拉康坡里100号壁画墓中有一人双手各执一动物，象征控制，该图案后来演化成古埃及文字中一个固定符号图片，表示地名库塞（Cusae）。类似符号越来越多，逐渐为文字形成奠定了基础。但零星的符号还不是真正的文字，只能说明具有了一些文字要素。

埃及文字诞生的第二阶段，是在器物上表明所有权的标牌以及陶罐上的封泥，埃及最早的文字由此诞生。虽然器物上的图案仍有绘画成分，但某些符号已被赋予读音。赋音是文字诞生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只有当字符具有了表音功能并让语言可以完全记录下来，才能说文字真正诞生。古埃及文字符号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出现，但直到公元前3200年至前3100年，公认的文字才诞生。古埃及文字诞生的标志物是标牌，标牌上的字符已具有用语法结构的语句表达特定意思的功能。在埃及发现的一块早期小标牌上刻写着：“天狼星，一年之始，泛滥第一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录天狼星偕日升现象的文字，同时记录了埃及历法的开始。尽管这个文物发现地至今不为人知，因此导致埃及年代学推断的一些问题，但该标牌明确标记了古埃及文字诞生的关键时刻，也是古埃及历史诞生的关键时刻。自此，古埃及文明发展突飞猛进。

古埃及文字诞生是“智慧碰撞”的结果。字符的固定源自上埃及势力不断北扩，每到一处都要当地人认可，无论这种认可是认其为王还是认其为友。埃及史前墓地中发现南北一致的器物与符号，证实了从南到北的扩张，而赋音被接纳则是南北埃及人交流的结果。最早的王名被刻写在塞瑞赫（后演化成王名圈）里，上边都有荷鲁斯形象，荷鲁斯是南方的神，显然南方对北方的扩张不仅限于政治，更显示在文化上。比如符号图片意为国王，最初指南方的国王，原本是一个词组，意为“属于莎草者”，而北方之王被称作图片，即“属于蜜蜂者”，读作“bity”，后来埃及语中“王”一词统一读作“nsw”，选择了上埃及之王作为统一王的称呼。

古埃及文字诞生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即“以字注画”。记录描述一个重大事件是以图画的形式完成的，但其中人物、地点等重要信息则用标注的文字完成，这一阶段的实证多来自古埃及史前时期的调色板上所刻图画。纳尔迈调色板图案、蝎子王权杖标头图案等，都很好地展示了文字诞生阶段的实际应用情况。“以字注画”的形式最初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滚筒印章，并很快从北方传入埃及。古埃及文字中除了表音符号外，还有表意符号和限定符号，后两者亦皆来自“以字注画”。公元前3000多年的古埃及文字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以字注画”的影响。古埃及文字的诞生借鉴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尤其“以字注画”的启发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没有这个启发，古埃及文字体系也会诞生，只是时间可能要大大延后。启发是“智慧碰撞”的结果，交通便利带来“智慧碰撞”，促使人类文明升华。

贸易、技术的互相交流、启发和借鉴，把先进文明传遍尼罗河谷地域，更为重要的是，它触发了埃及人在“智慧碰撞”之后的深入思考，比如古埃及建筑中三角形的应用。在古埃及3000多年的历史中，三角形一直是建筑的基本理念，无论是奔奔石还是金字塔抑或是方尖碑顶端，都由三角形构成。不仅在建筑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千年的三角直尺，在古埃及护身符中也有三角直尺身影。正是简单的三角几何图形应用传遍整个埃及，让埃及人有了进一步深思与实践的空间，在三角的顶端垂下一根线，不仅将三角形一分为二，成为两个直角三角形，而且精确地将底边等分为两条长度完全相等的直线，进而生发出建筑上的对称原则，之后又发展出越来越深奥的理论，直到近代西方还称等腰三角形为埃及三角形。20多年前，有学者发表论文证明毕达哥拉斯的“神圣三角”定理（又称勾股弦定理）源自古埃及建筑计算，古希腊罗马接受了诸多古埃及思想，然后再将这些思想传向全世界。如果埃及三角形理念没有沿尼罗河谷从萨卡拉传向底比斯，从北到南传遍整个埃及甚至远达第一大瀑布以南的努比亚，进而通过后来的亚历山大学园传遍世界，单凭埃及人一地的思考是万不能出现后来的三角形理论，进而成为现代几何学的重要内容。

