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论文悦读分享 2023-11-28 23:37 发表于安徽
作者：栗荣，法学博士，福建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8期
摘要：追寻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史特色，可以为党史研究学术体系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参照，特别是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之际，更是如此。建党百年来，为适应政治时势和党史学科的学术发展需要，党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研究方式也随之经历了多次转向，诸如革命史研究方式、现代化研究方式、新革命史研究方式、概念史研究方式等，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梳理百年党史研究方式的演变过程，不断探索更加符合党史学科特点的研究方式，对进一步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化、科学化发展不无裨益。
学术史追寻与反思，是构筑中共党史学术体系的必要路径。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之际，这种追寻与反思显得更为必要。就学术研究方式而言，中共党史研究因其较强的政治性而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由于学科性质的纷争和研究者观察视角的不同，百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方式1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形成了从最初的以革命史研究方式为主导，到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研究方式、新革命史研究方式、概念史研究方式等多种研究方式交替变迁的局面。省思中共建党百年来的党史研究，对其中研究方式的演进进行学术史梳理，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式提出一些设想，有助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一、长期主导的革命史研究方式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早期，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共党内理论家就开始着手研究中共党史。1926年，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在莫斯科作名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的产生背景、政治责任、阶级力量、党内政治生活等问题，总结中共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指出今后的革命任务是“扩大与巩固工人阶级的组织”，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组织和扩大联合战线。2这是中共理论家最早研究党史的代表性文本，它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著作，但从多个层面研究了中共早期历史，在总结中共革命历程、宣传中共政治理论、明确中共革命任务、论证中共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了党史上关键政治问题的研究。由于革命形势的转变，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注重党内斗争、党的改造等问题。1927年9月，蔡和森在一份报告中分析了时称“机会主义”问题的来源，强调既要从政治方面也要从组织方面铲除“机会主义系统”，从而实现党的“整个全盘的改造”3。这对于正确认识党史及其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1928年，瞿秋白深刻剖析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共在经过许多阅历后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将要领导中国的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4。蔡和森、瞿秋白对党史政治问题的分析，显然是党史研究体系的早期形态，也是党史领域革命史研究方式日后拓展的基础。1930年初，李立三在党内作《党史报告》，对中共成立以来的历史作了回顾，强调党史研究对于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前途的重要性，全党必须对党史“有明确的认识”。将“党史研究”的思想功能提升到认识党的政治问题的高度，李立三的报告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此时正值党内“左”倾思想盛行之际，李立三的报告因此呈现侧重论述党内政治斗争的倾向，认为“不但现在，即在将来对机会主义斗争是很严重的，一天不能停止对机会主义之斗争”5。至此，党史研究领域开始以侧重研究党内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特征，这种以党内斗争为研究重点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党史研究的基本方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党史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逐步形成新的研究观念，这就是将中共党史纳入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范畴之中。1938年，张闻天将之前在中央苏区授课的课程讲义进行整理后以《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为名出版。该书的党史学术史贡献在于形成党史研究的革命史研究方式的基本形态，其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论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运用史论结合、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在理论上明确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基本线索；采用宏观研究的方式对中国革命史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式“建立了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理论基础、理论模式”6。
20世纪40年代，随着中共逐步走向成熟，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许多中国共产党党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共党史问题展开整体性的反思与分析。其中，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指出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7。显然，毛泽东强调的党史研究，是从整体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便在思想观念上正确认识党史，而不是去纠缠党史上的细枝末节，以更好地提高认识和指导实际工作。这种研究党史的理论思维，后来就成为党史研究中革命史研究方式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论。
在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还有一个较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在党史研究中贯穿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线索，具体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与党内各种“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的历史，这与当时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以党内路线斗争为主线的党史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着中共党史的研究与编纂。如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在前言中就强调要解决这样的历史问题：“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怎样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毛泽东思想，怎样在各个历史时期指导中国革命使之走向胜利。”8这种党史研究观念，契合中共七大以来对中共历史的基本评价，也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需要，对全国执政初期的中共巩固领导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也基本沿用了这种党史研究的取向，以论带史地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及其思想理论，同时突出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指出中共的30年是党和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并“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9，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该书的出版正式确立了中共党史领域“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正统史观”10。
