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籍 2023-10-17 08:02 发表于广东

作者：周思敏，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写本研究。张涌泉，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近代汉字研究。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摘要：在敦煌学发展初期，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曾经辑录、影印、摹写、出版了大量的敦煌文献资料，但这些资料在今日的敦煌学术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与挖掘，《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便是其中的典型。罗振玉曾将自己收藏的敦煌残卷辑入《丛残》，这些残卷在罗氏逝世后分批散出，其中的一大部分后来陆续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地。《丛残》中影印的写卷旧图不仅可以校正上述馆藏地最新公开的图版、叙录中存在的疏失，而且为辨明写卷原貌、窥探残卷流散提供了珍贵的样本与独特的视角。同时，《丛残》等早期图版资料囿于客观的技术局限与主观的陈旧观念，存在边缘失真、摹写、保留单面等问题，提醒我们应综合利用同一写卷在不同时期的新旧图版，加强对早期文献资料的参考借鉴与吸收利用。

一、引言

以1909年作为敦煌文献研治之滥觞，百余年来，敦煌学研究从萌芽到蓬勃，历经了多个大的发展阶段。关于敦煌学之分期，学者做过诸多探索，其中辻正博《草创期の敦煌學と日本の唐代法制史研究》与方广锠《初创期的敦煌学——以收藏题跋为中心》以20世纪上半叶为敦煌学的草创期；郝春文等《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前言中将中国敦煌学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以1909—1949年为第一阶段，似较合理。本文所指的敦煌学“草创时期”，就是指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辑录、汇编性质的整理成果，如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蒋斧《沙州文录》、刘复《敦煌掇琐》、矢吹庆辉《鸣沙余韵》、向达《敦煌丛抄》、金祖同《流沙遗珍》等等。其中，在写卷的公布与出版方面，罗振玉有筚路蓝缕之功，堪称民国第一人。自宣统元年（1909）起，罗振玉根据伯希和寄来的照片以及狩野直喜、大谷光瑞等在英、法摹录的抄本，或排印、或影印、或摹刊《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秘宝》《鸣沙石室佚书》《敦煌零拾》《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等十种专书并专文数篇，为敦煌学研究保留了珍贵的早期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馆藏开放程度的提高，《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型图录相继出版，成为我们了解、把握写卷图像的主要参考。尤其是国际敦煌项目（IDP）的持续推进，为我们提供了分辨率更高、细节更清晰的彩色图版，成为写卷研究的一大助力。于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敦煌学草创时期刊布的文献资料。其实，早期刊布的敦煌资料无论是对写卷的保存、定名、录文整理还是后续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应予以高度重视。本文试以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为例，讨论其对当前写卷研究的意义，并指出利用这一类早期资料时应注意的问题，庶几以管窥豹，就正方家。

二、《丛残》图版概述

《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以下简称《丛残》）系罗振玉历年收藏敦煌写卷的集大成之作，是书于1939年出版，全三集，后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三编第八、九册和黄永武编《敦煌丛刊初集》（以下简称《初集》）第七册。《丛残》共收录写卷近百件，这些写卷来自何处，又归向何处，有哪些具体内容？这些都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一）来源与去向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丛残》内写卷的来源与去向，来源决定《丛残》的性质，去向关乎残卷之流散。罗振玉收藏的卷子大多购自市肆，他曾为《大唐同光四年（926）具注历》（罗氏拟题“后唐天成残历”）作跋语：“残历一卷，自正月至六月全佚，七、八月则二十三日以前亦佚，九、十月以下尚存。末署‘丙戌年姑洗之月十四日巳时题毕’。……予既于汉人木简中得见汉人残历，今又获此卷，自庆古福不浅。爰考定，附记卷尾。壬戌八月，抱残翁书于津沽嘉乐里寓居。”壬戌年即1922年，是罗振玉购藏敦煌卷子收获颇丰的一年，为此他还专门制作了“袌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章加盖其上，仅《丛残》内加盖该印的写卷就有19件。而当时个人收藏的敦煌写卷大多来路不甚光彩，或出于讳饰，罗振玉并没有详细记录写卷的旧藏家，但是我们通过勾勒民国时期各家收藏写卷的情况，可以看出罗氏的部分卷子源自何彦升、刘廷琛、许承尧、李盛铎等处，写卷的真实性也较为可靠。在《丛残》出版的下一年即1940年5月14日，罗振玉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罗振玉去世后，其收藏的敦煌卷子也分批散出。根据我们全面追踪调查，其中的一大半后来陆续入藏国内的一些重要藏书机构，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市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还有一小部分去向不明。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二） 名目梳理

