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1-11-24 15:27 发表于北京

作者：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

摘 要：在冷战背景下，1957年小石城事件成为美国种族主义的突出象征。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惜动用联邦军队干预州内非叛乱性事态，支持公立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小石城事件引发的国际批评和艾森豪威尔采取的极具象征性的政治行动，激发美国社会进一步形成民权国际主义话语，推动美国政府进行民权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小石城事件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转折点和国际化的分水岭，促进了民权运动的发展和民权立法的通过。但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导致种族关系始终是严重撕裂美国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冷战 小石城事件 美国国家形象 民权运动 种族主义

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简称“布朗案”）作出判决，一致同意推翻公立学校中的“隔离但平等”原则。随后，美国利用这一历史性判决极力向世界宣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该判决在美国南部州却遭到强烈抵制，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公然派遣州国民警卫队，阻碍小石城中心高中取消种族隔离。1957年9月4日，大批白人种族主义者在该校门前示威。当黑人女孩伊丽莎白·埃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孤身一人准备入校时，遭到众多白人示威者的谩骂、恐吓和攻击，并受到荷枪实弹的州国民警卫队的无情阻拦和驱逐。这一幕被众多新闻记者拍下。全球媒体将目光聚焦于小石城，连续数十天以新闻头条或头版的方式进行报道，并配以反映种族暴力的图片或画面，不断曝光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小石城事件成为“现代电视时代第一个现场新闻盛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

然而，这样一起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历史事件对美国民权运动的意义，却很少受到关注。既有的民权运动研究比较重视战后黑人政治力量的崛起、黑人民权组织的行动、黑人领袖以及联邦政府的作用，但往往忽视民权问题的国际影响在推动民权运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对民权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通常强调1954年布朗案判决和1955年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在民权运动开端中的重要性，以及1963年伯明翰运动和“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对民权立法的关键作用，而较少关注处于中间阶段的1957年小石城事件对民权运动历史进程的影响。实际上，该事件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国际化起到重要的转折性作用。此前，虽然有少数黑人领袖和政治精英意识到种族问题与国际政治的关联，但受制于诸多因素而无法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然而，小石城事件使得美国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种族问题的国际维度，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推动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并通过了《1960年民权法》。

对于小石城事件，传统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民权斗争、新闻媒体的作用、福伯斯阻挠学校种族融合的动机以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危机处理。还有部分学者从跨国史角度对小石城事件进行探讨，分析国际社会的批评及其给美国政府造成的压力，但对该事件的国际影响如何改变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进程则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从冷战与黑人民权改革之间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小石城事件的历史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分析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国际批评如何促使美国黑人进一步形成民权国际主义话语；其次，探讨小石城危机所带来的国际压力如何推动众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支持黑人民权；再次，考察美国国会议员在立法辩论时如何利用国际因素来建构民权立法的话语和逻辑；最后，探究美国行政当局在冷战压力下如何重新思考黑人民权改革。

一、黑人民权国际主义话语策略的加速形成

二战期间，少数美国黑人就已认识到，二战的反法西斯主义性质和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为他们在国内争取民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战后美国黑人力图把种族问题国际化，利用冷战因素来推动民权改革。他们主张，改善黑人民权有助于“提升美国国家形象”，以及“在全世界推进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1947年10月23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了由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等起草的《向全世界呼吁》请愿书。该请愿书批判美国民主建立在剥夺黑人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导致美国不能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则将民权运动与冷战联系起来。1950年7月，他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美国歧视黑人的新闻“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亚非拉地区广为传播，并作为美国表里不一的证据。其结果是，今天我们最崇高的原则不仅被忽视，甚至被嘲笑”。

然而，冷战初期，“反共的歇斯底里充斥美国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南部种族主义者是“狂热的反共分子”，他们“全力诋毁民权斗争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黑人利用冷战开展民权斗争，也不利于促使美国政府进行民权改革。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内外环境均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国内麦卡锡主义迅速退潮；另一方面，美苏将冷战重点转向亚非拉地区，同一时期非洲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加纳等新兴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种族问题越来越成为战后美国外交的沉重负担。