二、政制格局与三个王国的兴盛

古埃及3000多年王朝史经历了三个巅峰时期，即古王国（包括第三王朝至第八王朝）、中王国（包括第十一王朝后半段、第十二王朝和第十三王朝）和新王国（包括第十八王朝、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时期，占据古埃及历史近一半时间。尽管晚王国时期埃及仍处统一时代且文化仍然强盛，但因没能跟上时代步伐而逐步走向衰落。

古王国共500多年，被后世称作金字塔时代，留下的遗迹至今仍见证着其间的辉煌。中王国共400多年，金字塔虽不再像古王国时期一样恢宏，但繁荣的社会经济支撑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书吏，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让中王国成为一个文学极其发达的时代，不仅创作出大量叙事和抒情作品，还将此前口耳相传的作品记录下来，成就了文学的鼎盛时代，因此被后世称作古典时代。新王国存在480多年，虽不及古王国繁盛时间长，但经历了喜克索斯人在北方的蛮横统治后，终于意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认识到繁荣的大国要有足够的国际生存空间，于是南征北战，让埃及的势力范围北至古代叙利亚，南至尼罗河第四大瀑布以南，东部的西奈和西部的利比亚皆臣服在新王国法老脚下，故新王国亦被称作古埃及的帝国时期。三个鼎盛时期的文明成就，占据古埃及对人类所作贡献的大部分。

学者对古埃及三个繁荣时代的进程多有解说。比如，古王国的繁荣源自农业生产的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从而产生一个较完备的中央管理体系。学者将中王国的繁荣归因于政权稳定、农业生产进步与丰富的矿藏，以及税收与徭役制度卓有成效的施行。尽管中王国时期地方豪强势力崛起，但中央政权很好地处理了与地方豪强的关系，形成一种颇似后来欧洲封建社会国王与地方家族势力之间的忠诚关系。新王国的繁荣昌盛主要是强大军事力量带来的边境稳定、外交成功、贸易畅通等，给埃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古埃及三大鼎盛时期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能让古埃及几度辉煌？

纵观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鼎盛时期，我们发现，统一是其共同之处。统一因军事力量强大，军事力量不仅造就了新王国帝国，同时也是古王国强大和中王国繁荣的保障。而且统一符合古埃及深入人心的玛阿特（mAat）观念，即世界应该和谐统一，有秩序与正义。伴随统一而来的是稳定的社会生活，即使出现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及迁都改信的历史插曲，依然没有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军事力量弱小则会破坏社会稳定，经过第一中间期的混乱，中王国各地方势力意识到拥有常备军的重要性，于是建立起诺姆常备军。不过，直到新王国时期，埃及才建立了国家常备军。

尽管稳定来自军队的强大，但对古王国与中王国来说还远非这么简单。特别是中王国时期，有些地方的边境安全甚至要完全依靠诺姆军队，而诺姆常备军并不听从法老的直接调遣。在此情况下，中央与诺姆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除军队的强大支撑外，确保繁荣昌盛的稳定局面，还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并使之制度化。古埃及三个鼎盛时代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皆来自完整有序的政制结构。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供参考的时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制体系统治和管理国家，是古埃及人作出的伟大政治贡献。

古埃及政治稳定依靠强大的人神君主与信仰理论支撑。法老对人民来说是人神一体的存在，甚至在中央王朝尚未出现时就已开始。法老拥有五个王衔，以新王国图特摩斯三世王衔为例：“荷鲁斯神，强壮的神牛从底比斯升起；两女神，像天空中的拉神一样王权永恒；金荷鲁斯，力量强大、王冠神圣；上下埃及之王曼赫坡尔瑞；拉神之子，图特摩斯，美丽的形象，绿松石女神哈托尔所钟爱者。”虽然五个王衔大多不同时出现，但王权的神圣与国王的人神一体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古埃及人的信仰。西方学者将这一信仰理论称为“credenda”，这一希腊语词语有“信条”之意，虽然有点像后来的宗教信条，但对古代埃及人来说更像是真理，甚至在法老被取代或被谋害时仍深信不疑。

古埃及人认为，人神之王是奉天意在人间维护玛阿特的，法老被替换亦为天意，理论与现实并不矛盾。整个埃及社会由人神一体的法老之下的家庭经济构成，2500多年一直是物物交换，没有货币诞生，西方学者称这种家庭经济为“oikos”。埃及不像两河文明走向从“城邦”（city-state）到帝国之路，而是从村庄直接跃升为国家，有人甚至称为“国邦”（country-state）。然而，维系统一并让国家保持繁荣，并非仅靠强大的人神君主与信仰理论就能做到，一定要有一套完整的政制运行体系，才能确保大一统的家庭经济顺利发展，人口不断增长，税收持续增加。

