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7-28 07:03 发表于北京

作者：曲柄睿，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

坚持比较质朴务实的政治风格，建立相对高效的行政体系，奉行较为灵活的政策选择，是西汉政权能够开创盛世的重要原因。历史发展的情况复杂多元，国家兴衰往往是多种力量合力所致，其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值得深思、总结。

西汉王朝持续200余年，先后经历文景之治、武帝盛世和昭宣中兴三个相对富强繁荣的阶段，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西汉盛世？

以秦为鉴 力求实效

西汉之初，统治集团便形成一种比较质朴务实的政治风格。讲求实效、注重效率、顺应时势，政策转化灵活平畅，选用人才不拘一格，因此面对危机进退有度，化解矛盾自然顺利。汉朝的强大与这种质朴风气密不可分。

汉初统治集团主要由追随刘邦反秦灭楚的军功集团构成：作为曾经的秦朝百姓，他们目睹过秦朝的强大；作为反秦战争的参与者，他们也为秦灭亡之速而震惊。汉初君臣既继承秦统治的某些方法，又对秦政的弊病有实际体会。承秦又鉴秦，是汉初立国的政治文化基础。表现在政治实践方面，便是讲求务实。

刘邦军功集团构成复杂，除丰沛元从外，还吸收了六国贵族和秦之遗民。一方面，多元的人才出身使刘邦的决策必须超越某一特定地域和特殊群体。刘邦敏锐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基础非常复杂，唯有时刻将自己置于天下共主的地位，才能维持内部稳定。另一方面，刘邦不是贵族出身，并不固执于某种地域、血缘、团体和统治理念，其决策总是以现实变化为转移。

如果说秦开启了中央集权政治，西汉则将这一制度更为有效地付诸实践。秦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不能妥善处理新占领区的矛盾，二是皇权扩张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西汉同样面临这两个问题，不过处置更为实际，收效也较为明显。

首先，在处理关中和山东亦即战国秦故地和六国故地的矛盾时，汉廷采取了一种缓冲策略。刘邦作为天子，名义上成为天下共主，获得六国故地各诸侯拥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不同于秦的郡县单一制，西汉初年的央地关系是建立在郡国并行制基础上的。汉廷册封的诸侯王独立性较强，王位也在直系子孙中传承。如果与秦朝比较，西汉初的郡国并行是一种倒退；然而和项羽彻底恢复诸侯国统治比较，又是一种进步。西汉较为成功地化解了诸侯国与中央政权的尖锐冲突，将原本是战国诸侯及其遗绪之间的对抗，转化为统一政权之内的央地矛盾；将原来是不同地域民众之间的矛盾，转化为统治阶级上层的矛盾。对统治阶级来说，未来的争端并不停留在维持诸侯林立的状态，而在夺取皇帝宝座；对民众来说，统一不再体现为不同政权、地域之间的征服和压迫。

再看皇权扩张问题。秦始皇广泛征发民力，修筑长城、开凿灵渠，北逐匈奴、南伐百越，民力为之疲敝。陈胜吴广起义时高呼“天下苦秦久矣”，所苦者正是秦法严苛、秦政暴虐。汉初君臣承秦又鉴秦，意识到民意不可违，故尊奉黄老之道，提倡“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统治集团并非主观上尊重民意，而是客观上畏惧民意；并非主动与民休息，而是被动任民清静。倘若不如此，西汉必将重蹈亡秦覆辙。但这也表明，汉初君臣能降低欲念，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确实也表现出比较质朴务实的政治智慧。

政治上讲求务实而反对空言，西汉初至武帝朝出现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人才广泛涌现，甚至持不同观点的人物也可共济一堂，为汉所用。山东士人纷纷效力汉廷，匈奴王子也被武帝信任而成为辅政大臣。《汉书》形容武帝时“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宣帝时“纂修洪业”、“招选茂异”。经过长时间的铺垫与涵养，西汉时代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奇怪。比较质朴务实的政治风格，是西汉出现盛世的必要条件。

务实高效的行政体系

汉承秦制，其中一个方面便是承秦之法。所谓“法”，不仅指律令体系，还包括官僚组织系统、文书行政体系和社会身分结构。几项要素犹如咬合紧密的齿轮，一经启动便会生发出巨大力量。