1957年9月初，阿肯色州州长福伯斯悍然派遣州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这在国际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不仅受到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广泛谴责，还引起其他西方国家的深切担忧。苏联《消息报》（Izvestia）声称，“在‘美国民主’背后，悲剧正在美国南部州发生，会在每个正直的人心中激起愤慨”。1957年9月13日，马尼拉的《纪事报》（Chronicle）表示，“小石城事件对美国的海外声誉是灾难性的”。同一天，法国的《震旦报》（L’Aurore）和《费加罗报》（Le Figaro）大版报道美国学校中的种族隔离问题，批评艾森豪威尔缺乏强有力的危机应对行动。英国的《经济学人》（Economist）则宣称，整个美国为小石城事件付出了“耻辱的代价”。可以说，小石城事件导致冷战以来美国最严重的国家形象危机。这一事件把美国的种族问题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说明美国民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不仅削弱了美国的“自由世界领袖”地位，而且重创了整个西方的民主形象。

客观地说，小石城虽然存在失序的风险，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种族骚乱。此外，福伯斯州长在9月20日接受地方法院的命令，撤回了包围小石城中心高中的州国民警卫队。然而，艾森豪威尔却大动干戈，派兵干预小石城危机。这种政治行动看上去是保障黑人学生入读小石城中心高中的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和执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实则颇具象征意义，是美国政府面向国际社会的一场政治表演。艾森豪威尔这一极其罕见之举，主要是为了尽快恢复因小石城事件而受损的国家形象，以及凸显美国民主制度应对危机的“优越性”。然而，这种表演意味十足的危机处理方式，让美国黑人及其支持者更加清楚地看到种族问题的国际影响及其对民权运动的意义。他们利用此事件，力促美国政府进行民权改革。

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艾森豪威尔出人意料的政治表演，使得小石城事件成为美国民权运动国际化的分水岭。该事件将冷战以来美国社会中不断积蓄的民权国际主义思想完全释放出来。最初意识到这一点的是黑人领袖和民权活动家。他们相信，该事件重创了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而美国在冷战中又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这为黑人提供了强大的民权国际主义话语武器，为民权运动的蓬勃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利用这一话语武器，号召黑人民众投身民权运动。他致电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阿肯色州分会主席黛西·贝茨（Daisy Bates），称“历史会站在你们这一边，世界舆论会站在你们这一边，数百万有道德良知的美国白人会站在你们这一边”。

地方上的黑人领导人不仅从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那里汲取力量，而且利用小石城事件的国际影响来加强民权运动的正当性，以争取更多支持。贝茨在回忆录中写到，“在全世界有色人种争取平等和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小石城事件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场“史诗般的斗争”，对“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显著影响”。1957年11月7日，贝茨致信纽约州州长夫妇，感谢他们的支持。她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事业在道义上得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力支持。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这种支持是一种莫大的力量。”1958年1月2日，贝茨在接受美联社授予的“教育界年度女性”荣誉时表示，“我不只是为自己接受这一荣誉，而是代表这9个勇敢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和所有热爱自由的美国人民。小石城的故事提醒世界，美国民主仍然是重要力量”。可以说，以贝茨为代表的地方黑人领导人，运用民权国际主义话语武器，把民权斗争视作让美国民主得到救赎的力量。

黑人民众亦从小石城事件中加深了对种族问题与国际事务之间关系的理解。1957年10月1日，一位从事40多年教育工作的黑人妇女玛丽·安德森（Mary Anderson）拍电报给艾森豪威尔，指出南部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在国际上抹黑了美国。18岁的黑人士兵查尔斯·亚历山大（Charles Alexander）则写信告诉艾森豪威尔，其他国家会因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而对美国领导能力失去信心。1958年7月11日，在第49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度大会上，小石城事件中的黑人学生代表欧内斯特·格林（Ernest Green）和贝茨夫人一起接受第43届“斯平加恩奖章”（Spingarn Medal）。格林在获奖致辞时强调，“除非每个人都拥有完全的民主，否则美国无法真正获得世界领袖地位”。黑人民众将种族问题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和国家形象联系起来，以此促使美国政府致力于种族平等。

黑人社会活动家更是从小石城事件对美国国家形象的巨大损害，以及艾森豪威尔极具表演性的危机处理方式中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他们利用美国政府在冷战中格外重视声誉这一点，挑战美国政府和社会在民权问题上的“渐进主义”改革，积极推动民权立法。著名黑人棒球运动员、社会活动家杰基·鲁滨逊（Jackie Robinson）对艾森豪威尔1958年5月12日在黑人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颇为不满，写信表达抗议。艾森豪威尔在这次峰会上说，“在民权问题上，没有革命性的，只有渐进性的解决办法”，他敦促黑人要有“耐心”。对此，鲁滨逊在信中批评到，艾森豪威尔要求黑人“忍耐”的主张，实际上是在“摧毁黑人的自由精神”。他呼吁艾森豪威尔发表“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并采取相应行动，像去年秋天那样派遣军队到小石城，让世人知道美国有决心尽快给黑人自由”。

