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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 刘平:论《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来源:历史教学编辑部 2024-05-22 18:03 天津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3年第12期,由于排版限制,部分图片、材料及注释从略。

编者按:以魏源为代表的晚清开明士人群体,冀望通过译介、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以求改变当时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史实,为学界共识。《海国图志》自1843年初版后,距今已有180年,从最初的未受重视,到现在我们一遍遍研究它,其中蕴含的思想与精神,在不同的时代绽放不同的色彩。本组文章即以《海国图志》内外的“世界”为主题,讨论魏源及其著作在近代以来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其中,郑大华、刘平的文章《论〈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宏观视角,分三个层次点明了是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摘要:《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开眼看世界”,促进了中国人从传统“天下观”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二是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三是其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方案。这些思想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总结。

作者: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刘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开眼看世界”,促进了传统“天下观”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三、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方案。下面就这三方面内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开眼看世界”:促进传统“天下观”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

1840年英国以中国禁烟为借口,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因清政府的腐败和妥协,战争以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洋洋中华,竟被一个远道而来的“岛夷”打败,这不能不使以魏源、姚莹等为代表的一些士大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被打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用姚莹的话说:“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也。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于是,他们发愤著书,以介绍海外情事为己任,成了晚清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据统计,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之多。其中代表作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和姚莹的《康輏纪行》,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又是代表作中的代表,因为它在这几部代表作中,不仅问世最早,而且规模也最大,1842年成书时是50卷,1847年扩展到60卷,1852年又再次扩展到100卷。以《海国图志》为代表的这些“开眼看世界”著作的主要内容:其一为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和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各国家的情况;其二为介绍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这些介绍,对促进中国人从传统“天下观”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它是建立在两种认知之基础上的。一是地理学的认知。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有边缘和中心,中国位于天下的中心。早在先秦时代,《周礼·大宗伯》就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古代作为贯通天地象征的玉琮,就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的玉器,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像,而它的内部又是圆形,恰似古人心目中的天穹。正因为中国古人相信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天下的中心,有中心,就有四边,故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这种信仰“天圆地方”说、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心的传统“天下观”,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小农经济结构而得到不断强化,这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的区域画得颇大,而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明末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乾隆十二年(1747)奉敕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开篇即言:“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坚持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位于天下的中心。

二是文化学的认知。当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农耕文明时,四周地区还处于渔牧文明的时代,久而久之,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们即认为他们是天下之文化或文明的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华尊夷卑”的观念。中国士大夫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以夏变夷”,用礼仪来教化周边族群,使他们接受华夏文明。中西交通后,这种传统的“华尊夷卑”观念又被用来处理与欧美各国的关系,认为这些国家和古代中国周边的族群相类似,无论社会还是文化都比中国落后,故此称它们为“番”或“夷”,其船艘称之为“夷船”,其商人称之“夷商”,其商馆称之为“夷馆”,其语言称之为“夷语”,与西方国家有关系的事物称之为“夷务”,当时有一套对外关系资料集,名之为《筹办夷务始末》。

而以《海国图志》为代表的这些“开眼看世界”的著作使当时的人们认识到:第一、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既然是圆的,就没有所谓的边缘和中心,世界上有四大洲、五大洋,有近百个国家,中国只是这近百个国家中的一国,位置不在地球的中央,而在亚细亚之东南,中国虽然版图广袤,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是世界大国,但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有好几个,如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第二,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文明进步的国家,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沿用传统叫法称之“夷”或“蛮”的西方各国是那样的繁荣昌盛,城市“殿阙巍峨,规模闳钜”,交通十分便利,铁路、轮船四通八达,店铺林立,机器轰鸣,制造精美,重视教育,学校和藏书楼各地皆有,人民读书识字,生活非常富裕,政治民主,社会清明,如此等等,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些国家当时都不比中国落后,甚至还文明、开放、进步一些。

上述这两个认识,无疑是对传统以中国为天下之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天下观”的挑战和否定。对传统“天下观”的挑战和否定,也就有利于打破它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和近代世界意识的形成。所以此后不久,冯桂芬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便写道:“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经》有四极四和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后人不得其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驺衍谈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

1878年1月28日《申报》的一篇文章同样指出:“今之天下非古之所谓天下。古之天下不过中国一隅耳,凡不隶版图者,皆谓之四夷。今之天下则四海内外声气莫不通。”上海租界又叫“十里洋场”,然而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在官府文书上,文人笔墨下,还是在一般人的口语中,都叫“夷场”。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就记载:“(新北门)门外原系荒野,一望苍茫,自西人至此,遍造楼房,迩来十余年,屋瓦鳞鳞,几无隙地,土人名其地曰‘夷场’。”将租界称之为“夷场”,正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认识基础上的传统之文化的“天下观”的产物,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其睥睨傲视的意态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洋场”和“夷场”只有一字之差,但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天下观”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夷”“夷船”“夷商”“夷馆”“夷务”逐渐为“洋”“洋艘”“洋商”“洋馆”“洋务”所取代。尽管这一转变刚刚开始,要到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时期这一转变才最终完成,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重要意义。