《丛残》编纂于敦煌学草创之初，不免带有时代局限性。首先是定名问题，《丛残》内辑印写卷数量不少，但每件影刊图版均未定名，且部分图版交错排布，偶有勾连，分辨不易。故而在过去，包括罗振玉本人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对《丛残》内刊载的写卷内容只知其貌，不谙其详。定名缺失导致编目系统混乱。罗振玉辑印《丛残》时未编制目录，《全集》《初集》收录《丛残》后仅编制了简目，第一集为《论语》（何氏集解）等残卷18种27件，第二集为《残道家书》等6种6件，第三集为“晋魏间写本《大品》第廿四”等9种13件，凡33种46件。王重民《罗振玉藏敦煌卷子目录（依〈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编为散665—696号，较《全集》《初集》更为详备，但也存在将多个残卷笼统归置在一个编号下的弊端，如散668号《老子道德经》残卷六节、散681号“先天二年（713）”户籍二节、散683号“开元户籍”三残节、散696号残佛经二节等，都存在这个问题。林平和谓全书“分三集，收敦煌卷轴三十六类五十二残卷；若将误为《开蒙要训》之二种《太公家教》残卷分出，与‘魏晋间书残律’分成四种，则当为三十七类五十五残卷”。周常林称《丛残》为“私家收藏刊布的典范”，整理其目为第一集28种，第二集8种，第三集10种，凡46种。以上三家都对《丛残》所收写卷名目做了初步的梳理，但都不够彻底和全面。根据我们的检讨与爬梳，《丛残》内共有残卷（残片）35种95件，详见表1。

表1　《丛残》辑印写卷编目、定名及今在勘同

其中第一集辑印残卷数量最多，内容最为博杂，含儒释道经典及注疏、书仪尺牍、蒙书、占书、户籍、曲子词等，凡17种69件，各卷篇幅长短各异；第二集全部为道家经典，各卷篇幅较长，写卷间无勾连，名目清晰，凡7种7件；第三集主要为佛经及其注疏，凡11种19件。

三、 《丛残》图版的参考价值

《丛残》出版于1939年，相较于后来陆续公开的各家图录，《丛残》距离藏经洞开启的时间更近，所保存的图版更接近于残卷的原始状态。邓文宽在《北大图书馆藏两件敦煌文献补说》中指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应在书末“叙录”中注明北大D198号“具注历”已被罗振玉刊布在《丛残》，以便读者利用相关研究，获得对残片年代的正确认识，可谓真知。在95件残卷中，有51件我们追踪到了下落，将这些写卷与《丛残》中的图版比较，勘其同异，明其流变，沟通同一写卷的“前世今生”，有助于会通两个世纪的敦煌学术。

（一） 比对叙录，勘正疏误

《丛残》第三集“残写经”中的前两件与“魏晋间书残律”的后两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编为“新179084晋唐写经残卷”，前有罗振玉题识并印鉴，后有郑孝胥题跋“雪堂亲家出示此卷，遂书卷中”。王素等曾就故宫博物院藏的90余件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过《目录》与《提要》，详细著录了新179084号内四段残经的文字起讫，可据之与《丛残》图版互勘。兹进一步考证如下：