1958年6月10日，鲁滨逊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建议他与“负责任的黑人领袖”会晤，这将有助于“推进平等权利的事业”，以及“消除海外敌人一些不利宣传的影响”。不久，艾森豪威尔同意与马丁·路德·金、黑人工会领袖A.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以及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负责人莱斯特·格兰杰（Lester Granger）举行会谈。在6月23日的会谈中，这4位黑人领袖向艾森豪威尔强调，“给予所有美国人平等公民权利的和平进程已到了重要转折点”。为推动美国政府民权立法，这些黑人领袖再次使用民权国际主义话语武器。他们指出，“众所周知，我国的外交事务因美国公民在国内受到种族和肤色歧视而遭到破坏。在加强自由世界反对极权主义蔓延的全球斗争中，由于我国数以百万的黑人在国内遭到极权主义对待，我们的行动受到了阻碍”。

在此次会谈中，这4位黑人领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制定民权法等9点建议，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应在1958年9月前向全国发表声明，宣布将动用一切资源，全力捍卫美国法律；美国总统应要求两党搁置分歧，以便国会顺利制定一部民权法，并将《1957年民权法》起初提出的第三部分纳入其中；美国总统应指示司法部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公民的选举登记和投票权，否则在1958年中期选举中，成千上万黑人公民将依然没有投票权；美国总统应在声明和行动中保证，联邦资金不能被用于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这一政策侵犯了数百万黑人公民的联邦宪法权利，无论是对教育、医疗、住房的联邦资助，还是对州和地方政府的其他援助拨款，都应适用这一原则。

1958年6月25日，威尔金斯致信艾森豪威尔，再次强调美国种族问题在冷战中的重要性。他说：“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美国黑人认为他们的问题与美国的国际政策有着重要和直接的联系。他们相信，您会仔细考虑他们的公民权利在诸多方面遭遇的困难。”黑人领袖所提的建议部分被艾森豪威尔采纳，成为1959年总统民权咨文的重要内容，并被写进《1960年民权法》。

小石城事件后，民权国际主义话语策略在美国黑人中加速形成。在他们看来，美国黑人能否获得种族平等和正义，不仅影响美国国家形象、声誉和民主制度的“感召力”，更与美国在冷战中的胜败息息相关。黑人工会领袖伦道夫把美国黑人的民权斗争置于世界人权革命之中，推动美国政府进行民权立法。他说，“在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中，象征人权革命的是席卷非洲和亚洲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国，世界人权革命则是采取了民权革命形式，即反对二等公民身份，大胆地肯定每个公民的一等公民地位，不论种族、肤色、宗教、国籍或血统”。马丁·路德·金则不无感慨地说：“美国有色人种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紧密联系。”他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待》一书中写道：“美国在国外捍卫自由，但未能确保本国2000万黑人享有自由，这的确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1963年7月22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威尔金斯应邀到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作证，就“民权—公共设施法案”说明国内种族歧视对美国“自由世界领袖”地位的影响。该法案后来以《1964年民权法》的形式在国会通过，成为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立法成果之一。威尔金斯表示，“尽管我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工业能力，但未能坚定地忠于《独立宣言》所确立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伟大理想，这动摇了数百万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民的信心”。他质问美国国会议员：“我们国家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还是白人世界的领袖？”总之，在小石城事件后，威尔金斯、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不仅从美国传统出发，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而且还强调，在消除种族歧视问题上，美国黑人与美国政府和社会有着共同的切身利益。他们认为，制定民权法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解决法律上的种族歧视问题，还能提升美国在冷战中的国际形象。

二、美国社会团体支持黑人民权的冷战思考

早在杜鲁门当政时期，美国一些社会团体和主流媒体就以国内种族问题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为由，呼吁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1946年10月，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基金会（Julius Rosenwald Fund）主席埃德温·恩布里（Edwin Embree）把关心黑人民权事务的社会活动家组织起来，成立了首都种族隔离问题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Segregation in the Nation’s Capital）。该委员会认为，美国首都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不可避免地从道义上削弱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因此，它建议废除美国首都的种族隔离制度。1948年1月15日，《纽约时报》发文称，“如果美国要作为一个平等权利的典范站在世界面前，如果它想诚恳地敦促其他国家接受民主社会的信条和做法，那么最好率先垂范”。1952年，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以“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的身份在布朗案中提交书面陈述，支持废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因为种族隔离使“美国的民主制度遭殃”。

