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研究 2023-10-20 15:41 发表于广东
作者简介：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4期
2021—2022年间，清史学界继续深化相关研究，积极开展学术对话，发掘新史料，提出新议题，开拓新领域，在清朝国家性质的重新认识与定位，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上都有新的进展，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发展。
一、关于清朝国家性质的重新认识与定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提出与流行，如何认识历史中国的国家性质，进而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意义，已然成为史学界的重要问题关怀。同时，为回应美国“新清史”,也亟需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清代历史有新的认识。2021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的“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期间，举办以“清朝的国家性质”为主题的圆桌会议，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讨论了对清朝国家性质的看法，其后《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刊发了这组文章。其中，杜家骥将清朝国家的性质归纳为“满族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多民族施治的汉制模式帝制王朝”(《清朝国家性质的若干思考》);常建华认为清朝的国家性质应为“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大清：一个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赵世瑜从“‘王朝国家’与现代国家转型”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清朝的国家性质接近于“王朝国家”(《“王朝国家”与前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这些文章对清代国家性质予以新的认识，也是对“新清史”的学术回应。
针对“新清史”的相关论调，学术界开展了学术争鸣。钟焓《1635年皇太极获取“制诰之宝”的政治意义试析——以传国玉玺与成吉思汗哈斯宝的性质比较为中心》(《清史研究》2021年第1期)认为皇太极对玉玺事件的操控与利用主要着眼于处理内政的需要，即加速实现将原有汗权统治体制改造升级为中央集权化的帝制模式，从而满足自己对君权扩张的政治需求，并不意味着皇太极由此拥有了统治蒙古或内地的君权合法性，因此不能将其意义定性为继承了蒙元帝国政治遗产的统治合法性。强光美《“新清史”曲解清代多语合璧政策》(《历史评论》2022年第2期)批判“新清史”将是否使用多民族语言合璧书写作为判断政权属性依据的观点。林鹄《军机处与清代皇权——与白彬菊教授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反驳了耶鲁大学白彬菊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军机处成立于乾隆初年，乾隆以降君主专制转化为皇帝和大臣互相制约”的观点，认为对皇权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书运作的表面程式上，还要深入探讨程式形成的具体原因及其背后的真实决策过程。成一农、陈涛《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以中国传统世界地图“寰宇图和职贡图”为图像史料，分析中国古代王朝疆域确认与“天下观”的关系，认为将中国古代“王朝”与“帝国”的概念相混淆是错误的，并指出新清史研究中以“帝国”的概念指称清王朝的预设也是错误的。
与此同时，学者们积极围绕“正统性”和国家认同开展研究。吴恩荣、程炽玲《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认为顺治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变。徐洁《论清前期“中国”认同与实践》(《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考察了清朝前期对“中国”观念的认同及其政治实践。郎玉屏、刘毅《清代西南边疆儒学教化思想形成与影响——兼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民族学刊》2022年第1期)从文治教化视角研究清代西南边疆治理问题，阐述了清代西南边疆的儒学教化思想，进而阐发了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陈昱彤《升平累洽：论清代西藏地方年班贡品的政治内涵》(《中国藏学》2022年第2期)从边疆族群的“国家认同”角度对西藏向清廷入贡的贡品数量、种类展开分析，并论述了其政治内涵。
二、政治史研究的新进展
政治史是清史研究的传统主阵地，相关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冲击下，侧重制度规定与重大事件研究的传统政治史研究范式一度呈现式微态势。近年来，学界倡导“新政治史”“重提政治史”等话题，受此影响，清史学界在继承既有研究理路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围绕政治观念、制度及其实践、国家治理等领域形成新的研究。
(一)政治观念研究。
杨念群的新著《“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把“大一统”作为方法，指出“‘大一统’不仅是一种落在纸面上的思想形态”,更是一种实践，“是开疆拓土的军事征伐和从上往下的基层治理过程”,以分层视角深度剖析清朝复杂多变的“大一统”观的形成轨迹，勾勒了“大一统”观在近代中国的变异。该书是作者“重提政治史研究”学术理念的实践，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反响。