在此后近30年时间里，革命史研究方式不断得到强化，始终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57—1958年出版的何干之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两卷本）一书，仍以叙述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线，但该著在胡华和胡乔木偏重于政治、军事斗争的基础上，大量增加了经济、民族等问题的研究，并且一改以往以论带史而采用史论结合的论述方式，拓展了党史研究的范围及研究方式。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1，将宣传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但该著从纵向和横向（主要是横向）两个方面把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引向“通史”方向，即开始转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多层次的综合考察。这对于长期单纯注重政治叙事的中共党史研究而言，是一项开创性的尝试。不过，以上这些著作虽然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方法等方面有所拓展，但都是在革命史研究方式的框架内开展。
晚近以来的党史研究，如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都继承和深化了革命史研究方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摒弃极左思潮主导下的述史观念和编纂方式。尽管革命史研究方式基本围绕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展开，强调“阶级”“政治”“革命”等意识和观念，但其探讨范围、具体方法、研究层面也随着需要不断深化与拓展，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而宏大的分析框架，为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共党史学和党史研究体系的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总体而言，革命史研究方式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站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从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的视角分析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通过宏大叙事的方式展现中共党史上重大事件的发展和重要人物的活动过程。这种研究方式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反映，是对中国革命斗争和现实政治需要的回应，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寻求转换的现代化研究方式
在很长一段时期，革命史研究方式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占据着无可否认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12，党史学界也开始反思革命史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如追求单一的政治和革命的宏大叙事，过分凸显领袖人物及其思想，忽视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的作用，难以全面地反映中共历史的多重面貌，等等。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推进实现四个现代化代替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探寻中共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重心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史学界转而探寻新的研究方式和分析路径，现代化叙事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流行就是最典型的表现。
所谓现代化问题，张静如将其主题归结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的先进状态”13。以此为立足点，与革命史叙事方式单纯强调反帝反封建、阶级斗争等政治意识形态论述方式相比较，现代化叙事方式更注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物质变迁与精神世界变革的分析。历史学界在运用现代化研究方式的过程中，逐步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章开沅等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14、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5、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6、许纪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7、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18等。由此，现代化研究方式逐步在史学领域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形成独特的解释框架。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专门史，中共党史研究也受到了现代化叙事方式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史学科逐步转向学术化，党史学界开始对党史研究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1985年，胡乔木在谈到党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无论从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很多错误”；“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党史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在这些方面，该书显得“枯燥无味”。19龚育之也提出：研究中共党史不能只关注政治方面的斗争，应该把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以及工业化、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都写充分，“因为那是许多人参加的英勇奋斗的历史”20。张静如在思考党史学科发展问题时同样提到，党史研究应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着手，并且特别注意“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的有用部分”21。
基于这些认识上的变化，1991年，张静如发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一文，首次将现代化研究这种新方式引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角。他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22之后，张静如又多次指出，党史研究应关注中共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对党史上重大事件的考察、对人物的评价，要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分析”23。关于如何将现代化研究方式运用到党史研究中的问题，张静如也提出具体主张，主要包括：第一，研究理念要现代化，即党史研究要坚持唯物史观，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共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政党和个人的历史作用以及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24；第二，研究方法要现代化，包括搜集资料方法、处理资料方法和内容研究方法等；第三，研究手段要现代化，主要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实现研究的信息化、网络化，实现资源的共享”25。
一向以革命史方式研究党史著称的胡绳，也赞成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1981年，胡绳的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和历史分期的观点，使之成为革命史研究方式的又一代表性著作。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研究方式在史学界的风行，也促使他对党史研究方式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在该书1995年修订版的序言中，胡绳强调：“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26这表明，胡绳对以现代化为线索书写中共党史的观点持肯定态度。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谈现代化问题不能离开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在研究和编纂中共历史时，要将现代化视角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相结合，否则，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中一些有关现代化的问题难以解释清楚。在胡绳看来，用现代化研究方式观照中共党史研究，可以作为革命史研究的一种补充。
