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远古～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以前的历史时期，是我国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确立的发展过程，历史学界也称之为远古时期、上古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

1.远古时期，即原始社会时期，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并呈现自成体系、独立发展和多元一体的特征。

以云南元谋人为代表，距今约170万年前，是中国拥有百万年人类史的见证。

距今约1万年前，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南北各地都有人工栽培粮食作物遗存的考古发现，这是中国拥有一万年文化史的证明。稍后的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等，均是距今约7000—5000年前，属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典型遗址，中华农耕文化南稻北粟格局呈现南北融合的趋势，大量使用陶器，生活稳定。原始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人类由采集者变为生产者，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前提。

距今约5500年左右的父系氏族公社晚期，也就是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后期，中华大地万邦林立，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和文明社会的特征。特别是以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辽河上游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为代表，考古发掘出大量精美玉器、规模巨大的城址及祭坛、神庙等，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被认定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即进入古国文明阶段。其中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的权威认同。

一般来讲，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包括阶级、国家、文字等重要元素（中国学者：城市、阶级、国家），人类由原始状态步入文明社会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不断进步的结果。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可概括为历史悠久、分布广泛、遗址众多、多元一体、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等。联系世界史，与中国同步产生文明的还有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地区的古希腊文明等，但是这些文明后来都出现过断层，只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堪称世界唯一。

2.上古时期，包括奴隶社会和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奠基。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到公元前476年春秋结束，历时近1600年，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形成、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完整过程，其中夏商周三代被认为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何以中国”有了明确的回答。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成就显示，距今约4000年前，以禹建立夏朝为标志，中国正式进入奴隶制阶级社会，其儿子启继承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家天下取代公天下，中华文明开始了一体化的王朝（王国）文明阶段。

考古及释读证明，商代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信史阶段。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国家治理相对松散，王权和神权相结合，神权色彩浓厚。

西周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二者相互补充配合，形成政权和族权的结合，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政治统治。分封制即“封邦建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加强了天下共主的观念，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文化交流。同时建立礼乐制度，规定人们各种行为准则，强调贵贱分明和长幼有序，是维护分封制、宗法制的工具，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对后世儒家思想和历代统治者重视礼乐教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西周统治者提倡“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由此中原王朝（王国）文明更加巩固，中华文明一体化趋势日益显现。周代分封制相对于商朝内外服制，加强了国家治理，但是地方诸侯独立性较强，最高统治集团依然没有形成权力的高度集中。商周存在原始民主传统，对君主权力有制约作用，一直影响到春秋各国。

夏商周时期，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发展起来。商周实行土地国有制——井田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青铜铸造是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出现了青铜农具，但使用极少，青铜器主要用于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礼器，其次是兵器。商朝时期出现了商人、货币和商业活动，工商业集镇形成，城市初具规模。西周时形成城市营建礼制，布局严格规范，不得随意僭越。《周礼》中有借贷纠纷的记载。商朝有了干支纪日法，甲骨文和青铜文化是典型文化成就，“工商食官”“学在官府”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春秋战国历时近550年，是中国古代社会大转型时期，政局大动荡，经济大发展，民族大交融，思想大解放，春秋时期奴隶制度走向瓦解，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初步建立。这一时期，分封制崩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化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列国纷争，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周朝传统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周王室衰微，在公元前256年被秦国吞并。与此同时，民族关系出现重要变化，周边戎狄蛮夷与华夏族频繁交流交往交融，华夏认同观念产生，同源共祖观念发展，中华文明一体化趋势加强，分裂割据中的统一因素不断孕育。为了适应社会变动，实现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占据主动，战国时期变法改革成为一股潮流，如齐国邹忌改革、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等，最著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商鞅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巨大勇气，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废井田、奖励耕织、重农抑商，军功爵制、剥夺贵族特权、实行官僚政治，推行县制、加强集权，什伍连坐、严刑峻法等，秦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方位的根本变革，实现了富国强兵，为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文明演进呈现从分裂逐渐走向统一的趋势，表现为分权政治向集权政治转变，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封邦建国和家国一体转变为新型政府和行政区划，民族交融和华夏认同促进大一统的文化心理的形成与加强等。

春秋战国进入铁器时代，这是农业生产工具的重大进步。随着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的推广使用，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封建小农经济产生，精耕细作，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工商业突破官府垄断，手工业形成官营、私营和家庭三种经营型态，其中官营手工业居主导地位。春秋时期，实物借贷已经比较普遍，还出现了货币信贷。各国有形制不一的铜铸币，私商群体形成，富比王侯，出现了一批商贾云集的中心城市，商业逐渐繁荣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新兴的士阶层崛起。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学术下移，出现文化繁荣的局面。面对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思想家孔子提出“仁”的核心观念，对西周礼乐文明进行多方面阐述，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孔子兴办私学，整理典籍，在文化教育和传承方面也有重要贡献。老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其思想核心是“道”，追求天人合一，主张无为而治，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战国时期，出现了更多的学说学派，各自从不同角度阐发对政治、社会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异彩纷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典型代表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孟子和荀子继承并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孟子主张“仁政”，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百家争鸣是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以人为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性格由此奠基。在法家学说形成之前，已经有了法律意识。春秋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成文法，也出现了围绕子产“铸刑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后发展为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儒家强调性本善，主张为政以德，省刑罚，薄赋敛，以道德礼仪教化百姓；法家强调性本恶，主张以法、术、势驾驭臣下，赏罚分明，法令畅通，反对礼仪教化，重视以法、刑治理国家。两相比较，法家法治主张更符合当时列国纷争、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推动主持各国变法改革的大多是法家代表人物。（百家思想的共同点：“尚一统，求大同”）

与此同时，文学艺术百花竞艳，诗歌成为代表性的文学形式，《诗经》和楚辞分别成为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战国出现司南，《墨子》记载的科技成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标志着东方特色的实用科学产生。联系世界史，与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相呼应的还有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印度列国时代的佛教文化等，它们共同构成公元前500年左右“轴心时代”人文精神觉醒的突出成就，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