(二)制度及其实践研究。
关于具体制度的考论一直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其中，八旗制度为清朝立国之本，历来受研究者重视。邱源媛《八旗圈地制度的辐射：清初拨补地考实》(《清史研究》2021年第3期)围绕“拨补”地形成、分布与八旗圈占旗地的紧密联系，思考八旗制度对直隶的非八旗人群、非八旗区域的辐射性影响。张春阳《清代八旗佐领印轴考论——兼谈印轴称谓问题和清代的“执照”》(《清史研究》2022年第3期)对清中期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进行研究，认为佐领印轴除载有各佐领之根源，还载有祖籍、姓氏、职任、驻防等信息，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类文书从产生之日起便被称作“印轴”,将满文印轴的名称译作“执照”是值得商榷的。马子木《清初的奏事体制与政务运作》(《清史研究》2021年第2期)探讨康熙年间形成的以奏事官为核心的文书流转与政令传递机制。王日根、徐婧宜《清代封印制度的经与权》(《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聚焦清代封印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经权互参，进而揭示封印制度的内在张力和经权智慧。赵轶峰《清皇太子制度拾遗》(《清史研究》2022年第3期)梳理了清代皇太子制度与秘密立储制度的运行发展过程，认为康熙立皇太子有意向中原政治传统靠拢，其后雍正帝又实行秘密立储制，乾隆以后成为定制，但运行方式多有变形，晚清秘密立储则成为将皇帝本人傀儡化的机制。
在厘清制度形态的基础上，学者们把注意力转向对制度实践的讨论。李明《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认为清代刑部重视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的任用，竭力希望多留用本部熟手，并且青睐科甲正途人员。这对保证清代刑部的办案质量，乃至国家司法的正常运转均发挥了积极作用。胡祥雨《清承明制与清初三法司审判权格局的变迁》(《史林》2021年第6期)认为清朝在学习明制过程中，进一步加重了刑部权力，“部权特重”在顺治时期就已经形成，这体现出清朝统治者在学习明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体性。阚红柳《康熙朝北京“一宫多苑”格局的确立与皇权政治》(《清史研究》2022年第4期)考察了清代宫苑格局与清代政治的关系，指出清代宫苑中心的变迁反映了王朝政治的兴衰之象。孟尧《清代皇权对儒家道统原义的辩难和消解——雍正朝文字狱新探》(《清史研究》2022年第3期)重新考察雍正朝文字狱，认为雍正帝在承认理学治道观的前提下，诉诸内在心性，援引儒家“文字”道统解释辩难士人，以“心”的践履为显现“道”的前提，消解了道统的知识标准，将自身统治安置在儒家学理的内部。王洪兵、张松梅《皇权下县：清代乡里制度实践运作的困境及其出路——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东岳论丛》2022年第3期)以清代顺天府宝坻县的乡里制度为中心考察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清王朝不断完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探索低成本基层治理政策，是国家政权与基层自治的共同需要。
(三)国家治理研究。
在近年的清代政治史研究中，国家治理可谓是学术焦点，学者们从基层社会治理、边疆与海疆治理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冯贤亮《清代江南乡村的社会治理及其变化》(《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认为从清代地方治理进程观察，可见巡检司设置有减少之势，而州县佐贰官吏分防在增加，保甲制度也得到进一步重视，有“官府”身份的人群，实际上强化了地方的“国家”意识。吴滔《在免差与应役之间：明清南岭山地瑶长瑶目制之缘起及其运作》(《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追溯瑶长瑶目制的缘起，探究其与土司制度、排瑶组织社会肌理的异同，揭示了南岭山地社会治理机制的面相。何威《清代河湟乡村治理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视角》(《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指出清代河湟地区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对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具有积极意义。
谈及基层社会治理，不能不瞩目司法实践，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胡祥雨《清朝法史研究中的多元论及其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指出清朝法史学者受法律多元论影响，对法律多元论的另一面——法律中心论，多视而不见，存在对非国家法定义不清、对话对象虚构、历史解释力不足及容易坠入法律中心论等问题。李栋《超越“依法裁判”的清代司法》(《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认为清代司法裁判具有独特性，与其说是“依法裁判”,不如说是“权宜裁判”。魏道明《清代家族内的罪与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着眼于宗法秩序与法律的互动，围绕五服制度，梳理总结了清代各级法司的裁判标准与推理逻辑，阐述了宗法等级秩序对法律的影响与支配。尤陈俊《聚讼纷纭：清代的“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将“健讼之风”的相关记载视为一种表达性现实而非客观真实，反思了其产生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及具备的预期功能。有学者对具体司法实践案例进行了探讨。茆巍《消失的“黑巫术”?清代司法中之蛊毒案件探究——基于洗冤录文本的考察与展开》(《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以洗冤录为文本探究清代司法案件中的蛊毒案与司法的相关性，认为清代蛊毒法规更多的是宣示性，这是宋代以来司法理性化的结果，也是清王朝高度集权体制对地方专杀权控制的结果。
