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1-09 07:03 发表于北京

作者：孙志鹏，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5期

桑原骘藏标榜说：“学问之生命在正确与坚实，当研究时不可有一点疏忽、一丝暧昧，此二者乃学问进步之大敌也。”但观其所作之研究，与其表达完全相反。

桑原骘藏是近代日本诋毁和抹黑中国的急先锋，他塑造了中国人“服从”、“文弱”、“保守”、“野蛮”、“妥协”、“猜疑”等一系列“黑暗”意象。桑原骘藏丑化和抹黑中国的恶劣行径，是盛行于近代日本社会的“对华蔑视论”、“日本优越论”和“大日本主义”的集中反映。

侧重“反面认识”的阴暗心理

桑原骘藏与内藤湖南齐名，是近代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旗手之一。他曾声称：“为图日中亲善，日本人就必须首先很好地认识中国人。为了很好地认识中国人，必须从表里两方面来观察他们。通过经传诗文了解中国人的长处优点固然重要，同时，对其反面也必须认识领会。”在这种“反面认识”的阴暗心理下，桑原骘藏自鸣得意地刻画出一幅极度“黑暗”的中国意象图谱。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蔑视论”甚嚣尘上，桑原骘藏主动委身“辱华”风潮之中。在《关于中国古代的祭祀》一文中，桑原骘藏认为中国盛行祭祀天地之风，“大概是中国人固有的气质所致，重视实际，轻妄理想”，“惟重外界而不顾内在，只知现在，不看将来”，中国人对上天尊崇敬畏是“本就富有服从气质”的表现。可见，在桑原骘藏笔下，中国人是“短视”的，天生具有“服从”气质。

辛亥革命至一战结束期间，桑原骘藏又从国民性等多个层面建构了一幅“迎合”、“自负”、“停滞”、“文弱”、“保守”的负面中国意象。辛亥革命时，辫发成为革命与守旧相对抗的象征符号，桑原骘藏却认为清代汉人的“辫发、胡服是其迎合主义的结果”，“辫发成为他们的心爱之物”，隐喻辛亥革命不能成功。在《东洋人的发明》一文中，桑原骘藏又称中国人自古就有“自负”心理，而且作为四大发明的“老祖宗”，中国千余年间“看不到改良进步之迹”。桑原骘藏在所谓研究中国国民性的文章中，开篇即言中国人“最显著的民族性就是文弱和保守”，继而塑造了中国人轻视军备、工于算计、尚古保守的意象。

中国拒签巴黎和约和五四运动爆发，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的民族精神。这与桑原骘藏先前建构的所谓中国人“文弱”、“保守”的意象完全相反，故而他又从“食人肉习俗”、“国民性”、“宦官”等角度重新塑造一幅“野蛮”风格的中国意象。五四运动爆发仅一个月后，桑原骘藏就急忙刊发《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一文，挖掘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塑造野蛮的“食人肉”意象。桑原骘藏以荒诞的手法举证，却十分肯定地说：“中国人从上古开始就存在食人肉的习俗，这在经史书籍上历然有确证，毫无疑问的余地。”翌年，桑原骘藏在《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中说：“中国积弱宿弊之根就在于妥协性和猜疑心。”随后，桑原骘藏以宦官为例，阐述中国人“利欲心重”、“嫉妒心强”，推测中国宦官制度的起源可能正是源自中国文化的特征。桑原骘藏的种种论说，意在凸显中国人“性本恶”的价值预设，以及野蛮、嫉妒、贪婪的“阴暗”意象。

总之，桑原骘藏塑造出“服从而目光短浅、停滞而不思进取、虚伪而缺乏原则、文弱但工于算计、保守但自负尊大、野蛮且嫉妒贪婪”的“黑暗”中国意象。这些“黑暗”意象充满文化偏见，完全不能成立。但桑原骘藏的亲传弟子及再传弟子罔顾事实，时时处处为桑原骘藏之谬说饶舌辩白，至今在日本各界仍有一定市场。

捏造曲解史料的恶劣手法

在桑原骘藏的中国意象塑造中，用力最勤且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他对“中国人食人肉习俗”的“考证”，这一观点成为近代日本“对华蔑视论”依据之一。但是，如果仔细辨析桑原骘藏塑造中国人“食人肉”意象的论证材料，就能发现其根本不能成立。

