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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高鑫:“大一统”:汉代士人普遍的情怀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1-01 07:04 发表于北京

作者:汪高鑫,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5期

汉代士人在积极颂扬现实“大一统”政治的同时,也在努力描绘着心中的“大一统”愿景,期望建立起一个“王者一统”、“思想一统”与“夷夏一体”的理想政治形态。

伴随着汉朝的建立、巩固以及国家统一给人们带来的休养生息,“大一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并受到士人的关切。士人们积极阐发“大一统”之义,颂扬“大一统”政治,描绘“大一统”愿景,为这一观念在后世深入人心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阐发“大一统”之义

经学是两汉的意识形态。随着西汉经学的兴起,作为社会心理集中表现的“大一统”思想开始由士人通过解经的方式予以阐发。其中,系统阐发者当属今文经学的公羊学派。《春秋》隐公元年开篇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还认为:“王正月”之“王”,是指周文王;将“正月”系于“王”之后,是为表明采用的是周正,即周历。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但诸侯国各自为政,使用的历法也不尽相同。在《公羊传》看来,《春秋》书“王正月”,蕴含了采用周正的思想,即是为了表达天下一统之意。这里的“大一统”之“大”当为动词,可以理解为“推崇”、“张大”、“肯定”等含义,而“一统”则是指从历法到政治的统一。

西汉公羊学宗师董仲舒依照《公羊传》的思路,由“王正月”推导出“大一统”,但在具体理解上与之存在较大差别。《公羊传》视“王”为周文王,董仲舒则认为“王”乃受命新王;《公羊传》的“王正月”是指奉周正,天下一统于周天子,董仲舒则以《春秋》作新王事,用夏正,进而认为天下一统于新王。此外,董仲舒还提出:新王受天命而王,需要通过改正朔、易服色,以报答于天命。董仲舒理解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天下一统于天子(新王),天子一统于天。他还认为《春秋》字无虚置,经文之所以首言“元年”,一定也蕴含深义,“《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又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即视“元”为天地万物之始。这进一步发展了其天下一统于王(新王)、王一统于天的思想,进而得出“天一统于元”的观点。

东汉公羊学集大成者何休对“大一统”之义的阐发,承继了《公羊传》和董仲舒的理路。不同的是,何休认为《春秋》经文开篇采用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句式,体现了“五始”之义,即“元年”为天地之始,“春”为四时之始,“王”为受命之始,“正月”为政教之始,“公即位”为一国之始。何休赋予“元”以本体论意义,并明确它是“造起天地”之气。他还认为,“五始”之间存在着统属关系,以“元”统“春”、以“春”统“王”、以“王”统“正月”、以“正月”统“公即位”,五者各为一统,又“相须成体”,构成了天人一系的“大一统”宇宙图式。

颂扬“大一统”政治

在汉代士人看来,汉朝建立起统一政权的功业已超迈周朝,他们对“大一统”政治的积极颂扬,集中反映在正史和汉赋上。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由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撰述而成。在司马谈看来,“论载”汉朝“海内一统”政治以及“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事迹,是时代赋予史家的使命。司马迁则重申以颂扬汉代“大一统”政治为己任的思想:“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司马迁对汉兴以来的统一局面进行了描绘,同时明确指出如果不能对此盛世加以记述,而使当代君主“德不布闻”,是史家的过失。《史记》对汉朝的颂扬,主要表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上。《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明确指出藩臣的职责是承辅天子,并对汉武帝以推恩之法消除封国势力给予充分肯定。《史记》还对汉朝的富庶大加赞美,《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此外,《史记》对黄帝以来历代“大一统”政治也进行了颂扬。例如,《五帝本纪》对黄帝时期“万国和”的政治进行了描绘,《夏本纪》记述了禹迹九州说和“五服”制,虽然带有美化的成分,却也体现了作者对统一王朝的倾慕。尽管《史记》对秦朝实行酷法与暴政多有批评,却仍肯定其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秦始皇本纪》详载秦始皇刻石颂统一之经过,也蕴含了对秦朝统一事业的表彰。

以“宣汉”为撰述旨趣的《汉书》,更是高度重视彰显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兴盛局面。《刑法志》言:“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汉书》的本纪、列传详载西汉治下帝王将相和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等各色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等。《汉书》“十志”对历代特别是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作了系统梳理,展现出“大一统”时代典章制度的辉煌。

