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标志性事件，一百多年来，辛亥革命的思想、实践、精神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赓续发展。思想资源上，辛亥革命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命题；实践探索上，辛亥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精神传承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对革命先驱爱国为民崇高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宋学勤、卫玮岑《从民族复兴视角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
辛亥革命有广义、狭义之说。广义的辛亥革命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全过程，包括民主思想的传播，革命团体和政党的建立，政治纲领的制定，历次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等。开始于兴中会的建立，结束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武昌起义。因为武昌起义发生在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一）关于辛亥革命的背景条件：除了世界背景外，从武昌起义爆发前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等革命形势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思想、组织、理论、军事等方面所作的准备等进行分析。
1.革命形势：
（1）政治上：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纷纷抢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暴露，立宪请愿运动失败，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呼声日益高涨。
（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证明改良道路行不通，一定程度上更加坚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2）经济上：甲午战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加剧和清政府统治政策的调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领导中国革命。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客观上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资产阶级革命形势。
（3）思想上：甲午战败，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为一股进步思潮。通过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接受并传播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意识日益勃兴。
【重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清末“新政”（1901—1905）和预备立宪（1906—1911）是行将灭亡的清政府的一场自救运动，未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和革命形势的高涨。从内容上与之前的维新改良、洋务运动存在一致性。“新政”的内容涉及官制、军事、商业、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主要包括改革教育、派遣留学生、编练新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等。如改革官制，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中央机构；编练新军，拟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并要求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倡导创办工商企业，颁布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学校制度（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积极推进立宪运动。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准备，宣示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为此，立宪派于1910年先后三次发起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1年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立宪运动破产，不少立宪派人士对朝廷彻底失望，转向支持革命，清廷灭亡为时不远。
2.革命准备：
（1）思想上：以章炳麟、邹容、陈天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通过译书办报、著书立说、思想论战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使之成为一股思想潮流，上海和东京成为重要阵地。（革命派、维新派、立宪保皇派）
（2）组织上：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接着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文学社、共进社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广泛建立，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兴起。1905年，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主要革命团体的基础上，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了章程、纲领、刊物，选举了机构和领导人，孙中山成为领导核心，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在统一政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的新阶段。
（3）理论上：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被孙中山阐发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中民族主义对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指的是反对民族压迫，推翻清政府，民权主义对应创立民国，指的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对应平均地权，指的是解决土地问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4）军事上：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萍浏醴、浙皖、镇南关、黄花岗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黄花岗起义最为壮烈，这些起义基本上都是借助于民间会党的力量，结果都遭到失败，但是它们打击了清朝统治，烘托了革命氛围，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高涨。
【重点】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
（1）背景：①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救国方案均遭到失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中国完全半殖民地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趋于汇流。
②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主革命活动蓬勃发展。
（2）提出：1905年同盟会成立，《中国同盟会总章》提出“十六字”纲领，《民报·发刊词》阐发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3）内涵：
①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三民主义的前提。主张进行民族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解决的是“谁统治的问题”（国体）。但只反对满洲贵族封建统治，没有明确的反帝主张，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如何认识其局限性）
②民权主义：“创立民国”，三民主义学说的核心部分。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解决的是“如何统治的问题”（政体）。但矛头主要指向皇帝和封建贵族，并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对汉族地主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给旧官僚、地主、军阀混入革命阵营以可乘之机。
③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是三民主义的补充与发展，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进行社会革命，通过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封建剥削依然存在，它不能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革命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
（4）特点：
①来源的多元性：三民主义来源包含了多种思想要素。如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林肯“民有、民治、民享”思想）、西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传统儒家大同思想（天下为公，全民公有，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受到西方社会现实和中国传统做法的启发（资本主义的弊端导致工人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中国古代井田制和均田制）等。
②内容的发展性：民生主义的发展，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
③内容的局限性：反封建不彻底。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变相承认了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不彻底，不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采取改良的办法，即核定地价，没有和农民的土地要求联系起来。
（5）实践活动：