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

如果说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和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各国家的情况,介绍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这是当时“开眼看世界”的著作所普遍具有的内容,《海国图志》只不过部头更大、出书更早、内容更为全面罢了。但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说明为什么要“师夷之长技”、“夷之长技”是什么、如何“师夷之长技”、“师夷之长技”的目的为何这些问题的,则只有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也是《海国图志》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思想来源于实践。魏源参加过浙东的抗英斗争。在抗英斗争的实践中,他发现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是英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国能将西方的“船坚炮利”的“长技”学到手,英军便失去了取胜的可能。所以,不久他便在《圣武记》中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主张。接着,他在撰写专门记述鸦片战争始末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提出,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到编写《海国图志》时,他更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完整主张,并对这一主张做了比较全面的理论阐述。

“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然而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国门刚被英国用大炮打开,人们所固守的还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而反对“以夷变夏”。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他在《海国图志》中的《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一文中写道:“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虽然为了顺从习惯,我们仍将来自欧美国家的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不同,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他并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的人,是“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的夏虫井底之蛙,“自小自蔀而已”。

当然,向西方学习,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那么,什么是西方的“长技”呢?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是《海国图志》50卷本的认识。后来随着魏源对《海国图志》的两次修订和扩充,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扩展。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2年完稿)中对“夷之长技”介绍不多,仅将福建监生丁拱辰撰写的《铸造洋炮图说》、奕山的《进呈演炮图说疏》以及西洋器艺杂述一组文章作为《附录》放在最后1卷。当50卷本扩充为60卷本时(1847年完稿),《海国图志》专门用于介绍“夷之长技”的篇幅从原50卷本的最后1卷变成了8卷,即第53卷至60卷,并删去了“附录”二字,内容从原来的只介绍洋炮,扩展为对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器械制造和使用方法的介绍,并且附有更多插图,以方便人们了解、仿造和使用。其中主要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插图6幅)、黄冕的《地雷图说》(插图2幅)、潘仕成的《攻船水雷图说》(插图30幅)以及《作远镜法说略》《西洋用炮测量说》等。再到60卷本扩充为100卷本时(1852年完稿),介绍“夷之长技”的篇幅又从60卷本的8卷变成了12卷,即第84至95卷,内容也比60卷本更为丰富。如卷84收录的《仿造战舰议》,介绍了战舰的动力问题——蒸汽机:“今西方各国,最奇巧有益之理,乃是火蒸水气,舟车所动之机关,其势若大风之无可当也,可用为推船推车,至大之工,不藉风水人力,行走如飞;或用之为造成布匹,妙细之业,无不能为,甚为可奇赞。”卷90收录的丁拱辰的《西洋炮台说》,这是自明末徐光启《台铳事宜疏》《移工部揭帖》、孙元化《西法神机》、汤若望《则克录》等书简单介绍西方“永备筑城工事”以来,再次将西洋炮台先进性介绍给国人,其中“典折炮台式”“圆炮台式”“润土炮台”都很有新意,绘制的图样也比较清晰。卷91收录的户部主事、机械专家丁守存撰写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介绍了“螺旋转嵌火石”,即简化了装弹和击发过程的机械燧发装置,同时又介绍了更先进的“自来火药”即“雷银”,用制雷管。卷94的《西洋器艺杂述》,根据多种资料介绍了量天尺、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天船(热气球)、风铳(气枪)、指南针、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天炮、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千斤称、显微镜、自来水、自转礁、乐柜(管风琴)等,《海国图志》还提到了刚刚发明不久的意大利伏打电池、静电仪、避雷针等。此外,100卷本的《海国图志》还大量辑录了马吉斯的《地理备考》、马礼逊的《外国史略》、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关于世界各国情况的介绍,并补写了许多新的按语,阐发魏源的思想主张,肯定欧美的以商立国,并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称赞不已。

《海国图志》中所介绍的这些“夷之长技”,如果用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看,都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万万不可学习。当时一些愚昧无知的顽固保守派官僚和士人,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反对“师夷长技”,向西方学习的。对此,《海国图志》进行了批驳:“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又说:“指南针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夷之长技”不仅不是“奇技淫巧”,相反利国利民,与“圣人之道”相符合。《海国图志》在批驳了顽固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种种奇谈怪论后还特别强调,“师夷”必须抓紧时机,加快进行,因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才能不失时”,机不可失,时不可待。