州县作为基层司法实施主体，一直受到法律史研究者的关注。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尤陈俊、赖骏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构建以“爪牙”(即书吏和差役)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术样态。邓建鹏《清代州县司法实践对制度的偏离》(《清史研究》2022年第2期)论述了清中期以降州县官员司法实践与制度的背离问题，认为地方官缺乏规则意识，又限于司法资源不足和人口增长压力，审理案件并不能做到据文守法，而是通过私人关系避开上级监督和司法责任。张松梅、王洪兵《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齐鲁学刊》2022年第3期)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角度考察清代乡村民事诉讼的化解和困境，认为儒家礼法精神仍然是主要的化解机制。
边疆治理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是近年清史研究的热点话题。赵云田《清代理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以清宫档案等资料为基础，对理藩制度自清初以迄清末的发展历程及具体制度进行考辨，认为理藩制度是清代国家整体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古代中国王朝相关制度的承袭和发展。王刚《漠北汉兵：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换防》(《清史研究》2021年第3期)指出，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以蒙古官兵为主体，绿营、八旗换防官兵为辅助的军事体制，是清廷权衡当地政治环境、民族构成、自然条件与经济成本等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张临希《光宣之际的边疆治理转型与“丹丕尔案”》(《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通过“丹丕尔案”探讨了清末边疆治理的转型。王丽娜《何以为界——雍正时期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与康藏治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认为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政府对川、滇、藏行政边界的划分，是清朝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管理地方的重要手段，对清朝治藏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屈斌《“厅”与清代中期甘边番地治理政策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1辑)认为清代边疆治理措施存在一个变动的不断试错的发展过程，在此背景下，作者考察了青海办事大臣和陕甘总督围绕“厅”制的权责之争。吕文利《硬治理：清朝盟旗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施效能》(《河北学刊》2022年第1期)认为随着蒙古地区逐渐被纳入版图，清朝统治者逐渐在广大蒙古地区建立了基于盟旗制度的官僚体系，把蒙古地区行政化、编制化，并给予其一定的自治权力，清廷以最小的治理成本达到了“大一统”的治理效能。付永杰《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清史研究》2022年第1期)考察了清代边缺制度中针对两广边疆地区的“烟瘴缺”在职官选任和升转方面的程序及其发展，以此来考察清代边疆治理体系的发展演变。
海疆问题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吴四伍《清代海洋治理的地域文化与协调机制》(《河北学刊》2022年第1期)研究了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地方势力与清代海洋治理政策的关系，认为因未能协调闽粤区域竞争，清代后期的海洋治理明显重粤轻闽，对中外关系影响深远。戴龙辉《从台湾例到海疆缺：清代海疆治理下的台湾职官选任制度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指出，清廷在台湾建立正式政区，派遣流官，创设“台湾例”,通过“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在台湾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职官治理体系，大大提升了清政府在台湾的治理能力，推动了国家治理一体化的进程。陈博翼《清代海疆执法与东南亚互动——从觉罗满保的密折说起》(《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2期)以雍正时期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的密折为史料考察清代海疆治理及其与东南亚的互动。
观念的转变与新视角的引入为清代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相关研究更为关注制度的实践及其反映的社会权力关系，这也是“新政治史”追求的学术目标。
三、经济史研究的新见解
经济史研究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运行机制与绩效，因与现实民生密切相关，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中一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与这一趋势相契合，近两年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也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一)国家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