①主要活动：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康、梁）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3月建立中华民国后，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1922年，为维护民主共和，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运动。
②实践结果：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6）意义：
①进步性：表达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
②局限性：狭隘民族主义，没有明确的反帝口号，民权没有保障，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辛亥革命主要包括两大成果，即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中华民国成立、颁布《临时约法》，了解其主要进程和内容，分析其性质和意义。
1.武昌起义，各省响应：
（1）起义概况。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革命党人熊丙坤、金兆龙等提前发动起义（因为计划泄露），新军响应，成功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
（2）成功原因。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新军的革命首创精神，在计划泄露的情况下，主动提前发动革命并取得成功，这是根本原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九省通衢），使得武汉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四川保路运动吸引了清政府调兵入川，客观上造成了湖北的空虚，为起义成功提供了有利时机。
（3）各省响应。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湖南、广东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但是其间不少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帝国主义列强也开始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伺机破坏革命，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
2.中华民国成立，颁布《临时约法》
（1）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以五色旗为国旗。南京临时政府是以革命派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势力进行南北议和后，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帝退位，清朝覆灭。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最大意义在于宣告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和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性质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体现“人民主权”思想；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体现“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国家政治体制采用“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体现“民主”和“制衡”。局限性在于，没有具体规定人民的权利及其实现保障，缺乏相应的措施，没能提出反帝主张等。
（三）关于辛亥革命的结果意义：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座丰碑，但革命成果落入袁世凯之手，最终失败。
1.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是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1）最大的意义在于，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2）第一次建立起共和政体，颁布《临时约法》，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推动思想解放，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推进中国近代民主化、法制化进程。
（3）促使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
（4）打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实业救国”成为社会思潮。
2.失败的含义：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落入袁世凯之手，建立起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统治，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1）为什么说是失败的？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2）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主观上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科学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组织严密而坚定的领导核心，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泛依靠和发动人民的力量。（有理论指导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有群众基础但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有领导力量但缺乏核心的领导力量）客观上，袁世凯的实力及其阴谋、立宪派与旧官僚的破坏、帝国主义干涉施压，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3.历史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领导革命成功，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中国革命必须寻找新的途径。
立足现实，认识其历史价值：一是辛亥革命的任务与中国共产党时代重任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继承、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二是辛亥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要缅怀辛亥革命先驱们爱国强国、民主共和、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的先进思想与自觉行动，更要激励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将这些思想与行动转化为振兴中华矢志奋斗的使命担当、精神动力，为完成辛亥革命先驱们未能完成的光荣历史使命、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4.继续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护民主共和的四次斗争。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后，逐步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懈斗争。1913年“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1915—1916年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7—1918年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1921—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反对直奉军阀独裁统治。
（辛亥革命）使“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民族概念得到普遍认同，令中国完成从“王朝”到“国家”的转型，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觉醒。首先，在法律意义上确认新建立的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次，将民族国家建设同共和政体建构相结合，从“天下”到“国家”，从“臣民”到“国民”，推进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最后，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版图，明确宣示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观念到法律、政治、疆域、社会的全方位变迁，使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实体”到“自觉民族实体”的重要一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觉化”进程由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马敏《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重要一环》
（辛亥革命）极大冲击了旧秩序与旧伦理，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习俗的变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以“跪拜礼”为标志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大人老爷”等前清官厅称呼得以废除，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高规格为三鞠躬，称呼则以官职或“先生”“君”代之。同时，实行剪发放足，严禁鸦片，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为引进新思想提供了适宜的文化氛围。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无产阶级也空前壮大。
——宋学勤《从民族复兴视角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
（辛亥革命）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辛亥革命留下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权的革命精神、反对专制的民主精神、舍身忘我的牺牲精神、愈挫愈勇的奋斗精神、胸怀大局的协作精神等，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带领人民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朱松岭《辛亥革命何以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