西汉继承秦的律令体系，在刑名设定、审判程序、量刑标准等方面差别不大。秦律规定细致严密，如制定细密的规范生产和交易的条文，可以促进生产力提升；秦律也有严苛的一面，量刑过重和执行僵化问题最为明显。汉初奉行黄老之道，治事宽舒。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废除部分苛法，还降低了量刑标准。此后，文帝废除肉刑，景帝进一步修改法律执行细则，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律令中的严苛部分。

汉朝的官僚组织系统因袭秦朝，其中主要原则有二：一是丞相统领百官，总揽政务；二是郡县长官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就前者而言，丞相建议，天子决策，百官执行，构成了富有弹性的行政制度。一方面，皇帝个人喜好对国家行政整体运作的干扰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官员分工协同有助于巩固皇权。就后者而言，地方长官能够制定适宜本地环境与风俗的管理方法，有利于地方发展和长治久安。

维系汉朝行政运作的核心要素是文书，支撑文书行政的是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和普遍识字的官僚队伍。西北汉简中经常出现“史”或“不史”的字样，用以标明某人是否拥有识字能力。识字与否体现的是处理文书的能力，汉律中有《史律》，专门规定官员处理文书需要掌握的各种字体、文字数量等内容。文书行政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相似行政思维和办事习惯的官吏。在汉代各地语言、风俗尚存在巨大差异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官吏是塑造和巩固“大一统”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朝廷的命令通过邮卒传递至各地，地方的年度报告和临时请示也通过邮递送至长安。以长安为中心的交通网，覆盖内地与边疆，路上奔走着传递各式文书的官吏。发达的文书体系，使得行政命令得以理解、传达、执行，整个国家日渐结成一个紧密整体。

秦汉以降的基本社会结构是编户齐民。政府推行户籍制度，自耕农被编制为乡里居民组织。赋税徭役征发都以此为基础，国家由此控制了各种资源。“齐”乃是等齐之意。将相与庶民，本质上都是皇帝臣属。庶民因军功得爵，因任官受职，社会地位虽然发生改变，但身分属性没有本质变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形屡见不鲜。不同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较之前顺畅，造就了爽朗豪迈的民众心态，其背后是较为公平的政治环境。

灵活的政策选择

西汉建国之初，北有匈奴，南有南越。面对一南一北的压力，汉廷采用灵活的应对政策：对匈奴实行和亲，施之恩惠；对南越示以宽大，怀柔羁縻。总的原则是，维护核心利益，不轻启战端。

汉廷的应对策略是质朴务实政治风格的延续。以匈奴为例，汉廷并非不希望采取军事手段一劳永逸，只是客观上缺乏条件和实力。长城之内，王国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皇室之中，皇位继承多次面临挑战。加之百战之后，民不堪命，马匹不足，战术陈旧，汉廷缺少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物资条件与军事能力。内政上的危机不能消弭，军事上的谋划便不能开展。

从政治角度看，汉廷对匈奴和南越的处置方式是有效的。一方面，通过和亲与怀柔，汉朝大体维护了边境安全，为发展争取了时间，内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得以恢复；另一方面，西汉开国以来，统治集团主要处理内部军事政治问题，缺乏对匈奴和南越的了解。经过长时间接触，汉廷逐渐积累起对匈奴与南越地形、气候、人口、风俗、政权组织、作战方式等方面的社会和军事情报，这些信息为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准备了条件。

为了对抗匈奴，武帝主动派出外交使团联合大月氏，由此开辟了汉廷和西域的直接联系。在汉廷对抗匈奴的事业中，除了军事斗争，还有战略联合，表明汉廷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制定政策更为灵活。值得一提的是，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因为汉廷灵活妥善地处理西域事务，西域各民族生出对汉朝的向往之心。此后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将之纳入版图，进一步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综上看来，坚持比较质朴务实的政治风格，建立相对高效的行政体系，奉行较为灵活的政策选择，是西汉政权能够开创盛世的重要原因。历史发展的情况复杂多元，国家兴衰往往是多种力量合力所致，其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值得深思、总结。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西汉的兴盛基本可以视作这一理念的现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