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8-16 07:02 发表于北京

作者：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

汉代经略西域采用多种方式，无论是中外使者的交流、驻兵屯田的开展，还是军事行动的进行以及军政机构的建立，都是汉王朝控制南北道、有效经营的结果，有效促进了东西文化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

两汉经略西域，其显者有张骞之凿空、班超之定远，有西域都护之置、戊己校尉之戍。种种举措下，中原地区与西域乃至更远范围的商贸往来空前畅达，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经略西域过程中，维持道路通畅至为关键。汉王朝通过多种方式，逐步加深对西域山川地理的认知，更为深入地了解西域诸国的具体情况，从而促进官方道路开辟，保障西域交通畅通。可以说，前往西域的道路足够通达，汉王朝的管理举措才能真正实施，实际经营才得以进一步展开。

护道护国，相辅相成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此后，汉王朝在西域地区建立了西域都护府等一系列军政机构，标志着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学界谈及西域都护，都会重视其督察乌孙、康居等国状况的“护国”职责，或是管理控制西域南北两道的“护道”职责。张骞出使西域时曾被匈奴扣留，此后使者往来于道，也遭到匈奴及西域孔道之国遮拦，因此汉王朝经略西域，必须确保交通道路的安全与畅通；道路通，才能保障官员、使者及商旅往来的安全，才能使西域与中原军情政令通达、互通有无。可以说，“护道”是“护国”的先决条件，维护交通要道通达，可方便信息传递，增进中原与西域之间交流；加强对沿道诸国的管理，亦可使所行道路更加便利，两者相辅相成。太初年间李广利伐大宛后，汉王朝在敦煌往西至盐泽一带设立烽燧亭障，并不断向西延伸，从而更好地保护来往使者及屯田事宜。有效管理通行道路，不仅意味着出使、行军均可采用该路线，还意味着沿途西域诸国也在中央政权管辖范围内。从李广利伐大宛当道小国不予配合，到后来南北道诸国为往来使者供给食物，抑或是配合汉军出兵，均是“护道”与“护国”的双重结果。

西域地形特点及地理环境，决定不同地域空间相对独立，相互连接的通道也较为固定甚至单一，大多没有他路可行。部分山口关隘起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这也是不同势力掌控重要交通要道及战略要地，以控制西域的重要原因。史籍所言汉代西域南北道路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南北及周缘区域，其间包含绿洲、沙漠、戈壁等不同地理单元，可通行道路往往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行军出使更需沿途持续的食物及水源供给，需要对路线进行提前规划与勘察。汉宣帝甘露年间，乌孙乌就屠自立为昆弥，破羌将军辛武贤“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卢仓以讨之”，表明大部分官方路线较为固定，不能轻易改变。可见汉代经行西域的主干道路应是经过多次衡量、反复通行后逐渐形成的最优路线。尽管随着不同时期的具体形势会有变化，但主要交通线路并无太大变化。

除史籍所载官方道路外，西域诸国间必然存在未被记录的道路，这些道路在出土文献所提供的信息中可略窥一二。一件尼雅出土粟特文书信残片即反映，分处于塔里木盆地南北的尼雅与库车之间有道路可通，或是经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非常规通道。虽然根据现有文献及考古材料无法完全复原汉代西域交通路网，但参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自然山川及地形地势情况，可进一步获知西域主要交通路网的整体面貌。

因势施策，要路通畅

西域交通要道的通畅与否，直接反映汉王朝对西域管理的具体情形。位于罗布泊以北的楼兰、姑师，与汉地相近并扼守孔道，是中原进入西域的咽喉之地。两国曾受匈奴影响，多次阻挠遮杀汉使，故武帝元封年间，汉使将军出击两国，保证自玉门关、阳关进入西域道路的通畅。李广利伐大宛，因仑头国阻拦而攻其城，说明位于西域北道的仑头国是汉代东西交通必经之地，此处后来更成为西域都护府治所。自天汉年间始，汉王朝与匈奴多次争夺车师，并派兵驻守，加强屯田，控制以车师为中心所经行的交通路线，保证道路通畅，进一步从北侧建立防御设施，隔绝匈奴。东汉时期西域经略的重点放于伊吾等地，亦是为了防范北匈奴，控制玉门关到伊吾进而向西的交通路线。汉王朝对鄯善、车师、伊吾等战略要地的控制与管理，意在保障中原进入西域入口的畅通无阻，并逐步深入，打通交通主干线且建立烽燧亭障系统，正如史籍所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