在党史学界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共党史研究从重点考察中共的革命运动、政治斗争，转向关注中共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作用。这种研究方式尽管不像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现代化研究那样硕果累累，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陈勤、李刚、齐佩芳合著的《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郭根山的《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徐行编著的《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都体现了现代化研究方式的特点。
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研究中“关于政治发展、经济增长、文化变迁、社会结构和心理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作出各自的或综合的考察分析”27，有助于更好地从纵向和横向、宏观和微观的层面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面相，并且因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和现实需要。然而，现代化研究本身的一些弊端也为学界所诟病，如从西方社会经验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是否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境况；在考察现代化这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时，中国内部的因素容易被忽略或扭曲；更有甚者，以现代化研究为名义而打着“告别革命”的招牌，试图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导致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境地；等等。中共历史“既是一部置身于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政治性历史，也是一部置身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性历史”28，中共历史的这种双重叙事特征，成为学界关于“革命史”与“现代化”这两种研究方式发生争论的内在根据。
应该说，革命史研究方式和现代化研究方式作为党史研究的两种方式，在观察视角、分析重心上各有侧重，但在研究主题和研究目的等方面是一致的。实际上，任何一种研究方式都会因其倾向性而形成自身的阐释张力，同时也会因为对其他观察维度有所偏废而形成自身的阐释边界。因此，在面对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研究方式时，不应简单地以现代化研究方式取代革命史研究方式，或用革命史研究方式否定现代化研究方式，而应当根据研究的需要在二者之间合理平衡。
三、从社会史到新革命史的研究转向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党史研究队伍的壮大，党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展开了思考和探索。在对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宏大叙事和现代化研究中的“线性”思维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的研究方式，如后现代叙事方式、自然史研究方式等。其中，以李金铮为代表的学者倡导的新革命史研究方式颇具影响。
新革命史研究方式的提出，实际上是源自社会史研究方式在中共党史领域的延伸。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视角和方法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起自于张静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倡导。1991年，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指出“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29。以社会史为基础，并不是要把党史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史，而是强调在研究党史的重大问题时，要充分利用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30。
延续张静如强调在党史研究领域引入社会史研究的理路，2010年，李金铮发表《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一文，在反思中共革命史传统书写模式和警惕“告别革命”倾向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新革命史”这一概念，认为传统“党派史观的范式”往往从历史必然性角度对中国革命“作线性解释”，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31因此，在方法论层面上，李金铮提出应从社会史视角实现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转换和突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实践后，李金铮通过系列文章，对新革命史研究方式又作出系统阐释和说明：第一，对新革命史作了明确界定，认为新革命史是“回归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32；第二，辨析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的关系，指出新革命史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上与传统革命史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则在于内容选择和研究视角及方法上；第三，进一步总结新革命史研究的方法，包括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乡村史相结合等六个方面33。可见，所谓的“新革命史”，主要是与传统革命史相较而言，其“新”就新在观察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上。
新革命史研究方式提出后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一些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新革命史理念进行了补充和丰富。王奇生较早对新革命史作出反应，他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特点，认为学界有必要对中国革命进行重新审视，“既不可神化，也不可妖魔化，既不能‘唯革命化’，也不能‘去革命化’”，并对新革命史研究的特点及未来走向作了总结。34应星也陆续发文，对新革命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阐述，认为革命史研究方式存在宏观政治史和微观社会史的分割、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断裂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据此应星提出，新革命史研究需要思考“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性结构、精神气质”是怎样形成和怎样与中国传统文明进行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中国革命实践有何种影响。35常利兵也认为，新革命史叙事方式在方法论层面和具体史实层面都为中国革命史研究这一主题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提出新革命史研究应注意把握革命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把‘革命’放回到‘历史现场’”36。唐小兵则从“思想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两种路径高度评价了新革命史在学界的运用，认为新革命史对于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范式产生了一种“具有引领性和深远意义的‘突破’”37。这些学者对新革命史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与论述，无疑为中共党史研究方式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向。