虽然冷战初期美国“反共的歇斯底里给民权运动带来巨大压力”，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内外环境均发生了有利于民权运动的积极变化。而小石城事件造成的严重国际后果，则使得美国社会更加支持黑人的民权斗争。主流媒体大多肯定艾森豪威尔对小石城危机的军事干预，批评福伯斯州长和国内种族歧视问题。1957年9月26日，《纽约时报》忧心忡忡地表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都利用小石城事件“诽谤和嘲笑美国民主”，指控“我们宣扬的自由和平等是虚假的，是一个笑柄”。9月28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报道，不少南部媒体引用《纽约时报》的社论摘要，认识到艾森豪威尔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1958年，《内幕新闻》（Confidential）杂志声称，福伯斯州长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问题上公开蔑视美国政府，等于给社会主义阵营送上了“漂亮礼物”。小石城事件后，美国主流媒体不仅从自由和平等角度支持民权改革，还从种族问题的国际影响来引领社会舆论，强调保障黑人民权对提升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美国社会团体在小石城事件后站出来支持学校种族融合，从黑人民权对美国外交至关重要的角度出发，强调废除种族隔离的必要性。1958年6月，美国希伯来会众联盟（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主席莫里斯·艾森德拉思（Maurice Eisendrath）告诉《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外界“对美国的善意正在枯竭”。他建议艾森豪威尔，应该让各州州长深刻认识到“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国家安全以及国内种族政策之间”的联系。6月24日，美好社区公民协会（Better Community Civic Association）主席詹姆斯·阿特金斯（James Atkins）致信威尔金斯，声援黑人争取学校种族融合的斗争，抗议福伯斯州长关闭公立学校的做法。他表示，在全世界有勇气的人们看来，这种拖延学校种族融合的做法是对有色人种的羞辱。同年10月，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批评一些地方蔑视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认为这会“对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灾难性影响”。在众多社会团体看来，拖延种族合校将对美国外交造成严重伤害，应该尽快废除种族隔离。

白人精英也纷纷从冷战角度思考小石城事件给美国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1957年9月21日，密歇根州州长G.门嫩·威廉姆斯（G. Mennen Williams）声称，小石城事件“破坏了美国的声誉和尊严”。1958年6月，《阿肯色新闻报》（Arkansas Gazette）主编哈里·阿什莫尔撰文认为，自苏联向全世界有色人种示好以来，小石城事件就是其“最好的武器”。同年秋季，著名新闻工作者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Isaacs）提醒美国民众注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美国社会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被世界事务的影响所重塑……这也包括我们的种族关系”。1958年10月，明尼苏达州州长奥维尔·弗里曼（Orville L. Freeman）在演讲中表示，“美国种族关系是冷战的重要方面”，而“冷战使得我们时代的危机清晰可见”。他相信，“我们当中了解美国种族平等立场在世界范围内有何影响的人，在面对公立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这种如此纷扰的问题和冲突时，必须持积极且明确的立场”。

小石城事件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民众同样认识到，国内种族问题将削弱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因而支持黑人的民权斗争。1957年9月25日，夏威夷州的一名白人女作家伊内兹·阿什当（Inez Ashdown）致信艾森豪威尔：“我们美国人被期望是体面的和有教养的，是世界的领袖……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欢迎所有的孩子，无论他们是什么肤色。”同年10月，阿拉斯加州的一位年仅17岁的白人女生伊莱恩·阿特伍德（Elaine Atwood）致信艾森豪威尔，称赞其对小石城危机的处置，认为这是美国民主发展史中“划时代的事件”，将改变亚洲、非洲和西欧等地区对美国的看法。1958年6月30日，在法美国商会助理经理莫里斯·古迪纳夫（Maurice Goodenough）致信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哈里·莱姆利（Harry Lemley），抗议其推迟在小石城中心高中实行种族融合的判决。古迪纳夫写道：“你很可能对美国所处的境况一无所知。若非如此，那你一定是在蓄意削弱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这将会引起灾难性后果。种族偏见和种族隔离是代价高昂的时代错误，美国再也负担不起，必须尽快消除。”可以说，小石城事件促使美国社会各界人士更加支持黑人民权改革。

