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0-30 07:03 发表于北京

作者：王建瑛，作者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才研究中心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5期

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确立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指引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思想理论原则。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党在抗战初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中央全会，是党的六大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央全会。毛泽东后来指出，“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但在建党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尚不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由于党的主要负责人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认识不足，一味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先后出现“城市中心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路线。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存在时间最久、造成危害最大，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岌岌可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纠正了当时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政治路线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借助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机械贯彻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抗战主要的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等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观点，与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游击战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正确方针对立，在党内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一度又模糊了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使党的政治路线回归正确轨道。全会反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的做法，对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号召全党要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苏联迷信，扎根中国历史文化，遵循中国基本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毛泽东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原则，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正确的抗战战略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结合战争发展形势和中国实际情况指出，“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也正是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伟大抗日战争，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面胜利。

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对革命形势作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准确的判断，获得了全党大多数同志的信服，领导地位得到普遍承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渐形成。邓小平曾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然而，在1937年12月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并试图削弱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致此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会后，王明赴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继续坚持错误主张，一再藐视中央权威，不服从中央领导，不执行中央指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大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中央之上之势，严重扰乱党内政治生活，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

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指出：“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1938年11月6日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为防止分裂党、与党中央闹独立的现象再次出现，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四个服从”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会议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这次全会对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高度团结与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核心意识逐渐成为全党同志自觉遵循的准则。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得到统一，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为赢得抗战胜利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党更加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以全新姿态和面貌投入抗战事业中，为党进一步发挥抗战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故态复萌，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大了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力度，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分裂和倒退活动更加严重。全民族团结抗战面临严重危机。

为了保证全民族抗日战争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党丰富和深化了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稳住了国民党抗日的基本方向，维护了抗战大局。193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强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针对国民党的反共举动，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军事斗争方针更加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战略保证。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动普遍且灵活的游击战争，将敌之后方变成我之前线，极大发挥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使敌人在整个占领地区上疲于奔命，极大牵制日本兵力，为全民族抗战最终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在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同时，党开辟了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深入贯彻了全面抗战路线，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提出，要“创立许多根据地，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缩小敌之占领地”。到1940年底，党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等16块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成为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事实说明，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分散而又协调地推进抗日战争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端赖于坚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领导；没有这样的思想和组织领导，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这次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确立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指引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思想理论原则。全会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为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使党更有能力发挥中流砥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