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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斌:思想的自我迷失——评日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1-06 07:02 发表于北京

作者:张跃斌,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5期

无论是希望避免中美开战的谨慎派还是甘心“为王前驱”的投机派,都把针对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区别是前者对于战争尚存敬畏之心,后者则完全陷入“暴走”式的豪赌心态。

在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应运而生。日本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持两种态度,一是恐惧中美之战会将日本卷入战争深渊,二是企图借助“中美之战”实现日本再度崛起。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观点,都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这既反映出美国重塑战后日本政治文化与日本右翼企图重温“军事政治大国”旧梦的“双向奔赴”,更揭示了当下日本思想界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自我迷失。

谨慎派的彷徨

众所周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出自美国学者艾利森于2012年发表的一篇时政评论《太平洋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该文发表后,引起国际各界广泛热议。2017年,艾利森出版专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对中美关系的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该书出版不久,日译本便面世,书名被翻译为《美中战争前夜》,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为之作序——《“修昔底德陷阱”与日本的方向》。不难看出,船桥的核心关切是在中美变局中日本作何选择。需要指出的是,船桥所谓“日本的方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主选择题,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的战略选择无疑要以这一前提作为出发点。尽管如此,船桥在序言里还是表达了三个观点。

其一,对于日本而言,中美战争如若爆发,将是不可承受之重。船桥说道,“我们必须明白,对于日本而言,最大的风险不是美中之间的交易,而是美中之间的对抗”。船桥认为,一方面,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如果参与对中作战,必定“成为中国导弹和核弹的目标”,但是在日本生死存亡之际,美国未必会提供足够的军事保护——“美国在本土未受核攻击时,会为了保卫日本而与中国作战吗?”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在中美开战之前脱离日美同盟,保持中立,那么“其后日本被美国抛弃,被中国蔑视、恫吓,在战略上成为行尸走肉一般的存在”。其二,船桥对中美两国能够避免战争比较悲观,其判断依据是“中国的对外观是国内秩序概念的延长和投影,即‘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同时,他还认同艾利森在书中的挑衅性言论——“我不希望我的子孙们在中国统治的世界生活”。其三,船桥虽然没有对日本的战略选择提出明确方向,但他还是强调中美两国挣脱“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性。船桥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提出异议,但拐弯抹角地指出,希望艾利森的著作能够促使“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恐怖性,发挥领导力,自我克制,不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难看出,船桥的观点暴露了三个问题。一是日本对“修昔底德陷阱”的高度关切。从地缘政治上看,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可谓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准当事国”。二是面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时的无力感甚至是宿命感,是战后日本对美政治和军事依附长期发展的结果。三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错误认识。船桥偏执地认为中国必定会走美国式的“国强必霸”的老路,而这一判断不仅缺乏依据,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策风马牛不相及,更加剧了他对日本、东亚以及世界前景的迷茫与悲观。

船桥表露出的焦虑、矛盾、悲观与彷徨,代表了部分持谨慎态度的舆论观点。谨慎派的基本共识是,一旦中美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因此,日本应主动作为,推动两国化解落入所谓“陷阱”的风险。日本著名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木内登英认为,“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遭受最大打击的无疑是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考虑到这一点,日本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外交影响力,以致力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成为现实”。一位《美中战争前夜》的读者也评论道,“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上,美国已经被中国超越,虽然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上依旧领先于中国,但二者差距越来越小。美国是否成熟到能够甘居第二的位置,这种担忧挥之难去。从地理上来看,中美发生战争,日本几乎确定成为战场。因此,诚恳地向美国提出建议,也是日本作为同盟国的义务”。《朝日新闻》发表文章称,“日美同盟非常重要,但两个国家的利益经常不一致。日本要坚决应对挑衅,但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有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站在中美对立的最前线,也应该独立自主地寻找摆脱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道路”。总体上看,谨慎派主张以协商、合作、和平为基调,希望日本在中美之间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以期避免陷入毁灭性局面。

投机派的鼓噪

然而,一些右翼媒体人却抱着投机主义态度,深信“修昔底德陷阱”是日本渔利的“机会”,日本《产经新闻》资深媒体人汤浅博的观点即是典型。

一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为“修昔底德陷阱”鼓噪声势。汤浅博称,新兴大国在经济发展放缓、增长乏力的时候,出于越来越迫近的危机感,倾向于尽早采取大胆行动,意图打破现状。他毫无根据地给中国扣上扩张主义帽子——“中国传统的扩张主义如果要扩大新的帝国版图的话,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所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将再次抬头。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恐惧而引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会再次出现”。

二是广泛散播“美国优势论”和“中国必败论”,为美国继续加强对华围堵封锁推波助澜。汤浅博呼吁美国发出冷战号召:“如果现在美国有意阻止全体主义的中国扩张势力,就必须像凯南那样分析威胁,像英国前首相丘吉尔那样发表‘铁幕演说’发出警告,像杜鲁门总统那样向国民展示决心。”汤浅博认为,美国“在统合盟国之外,还采用综合威慑手段,从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限制中国的敌对行动”,因此“从现状来看,中国失败的风险太大”。他还套用艾利森的逻辑,将美国比附为斯巴达,将中国比附为雅典,预言中国必败。