彭慕兰、周琳《在无为而治与英雄主义的失败之间——清代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概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认为清代的国家维系了一个有利于绝大部分地区实现斯密型增长的制度结构，同时保持着相对低的税收水平，但其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作为在于兴建和维持交通、防洪和水利灌溉的基础设施。葛焕礼、林鹄《乾隆三十年的意义与不完全财政的奥秘——基于相关论著的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5期)指出在人口增长、物价上涨等长时段的结构性社会、经济因素外，乾隆帝本人的种种政策措施和政治活动，是造成乾隆三十年前后清代地方政府行政经费重新开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刘巳齐《清入关前八旗组织的商业性——以皇太极时期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2期)从经济史角度考察了清代八旗组织在入关前的商业属性，认为皇太极统治时期八旗组织是商业活动的主体，通过特权垄断贸易，造成清政权建立之初财政制度和内部交易秩序的变化。陈锋《财政与国家治理：清代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更张》(《史学集刊》2022年第5期)认为清代前期的战争频仍和后期的赔款、外债及新政的推行，都形成“非常时期”特征，但清代前期主要是在传统财政格局下的局部调整，后期主要是打破常规的“就地筹饷”与“就地筹款”,这也使地方财权渐次扩大，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财政”渐次形成，导致了税捐的乱征、财政的外销及中央财权的削弱。
(二)经济制度及其运行研究。
刘凤云《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在国家政治的视野下，以康雍乾嘉道五个朝代为纵向背景，呈现了钱粮亏空、清查及赔补亏空的史事，揭示了其间皇权与官僚、官僚与官僚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而分析了清朝国家在解决国家财政、反腐等重大问题上的成败得失。黄玉玺、李军《清代粮食价格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当代启示》(《价格月刊》2022年第11期)综合利用两套清代粮价数据，系统研究清代直隶粮价时空演变特征，认为1738—1911年直隶小麦、高粱、粟米价格长期上涨，呈现“涨→跌→涨→平→涨”趋势，各阶段大约持续30年，短期内出现较大波动；空间特征由粮食供需关系空间差异决定，以冀中平原为中心高价区向四周逐渐降低。萧凌波《清代中期直隶灾后跨省赈粮调度的定量重建与特征分析》(《清史研究》2022年第1期)基于清代中期(1723—1850)直隶灾后朝廷组织的跨省赈粮调度相关记载，对逐年赈粮数量进行定量重建，认为赈粮调度在雍正朝还并非常规赈灾措施，至乾隆朝才成为常态，数量上达到顶峰，至嘉道时期则显著衰落；在空间上，更偏重于直隶中部的近畿一带，南部则相对易被忽视。彭建《粮食与边疆安全：清代云南粮食供需研究(1736—1856)》(《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1期)利用清代留存粮价资料研究了清代云南地区的粮食供需变化及与边疆安全的关系。
盐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关研究也受到学者青睐。黄凯凯《清代两淮盐商捐输新探》(《清史研究》2022年第2期)聚焦乾嘉至道光初期的两淮盐商，研究了“借帑报效、分纲纳还”及其引发的“借”而“捐”等问题，指出清代收支定额原则下的会计制度，不能实现对利润、损失的精确核算，是政府财政管理失败的根源所在。李小庆、陆玉芹《清乾隆朝“老少盐”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认为“老少盐”政策是乾隆元年制定的用以赡养产盐州县贫难百姓群体的食盐优待政策，即允许产盐州县的贫难百姓，以肩挑背负的方式贩卖盐斤，以供谋生，但对何谓“贫难百姓”及挑负盐斤的数额，一直未能形成明晰规定，也形成了该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性，这表明在清代的食盐专卖制度下，依旧存在一定的制度弹性空间用于民生改良。
此外，户籍和产权问题也有新的进展。赵思渊《清前期徽州乡村社会秩序中的土地登记》(《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通过新发现的几种清初徽州鱼鳞图册与当地家谱、契约文书的比较，指出鱼鳞图册是民间社会、税役、地方政府共同协商的结果，是民间社会确认土地权利的重要依据，但并非唯一权威证据，土地面积也并非最受重视的土地登记信息。张青瑶《清代晋北地区的地权交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2辑)通过地方档案、契约文书资料考察了农牧区交错的晋北地权交易问题，认为晋北地权交易形式多样，地权结构复杂，自然环境的限制因素成为地权交易的最大影响因素。
(三)新的社会经济现象研究。
农作物传播史是近年经济史研究中的新增长点。李晓幸《族群互动与共生：清代以来玉米在广西山地的本土化进程——兼论斯科特“佐米亚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2辑)考察了雍正时期玉米引入广西并在民国普及的本土化历程，分析了新农作物的普及生产对广西区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王启明《清前期回疆的水稻种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2辑)以满汉文档案为史料研究了清代统一新疆后，在新疆推行水稻种植的农业活动。王欣、衡宗亮《乾隆年间新疆垦区油料作物种植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2期)考察了清代乾隆时期开始在新疆推行油料作物的历史发展过程。
