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籍 2023-10-26 00:00 发表于广东

原载：出版六家 ，作者范军

作者简介：范军，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

近读张社生所著《绝版李鸿章》一书（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一段与书籍出版传播相关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者有一节专门谈“鸦片战争和《海国图志》唤醒了邻居”，蛮有意思，给人启发，也让人感叹唏嘘。

关于前者，作者这样写道：

“（日本）幕府的愚昧和社会上国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黑船事件’前后还有两件事情影响了日本未来的走向。一件是鸦片战争。满清贵族当事人倒很快地‘好了伤疤忘了痛’，人家日本上下却为此出了上百种通俗读物，如《鸦片始末》、《阿片乱记》、《夷匪犯境录》、《清英近世谈》、《鸦片风说书》等被大量翻刻，广为流传。这些书籍的传播使日本上至幕府官员、大名诸侯、各级武士，下至普通民众将美梦做成了恶梦。日本向推中国为‘理想的国土’、‘圣贤的国土’、‘强盛之国’，然而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不堪一击，竟然被一个远隔重洋、曾被视为‘夷狄小邦’的英国打败。日本知识分子问道：‘西洋各国精研学术，国力强盛，就是周公孔子之国，都被它们掠夺，你想这是什么缘故？’连幕府的奏折中，都要‘……放弃称外国为犬羊夷狄的愚论；改良以往取法于中国的朝仪；依据万国通例所规定的的仪节，召见各国代表’。这些读物在日本很好地普及了一回‘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育。”

从此，日本由以中国为师，一改而为向西方求教，拜英美为师，且是越彻底越好。他们不怕“全盘西化”，就像从前不怕“全盘中化”一样的。

本来是“老师”（中国）在1840年被“夷狄”（英国人）揍得鼻青脸肿，颜面扫地，但被揍之人伤疤还未完全好早就忘了痛，翻了个身继续呼呼昏睡，继续做“天朝上国”的“厉害”美梦，清室还有人在继续纠结外国使节来朝如何给皇上“下跪”的朝仪，而过了20年再挨打一次且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也就不可避免。“老师”病了，“学生”倒是受到了震惊，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立马反思，这个“老师”还能不能当老师？配不配当老师？学生还有必要仍旧学他吗？虽说“明治维新”是在若干年后，但日本朝野上下的反思与改良这时候就开始了。

关于第二件事，就是《海国图志》一书的命运了，作者写道（该书第84页）：

“另一件是《海国图志》。1843年，50卷本《海国图志》之花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开放。魏源的《海国图志》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没想到问世后却很少有人问津，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在对这艘船进行例行检查时，从船上翻出3部《海国图志》。日本人如获至宝。前后共印刷了15次，价钱一路走高。到1859年，这部书的价格竟然比最初飙升了3倍之多。”

读到此，掩卷沉思，困惑多多。因为我们过去从书本上、特别是中学乃至大学教科书上了解的，《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极为重要的著作，在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持久的影响，大大推进了中国士人思想的开化和国家近代化的步伐。原来事实不是那样呀！我更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部被东瀛日本当作宝贝一版再版的图书，在中国本土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呢？这中间，“书运”与“国运”是否有某种内在的瓜葛？

邹振环教授在他那本有名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专门讲到“通过《海国图志》影响国人的《四洲志》”。

说起魏源的《海国图志》，确实与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有直接的关系。林则徐这个人所共知、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后来的倒霉被贬、遭发配充军，其实都与编译刊刻这本《四洲志》大有关系，著名的近代史专家雷颐曾说（见《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不是无知，而是以无知为荣》一文）：

他（指林则徐——引者注）经过这个战斗觉得，国外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领域，于是林则徐就违反了规定，悄悄地让一些广东的知识分子搜集了英国的各种资料，地理书，报纸，编了一些书叫做《四洲志》，他知道这是犯忌的，他就没敢公开，但后来还是传出去了。

当有人质疑他为何要搜集这些资料时，林则徐说我为了“悉夷”，知己知彼。很多人就攻击他了，说你是长敌人威风，我们的华夏文化是最好的，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治国之道、伦理纲常，我们就能把英国打败。于是林则徐被流放了，主张了解外国、“长敌人威风”，是林则徐的罪名之一。

除了“长敌人威风”的罪名外，林则徐还有一个罪名叫“溃夷夏之防”，就是说中国人长期认为华夏和蛮夷之间有一道文化防线，而林则徐则溃败了这道文化防线，换作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安全。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罪名。

所以在当时普遍的中国人不接受《海国图志》这本书。但这本书很快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两年内翻刻了二十一版（此数字与前面15版有所不同，但印次多、数量大则是肯定的——引者注），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日本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世界需要什么，觉得他们自己也应该维新，应该图强。我们知道，日本恰恰是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军的道路，反过头来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林则徐启蒙中国人的书，中国人不接受，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日本反而因此强大，反过来又侵略中国，这个历史的悲剧，我觉得是很值得吸取的。

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唤醒和激励国人、抵御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便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1844年发行。此后，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847年刻本扩充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全书再次修订完善增至100卷。

这部详细叙述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的“大书”，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人称它“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该书后来在中国本土有一定影响是肯定的，但具体如何“划”的那个“时代”真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历史的真相往往深藏在历史的细节中、历史的故实中，一本书的真正影响与价值，其实就在它的印次和印数中，在读者的阅读和反应中。

有个名为“痴语呢喃1988”的网友在一篇博文中谈到《海国图志》的遭际：

“1848年魏源将增录60卷版本《海国图志》在扬州刊发却遭受大冷；1852年100卷版本的《海国图志》问世，同样除了寥寥数人关注再无人问津。读过此书的兵部侍郎王茂荫曾上书咸丰帝要求多印此书，让更多有识之士看到，可惜并未引起皇帝重视。当时林公（指林则徐——引者注）已然去世，朝中再无权臣意识此书重要性，几乎所有人对这整本都写着‘奇淫技巧’、‘闻所未闻’内容的怪诞书籍不感兴趣，甚至有守旧派抵制封禁这本书。林则徐寄予厚望，魏源耗时十一年呕心沥血之作，因为没人推广而终成泡影。”（《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是禁书？奇书？还是日本人眼中的天书？》）

林则徐、魏源等无疑是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遗憾的是古老中国昏睡（还有装睡）的人太多，昏睡的时间太久，怎么唤也唤不醒。据说，总共只印了1000册的《海国图志》，竟然没有卖完；而在日本，该书引发了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潮，短短5年时间就反复印刷，而且每次印刷量很大。起初，日本上层社会人士为了抢先阅读此书，有的花大钱购买优先阅读权，甚至比武争夺；在当时如果能收藏中国该书原版本则是无上的荣耀。在中国本土，清政府原本有机会和条件让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更多的人阅读此书，可是却以不合时宜为借口封禁了此书。40年后，昔日的老师与昔日的学生迎来了世纪末中日对决（甲午战争），结果已是人们都熟悉的了。其实，这场较量胜败的种子早在数十年前就埋下了，《海国图志》也算种子之一吧。

2020年8月6日初稿，9月5日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