对于古埃及政制的判断，以魏特夫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古埃及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因为包括埃及在内的东方文明古国都是大河文明，大河文明需要治水，而治水需要强大的权力组织，于是诞生了专制主义。这一观点受到其他国家学者的批判。国内学者刘文鹏、周巩固、王泰、郭子林等人将古埃及政制概括为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当然，西方学者还在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学层面将古埃及社会认定为“复杂社会”（complex society）。除了对古埃及政制性质作出判断，西方学者还对古埃及政制的具体建构与运行机制作了解析。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布恩深入研究了古埃及第十八王朝一位维西尔瑞赫米瑞（Rekhmire）位于底比斯墓地陵墓中的铭文，完成了新王国早期政制研究专著《维西尔的职责》，其研究之细，甚至将宫廷中某一角落房屋的功能都作了分析。从微观细节到宏观定位，学界对古埃及政制的研究不乏扎实成果，但是，目前学界尚无人从奠定三个巅峰时期政制稳定基础的政制格局角度进行研究。这个政制格局概括地说，就是君主法老驾驶的“四驾马车”：内宫、外宫、神庙和军队。

学界没有内宫概念，学者一直认为古埃及的内宫就是后宫，是法老的私人家庭。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有些非常显赫的头衔拥有者并非王室成员，却在国家政制结构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smr waty”，有人译为“朝臣”，但深受法老器重者却并不在宫中任职。直译更能显示这一头衔的真正含义，“smr”意为“朋友”，“waty”意为“唯一的”，合在一起是法老的“唯一朋友”。这一头衔并非正规官职，拥有该头衔的人物多非王室成员。第五王朝贵族乌哈在其陵墓的铭文中称，自己是“国王玺印携带者，唯一陪伴者”，“陪伴者”与“朋友”是同一个词汇。第十二王朝贵族哈努姆霍泰普亦在自己的墓葬中写下自传铭文，自称是法老的“唯一陪伴者”，即“唯一朋友”。新王国早期军官雅赫摩斯亦自称是法老的“唯一朋友”。这种情况非常多，法老的“唯一朋友”深受法老信任，常被指派执行重要任务，有些人甚至被任命为法老之下最大的行政官员维西尔。将这些头衔的拥有者认定为后宫成员显然不合适，但他们又经常游走于法老身边，很像法老的私人参谋，法老把他们当作亲信，允许他们出入后宫。因此，在法老之下除了有一个维西尔主持的宫廷行政机构外，还有一个区别于后宫与宫廷行政机构的非正规机构，可称之为内宫。

内宫成员主要由法老身边最亲近的人员组成，包括王子（sA nsw）、贵族（iri-pat）、王后王妃（Hmt-nsw）、法老密友（rxt-nsw）、老臣（saH）、大人物（HAti-a）、内宫总管（imi-r ipAt-nsw）、内侍（wbA）、朋友（smr）、宫中行走（Smsw）、玉玺佩戴者（xtm）、王宫主管（imi-r aH）、王权护卫（iri-nfr-HAt）、国王饰物官（Xkrt-nsw）、执扇官（TAy-xw n nsw）、国王提鞋官（TAy-Tbti） 等。之所以将其与后宫区别开来，是因为这些头衔的拥有者并非后宫中的服务人员。如“国王的朋友”（smrw）是有组织的，有一个头衔是“imi-r smrw”，即“国王朋友总管”，显然这些“朋友”的活动要受控于“领导者”。“内宫主管”、“国王朋友总管”、“王宫主管”三个头衔说明内宫不同组织各司其职。从内宫成员的头衔可以看出，有些成员兼有管理国内事务的外宫头衔，但内外宫的职责显然不同。内宫类似法老个人的服务与参谋机构，虽不直接参与中央政权的管理，却伴随法老左右，跟随法老出征。有时作为特殊使臣执行法老的特殊使命，比如第十八王朝的伊南尼就曾受命于法老，为其修建神庙。