1.《丛残》残写经之一，前后各一纸（中间插入残写经之二），《目录》称“不知何经”，起“知而诸众生”，止“二者上贾三”；《提要》谓“似前为《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后为《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起讫略同。按：前后二纸实皆为《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残卷。核以《丛残》本，“知而诸众生”为第二行，本行“知”字之上另有两字左侧残笔，可依稀辨读为“前证”；其前一行存“受法主图片（世尊现为我）”八残字。残卷末“二者上贾三”句，《丛残》本“三”字下另有一“者”字，且其左侧另有一残行，存“中贾四者下贾是名大地图片（四种宝）”等字。该卷共存52行，据写经用纸常例推算，正好为前后边缘略有残泐的两张纸，罗振玉将其分作前后各26行印刷，又将“残写经之二”窜入其中，殊为混乱。今根据《目录》《提要》皆将前后两纸作为同一段文献著录的情况，兼比对前后两部分“胜”“切”“承”“众”等共有文字，书风笔势基本一致，故知其前后两纸原为一卷，定作《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大体对应《大正藏》T12/217C22—218B20。

2.《丛残》残写经之二，存72行，《丛残》插在残写经之一两纸之间。《目录》《提要》称起“受诸楚毒”，止“第三佛号救”，定作《大方广佛华严经》残卷。按：核以《丛残》本，“受诸楚毒”句为第二行，本行顶端另存有“图片（犯王治）”三字左侧残笔，其前一行存下端“ 图片（门有无量）众生”六字。又《丛残》本讫于“其最初佛”，其后与《目录》《提要》介绍所止“救”字正好相隔1行17字（“号饶益月，第二佛号大悲师子，第三佛号救”），据此，很可能《丛残》漏印了末一行。

3.《丛残》魏晋间书残律之三，存54行。两文起讫著录不同，《目录》称起“其中甚快乐”，止“宣转终佑”；《提要》称起“不渴饥历皆悉尔无复尊与卑”，止“具为菩萨□持本斋”。按：核以《丛残》本，《目录》所著起讫更为准确，但“其中甚快乐”为第二行，本行“其”字上当还有四字左侧残画，其前一行存下部五个残字，第三字似为“萨”。讫句“宣转终佑”当作“宣转终佑把”。《目录》《提要》皆称“不知何经”，现考该卷存54行，约合两纸，分作五段，前四段末句分别作“是为菩萨耳持法本斋”“是为菩萨眼持法本斋”“是为菩萨鼻持法本斋”“是为菩萨口持［法］本斋”。“法本斋”反复出现，《出三藏记集》卷五：“《法本斋经》一卷。西凉州来，阙。”同目又见于《开元释教录》卷一八、《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二八。该经世无传本，刘正成谓“则此残卷或即《法本斋经》之佚文”，若依此说，则此卷或为孤本，而《丛残》所影较故宫现藏本（据《目录》《提要》叙录）前后各多出一行，弥足珍贵。

4.《丛残》魏晋间书残律之四，存60行。《目录》称起“同罪比丘尼”，止“长衣乃［至］”；《提要》称起“知汝等比丘尼，舍是随爱随瞋随怖随痴”，讫“迦那衣时，长衣乃［至］十日应”。按：以《丛残》图版核之，起句《目录》近是，但“尼”字下另有一字残笔，《提要》所著起句为写卷第4行文字，且“汝”字原卷作“如”；讫句《提要》近是，但当作“长衣乃十应”。又《目录》《提要》拟题不同，前者称此卷“似为《五分比丘尼戒本》”，后者定作《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据刘丹考证，该卷为《十诵比丘尼戒本》（古本），兹从之。

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未单独出版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图版，《目录》与《提要》是我们了解故宫馆藏的主要窗口，但毕竟无图可依，难以形成图像关照，且两文时有龃龉，更添疑云。而《丛残》提供的图版则有助于消解部分疑惑。故宫藏敦煌文献全部公开后，亦可取之与《丛残》互勘。