学者对新革命史在方法论层面的论述不尽相同，但也有很多共通之处：第一，与弱化、告别革命论划清界限，肯定中共革命史研究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试图打破传统革命史研究方式过分专注于政治、党派、主义、阶级等意识形态话语的状况，重新审视革命史的复杂性，让革命史研究回归多层面的历史；第三，发现多元的观察视角和层次，从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多种角度，探寻其与革命如何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注重宏观与微观、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的结合，以更好地呈现革命的复杂内容和多重面相；第四，拉长“时间”与拓展“空间”，将中共革命史置于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史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考察，打通中共革命与其他革命之间的联系，实现“我者”与“他者”的相互观照；第五，借鉴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体系。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并未对新革命史的理念、内涵进行详细讨论，但在相关论述中表示出对这一研究方式的认同38。
当然，在新革命史研究方式“风生水起”之时，学界也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陈红民对新革命史概念进行省思后，虽然肯定了新革命史对于深化和丰富革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但也从“何为新”“为何新”以及“如何新”三个方面提出疑问，指出所有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为了准确地解释以及深入地研究历史，“没有新旧、高下之分……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味求‘新理论’‘新方法’，那就是舍本逐末了”39。显然，陈红民对“新革命史”这种提法并不认同。李里峰在赞赏新革命史对于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的同时，也指出新革命史并未突破革命史本身的范畴、前提和预设，因而并不具备“范式转移”的意义40。
总而言之，新革命史这一学术理念的提出，无论是在观察视角、研究方法层面，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的观点创新、成果涌现，对中共革命史研究方式向纵深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新革命史研究方式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新革命史有许多相关理念并未在学界形成共识，需要进一步摸索和解释；“新革命史”这一定名是否合理还存在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都会不断出现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如果都冠之以“新”，就无法显示出其中的独特意义。另外，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理论和方法都只是研究的工具，那种将“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41的观点，确实有待在学理上进一步商榷。
四、中共概念史研究方式的理论与实践
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学者历来都是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深耕，且往往以党史事件或者党史人物为研究对象。但是，这些领域并不能涵盖整个党史研究的所有方面。在事件或人物的史事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长期被忽略的历史语言领域有待研究开发，这就是中共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理论概念、理论术语、理论词汇等。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党史学界积极引入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兴起，逐步形成中共概念史的研究方式。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一种研究方式，概念史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伴随着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德国、英美和法国的史学界根据各自对语言历史性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形成了国际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学术流派42，其中，学界通常将德国学界的研究看作更为典型的概念史研究。德国概念史研究以科塞雷克为代表，他认为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记录和表征，而且是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因此，概念史要“探讨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影响，推究政治和社会群体运用特定概念的典型张力，分析时代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变化”43。也就是说，概念史研究必须把概念放到与“概念”相关的社会实践语境中，探讨概念的起源、演变、沿革，以及与概念相关联的社会政治结构转型的相互关系。
概念史研究在德国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逐步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中国学者冯天瑜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率先涉足概念史研究，1994年，他针对中国文化和思维的模糊性所导致的概念不确定性，从概念内涵变迁的角度探讨“封建”和“形而上学”两个概念的滥用问题。44尽管这项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概念史研究（作者称之为“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成熟之作，但它却是中国概念史研究的雏形。在此后的20余年间，冯天瑜陆续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共和”“经济”等概念展开论述和辨析，还以一本专著对“封建”概念古今、中西意义生成和嬗变过程进行细致的源流考辨。45虽然冯天瑜并未对概念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作过多的解释，但其研究成果所显示的研究理念开了中国史学界概念史研究的先河。之后，方维规、孙江、李宏图等学者的大力推动——或对国外概念史研究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译介，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基本概念进行考索，为概念史在中国史学界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知识资源，使得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取得了很大进展。
概念史研究在史学界的发展，自2010年代开始引起中共党史学界的关注。党史领域的概念史研究，关注的是党史领域理论或思想中核心概念的历史变迁。因此，“概念”的历史变迁就成为党史研究的核心对象，它与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并列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独立历史行为主体。在党史学界，郭若平较早关注到概念史与党史研究的关系。201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强调党史领域储存着大量核心概念，且一些概念时常被滥用或误用，因而需要对这些概念从词源到引申意义进行追溯和剖析，考察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如何演变成政治、社会中的关键性概念，以观察它们“如何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施加聚合力和影响力”，揭示概念是“如何塑造现代中国的社会与个体的历史形象”。46在郭若平看来，在中共党史领域开展概念史研究，并不是仅仅试图讨论概念本身的含义转换，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概念与中共政治实践的相互关系这个“窗口”，展现概念作为历史行为主体的内涵变迁是如何呈现中共的历史面相的。该文首度在党史领域系统分析中共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后，他正式提出“中共概念史”这一术语。这些研究理念的提出，都为推动概念史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发展发挥了先导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党史学界开展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兴趣。
此后的近十年来，中共概念史研究逐步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较大进展，积累了不少学术成果，为中共党史研究学术疆域的拓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共概念史研究体现了以下四方面的学术史特征。
第一，就研究领域而言，中共概念史研究着重对中共党史上关键性概念在不同时期的语义变迁进行考辨。同时，通过对概念含义的形成、转换甚至被新概念所取代的分析，揭示形成这种过程的社会实践动因。即，在概念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重构那些沉淀在特定概念中的中共政治实践史。这种研究意味着中共党史研究重心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传统分析层面，而是将被遮蔽的一些关键性概念作为历史分析的主题，以呈现关键性概念所折射的中共历史面貌。