然而，之所以称内宫头衔为非正规官职，是因为这些人的头衔都非法老任免，不然不会出现像“唯一朋友”/“唯一陪伴”和“真正的唯一朋友”/“真正的唯一陪伴”这样的头衔。显然，有人自称是法老的“朋友”或“唯一朋友”，引起了法老身边人的不满，故而在自己的称呼中加上“真正的”（mAa）以示地位高贵。“唯一”（waty）是想揭露其他人自称法老“朋友”的谎言，“真正的”更是为了揭示别人“唯一朋友”身份的虚假。这些头衔存在于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且都在宫廷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在三个中间期的混乱时期，这些头衔出现的频率则非常少。当然，并不能因此推断内宫决定了王朝的稳定，但内宫在古埃及政制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外宫是古埃及中央行政机构，由维西尔全面掌管，对法老负责，主要由国库、谷仓、工程与律法机构组成，中央之下的地方机构是诺姆。国内外对外宫的研究较多，亦较充分，这里不再赘述。

法老驾驭的第三驾“马车”是神庙，法老作为神庙最高祭司掌管神庙的全部活动，其他祭司皆为法老代理人，替法老管理神庙日常工作。三个鼎盛时代神庙都不是与宫廷截然分开的宗教机构，而是法老政制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塑造人们意识形态的作用，还肩负着文化教育责任。

法老驾驭的第四驾“马车”是军队，主要由步兵、车兵与弓箭兵，外加巡边的部队构成。法老直接指挥大将军，其下是军团司令。

四驾“马车”皆由法老直接统领，各司其职，法老利用内宫协调这四方关系。因此，内宫就像法老的参谋部或智囊团，为古埃及政制体系建立贡献智慧，为后世留下一份宝贵的政治财富。古埃及政制体系确保了在没有特大天灾人祸、周边势力崛起和落后于时代步伐等因素之前社会的繁荣昌盛。而古埃及之所以在古王国第六王朝之后出现混乱，是因为旱灾过于严重，超过当时埃及的承受能力；中王国之所以在第十二王朝之后出现大分裂，是因为喜克索斯人的渗透与强势崛起；而第三个鼎盛时代新王国之所以在第二十王朝之后再次分裂，则是因为埃及未能迈入铁器时代。

三、创造力衰竭与古埃及文明的衰落

经过古王国、中王国与新王国的辉煌与强盛之后，埃及历史从公元前600多年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虽然在第三中间期后，埃及再次统一于第二十六王朝，颇有中兴之意，但这一王朝的建立却是在亚述帝国扶持下完成的。从此埃及不断被异族征服，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轮番占领并统治埃及，最终在阿拉伯人的占领中，埃及文明走向衰落。

对于文明衰亡原因的探索，学者早已建构出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各种理论，探索途径并未止于一端，进化论、历史论、技术论等对文明衰落理论贡献出智慧。某一文明的衰落是综合因素造成，这一宏观论断可获得多数学者认可，克里斯特和帕格尼尼在分析玛雅文明衰落时得出的结论便为一例。有人甚至对罗马帝国的衰落提出十多个原因，包括气候、人口、政治、民族感情、财政、经济、社会、道德、宗教、自然灾难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仿佛罗马帝国在劫难逃。还有更为宏观的研究将古代文明衰落归于气候突变，“历史学、考古学及古气候学的证据证明，公元前2200—前2000年，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均发生了转向干旱的气候突变”。这不再是含混的综合原因论，对古埃及来说，第一中间期与此次天气突变时间较为吻合，但第一中间期后是中王国的繁荣，埃及并未因此一蹶不振。类似理论还有城市人口增长导致食物短缺，进而导致文明衰落等。

西方学者伊恩·肖首先提出铁制武器的出现对埃及战场失利影响巨大，他在《古埃及技术与创新》一书中说：“青铜时代晚期已经出现的一个军事技术的重要变革是铁制武器的引进。从公元前1000年中期起，整个近东铁器生产好像增多了，说明该地区整体进入铁器时代。但该技术没有出现在埃及，可以充分说明埃及缺铁，因此导致被亚述占领（约公元前667年）和被波斯占领（约公元前525年）……”哈雷尔与沃尔伯坦也都认为波斯占领埃及时，铁在亚洲已经替代铜成为最为普遍且便宜的物品，唯有埃及在技术上还以铜为主导。