三是敦促日本政府尽快与中国全面脱钩,完全投入美国怀抱——“在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走向不可避免的战争之前,日本政府和企业必须为‘修昔底德陷阱’未雨绸缪,不能松懈”,“现在正是考验岸田文雄政权决心的时候”。他毫不避讳地维护美国霸权,还幻想通过美日同盟关系,压制中国发展:“如果中国崛起威胁到了美国霸权和自由主义秩序,那就应该协调同盟国加强对华围堵。”

同样是预言中美之战难以避免,但是与船桥的谨慎态度不同,投机派极力鼓噪“中美必有一战”——“深思之后会发现,中国作为雅典,而美国作为斯巴达的格局正在现代国际社会浮现”,甚至已经设想中美开战之后日本的举措——“如果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作为同盟国的日本需要发挥最前线的‘航空母舰’的作用。在日美军基地很可能在初战中遭受猛烈攻击,对日本而言,(对华战争)也只能是国际法上承认的自卫战争。也有推测认为,为了躲避人民解放军的导弹袭击,驻日美军会撤退至关岛。美军支援与否,端赖日本在战斗中的表现”。

根子在缺乏自主意识

无论是希望避免中美开战的谨慎派还是甘心“为王前驱”的投机派,都把针对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区别是前者对于战争尚存敬畏之心,后者则完全陷入“暴走”式的豪赌心态。而对于“中国究竟是不是挑战斯巴达霸权的雅典”这一关键前提,缺乏自觉反省和独立思考。我们不禁想问,素以“中国研究”见长的日本,何以会走到如此境地?

如前所述,船桥认为中美难以避免一战的原因,在于他认定中国奉行“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政治观,中国必然走“国强必霸”的道路。这一错误思维,与美国对日本的思想控制和渗透关系密切。日本学者姜尚中回忆,他在上高中时看过一部美国拍摄的反映义和团运动的电影,名为《北京的55日》。电影给他的感受是“中国人怎么这么残暴啊!”现在,随着阅历的增加,他反思道:“(在这部电影中)侵略者被描写得非常文明,他们以所谓‘法人法’、‘居留民法’为依据武力干涉他国。然而,我当时也就人云亦云地认为,这就是正义之友在驱散恶魔。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站在美国的角度看待问题。”2022年,著名政治史专家北冈伸一在《中央公论》发表时政评论《“学问”与“政治”——新的开国进取》,文中有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战后日本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忽视世界的安全保障问题,而专注于经济活动,这是不是一种锁国呢?如果不能打开国门,维护世界和平,在维护日本优秀传统的同时,积极学习国外的优点,今后的日本就危险了。自1990年以后,这样的问题意识一直存在于我内心深处。”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完全谈不上“锁国”,就日本民众而言,恐怕再也没有比战后半个世纪更为幸福的时代了。其实,北冈的这种心态深受美国的影响。1989年布什政府就提出要将“日本从一个内向的、信奉重商主义的经济巨人转变为一个向外看的经济政治强国,并与日本保持密切联系”。北冈的言论,证明不少日本知识分子对美国有意无意的配合与屈从,而无法展示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增强,为了打压和遏制中国,美国加强对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方位控制,进一步削弱了日本“中国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20世纪末,一位美国学者自问:“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日本会作何反应?”当时他认为,“我们在亚洲不会有任何盟友帮忙”,“这会导致与日本、韩国和整个东南亚关系严重紧张,更不用说澳大利亚了”。然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将自己捆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意图越发明显。一位日本网民评论道:“直到大约10年前,日本的‘中国研究’一直引领世界。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都陷入‘美国占优’、‘美国正义’的成见,倾倒于‘中国邪恶’、‘中国否定’运动,成为搜集‘中国不利’原材料的工作人员。”这一言论揭示出,随着美国对日本的全方位渗透和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塑造愈加深入,日本学界逐渐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自我塑造”,加剧了日本的自我迷失。

那么日本怎样才能找回自我?回顾二战后的历史,在遇到生死攸关的问题特别是日美利益发生严重分歧时,日本也会发出一些客观的声音。比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被日本保守势力反复炒作。但是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院教授森聪曾表示:“若问日本民众愿不愿意为台湾而战,此刻九成的人会说‘不’。”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光一也认为,除自民党的保守派外,几乎没有人支持日本卷入台海战争。日本对美国的不信任一直存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日本感觉遭到“背叛”,称之为“越顶外交”,这样的心理阴影一直盘踞在日本心头。故而在国防问题上,北冈并不讳言自己的担忧:“美国虽然是盟国,但也是外国,无法保证其百分之百满足日本的期待。”

当然,上述言论尚不足以扭转日本思想界自我迷失的局面,而且从整体趋势上看,日本政治社会还在不断右倾化,随着日本阶层固化和政坛世袭现象的加剧,民众越来越难以独立表达政治意愿,遑论对国家战略施加有益影响。独立自主地思考日本的前途命运,是回归理性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目下的日本而言,静下心来重温战后日本历史,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安保斗争”的历史,认真学习和整理田中角荣、丸山真男等老一辈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遗产,或许是找回真正自我的一条可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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