美国众多社会团体和个人与黑人组织桴鼓相应，把种族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利用其国际影响来增进保障黑人民权的共识。他们接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邀请，参加该组织的年度大会并发表演讲，支持种族平等事业。1959年7月15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应邀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民权问题可能是美国民主在亚洲和非洲的致命弱点”，那里的人民“不会因为我们新款的凯迪拉克来判断美国民主的价值”，而是“看我们在7月4日所谈论的那些高尚事业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又是如何体现到人民生活中的”。7月16日，哈罗德·奥拉姆公司（Harold L. Oram, Inc.）创办人哈罗德·奥拉姆在同一活动的演讲中强调，支持民权运动是为了拯救美国的灵魂。他指出，“过去，我们试图变革美国的社会模式，为有色人种公民带来一项新的政策。而今天，我们却拼命地在世界面前为美国辩护”，“我们的斗争不再只是为了那些遭受歧视和隔离的人的利益”，“事实上，这是为美国灵魂而战”。

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国社会团体从冷战形势出发，推动国会进行民权立法。1958年7月11日，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们十分关心美国在公民权利领域的不作为对其国际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小石城的耻辱严重削弱了我们在世界的道德地位。如果现在不能通过建设性的立法来防止类似情况，后果将会更加严重”。同一天，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作证，要求通过民权立法。它强调，“这个国家不能冒险去重演历史上的可耻一页，也不能让种族主义卷土重来。小石城的挑衅、福伯斯的煽动、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莱姆利在判决上的屈服、弗吉尼亚在联邦政府门口的‘大规模抵制’行动、佐治亚道森县的暴力事件等，都说明美国亟待重申道义”。美国犹太人劳工委员会（Jewish Labor Committee）从维护美国“自由世界领袖”地位的角度出发，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呼吁制定民权法，认为“拖延该法的通过将会成为全世界对付美国的武器。当必须在许多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时，美国不能因忽视国内少数族裔的权利而危及自己在自由世界的地位。苏联企图把美国每座城市都变成另一个小石城，美国对此必须予以反击”。

1959年，第8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许多社会团体在新一届国会中就民权立法踊跃作证。他们痛斥小石城事件是美国之耻，破坏了美国的声誉；呼吁国会议员突破阻力，通过民权立法。3月11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美国重要的犹太人组织圣约信徒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B’rith）向国会议员呼吁，“为了我们的国家荣誉和世界声誉，为了我们公立学校的实力和我们孩子的福利”，国会必须“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3月12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全国法律代表保罗·西夫顿（Paul Sifton）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指出，“小石城的耻辱不仅是福伯斯和南部的耻辱，也是总统的耻辱，还是第84届和第85届国会的耻辱”。5月1日，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副主席约瑟夫·劳（Joseph Rauh）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强调，由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民权法案“将为公立学校有序废除种族隔离提供保障”，“我们国家现在就需要它”。他告诫道：“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称呼美国黑人为“劣等种族”的言论只会“破坏美国的伟大事业”。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在第86届国会作证时使用民权国际主义话语武器，强调以民权立法的形式保障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公民权利，有利于改善美国民主的形象。1959年4月16日，南卡罗来纳州进步民主党组织（South Carolina Progressive Democratic Organization）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表示，应该借助民权立法的机会，“让世界各地数百万心存疑虑的人们相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4月29日，全国律师协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致信参议院宪法权利小组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亨宁斯（Thomas C. Hennings, Jr.），表达对民权立法的支持。该组织强调，当美国黑人因种族或肤色因素被剥夺选举权时，“我们对民主、平等的热爱和信仰必然受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怀疑”。5月14日，日裔美国人公民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声称，“我们的外交政策旨在让美国对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我们努力不让任何因素，哪怕是我们与外国的极端政治分歧，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国内的民权问题是一个严重障碍”。这些社会团体积极参加国会的民权立法听证会，并大力游说国会制定民权法，这不仅是为了支持种族平等的正义事业，更是为了提升美国民主的“感召力”。