对西域交通要道的控制，亦反映汉王朝对西域管理的强化程度。据文献记载，汉代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的南北两道均可通使，但张骞出使大月氏，归途为躲避匈奴，计划采取“并南山”的路线，可知相对北道而言，此时南道更为便利。宣帝时遣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数国，亦可知当时汉王朝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此外，匈奴于焉耆、危须、尉犁间设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焉耆盆地，沿孔雀河向北、向西的道路均在匈奴势力范围内，焉耆等国也凭恃独特的地理条件，劫掠来往汉使，致使其附近交通道路不易通行。汉王朝开展并逐步扩大在轮台、渠犁等地的驻兵屯田，积极争夺车师，正是对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的主动应对，也是为取得北道畅通，并由焉耆打通车师以西、以北道路的进一步举措。其后郑吉任西域都护并护南北两道，将经略管理西域的重心确定于轮台区域，保持与龟兹等北道诸国的联系，辅之以渠犁等地屯田积谷的军事保障，进一步巩固对西域北道的掌控，最终实现对南道、北道的全面管理与控制。

汉王朝对西域交通的管控策略，也会因特殊情况而改变。汉元帝时罽宾国杀害汉使，元帝因该道路断绝不通而放弃经营；东汉经略西域也因交通阻碍、路途遥远、驻兵屯田花费较大等问题而“三绝三通”。此外，龟兹、莎车、焉耆等国一度称霸一方，兼并邻近城郭，也试图控制交通要道。东汉建武年间，莎车国迫使鄯善绝断汉道，鄯善王未采纳，于是莎车王进攻鄯善。莎车为称霸西域，亟欲控制西域南道，隔绝汉朝势力进入西域，直接导致鄯善以西道路断绝不通，进一步证明控制交通要道在经略西域中的重要作用。

能否实际控制重要交通道路，是汉王朝实力强弱的具体表现。宣帝时莎车攻杀汉王朝所立之王万年，并杀汉使奚充国。自立为莎车王的呼屠徵扬言匈奴已占据北道、北道诸国皆归属匈奴，试图占据南道，进一步抵抗汉王朝。后冯奉世率兵平定其乱，威震西域。呼屠徵所称北道诸国已属匈奴或为诈言，《汉书·冯奉世传》言及莎车叛汉占据南道之事，并强调西域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都在北道诸国之间，或可推测当时虽已立都护，但汉王朝与匈奴对西域道路控制权、西域诸国管理权的争夺，持续了很长时间。

驻军屯田，护国安边

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原与西域已存在一定的交流互动。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诸如“玉石之路”、“草原之路”等史前物质文化交流线路愈加清晰。张骞所提供的资料，不仅是彼时所能获知的最为详尽的西域记录，也是汉王朝了解西域的最初窗口。相较于商贸交易、军事谋略而言，张骞所提供的信息带有更为强烈的政治使命与国家视角。这份官方资料不仅关注西域诸国的城市形态、物产情况及货币文字，还从宏观层面将西域诸国置于较为清晰的交通线路上，以南、北道作为区分的地理区划，以及以“土著”、“行国”等国家形态对西域诸国进行分类，使得汉代西域的整体面貌更为清晰。

《汉书·西域传》主要以若干重要自然地理标识记录汉代西域地理概况，并描述自玉门关、阳关出使西域的南北两道的具体情况，而且对西域诸国地理方位也有具体道里数的标注：一是同周围邻国及山川河流的方位关系与距离，二是同长安、阳关或西域都护府的方位关系与距离。这些描述不仅交代了西域诸国与自然山川地理的关系，还自然地将南北道交通路线所经行西域国家相互串联，形成以城市为基点、更为细致的路网结构。从相关文献对西域诸国相对方位以及军事行动用兵路线选择的记录，可知汉王朝对西域交通的熟悉程度。汉代依据自然地理单元划分南北两道的记录方式，也为后世记录西域交通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均为汉代积极控制和管理西域交通要道的重要贡献。

汉代经略西域的过程，可谓是汉与匈奴反复较量、争夺西域的过程。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等军政机构的设立，是汉王朝在西域控制力加强的体现。具体到烽燧亭障的排布、屯田及军政治所的位置选择，均是根据实际情况审时度势的战略布局，都离不开对相关地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对交通路线、战略要地的实时监督与控制。纵观西域交通路网，大部分路线沿用时间较长，有的甚至沿用至今。《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说明盐泽以西孔雀河沿岸，是汉代楼兰以西沿北道行进西域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孔雀河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该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并在此处发现大量唐代军事文书，记录了“楼兰路”、“麻泽贼路”等重要交通路线，可知此处自汉至唐所行官方道路具有一定延续性。新疆发现的不同时期烽燧、戍堡等军事要塞遗址，均是中央政权稳定控制天山南北、保障丝路要道安全顺畅的历史见证。

汉代经略西域采用多种方式，其治理措施的实施及实际有效管理，均离不开对西域交通要道的控制。无论是中外使者的交流、驻兵屯田的开展，还是军事行动的进行及军政机构的建立，都是汉王朝控制南北道、有效经营的结果，有效促进了东西文化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当下，应结合考古调查与发掘材料，更为深入地展开西域历史地理研究，以全面揭示汉代中央政权与西域诸国的互动关系，系统了解汉代中央有效管理西域的措施和方法，进一步完善对古代丝绸之路路网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