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7-29 07:02 发表于北京

作者：孟宪实，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

三公九卿演变为三省六部，是汉唐之间最重要的制度演变。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明确而细致的行政分工，代表着行政体制的新发展，是国家事务管理在专业化方向上的进步。

汉唐并称盛世，但总体观察，唐朝是汉朝的升级版。历史螺旋上升，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低谷，重新进入上升期，迎来隋唐统一时代的新高度。隋朝时间短暂，但可以纳入唐朝的历史逻辑中一并观察。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一环，在认识、评估中国历史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

开创新统一时代

西晋灭亡之后的黄河流域，来自北方的多民族并存，他们为华夏制度文化所吸引，逐渐汉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孝文帝推行的系统性制度改革。北魏改革吸收南方制度成果，走出一条制度创新之路。隋朝在继承创立新的赋税制、兵制之后，拥有了统一全国的整体实力优势。东晋以后，南朝在保存传统制度与文化方面贡献巨大，但受士族门阀体制影响，内部斗争激烈，朝纲不振，逐渐丧失恢复中原的理想与实力。隋朝统一南北之后，梁陈之制成为隋唐制度的一部分。经过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和唐太宗四位君主及其朝廷的努力，完成了从版图到制度的统一。隋唐时代的统一事业，在隋文帝时完成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统一，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实现了北方草原和西域地区的统一，国家版图空前辽阔。

隋唐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高度。一方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改制创新，可以看作唐朝前期的历史基调。战国秦汉以来开创的制度体系，强调政权内部的统一性，以维护政治统一性为核心。但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政治反复上演。世家大族势力的崛起，不但没有引起政治上的警惕，反而拥有相当的社会支持度。魏晋南北朝最突出的政治特色，是东汉以来不断积累形成的士族门阀政治。到了魏晋时期，上层官僚的贵族化已经完成，门阀士族成为政治的主导力量。南北朝时期，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代表，在选官制度上突破门阀制度藩篱，创造性地发展出均田制、租调制，在重建从编户齐民到中央官制的统一体制上，迈出了坚实一步。隋朝统一后，取消九品中正制和乡官制度，实现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消除了门阀政治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隋朝继承东汉尤其是南北朝以来强调分科考试的方式，创立了新型人才选拔机制——科举制，政治人才选拔重回重视个人才干的传统，家族主义被逐渐摒弃。

唐前期，门阀士族观念在社会上依然盛行，唐高祖就有浓厚的门阀等级观念。唐太宗时期，朝廷开始用限制婚姻的方式，阻隔士族结援，又用修撰《氏族志》的办法，打击传统士族，建立新的士族观念。但这些措施并不完全成功，主持这项工作的高士廉自身即是山东高门，对于重视门第的选人原则本就十分认同，所以唐太宗崇尚本朝冠冕的设想没有实现。唐高宗时修撰《姓氏录》，按崇尚本朝冠冕的方式对家族重新排序，勋官五品以上皆可入谱。这是贯彻唐太宗思想的一次行动，虽被传统士族攻击为“勋谱”，但正可说明唐朝统治者的措施达到了一定效果。不过，不论《氏族志》还是《姓氏录》，都不是选官的基础，仅仅是飘浮在空中的概念而已。此后，士族门阀观念依然存在，但逐渐淡薄，非士族出身者不断攀援古代名人，严重混淆了士族门阀赖以自重的血缘传统。即使士族出身无疑，也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政治出身。不论家庭出身、只论考试成绩的科举制，为社会和平转型提供了通道。

开拓新制度格局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代，隋唐重新迎来统一局面，对比汉朝，隋唐王朝的统一具有哪些新的历史因素呢？通过制度方面的观察，我们会获得直观验证。

在巩固统一上，隋唐王朝展开更多的建设。唐太宗时期，基本恢复了西汉盛时的版图；唐高宗时期，一度呈现出最辽阔的版图；安史之乱前，唐朝版图基本维持不变。隋炀帝建设大运河，在沟通南北、维护统一上，发挥了千年之功，这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的巨大功用。与此相关，历代王朝都有一整套维护交通驿递的制度，唐朝在这方面也有进一步发展，各地与长安、洛阳的道路都有清晰里数，不仅有利于军事力量投送，也方便全国各地的人员商业往来，在维护统一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三公九卿演变为三省六部，是汉唐间最重要的制度演变。汉朝三公九卿与郡县是有机统一的体制，唐朝三省六部与州县也是如此，但统一性有所提升。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取代了汉朝九卿的行政运作核心地位，而九卿在唐朝和后来的朝代依然存在，所以六部是新体制。尚书台到尚书省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基础，东汉以来，尚书台逐渐成为中央行政中枢机构；尚书台发展的关键，是尚书台内部的分工发展，膨胀、压缩，经过多次探索与反复，最终形成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体系。这种明确而细致的行政分工，代表着行政体制的新发展，是国家事务管理在专业化方向上的进步。

比较六部与九卿，不仅管理更明细，更重要的是管理方式的变化：六部以信息管理为主，九卿以事务管理为主。西晋时，在尚书与九卿的分工问题上曾发生争议，后来平息下来，是因为在制度发展实践中，九卿成为六部的办事执行机构，分工冲突问题获得解决。西晋时期纸张代替简牍，在国家行政管理上是一次重大革命。尚书的发展与纸张的普及基本上处于同一时期，纸文书使得信息管理更加便利，对于推动制度进步，发挥了基础性的技术支撑作用。尚书六部以诸司分工综合运作为基础，职在处理全国政务信息的尚书系统，由此成为中央政府的关键性部门。