（二）对勘图版，辨明原貌

李德范曾将王重民、向达在法、英所摄西域文献旧照片与现行的几种敦煌、吐鲁番文献图录本校勘比对，发现了“极其宝贵的、鲜为人知的重要内容”，这一方法带给我们诸多启发。循此思路，我们发现《丛残》保留写卷之图版，不仅可与现馆藏的叙录资料相校正，而且对勘古今图版，有助于揭示写卷原貌。例如，北敦14521号《十诵律》卷十九，见于《国图》128/403A—406A，起“看臂看匈（胸）”，讫“佛闻是事语诸比丘从今不”（《大正藏》T23/134B3—136C19），经我们计数，凡6纸155行。此件亦见《丛残》影刊，二书比勘，却发现《丛残》所影写卷在“看臂看匈（胸）”行前还有13行文字。这很难不让人怀疑，该卷从罗氏处流出至入藏国图期间，是否由于人为干涉或自然磨损而脱落了卷端十数行。但考察《条记目录》可以发现其实不然，《条记目录》中著录该卷共有167行，较所影图版行数更多，似表明原卷首端并未脱去。后来，IDP上公布的北敦14521号高清图版，正与《丛残》本所存篇幅一致。显然，国图藏本并非脱落了卷首的13行，可能是出版时的疏误导致图版漏印。刘丹根据《丛残》本，指出该卷首行与北敦11741号末行比邻，末行与羽170号首行遥相缀接，并将三号残卷缀合。《丛残》图版的保存极大地提高了这一组缀合的完整度。

除了单一残片完整度的区别，对比古今图版后，我们还发现了残片间形态的差异。如《丛残》刊布的19件《新定书仪镜》残片中，有4件现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为“外族吊答书一十二首、吊女壻遭父母丧书、答书取四海重丧书”，“图片（妻）父母亡夫吊答辝、舅姑亡父母吊答辝”，“夫祭妇、妇祭夫”与“题旐文”（参见图1-1）。这4件残片的高清图版已原大影印于2020年出版的《敦煌古籍零拾册（唐五代写本）》（以下简称《零拾册》）中，然而在《零拾册》中，后两件残片紧密粘连，浑然一体（参见图1-2）。《丛残》与《零拾册》相悖，当以前者为是。书仪应时而用，与时消息，多有散佚，根据赵和平、黄亮文、山口正晃等对敦煌出土《新定书仪镜》的研究与复原，伯3637号、伯3849号与《丛残》系列残片在形式与内容上最为接近。据后二号写卷，“夫祭妇、妇祭夫”与“题旐文”并不直接相连，两段内容之间还有“祭兄”“祭姊”等数段文字，与《零拾册》所见不同。由此可以推测，《零拾册》内两残片相连的现象并非本貌，或为残片自罗氏处散出后，由粘连成册子的人根据残片篇幅与册子开本大小偶然排版为之。

图1-1 《丛残》辑印“题旐文”与“夫祭妇、妇祭夫”残片图版

图1-2 《敦煌古籍零拾册》影印“题旐文”残片与“夫祭妇、妇祭夫”残片粘连在一起

（三）追踪下落，略窥流散

敦煌文献的流散问题，学界研究较多、史实较为清晰的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藏经洞骗取写卷的经过，以及学部运书进京途中监守自盗的奇案，而对于零篇断章在晚清藏家学人交际圈中的流转，历来关注较少。追踪《丛残》图版后来的下落，正为观察写卷流散的细节与藏家的微妙心态提供了典型的视角。

第一，割裂写卷现象似不足为奇。在壬戌年（1922）购入的诸残卷中，有一件《老子义》残卷，罗振玉非常珍视，将之先后印入《吉石庵丛书》《敦煌石室碎金》《丛残》，并撰跋语一则：

……三年前，予曾从友人借观是卷，令儿子福葆写影，今乃得之市估手。初以后半二十八行乞售，亟购得之，复求前半，乃复得之浃旬以后。然末行尚有新割裂之迹，知尚有存者，今不知在何许。安得异日更为延津之合耶？爰书以俟之。壬戌九月上虞罗振玉记。

这号写卷现藏于国图，编号为北敦14649号。从跋语看，《老子义》残经至少断裂成三部分，而罗振玉仅仅平叙其事，行文中不见明显惊讶之语。其中“后半二十八行”，正好为一纸，末行后“新割裂”的残卷，据调查，即为北敦14738号。北敦14738号，首纸亦为28行，可见当时割裂写卷采取的方式是沿着纸张接缝处裁开。北敦14738号已经全卷托裱，卷首题签：“随唐人写道德经并注解，背书印度文。燉煌石室残品。龚钊。”龚钊，或作龚心钊，与任职甘肃的许承尧同为安徽人，曾与叶恭绰一道从许氏处购入七八十件敦煌写卷，因此虽然罗振玉没有直接点明“友人”身份，但根据龚钊的题签，可以得知罗振玉“得之市估手”的前段或也源出许承尧。

