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1-02 07:01 发表于北京

作者：吴方基，作者单位：嘉应学院政法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5期

作为以“家”为本位的管理体系，秦汉户籍制度建立起小“家”与国家的直接联系，推动了秦汉“大一统”国家治理格局的确立与纵深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至东汉王朝结束，秦汉400余年的“大一统”国家体制奠定了其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在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中，户籍制度对于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维护“大一统”国家形态长期稳定、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推动“一齐天下”

秦汉在立国之初，均通过户籍制度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秦统一前，一般通过“归义”的方式将他国人纳入秦国户籍，这是判断他国人成为秦人的重要依据。如果民众未通过“归义”入秦户籍，即使所属诸侯国领土“降为秦”，在法律上仍不被承认为秦人。

秦“初并天下”，将新统一地区（出土简牍中称为“新地”）的民众称为“新黔首”。然而零散的“归义”方式显然难以适用于秦统一后大规模将“新黔首”纳入其版图的情形。因此，秦朝需要一种新的方式解决“新黔首”入籍问题，这便是通过颁布相关法律规定“新黔首来书名数”，即“新黔首”重新登记户籍。秦朝借此将“新黔首”统一纳入国家户籍体系，从而在法律上将“新黔首”编户入秦。为了整合“新地”，秦朝针对不同性质的“新黔首”实行差序化户籍政策：普通“新地”六国遗民可编制户籍为“新黔首户”，为第一层次；根据处罚不同，“从人”可分为“从户”和不具有编制户籍者，分别为第二、第三层次。这样既将普通“新地”六国遗民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奠定“新地”社会整合的基础，又立足各地实际情况，区分普通编户入秦者、可编户而需集中监督者和必须打击者，从而避免“一刀切”的弊端。由此，秦朝在户籍制度层面实现了国家统一，进一步巩固了疆域统一。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天下初定，即颁布诏书令“不书名数”之民“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将未登记户籍者返乡入籍。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汉初颁布的“自占书名数令”中有“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的规定。此令同样强调，所有无户籍者，都必须自行到官府核对并登记户籍，并且规定了登记户籍的时限与处罚措施。《奏谳书》所见“自占书名数令”可能是前述汉高帝五年颁布诏书的内容或补充规定。汉初颁布“自占书名数令”与秦朝令“新黔首”重新登记户籍的做法十分相似，都是通过户籍制度进一步完成“一齐天下”。

实现“编户齐民”

秦汉通过推行户籍制度，有效消解了各地民众的故国身份，使之成为国家统一管辖下的“编户齐民”。

战国时期，诸国并立，各国之民可称“秦人”、“荆人”等。秦统一前，他国人成为秦人，在户籍上依然显示其故国身份。例如，里耶古城北护城壕中出土的20余枚“户籍简”，户主前均冠以“荆”，说明其是“荆（楚）”的遗民。然而，秦统一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推进，“新地”六国遗民通过“新黔首来书名数”成为“新黔首户”，已然不见“故六国”的标记。在已公布的里耶秦简户籍资料中，尤以秦代迁陵县“一邑二里”户口记录为典型：“今见一邑二里：大夫七户，大夫寡二户，大夫子三户，不更五户，□□四户，上造十二户，公士二户，从廿六户。”这些应是秦统一后的“新黔首户”，均未见“故六国”标记，说明通过户籍制度，秦朝成功实现“故六国”遗民身份向国家编民身份的转化。

秦汉户籍制度还与授田制相结合，成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础。秦及汉初以户籍为依据“名田宅”，不同身份等级的“编户”，名有田宅的数量“各以差次”。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明确规定：“未受田宅者，乡部以其为户先后次次编之，久为右。”国家授予民众田宅是以编制户籍的先后为主要依据，而立户是合法占有田宅的首要条件。此外，还规定“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可见没有登记户籍而占有田宅是违法的。而“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则说明，没有立户者按照遗嘱分割有田宅，可以先行占有，然至每年八月“案比”之日，必须立户并把所分田宅登记在户籍之上。以上情况表明，当时的户籍制度与田宅管理制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户籍制度与“名田宅”制度相配合，为秦汉时期的“小农社会”打下基础，并确保赋役和兵员来源，维护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稳定。

连接“家”与国

秦汉户籍制度成为“家”与国连接的纽带，加强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

一般而言，秦汉朝廷对地方的管理主要依赖纵向治理体系。在行政区划上，国家将地方进行条块切割，划分为郡，郡下设县；在官僚制度上，郡县设置各级别的官吏进行管理。这种纵向的治理体系需要面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可能引发央地矛盾：中央过度集权可能导致地方治理能力弱化；地方权力过大又容易使中央难以节制，产生分离倾向。秦汉时期，朝廷通过户籍制度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管理，通过对“户”的直接掌控，国家权力可以跳过多层级职官体系，直接渗透到以“户”为单位的基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纵向治理体系的缺陷。

实行户籍制度还使秦汉朝廷能够较为直接地掌握基层的家庭情况。《管子·度地》记载：“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张荣强认为，此令将秋季作为岁末，反映的是秦始皇统一后以十月为岁首，到汉武帝改定太初历这一时期的情况。“定什伍口数”就是实行什伍编制的户籍制度。国家依靠户籍制度介入基层社会，不仅为赋役的征发奠定了基础，还有利于加强中央权威。

秦统一后，作为户口编制最基本单位的“伍”，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秦“为户籍相伍”，“伍长”是户口编制单位“伍”的“长官”。秦“既并天下”，数量庞大的“新黔首”被统一纳入国家户籍体系，秦律规定，前来登记户籍的“新黔首”委付其“里典”、“伍长”管理。在这一过程中，“里典”、“伍长”实际上承担了基层社会的户籍管理工作。汉代大体沿袭秦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这是西汉初期的法律规定。《续汉书·百官志》记载，“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情况。综上可见，秦汉时期一贯实行的户籍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基层社会的治安。秦律规定，如基层社会出现“黔首不田作，市贩出入不时”、“或不勉田作、缮室屋”等情形，“伍”需要将这些“恶俗”告到官府进行惩治。此外，“伍”还维护了基层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家庭内如出现殴打或辱骂祖父母、“主母”、夫之父母、父之后母、兄、姊等情况，“伍”同样需要报告官府。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西周时期，在秦汉逐渐成熟。作为以“家”为本位的管理体系，秦汉户籍制度建立起小“家”与国家的直接联系，推动了秦汉“大一统”国家治理格局的确立与纵深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