第二，就研究对象的载体而言，与传统党史研究侧重以党史事件或党史人物为对象载体不同，中共概念史研究以历史语言尤其以政治语言呈现的核心概念为分析着眼点，探究概念在何种历史条件下被赋予特定的政治意涵，如何与中共的政治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建构发生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又如何促使概念发生新的含义转变等问题，其目的在于从概念变迁中“‘发现’中共政治实践史的复杂发展历程”47。中共概念史虽然着眼的是概念，实则关注的是历史。
第三，就概念的分类而言，尽管概念作为“语言”和“实践”的中间载体，兼具社会历史的“指示器”和“推进器”双重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词语都可以成为概念史的关注对象48，对于中共概念史而言更是如此。中共概念史研究是以中共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政治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学界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对党史领域的政治概念作了划分，有的认为中共的政治概念谱系由核心概念、价值性概念、身份性概念等七种类型构成49；也有的认为中共党史领域有三种概念类型值得研究，分别是时代转换过程中消解与重生的概念、跨文化过程中移植与嬗变的概念、在话语争夺进程中形成的中共创制的概念50。无论学界对党史领域的基本概念作何种划分，概念史都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
第四，就研究方法而言，概念史研究有两个方法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概念本身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存在意涵变迁的不同历史时期51。将这种方法论前提推衍至中共概念史研究，那么，中共概念史应当在语义层面上对概念内涵构成及意义变迁进行分析，同时还应将概念置于不同历史语境的具体实践中，考察“概念内涵变化与社会实践史的变迁关系”“概念内涵与概念形成语境的变迁关系”“概念内涵与不同概念或概念丛的变迁关系”52。从目前的学术实践来看，中共概念史研究尚无固定的方式，远未达到成熟乃至完善的程度，有待党史学界今后的努力。
概而言之，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共党史领域的运用，在概念史范畴内的研究方式转向，仅有不长的学术实践时间，但已为党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显示其在党史研究领域尚待挖掘的深厚学术潜力。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共概念史研究还存在一些缺失之处，如概念史研究还未有足够成熟的“学术指南”，学术实践存在着“零敲碎打”的状况，在分析中可能陷入“时代误置”的泥潭，等等。但正是这些不足的存在，将激励党史学界共同努力，促进概念史研究与党史研究融合，进一步扩展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提高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五、党史研究方式的互为融通
从中共党史研究方式的百年演进轨迹来看，每一种研究方式的形成都是适应于特定时期政治变化或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兴起的，因而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每一种研究方式也会在学术时势变换或学术机制改变中逐步显露出其不足。如，革命史研究方式把重心放在政治、革命、阶级等问题上，可以清晰地展现中共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但忽略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的作用，从而难以全面地反映中共历史的复杂面相；现代化研究方式可以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位、多重层面反映中共历史，但容易陷入单方面注重社会经济发展而忽略革命历史作用的境地；新革命史研究方式尝试对革命史研究的宏大叙事和现代化研究中的“线性”思维模式作出改进，把微观社会史和宏观政治史结合起来，但学界对其是否具备“范式转移”的意义还存在一些争议；中共概念史研究在党史研究的整体性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但如何进行规范性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学术探索之中。评判一种研究方式是否科学、合理、规范，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它能不能解释既有的学术问题，以及这种解释是否经得起学术实践的验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史学科经历了由政治论述逐步向史学分析的转变过程，如今仍处于理论创新、方法探索和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中。探寻既能更加适应党史学科特点，又能提升党史研究学术化水准的研究方式，是一个值得学术史持续探讨的问题。总体而言，无论何种党史研究方式，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由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和学术功能所决定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党史研究方式，既要在具体研究层面遵循实事求是、辩证分析、阶级分析等历史方法论原则，同时也要在总体史观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整体观、历史辩证观、历史求是观等。能否坚持历史整体观是目前党史研究中最值得关切的问题，尤其是在党史研究中检讨宏大叙事存在的学术缺陷的同时，特别要防止党史研究“碎片化”倾向。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具体的党史研究相结合，在党史研究中创造具有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新气象。
第二，中共党史研究要把握中共百年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百年来，中共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这就是中共百年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而“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就是中共百年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53。与其他历史学科相较而言，中共党史研究方式显然带有政治性引导和意识形态导向的特征，显示出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党史研究方式要根据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紧紧围绕中共历史核心领域和关键主题，立足“大党史”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立场，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全面展现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历史画卷。
第三，中共党史研究方式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构建开放的学术研究体系。从党史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共党史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综合性特征。推进党史研究方式的学术化进程，要求党史学界在历史学研究理念和学术规范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学术姿态，汲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术营养，贯通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理精髓，促进党史研究方式与相关学科研究方式的有机融合，从而不断提升党史研究的阐释能力和学术水平54，建设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话语体系。
在学术领域，任何一种研究方式的出现或转向，都与一定时期的时代背景、学术实践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学术方式的变革紧密相关。分析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同研究方式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学术转向的学术史进程，不是简单辨析研究方式的高下、优劣，或互为取代，而是寻求促进党史研究学术化、科学化发展的路径，它强调的是研究方式之间可以相互比照、融通、借鉴，并且进行自我修正和补充。与此同时，在不同研究方式的观照下，党史研究可以为研究主题提供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思维，从而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特别是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之际，更显得具有紧迫感。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