第二，以类相从，残片粘连成册，残卷粘连成卷。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是目前已知收藏罗振玉旧藏写卷数量最多的机构，早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十一卷《晋唐写经 晋唐文书》中就已刊布8件罗氏旧藏的社会经济文书，分别是晋唐文书17号《司仓乐慎知牒》、18号《专当官摄县丞李仙牒》、19号《长行坊牒》、20号《长行典杨节七月粮取减牒》、21号《长行马秋季料未支牒》、22号《恩节六月粮支给讫牒》、38号《分明地界状》、43号《天山县南平乡户籍》。其中17号等残片出自唐兰家族1982年寄赠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册子《罗振玉旧藏西域文书十种》，该册系唐兰于1948年在海王村（即琉璃厂）购得，册后有唐兰题记：

唐开元时西域文书十种，戊子莫（暮）秋见于海王村，倾囊易之，此本为上虞罗叔言丈旧藏，乃壬戌得于析津者，去今二十七年矣。余于尔时方读书无锡，获与老人通函，甲子北来，始得进谒，其后相继东北行，余迭径九一八、七七之变，自辽而平，自平而昆，十余年来，遍阅乱离，丈亦久归道山矣。后嗣纷散，遗物零失，追念津沽，相从讲诲之乐，为之泫然。

此为北庭都护府文书，殆不出于敦煌，丈所题误也。余必别得数事于罗丈，复堪许丈固自署曰“唐牒楼”者，今二罗剧迹同会于吾斋，将来若能建一楼于乌有之乡，必定名为“唐迹”，或可拟叔言丈之唐风楚雨也。

三十七年十月将尽，秀水唐兰题记。（“唐兰”印记）

此册除最后一帋外均已印入《西陲秘籍丛残》，其乐慎知两牒入《沙州文录补》。又记。（“唐兰”印记）

这一册所收全部为社会经济文书残片，篇幅至多不超过一纸。无独有偶，国博收藏的《敦煌古籍零拾册》内22件残片亦全部出自罗氏，主要为《老子》残纸、蒙书、占书、尺牍、书仪等与古代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文书。而那些横向跨度超过一纸的写卷，在流散过程中有时会被重新装帧成长卷，如北敦14523号就是将三件道家经典《大道通玄要经》《太上灵宝洗浴身心经》《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重新粘连成一件长达10纸的写卷。部分长卷虽没有被粘连为一卷，但是在流散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被打散，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两件《老子》写卷，凌波称“似由一人收藏，1953年由华东文化部拨交南京博物院收藏”。将类型近同的残片打包出售，有利于卖方待价而沽、及时转手，同时迎合了买方的求全心理，这种“粘合”也就成为这一时期交易的方式之一。

第三，摹写补临，仿真求善。北敦14633号《老子道德经》，卷首十行上部残缺，经由近人劳笃文根据罗振玉收藏的残卷（刊于《丛残》第一集，现藏于国博）补出文字。劳氏云：

德化刘氏藏唐人写《道德经》白本残卷，往年屡求一观未得。闻今展转归元方兄。携以相示，乃偿宿愿。欣然开卷，详校一过。知上虞罗氏所藏第九章至第十四章残文半截二十行，即从此卷断脱。其后十一行自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至第十四章“搏之不得名曰微”，两相衔接，止佚“五味令”三字，以下皆吻合无间。爰不避续貂之讥，辄补临卷首，以为他日延津剑合之券。傥亦元方兄所乐许乎？

值得注意的是，劳笃文的补字并非一味追求文本的完整，而是以恢复写卷原貌为目的，严格按照罗氏旧藏残卷的行款与字形特点进行临补，连残卷中的虫噬也一概模仿保留，并且注重碴口处残字笔画的衔接，可以说具备了早期缀合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收藏家们已经注意到敦煌残卷流出后的“再分裂”，也萌发出“延津之合”的迫切愿望。

四、利用《丛残》等早期图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对比《丛残》图版与各馆藏叙录及新图版后，我们发现，《丛残》图版并非尽善尽美，不仅存在粗心漏印、错印的问题，而且囿于客观的技术局限与主观的陈旧观念，还存在写卷边缘失真、混入摹抄图版、主观选取图版等问题，我们在利用相关资料时需要格外留心。