中国学者对古埃及文明衰落原因虽专论不多，但也有所涉及，多将其归于综合原因，较少明确解释埃及为什么未能进入铁器时代而无力抵御外族入侵。其实铁器时代的到来，不仅限于工具特别是武器的发展，对于一个文明体各层面的影响与冲击都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人类历史在铁器时代来临时发生重大转折，一些文明崛起，另一些文明衰落，古埃及文明便是后者的一个例证。青铜时代的埃及曾在新王国时期成为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是青铜时代人类文明的两大巅峰之一。但当周边民族迈入铁器时代后，埃及却逐渐走向衰亡，对此我们应找寻其原因。

古埃及人用铁的历史很悠久。格尔扎（Gerzah）的内伽达文化二期遗址出土两串铁制串珠，断代为公元前3200年前后，此后埃及陆续有铁器存世。因此，有学者称“埃及人知道铁并使用铁比欧洲早2000多年”，“在古埃及，铁的应用比铜要早”。

古埃及人还赋予铁崇高的地位。铁在古埃及被称为天降金属，即“biA n pt”，其中“biA”泛指一切金属，“pt”意为天，两者合一特指铁。铁作为“天降神物”被广泛应用于神圣仪式，比如古埃及丧葬仪式中非常重要的开口仪式，所用的工具锛凿便是铁制品，从古王国开始，这一仪式持续了近3000年。但铁何以被古埃及人认为比铜更加神圣？古埃及人长于冶铜，铜矿石开采自地下，无法让人联想到强大的神圣力量。古埃及人所用铁器以陨铁锻造而成，陨铁来自天上，陨石飞落，势如雷霆，足以唤醒“睡”去的逝者。

埃及自古以来就常有陨石降落，公元856年，5块陨石从天而降，其中一块烧毁了一顶帐篷。1877年到1916年有四次陨石雨降落埃及。上埃及第九诺姆伊普（Ipw）奉皿神为守护神，守护神的符号亦为该诺姆标志。此符号与古希腊宙斯神的雷霆符号几乎完全一样，因此艾赫米姆在希腊化时代被希腊人称作雷霆之城。古埃及主持开口仪式的祭司住在该城，陨铁被制成开口仪式所用的锛凿绝非偶然。

但铁的应用不等同于铁器时代的到来，只有当铁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生产与生存方式，才能视为铁器时代的到来。尽管埃及西部荒漠中的巴哈瑞亚（Bahariya）绿洲和东部荒漠中的达巴旱谷（Wadi el-Dabba）都蕴藏铁矿资源，但古埃及人长期以来只是偶尔来此开采其他伴生矿，并未大规模开采铁矿。在埃及发现与冶铁活动有关的遗址只有三处：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Naukratis）和代分纳丘（Tell Defena）属于公元前6世纪，且两地都是希腊人在埃及的定居点，东北荒漠中阿布格瑞达旱谷（Wadi Abu Gerida ）遗址则已属罗马时代。恰恰说明，古埃及人长期与冶铁无缘。正如奥格登（Jack Ogden）所说，划分成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习惯强调了冶金的重要性，但这样的划分方法并不严谨，不同金属的迭代并非骤然完成，一种新技术的首次出现与其在社会上被广泛接纳常有延迟。国王沛匹二世（Pepi Ⅱ）竖起比本人还高的黄铜雕像1000年后，埃及农民仍使用燧石镰刀收割庄稼。虽有学者主张埃及在新王国时期随着与西亚的接触而进入铁器时代，并认为当时的大臣瑞赫米瑞的墓室壁画展示了冶铁过程；但埃及只是从其他国家甚至是从敌国输入铁器，且数量有限，而壁画中工匠手里的吹管，也不可能使熔炉的温度达到熔炼铁水的程度，欲达此目的非有风箱不可。总之，新王国时期埃及并未拥有自己的冶铁工业，称不上进入铁器时代。

目前学界认为冶铁技术的发源地有两处，一是位于小亚细亚东北或高加索地区，无论是古典文献提到的卡律贝斯人（Chalybes），还是斯基泰人（Schythian）都活跃于这一地区。亚述使用铁制工具的最早记录是公元前9世纪。另一处源头位于中欧奥地利哈尔施塔特（Hallstatt）一带，希腊的铁器就是亚该亚人（Achaean）由此带入的。从使用陨铁到冶铁工业产生，存在一个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期，有学者主张其在公元前14世纪至前10世纪。哈尔施塔特的墓地正是过渡期的一个典型样本，其遗址分为从A到D四个阶段，前两个仍属青铜文化，后两个则已成为铁器文化。