荒政研究也有新的进展。萧凌波《气候、灾害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科学出版社，2021年)梳理了华北平原社会生态系统及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探讨了气候变化与水旱灾害下的粮食安全、人口迁徙、社会动乱等问题。李伯重《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研究了由粮价奏报和雨泽奏报系统组成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统，认为在18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赈灾救济信息收集系统，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文彦君等《清代关中地区饥荒的时空变化特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3期)梳理了清代关中地区遭遇饥荒的县次、饥荒等级、饥荒月份和季节等信息，在此基础上以大数据技术分析了清代关中地区饥荒的时空特征。
从学术发展的脉络审视，清代经济史是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必须关注和借鉴经济学理论，基于现实问题提出历史之问，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见解。
四、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的新探索
文化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方兴未艾，但因其研究对象内涵的不确定和边界的多歧性，始终无法形成学科共识，也因此制约了发展进程。近年来，文化史研究注重对“社会”及“学术”的探讨，形成社会文化史、学术文化史研究路径，新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一)社会文化史研究。
注重探究大众的日常经验与感受，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色所在。高彦颐《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詹镇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
从村落、地方社会视角看国家权力的运行是社会史研究的传统路数。贺晏然《清代儒家先贤家族和先贤奉祀的重塑——以任子为例的研究》(《江海学刊》2021年第6期)探讨了清政府崇儒重道的政策，认为任子祭祀是清代儒家先贤奉祀复兴的体现。牛建强《清代河南西北部地方事务中的国家、村落和宗族》(《古代文明》2022年第1期)考察清代豫西北怀庆府地区的村落、地方政府和宗族势力在赋税征解、水利、治安等方面的职能配合情况。张佩国、陈喜钠《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清史研究》2022年第1期)研究了清代佛山地区的义仓和祖庙文化在担任地方公益事业责任方面扮演的社会角色。卜凡《文安遥堤之争：明清冀中地方社会治水矛盾考察》(《中国农史》2022年第3期)以文安县在明清时期围绕遥堤与邻县产生的矛盾为中心考察民间社会的水利资源冲突及其最终解决机制。卞利《清代徽州棚民的结构组成与基层社会生态——以清代嘉庆年间休宁县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为例》(《中国农史》2022年第3期)考察了清代徽州地区的棚民问题，对棚民群体的结构、来源，以及徽州官方对棚民问题的处理与应对进行了深入剖析。
基层社会的教化是政府与民间均十分重视的问题。梁志平《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1期)根据史料记载的统计和分析，指出清代地方教育随着地方行政制度变更而对学额配比进行调整，以保证各地拥有一定数量的生源。冯贤亮《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3期)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乡约教化宣讲系统的历史变迁。
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也是被关注的研究领域。盖建民、高大伟《夹江二郎庙历史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之考析——以清代碑刻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2期)考察了清代四川夹江二郎神庙宇供奉神祇的变迁，论述了地方绅士团体对庙宇的营造、运营和祭祀的管理，进而分析了民众信仰聚合的发展变迁过程。张克泽、罗中枢《旱辄祷雨与水利秩序：清代甘肃龙神信仰社会功能的区域差异性》(《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2期)指出龙神信仰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重要枢纽。
近年来，因为新冠等现实疫情的影响，历史上的疫病与应对日渐受到学者瞩目。刘希洋《检方施治：防疫方书与清代的疫情防控》(《清史研究》2022年第1期)认为清代疫情期间抄录、编撰、刊印、传播、参阅防疫方书的医疗实践活动，实际构成了一种自发性、分散性、非制度性的疫病应对机制，具有成本低廉、传导性强、覆盖面广、溢出效应大等特征。单丽《循海而来：清代霍乱大流行的地域分布与变迁》(《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研究了嘉道之际霍乱传入后在中国爆发的地域分布特征和传播模式变化。
此外，地域视野下的身份认同也有新的探索。宋可达《从“地域”到“省域”:清代江南士人身份认知的转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研究了清代江南士人对自身乡土观念的认知变化，认为清代省域的长期定型，造成了江南士人由地域认知向以省为界的模式演变。
(二) 学术文化史研究。