（一） 综合利用新旧图版

前文我们将故宫博物院藏的四件罗氏旧藏卷子之起讫与《丛残》中的图版进行比较，发现即使是同一件写经，在相距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已经出现了纸张边缘残泐程度加深、残字残上加残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丛残》保留的早期图版成了我们了解写卷全貌的重要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早即是好”，试举一例说明。北敦14523号，由三件罗氏旧藏的道家经典装裱缀连成长卷。现以国图IDP上的高清彩图对照《丛残》的黑白图版，可以发现《丛残》印刷时在保留边缘残笔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失真”问题（详参图2、图3、图4）。

图2 《丛残》图版（右）与北敦14523-1号写卷（左）边缘对比

图3 《丛残》图版（右）与北敦14523-2号写卷（左）边缘对比

北敦14523-1号《大道通玄要经》卷十四，较《丛残》本，首行依稀可见“饷”“者”“直欲遏违世之夫塞”等十字左侧残笔（见图2）；北敦14523-2号《太上灵宝洗浴身心经》，较《丛残》本，第二行“真”字上有“天”字残笔，第三行“一”字下有“切”字残笔（见图3）。周勋初在校理《文选集注》时曾指出罗振玉摹写的《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存在失真问题：“不但字划失真，而且遇到模糊之处，每径行略去。”现在看来，罗振玉影印的部分敦煌写卷亦存在类似的瑕疵。

图4 《丛残》图版（右）与北敦14523-3号（左）边缘对比

此外，还存在高清彩图与《丛残》黑白图版边缘文字互有溢出的情况。北敦14523-3号《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较《丛残》本，首行“言”字上有“尊”字残笔，第五行“弟”字上有“次”字残笔，而《丛残》本第六行“一者”二字清晰完整，彩图“一”字已经完全残缺，“者”字上部出现残泐（见图4），则表明写卷在流转的过程中残破程度可能加深。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在利用写卷时，既要关注新近刊布的高清彩图，也要参考早期的图版，综合比对后方能更加接近写卷全貌。

（二）部分图版并非据真迹影印

除了上文所举利用《丛残》图版提高缀合的完整度，缀合亦能帮我们重新审视《丛残》的性质。辽宁省博物馆编《馆藏中国历代书画著录（书法卷）》，公布了一件由四段残经合装而成的卷子，卷前有“臣振玉”“罗振玉印”“袌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三枚白文方印。兹先将书中《附记》摘录如下：

……四段残经均为敦煌旧物。民国初年为近代学者罗振玉所获，其中《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和《佛说净饭王般涅槃经》曾经罗氏影印，收在《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一书中。但今卷中前一段经文较影印本前端缺少三十六行，后部亦缺少“本从无数佛，具”及“于无量亿劫，行此诸道已”“悉知见”等字，系后来装裱成卷时，为人撕去。末端较影印本多“佛说净饭王般涅槃经并洗浴温室经、四月八日经”一行共二十字，则是影印时脱漏。

《附记》认为，辽博藏《法华经》曾影印于《丛残》，且前端缺少的36行“系后来装裱成卷时，为人撕去”。普查写卷后，发现该卷可以与斯10234号、北敦10429号缀合，其首行残泐的文字“名，亦行众善业”等字正可与斯10234号左缘残笔复合为一，且其碴口契合、乌丝栏线对接严整，都是直接缀合的有力证据（参见图5）。