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铁器是藁城台西和平谷刘家河出土的铁刃铜钺，均属商代中期，经鉴定都是陨铁制品。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出土于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寺洼文化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4世纪左右。新疆出土早期铁器数量多，年代在商周之际。中原地区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出自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发现铁刃铜戈和玉柄铜芯铁剑等，时代为西周末至春秋初（约公元前8世纪）。

无论如何，当欧洲和亚洲陆续进入铁器时代后，冶铁技术不断改进，吹氧工具由风箱进化到水力鼓风机，燃料由木炭进化为焦煤，规模由作坊发展到工场，铁器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而埃及却错过了这趟时代列车。

古代埃及没有出现成规模的冶铁工业，原因之一是缺少木材。冶铁需要大量木炭，且对木材品质有一定要求。在15世纪的英国，一家炼铁厂一年就要消耗400多平方英里的森林，而埃及仅有的树木都是无花果树等不成材的杂木。古埃及王室和贵族用于建造船只、制作棺椁的优质木料大多来自黎巴嫩，以进口木料支撑冶铁工业显然不太现实。

第二个原因在于缺乏技术传播路径。技术传播有多种途径，在古代世界，战争与迁徙是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冶铁技术被亚该亚人传播到希腊，而后随着“海上民族”的脚步传播至地中海东部沿岸，但传到埃及时却被拉美西斯三世拒之门外。“海上民族”的迁徙给沿途居民带去深重灾难，赫梯帝国因之而衰落，埃及挫败“海上民族”侵袭捍卫了本国的和平安定，但在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同时，未能看到整个文明世界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在古代世界，强国才能生存，强国既需有强大的制度文明，亦需有强大的工具文明。在铁器时代，一旦面临战事，用铜制武器对抗铁制武器，再强大的制度文明都无法逃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几个世纪后，埃及陆续败于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最后一个原因是古埃及人缺乏改进工具的动力。在丘陵起伏的希腊，表层土壤较浅，铁制农具是农业生产的必需品，因而铁块在荷马史诗中成为英雄们在赛会上决胜的最佳奖品。古埃及人称国家为黑土地（Kmt），富饶的黑土再加上尼罗河的滋养，农业条件得天独厚，反而限制了古埃及人改进生产工具的动力。

埃及文明的衰落在新王国末期已初露端倪。第二十王朝经历一系列内忧外患，如“海上民族”入侵、宫廷政变、数代国王短寿、工匠罢工等，到末代国王拉美西斯十一世时力图改制，结果却是王朝崩溃。统治时间的短促显示出内政不稳，力图改革政制说明危机严重。拉美西斯十一世于统治第十九年更改年号，改称图片（whm mswt ）元年，这两个埃及符号分别为“重复”与“出生”之意，加在一起取意“重生”，西方学者将其译为“复兴”（Renaissance）。新的政制欲将过去集王权、教权与军权于一身的大权独揽改为权力一分为三：斯曼迪斯（Smendes）与赫瑞霍尔（Herihor）分别于北方塔尼斯城与南方底比斯城行使行政权，同时，拉美西斯十一世在匹—拉美西斯城享用其法老的象征权力。此后埃及越发羸弱，对外战争不再深入亚洲，而是在本土与敌人作战。亚洲的敌人背着礼物前来请求法老给予“生命的呼吸”的时代转眼就发生了变化。新王国从此衰落，走向分裂、异化乃至消失。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轮番统治，让埃及人失去语言、文字、宗教、习俗，最后变成与古埃及人有天壤之别的“异族”。从历史大趋势可以看出，古埃及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外患。

任何文明的衰落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但总有一个原因是主要的、致命的。一个文明灭于外族入侵时，其战力必不如人，灭于自然灾害时，其国力必不昌盛。

国内学者通常将这些人称为“海上民族”，这是不准确的，正如普伦蒂斯所言，古埃及从拉美西斯十一世开始每况愈下，直接表现为内政失控，但尽管政权分崩离析，古埃及却并未因此立即“死去”，此后700多年分分合合由弱到衰，古埃及文明逐渐走向消亡。

古埃及王朝经历了3000多年风雨，三次大分裂，也有过外族统治。第一中间期的大分裂之后是中王国的繁荣，第二中间期的大分裂之后是新王国的诞生。前两次都恢复了过来并重塑辉煌，唯独第三次大分裂后未能再度崛起。外族的入侵占领是古埃及文明衰落的致命因素，而工具文明的落后，特别是战争工具文明的落后到达一个绝对失衡的程度时，埃及文明才走到一个致命转折点。考古与文献材料显示，黎凡特地区一直受埃及影响很大。但公元前850年开始，该地区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不再像从前那样丰富，而此时正是黎凡特地区铁器时代一期和二期的开始时期。