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省长官一度权力独揽，容易出现权臣现象。南朝和北朝都出现了用门下省与中书省平衡尚书省的努力，最终，三省长官成为集体宰相。中书、门下与尚书省合称三省，成为国家的决策机构。

魏晋南北朝地方一度存在州郡县三级制，至隋朝重回二级制。比较而言，六部与州县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作为地方机构，州下设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参军，县也有相应分工。州县内部分工与六部相对应，中央、地方官府业务分工密切对接，更具系统性。州县与六部诸司的系统对接，主要采用文书方式，这也是六部以文书处理为工作核心的基础。反观汉朝，九卿之职多半以服务皇帝为中心；郡县内部分工，多与宰相府内部分工存在对应关系。汉代地方长官由中央任命，但佐官由长官自辟；隋唐地方佐官则一律由中央任免。由此可见，汉、唐在中央与地方体制上都存在差异。较之汉代，唐代制度统一性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

唐朝地方行政制度整齐划一，对于边疆地区的管理，则采用因地制宜的原则。比如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这是在继承汉代西域都护府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汉代西域驻兵较为有限，主要依靠西域诸国和军队屯田的支持。经过艰苦探索，武则天时期，开始在安西都护府下的“安西四镇”驻兵，在稳定西域形势、维护丝路畅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取消九品中正制之后，科举制成为隋唐最基本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仍然依据人口比例确定名额，从而保证各地区在国家政治中的参与性；同时特殊人才选任并不拘泥于制度规定，从而保证了人才选拔的灵活性。尤其是在汉代阳嘉之制的基础上，加强了考试，发展出一套更加严密的考试程序和规则，考试的严肃性得到加强，公平公正原则获得一定保证。科举制加强了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扩大了社会精英培育与选拔的范围。确定《五经正义》等为科考的基本书籍，不仅有利于考试的成绩确定，更重要的是令更大范围的人才接受统一的教育，这是文化观念统一的关键所在。专业化行政管理规则和理念，在官员铨选制度上得以贯彻，官员提拔和调转需要考试，保证了官员的专业性，这种体制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先进。

唐朝的制度发展，是历史继承与现实创新的综合产物。唐代用成文法的方式展现制度格局，这即是律、令、格、式体系。《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第一部完整的中国法律文献，唐律对后世中国乃至古代东亚诸国的影响巨大，直到清朝《大清律》，仍然保持唐律的基本结构。这从侧面证明了唐朝制度创新的历史价值。

扩大世界影响力

梁启超总结中国历史，认为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从东亚至亚洲再至世界，范围不断扩大。事实上，不仅是交往范围的扩大，影响的深度也有加强。贞观四年（630），唐朝打败东突厥，唐太宗被诸蕃君长尊为“天可汗”，唐朝皇帝成为欧亚大陆东部的“共主”，在军事、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形成强大影响力，中国文化被周边国家和人群更广泛地接受。日本学者总结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有汉字、制度、儒家和佛教四个主要领域，涉及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东亚国家学习中国文化，都与日本相仿。唐朝是汉字文化圈形成的关键时期，东亚一些共同文化现象（如年号之制）发源于中国，被东亚国家吸纳，在后来历史演变中，甚至比中国持续更久。

唐朝与中亚、西亚的联系比前代更广泛、深入。唐朝对于西域的管理范围超越汉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即位于中亚腹地。因为向往中国，有的中亚国家甚至提出“内附”要求。萨珊波斯亡国，末代王子投奔唐朝，希望唐高宗帮助波斯复国。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经常有使者往来，在陆路阻隔之时，双方积极利用海上丝路往来。唐代与印度往来频繁，层次多样，不仅有使者往来，更有求法僧人不断前往印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初唐有56位高僧前往西域及印度取经，其实，被记录下来的只是冰山一角。通过长期努力，佛教文化在唐代达到高峰。

唐朝的世界影响主要通过文化交流实现，国家的强盛为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政治保障。隋朝时有韦节、杜行满出使西域；当时主持与西域交往的大臣裴矩，从胡商处了解到西域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据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代墓志，贞观时，有使者张弼“历聘卅国，经途四万里”。玄奘从印度归来，唐太宗十分重视他见闻广博，命他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当时记载中亚、印度的最宝贵史料。高宗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于吐火罗国立碑”。唐朝继承隋朝设立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不过在隋朝隶属于鸿胪寺，而在唐朝隶属于中书省。外国使者到达，“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这里的“报”，是上报史馆。从史馆要求记录这些外国内容可知，唐朝十分希望了解对方的基本国情。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开放的唐朝保证了长安的国际性。各国使者和留学生纷至沓来，西域风格的艺术在长安享有崇高地位。藩国首领及其重要大臣接受唐朝的册封和官职，享受高规格政治待遇，藩国使客如果来到唐朝，不仅可以学习唐朝文化，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朝廷大臣，如与李白成为好友的日本阿倍仲麻吕（晁衡），在唐朝考中进士，玄宗时曾任秘书监兼卫尉卿。

唐王朝先后解决了东西突厥问题，收复西域，重塑欧亚大陆东部秩序，加强丝绸之路管理，丝路沿线国家交往获得保障，文明交流互鉴取得显著进步，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