新视角的引入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赓续创新，形成一些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王东杰《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在明清思想转型的背景下，以“乡里圣人”这一定位探讨了清初颜元的思想世界。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采用“文献文化史”视角，以专门问题作为论述核心，研究“动态的文献”或有“社会情缘的文献”,既关注文献的内容与物质形态呈现，又关注这些环节与人群之间的互动，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搜集与整合，进行了深入而有新意的探讨。王东杰《探索幽冥：乾嘉时期两部志怪中的知识实践》(巴蜀书社，2022年)运用认知史的方法与视角，选取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部志怪作品集《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探讨了作为重要知识来源和知识探索对象的幽冥故事，如何被士人获取、辨析、研讨和利用，借以重访乾嘉时期的知识疆域，揭示其中某些隐而不彰的面相。
在一些传统研究议题中，学者们也有新的阐发。黄爱平《清前期官修经解与官方经学探析》(《清史研究》2021年第5期)剖析了清前期官修经解与官方经学体系构建的背景与过程，揭示了蕴含其中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和文化涵义。杨青华《乾隆朝制科、科举与乾嘉经史考据学的兴起》(《安徽大学学报》2022第2期)认为乾隆朝通过制科和科举等政策吸收了大批的经史实学之才，他们以通经史而至高官厚禄，鼓动天下学风入经史考据。因此，将乾嘉考据学的流行视作“文字狱”下的被动消极产物的认识，需要被重新审视。
学术形象是近年来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广受关注的考察视角。赵四方《郑玄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形象演变》(《福建论坛》2022年第9期)指出，在清代学术史上，郑玄从清初的“经师”演变为乾嘉时期的“汉学集大成者”,嘉道以后其形象又发生严重分化，这一过程既反映整体学术思潮的逐步转型，也折射出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路径差异与思想分歧。
文献整理研究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通往学术创新的必由之路。陈祖武《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商务印书馆，2021年)对《清史稿儒林传》近三百家传记进行逐家校读，订讹正误，完成校记逾千条，提升了该传的信史价值。张京华在2021年出版《抄本日知录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基础上，2022年又出版《顾炎武与〈日知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者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顾炎武《日知录》32卷为底本，参校各种版本，整理出相对完善的《日知录》校注本；后者对《日知录》的稿本、抄本、批本、注本和节本进行研究，论述了顾炎武对近代学术的影响。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无论是社会文化史，还是学术文化史，都面临着一些困境：前者近年一直遭受“碎片化”的质疑，后者则因青年一代学人文献阅读能力的下滑而出现落寞迹象，如何破解困境，还需学界协力探索。
五、清史研究的自主性知识体系构建探索
清史研究已经走过百余年发展史，积淀深厚，相关成果十分丰硕，但也面临着如何构筑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时代课题。
赵轶峰认为，明清中国处于人类历史深刻转变的“大时代”,中国自身历史主题与全球历史变迁主题交融纠结，呈现空前复杂局面，基于明清史学科特性，相关研究应注重实证考察，积极借鉴社会科学而不追求社会科学化，宏观与微观研究并重。作为已经国际化的一个学术领域，明清史研究需承担理解当下人类处境的部分责任，为重新审视当下时代人类社会基本制度之合理性基础、局限与潜能提供一些历史经验资源(《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冯乃希《近世、帝制晚期，抑或早期现代?——中外明清文史研究中的学科与问题》(《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批判了当今学界固守学科壁垒，领域内自说自话的研究和流水线式生产知识的学术现状。以明清史研究为例，他呼吁广大史学工作者要以问题感为学术研究的原动力，突破既有学科藩篱，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移。冯佳《追寻中国历史的“早期现代性”——对美国清史研究逻辑预设的梳理与反思》(《烟台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认为，在看似不含交集的“新清史”和“大分流”讨论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近代东西方存在巨大的相似性，进而在中国历史中寻找“早期现代性”。文中对“现代性”“早期现代性”概念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问题提出批判性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路径。
客观地说，清史研究近些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重实证、轻理论，缺乏建构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学术勇气；重微观、轻宏观，止步于对具体事件、人物和材料的考证，因回避“宏大叙事”而放弃宏观思考与整体把握。因此，未来的清史研究，需要更加关注重大学术议题，在继承前辈研究基础上，努力发掘新史料，探索新方法，围绕清代国家性质、多元一体化发展道路、国家治理、基层秩序、民众生活等领域开展多维度研究，在探索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