图5 北敦10429号+斯10234号+辽博4969-2号缀合图

但这一组缀合的发现却与《附记》的说法相悖。斯坦因在敦煌获取的写卷入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时间是1917年，罗氏旧藏写卷若经人为撕裂，那么时间当在1939年之后，这张小残片如何能够远渡重洋？这一问题值得思考。英藏8 000多号之后的残片，主要出自翟林奈编目时弃置的佛典断片、佛经引首，或是揭自其他写卷、绢纸绘画和经帙，斯10234号不可能经手罗振玉，故而也不可能影印于《丛残》。因此，解释《丛残》图版多出的36行就成了关键所在。其实，《丛残》与辽博刊布的两张图版乍看之下十分相似，但是仔细比勘卷中文字的笔势，却发现书风微异（参见表2），甚至两者对部分字形的选用也不相同，如“因囙”“号”“與与”“止”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丛残》图版并非对写卷的原本影印，而更像是近人对照原卷摹写又添以数行文字制成。池田温曾将写卷赝品大体上分成“原本加工”“复制”“臆造”三类，其中第二类“是原本的照片或者摹写，其中也包含一部分臆造的内容，摹写的部分在内容上与真品无异”。我们认为，《丛残》的这件写经图版就属于第二种类型中的摹写。

表2　《丛残》与辽博4969-2号同一文字字形对比

（三）对图版内容的选取具有主观性

古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敦煌文献中就保留着大量双面书写的例子，佛经文书背面往往作习字、杂抄之用，又或将多件废弃的社会经济文书粘连成卷，在其背面抄写佛经。但是《丛残》内辑印的写卷全部是单面的，只保留了罗振玉认为价值更高的一面，部分图版仅可以根据渗透出的依稀痕迹得知另一面也抄有文字，而更多的写卷则无法判断是双面还是单面书写。通过全面普查《丛残》内写卷与其他敦煌卷子的缀合情况，我们得以解决部分疑团（参见表3）。

表3　《丛残》辑印写卷缀合成果汇总

在能够互相缀合的一组残片中，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卷子正背面抄写的内容来推测罗振玉旧藏卷中“不见天日”的一面，如《唐先天二年（713）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前人将其与伯2822号缀合后，可以根据伯2822号背面抄写的《大般涅槃经》摘抄推测罗氏旧藏卷的背后存文或与佛教文献相关；将罗藏《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残卷与伯2592号、伯3354号等残卷缀合后，可以推知其背面亦为佛经摘抄；将伯3247号背与散673号缀合后，不仅可以确定散673号另一面抄写内容为《四分律》，如进一步将伯3247号的行款比对到散673号，参考相关文本，则可以估算出散673号所抄写《四分律》内容的起讫。

罗振玉面对双面书写的卷子，在社会经济文书与佛经摘抄之间都选择了前者，表现出“重实用，轻释家”的倾向，这可能与佛经多有传世文本有关，也与罗氏本人的学术兴趣相关。在他出版的《敦煌石室碎金》等十种敦煌学专著中，佛经所占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与藏经洞中各类文献的构成比例完全相反，而与伯希和在藏经洞挑拣写卷时的原则较为一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振玉对这批文献价值高低的品鉴。《丛残》内还有将近半数的图版无法得知其下落，究其原因，印章、题跋等是判断写卷鉴藏的关键要素，而许多残片未钤盖任何藏印，比对困难。有罗振玉款识的部分写卷，或仍秘藏于私人手中尚未公开，无缘得见。另外，应当承认，有一部分残卷可能在流散转手的过程中彻底消失了。《丛残》本有机会保留这部分残卷的全貌，因为个人的喜好取向而错失，实属憾事。

五、结语

以上，我们以《丛残》为例，阐述了敦煌学草创时期刊布的文献资料在写卷保存、定名、叙录等方面的价值以及调查、追踪残卷流散方面的作用。事实上，草创时期的敦煌文献资料价值远远不限于此。敦煌写卷在流出藏经洞的百年间，不断地被整理、刊布、研究，每一次翻阅都可能对原卷产生细微的伤害，早期图版保留的边缘残笔或许几不可察，但都属于写卷原貌的一部分，可能保留了重要的信息。2022年8月26日，荣新江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敦煌文献整理刊布的再出发”讲座中，提到“由于有些卷子自入藏以来，不断有人调阅，因此现在的样子已非原貌。如P.2005《沙州图经》、P.3451《张淮深变文》，都由于翻阅过多，而有破损，有的文字已不可见”。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在建设“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时注重关联同一写卷的早期黑白图版与新近彩色照片，便是注意到了这类现象。而将同一写卷不同时期的图版、叙录、录文放在一起对比探究，本身就是个值得深入的学术史课题。

因篇幅所限，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皆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