汉代文学以赋最负盛名,各家赋的创作旨趣不尽相同,却都对当时的“大一统”政治有所反映。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与《上林赋》,前后相距10年,虽寓意不同,却相互连贯。《子虚赋》叙述楚臣子虚与齐臣乌有竞相夸赞楚、齐之盛,作者虽为楚、齐共存于汉朝而感到欢欣,但更多的是对诸侯势力强大影响国家统一的担忧。《上林赋》一方面斥责藩王“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另一方面描绘了西汉辽阔的疆域、丰盛的物产、繁华的都市和华美的宫苑,颂扬西汉王朝的恢宏气象。扬雄《甘泉赋》表现的则是天子郊祀甘泉宫的盛况,以及甘泉宫建筑的豪华。即便赋中讽喻意味明显,却也颂扬了西汉王朝“同符三皇,录功五帝”的功业。班固的《两都赋》与张衡的《二京赋》,前者旨在颂扬,后者讽喻色彩浓厚,但都是通过对京畿环境、国都繁华、宫殿华丽以及游猎、节日盛况等的描绘,展现出汉朝国都长安与洛阳的繁华豪迈和国家的富足强盛,可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描绘“大一统”愿景

汉代士人在积极颂扬现实“大一统”政治的同时,也在努力描绘着心中的“大一统”愿景,期望建立起一个“王者一统”、“思想一统”与“夷夏一体”的理想政治形态。

所谓“王者一统”,是建立王者独尊的“大一统”政权。董仲舒认为,“王者一统”是《春秋》“大一统”的应有之义。他在《春秋繁露》中进行了大力宣扬:《立元神》篇认为君主乃国家之“元”,万物之“枢机”;《深察名号》篇认为“君”号蕴含有大始、本原、权威、温暖、群首之义;《为人者天》篇明确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的主张。司马迁的《史记》从体裁体例到记述内容,无论以十二本纪论“王迹”作为全书大纲和主要记述对象,还是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分别以“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以及以“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为撰述旨趣,都宣扬了“王者一统”思想。《史记》重视表彰尊王:《自序》陈述作《越王勾践世家》因其能“灭强吴以尊周室”,作《田敬仲完世家》则因其能“嘉威、宣能拔浊世而独宗周”;在《西南夷列传》中,称赞滇王“置吏入朝”归附汉朝。同时,《史记》还抨击挑战君王权威、分裂国家的行为。如《东越列传》记越王余善反汉自立“至大逆”,最终“灭国迁众”;《吴王濞列传》说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是“卒亡其本”、“亲越谋宗”;《淮南衡山列传》指责淮南王刘长、刘安和衡山王刘赐“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却“谋为畔逆”,结果落得个“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的下场。

所谓“思想一统”,就是要改变“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危害“一统”的思想局面。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作了系统论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司马迁也强调学术思想的“大一统”,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是调和并统一“六经”经传的说法;“整齐百家杂语”,是统一诸子的说法。董仲舒与司马迁虽然分别从经学与史学立场出发,但目的都是要协调整合学术思想来维护西汉的“大一统”政治。

所谓“夷夏一体”,是推动民族融合。汉代公羊家有着丰富的以夏化夷理论。《公羊传》突出夷夏之别,却又强调“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将礼义文化作为划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辨别夷夏的观点,同时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要以仁爱之心对待尚未归化的“蛮夷”。何休以“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来解说《春秋》三世说,认为“所传闻之世”存在中国与诸夏之别,“所闻之世”开始有夷夏之辨,而“所见之世”时夷狄已融入华夏,“夷夏一体”的理想得以实现。汉代史家的“夷夏一体”思想也很丰富,司马迁《史记》纳“四夷传”于七十列传之中,即是在史书编纂体例上体现了“夷夏一体”。《史记》还提出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如《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诚如《吴太伯世家》所言,“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班固同样主张德化四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明确主张实行“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民族政策;《萧望之传》肯定汉天子待呼韩邪单于位在诸侯王上之礼的做法,认为有利于四夷乡风慕化。

综上可知,汉代士人积极参与到阐发“大一统”之义、颂扬“大一统”政治和描绘“大一统”愿景中,追求“大一统”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普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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