首先，史实与谣传不分。桑原骘藏对中国人“食人肉”的关注最初来源于一则查无实据的报刊“外电”，随后又依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一处以讹传讹的游记传闻，便自诩利用外文材料“印证”了中国有“食人肉”的传统习俗。其次，桑原骘藏公然捏造事实说：“中国人的法律是认可食人肉的，人肉在各市场上公然贩卖。”但翻遍中国历代法律，根本无此记录。最后，曲解、孤证和自相矛盾。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史籍中确有“人相食”、“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等典故或记载。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以形容饥荒的惨烈程度，并非“习俗”。桑原却将此曲解为主动性强烈的所谓“习俗”。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完全否定所谓“人相食”的。比如孟子就把暴政指为“率兽而食人”，“虎毒不食子”的民间俗语也是千古流传。然而，自诩学者的桑原不仅不考虑其中经纬，甚至把刘邦所谓“幸分我一杯羹”的戏谑之言，作为汉代存在“食人肉”习俗的依据。他将孟子的“仁者无敌”解释为“武器无用论”，既说中国人天性“文弱”，又说中国人极其“野蛮”，两者岂非自相矛盾！

日本也有“食人肉”的记载。比如《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二十八年”（567年）明确记载：“郡国大水，饥，或人相食，转傍郡谷以相救。”但桑原对此却缄默不语。更有甚者，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士兵在有植物性食源的情况下，为了获取肉食而主动猎杀同伴。在二战菲律宾战场上幸存的日军士兵中内功曾回忆：“（在战争中）感到最可怕的是坐在你身边的日本军人。”日本近代史专家吉田裕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是部分日军会“出于食用人肉的目的而将友军日本人杀死”，宪兵队甚至因此增加了对“吃人肉的现行犯”、“携带人肉者”、“饭盒上带有人肉脂肪者”的“现场处刑权”。在二战老兵荻原长一的回忆录《骷髅的证词——棉兰老岛死里逃生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我们谈到了解散后的粮食和战友的情况。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现在之所以在这里安顿下来，最大的原因是附近有甘薯地。跟我们一样，他们也只限于在夜里挖甘薯……”然而，与荻原对话的日本兵接着称：“由于每天都吃同样的菜食，大家都很消瘦……是这样，荻原班长，我们确实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我们连那种肉都吃了！”随后，这些日本兵详细地向荻原讲述了他们吃人肉的种种细节。这一事实真是对桑原骘藏“日本优越论”最大的讽刺！

荻原长一是二战期间侵占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日本士兵。他在回忆录《骷髅的证词》中明确记载了日军在有植物食品来源的前提下，为了获取肉食和蛋白质而猎食同伴的真实情景。图为该书中译本封面

服务于侵略中国的目的

桑原骘藏标榜说：“学问之生命在正确与坚实，当研究时不可有一点疏忽、一丝暧昧，此二者乃学问进步之大敌也。”但观其所作之研究，与其表达完全相反。如果进一步追问，一贯宣称“科学历史学”的桑原骘藏为何在塑造中国意象时会出现如此多的谬误？显然，这并非他一时疏忽，而是刻意为之。

1912年元旦，桑原骘藏发表了生平第一篇针对中国的时事评论《中国的革命》。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汉人“惯于服从于外族”的例证，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时激起了汉人的同仇敌忾之心而已，未必能够成功。一年后，他又先后发表《秦始皇》《中国人辫发的历史》，前者是让中国仿效日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反对中国采取共和制，后者是借辫发重申中国人的“服从”气质，并妄称“辫发的强制实行，必然会伴随着恐吓杀戮”，把辛亥革命“恐怖化”，从而“印证”自己的政治判断是“正确的”。

桑原骘藏在学术上恶意抹黑中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五四运动期间，面对中国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桑原骘藏一改之前对中国国民性“文弱”、“保守”的判断，先后撰写《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中国的宦官》等意在塑造中国人“野蛮”气质的系列文章。在《对华政策管见》中，桑原骘藏认为中日关系疏离的最大原因是中国人“嫉妒心强”、“猜疑心重”，将中日关系恶化的罪责加诸中国，甚至威胁道，“在中国排斥日本并宣称不共戴天的仇恨之际，日本就没有必要放弃济顺—高徐的铁路借款权，也没有必要预告交还山东的日期”。此外，他认为中国人具有“妥协”、“招安”思想，可以用金钱诱惑中国留日学生，以谋求“日中亲善的大目的”。他的这一政治判断，在《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中又以“学术”面貌出现。可见，桑原骘藏在五四运动后塑造的中国人“妥协”、“猜疑”的负面形象，恰是当时中日关系的政治投影。

桑原骘藏塑造的“黑暗中国”意象纯属恶意捏造，与其声称的“科学历史学”相悖。他刻意贬低和抹黑中国，为“大日本主义”摇旗呐喊，目的在于凸显日本的“文明”，为日本侵华活动提供所谓“学术依据”与“合理性”，这才是其所谓“学术”的真正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