在《海国图志》这里,“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如果用今天的话语系统来解释,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因此,如果说,“师夷” 体现的是《海国图志》的开放性,那么,“制夷”体现的则是《海国图志》的爱国性。“师夷”与“制夷”,开放与爱国,在《海国图志》这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分离,更不能割裂。不“师夷”,就不可能“制夷”,“制夷”必须以“师夷”为前提。因为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只“师夷”,不“制夷”,“师夷”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因为如果仅仅学习西方列强的一些先进的东西,而不是把学习到的先进东西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境遇,那么,即使学得再多,中国也仍然要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中华民族仍然无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海国图志》进一步指出,“师夷”有“善师”和“不善师”之分,“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可见,“善师”与否,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那么怎样才是“善师”呢?归纳《海国图志》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要“洞察夷情”。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用《海国图志》的话说,欲“师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书始”。《海国图志》就是为帮助国人了解夷情、“洞察夷情”而作。其次要重视人才。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条件。《海国图志》指出:“得一伯乐,天下无难驭之良马;得一颇牧,天下无难御之外侮。”“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为解决“师夷”人才的匮乏问题,《海国图志》建议在得风气之先的闽、粤二省增试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他们都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选,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师、炮手出身。”《海国图志》还主张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传授技术,楚材晋用,以便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再次要发愤图强。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海国图志》指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愤与忧”既是挽救“天道”“人心”“人才”的动力,也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只要我们发愤图强,振奋精神,“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凭河,毋画饼”,充分利用“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

我曾在《晚清思想史》一书中提出,一部晚清思想史,可以用“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思想争论,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而最先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并进行理论阐述的,便是《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这一主张开启了晚清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股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几十年之久。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主张的实践。康有为等萌发维新思想,也直接受到过《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的启蒙。据其日记记载,1879年前后,康有为曾多次阅读过《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直至1924年,梁启超在谈到《海国图志》一书,尤其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影响时还写道:“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此为精当之论。

三、提出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方案

《海国图志》不仅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了一套“师夷之长技”的具体方案:即在广东虎门外的沙角、大角这两处地方,设一所造船厂和一所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夷目一二人”,带上他们的工具,专司建造船械,同时聘请西洋柁师,负责传授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和攻击。这两家兵工厂除制造船械、火器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称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成之”。同时允许中国沿海商民兴办厂局,制造船械,其产品“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并且他相信,只要“师夷之长技”,实现这套现代化方案,中国就一定会出现一个“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崭新局面。《海国图志》提出的这套“师夷之长技”的具体方案在当时虽然未能付诸实践,然而它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方案。

所谓现代化,在初始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化,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西方的现代化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即“以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带动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变革”。但与西方不同,中国首先开始的是军事的现代化。这是因为西方的现代化是内源性的现代化,即“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又称“内源性变迁”。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的现代化,中国之所以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除嘉庆道光以来社会内部所孕育的新的经济和思想因素的作用外,另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挑战和影响。西方通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路程。由于西方用来打开中国古老大门的工具是坚船利炮,坚船利炮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中国先觉者们的关注,并成了他们首先要学习的对象。如前所述,之所以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进行了理论阐述,进而提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方案,就是由于魏源到过浙东前线,对英国的火器、船舰和养兵练兵有所了解和认识;中国之所以战败,最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在火器、船舰和养兵练兵之法方面的不如人。所以,他认为“夷之长技”主要就是火器、船舰和养兵练兵之法这三项,也就是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战术。因此,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方案,主要讲的就是军事现代化。

除了西方的现代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这点不同外,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的第二点不同,是为西方现代化提供方案、开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方案、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则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其中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中的士大夫(如魏源)和官员(如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已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出现较晚,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才开始出现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的挑战所出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等到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之后再由民族资产阶级来提供方案,来开启进程。于是,提供中国现代化方案、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重任则只能由民族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农民或地主)中的开明之士或改革派来承担。同时如前所述,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和思想文化等不同方面,如果说政治的现代化是要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亦即以资产阶级的统治取代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由于它危及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实施和完成的话,那么,经济尤其是军事的近代化只是以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战术来取代中国落后的军事装备和战术,从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它不仅不会危及地主阶级的统治,相反还有助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有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中的士大夫,魏源充当了本应由资产阶级充当的角色,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方案的提出者;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中的官员,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充当了本应由资产阶级充当的角色,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者。

魏源提出的这个军事现代化方案,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1865年1月,一位具有洋务思想的御史在奏折中就其“管见所及”提出了“营制亟宜变通”“海防亟宜筹画”两条建议,其中第二条写道:“英国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今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置火器局一,行取西洋工匠司造夹板火轮之舟,并延西洋柁师教行船演炮之法,一二载后,即可自行改造,自行驾驶,不必仰赖于彼国,如内地钟表亦可以定时刻也。……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我师其所长而用之,则西洋之长技,皆可为中国之长技,诚万世之至计也。”显而易见,这位御史所上奏的这条“锦囊妙计”实际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上的《筹海篇·议战》中抄来的,只是抄得不太完整,删除了魏源提出的允许中国沿海商民兴办厂局,制造船械,其产品“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1875年左宗棠在为重刻本《海国图志》写“叙”时,也明确承认自己投身洋务、设局制造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他写道:“书成,魏子没,廿余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艺事末也,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历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就此而言,洋务运动的设局制造,兴办民族工矿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魏源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目的出发而提出的发展民族工矿业之主张的实践。犹如戊戌变法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一样,洋务运动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开端,而这一开端的源头则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是《海国图志》所提出的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方案。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海国图志》从问世到现在已经180年之久,中国也已不是魏源所处时代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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