公元前850年是古埃及走向衰落的分水岭，铁器时代的到来像一堵高墙将埃及与亚洲隔离开来。古埃及兵器的演进，从有图画记载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就以标头杖、战斧、矛和弓箭为主要武器，无论阵势怎么排列，主要作战方式都是近身战。第二中间期由喜克索斯人引进了战车与亥俳什剑（xpS, 通常译为“镰剑”），速度更快，力量更强，但武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在铁器时代仍用铜制武器与强敌抗争，这就是拉美西斯十一世之后法老面临的严酷现实。古埃及人的传统敌人一直没有根本变化，即南方努比亚人、西北利比亚人以及东北黎凡特地区诸势力，但埃及从来没有像公元前9世纪那样变得如此软弱，如此不堪一击，被如此之多的民族征服。

有人将古埃及文明的衰落归结于埃及人多用雇佣兵，因而导致疏于战争经验，这一点恐怕说服力不够。埃及使用雇佣兵作战早已有之，然而埃及并未因此衰落。正如伊恩·肖所言，纵观古埃及历史，金属特别是铁一直完全依赖进口，其武器的制造自然还是铜斧铜剑。古埃及未能像同时代其他强大民族一样成功进入铁器时代，没有以铁为原料的工业基础，亦没有铁制武器装备军队，仅有的少量铁制武器还依赖进口，导致战争中的埃及士兵用铜剑与铁剑拼杀。拼杀的可怕结果不仅限于一对一的劣势，而且更可怕的是还会在埃及军队中造成一种恐惧情绪，这一状况不从根本上改变，单靠整肃军队无法扭转战场溃败的命运。

结 语

无论是让古埃及文明诞生的“智慧碰撞”，还是使古埃及文明得以持续辉煌的政制格局的建立，都集中体现了古埃及文明的创造智慧。如果没有文字的发明，古埃及的历史便无法诞生；而如果没有法老“四驾马车”政制格局的创立，也无法让其3000多年的历史如此辉煌。文明一旦失去创造力，就会止步不前，古埃及文明最后衰亡，从反面验证了创造力对于一个文明生死存亡的重要性。

三大中间期的分裂与混乱，在很大程度上考验了古埃及人的政治智慧，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供参考借鉴的情况下，古埃及人通过不断完善自己创立的智慧体系，一次次走出危机，走向统一，走向强大。三大中间期的混乱皆因内忧外患太过严重：古王国的分裂原因甚多，第六王朝沛匹二世年近百岁但后继无人，且外戚分权严重，更有连年旱灾与亚洲游牧部族的不断骚扰入侵；中王国的分裂因尼罗河水位过低造成饥馑，王位继承亦后继无人，喜克索斯人在北方乘机里应外合起兵作乱；新王国的分裂因“海上民族”多次侵扰，虽被埃及打败却因此动摇了法老们的统治地位，拉美西斯十一世“维新改革”（wHm）失败而导致中央政权崩溃。然而，中王国法老创立了共治制度，即老国王在位时便将年轻的继位者扶上王位共同治理国家，让中央政权更加稳固；新王国在经历了喜克索斯人统治之后创立了国际缓冲区政策，让第二中间期的外族势力不再危及埃及的统一。勃勃生机皆源自创造。

古埃及人的政治智慧，成就了其文明数千年的辉煌。然而，3000多年盛衰起伏毕竟都是青铜时代的历史，当更深刻的时代变革到来之际，古埃及的政治智慧却未能预见新时代的来临。于是，埃及这个古老国度的文明历史在铁器时代到来之际，从衰落走向崩溃和毁灭。公元394年刻写在菲莱岛神庙上的铭文成为古埃及文字最后被使用的见证，之后阿拉伯人于公元639年开始占领埃及，古埃及语言文字彻底从埃及人的生活中消失。当人们借助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等人破译的古埃及语言文字，再次走进古埃及文明历史的时候已经是1000多年后。曾经辉煌的文明，只能走进博物馆和学者的研究室供后人瞻仰研究。交流、创造、眼界与预见作为人类早期文明历史的政治智慧，成就了古代埃及的辉煌，也见证了她的毁灭，为后世留下一块警示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