三、美国国会议员制定民权法的国际考量

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积极回应美国黑人和社会团体的民权诉求。他们在国会辩论时利用国际因素来建构民权立法的话语和逻辑，说服其他议员支持。1957年9月9日，经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批准，美国自重建以来的第一部民权法正式生效。在《1957年民权法》制定过程中，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Everett M. Dirksen）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表示，美国必须进行民权立法，否则会成为“无神论意识形态的靶子”，“这种意识形态会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一方面致力于向世界各地传播自由的好处，另一方面却剥夺我们国家一些公民的自由”。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克拉克（Joseph S. Clark）也从国际视角表达对民权立法的支持。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未能不分种族和肤色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基本公民权利，这正在破坏我国政府努力在整个自由世界创造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气氛。而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的防御都依赖这种气氛。”

《1957年民权法》生效之际，正值小石城事件爆发之初。显而易见，这部民权法无法阻止南部白人政治人物抵制美国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也不能确保黑人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国会议员不仅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还十分关切小石城事件对美国国家形象、声誉和“领袖地位”造成的损害。根据1957年9月24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表示，使用联邦武力是艾森豪威尔履行总统职责的必要之举，“所有相信宪法至上的美国公民，都应该在民权危机中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10月初，纽约州3位民主党众议员查尔斯·巴克利（Charles A. Buckley）、詹姆斯·希利（James C. Healey）和伊西多尔·多林格（Isidore Dollinger）发表联合声明，称小石城的局势“反映了该州州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他根本就无视基本的美国原则”。10月6日，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肯尼思·基廷（Kenneth Keating）则谴责福伯斯州长，“不仅对小石城和阿肯色州，而且对整个南部地区造成了巨大伤害”，他和其他极端分子给南部地区“迎面重击”，“为苏联人提供了超出他们想象的宣传养分”。

小石城事件造成的严重国际影响使得美国国会议员意识到，有必要修订《1957年民权法》。他们认为制定能充分保障黑人民权的法案，将有利于提升美国的国家形象和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对此有深刻认识。他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称，民权运动“是为我们国家的灵魂而斗争”，“对我们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国际影响正变得日益明显”。他表示，“1957年国际社会对小石城的关注充分表明了对我国民权状况的兴趣”。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认为，“有效的外交政策需要国家以个人的尊严为核心”，“只有总统和国会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才能减轻强加给法院的沉重负担”。

因此，小石城危机结束后，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以及其他15位两党参议员一起向参议院提交了民权法案。与此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向众议院提交了民权法案。这些民权法案被通称为“自由派法案”。这类法案较之其他措施更加有效，一是联邦政府有权制定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方案，并由法院强制执行；二是司法部长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以结束学校的种族隔离和其他被法院裁定为歧视性的做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和其他民权组织都支持“自由派法案”。这些主张“强有力”民权立法的组织，要求在民权法案中授予司法部长第三部分的权力。第三部分的内容最初见于1957年民权法草案，但当时未获通过。

在“自由派法案”提出者贾维茨等议员看来，《1957年民权法》草案中被删除的第三部分十分重要，其核心内容是授权美国政府参与涉及州或其他地方政府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民权诉讼。1958年6月25日，共和党众议员基廷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表示，如果参议院在前一年接受了第三部分内容，“小石城事件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那里出现的问题原本可以很快得到解决”。6月26日，贾维茨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声援基廷，为第三部分内容辩护。他认为，如果民权法中有第三部分内容，那么司法部长现在就可以参与小石城事件的诉讼。贾维茨向众议院进一步介绍说，参议院已对法案第三部分所涵盖的广泛的公民权利进行了充分辩论，这些权利包括就读种族融合的公立学校，享有平等进入公共海滩、公共高尔夫球场、公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机会。他强调，如果要保障这些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必须通过包括第三部分内容的民权法案。

为了促使包括第三部分内容的民权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国会议员不仅从宪法中寻找资源，而且强调，新的民权法将有助于南部经济的发展和摆脱美国在道义上的困境。此外，他们在立法辩论时还注重利用国际因素来建构民权立法的话语和逻辑。1958年6月25日，道格拉斯着重从冷战角度说明民权立法的意义。他表示，种族歧视是对美国儿童宪法权利的否定，这“损害了我们在自由世界的地位和声誉”，“这个国家不能再经历一次小石城事件了，如果它还想在这个……三分之二是有色人种的世界保持自由和民主领袖地位的话”。6月26日，贾维茨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声称，“今天早上打开收音机的人们都已知晓，共产党宣传人员对小石城的形势进行了头条报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电台都猛烈抨击小石城，我们去年经历了这种情况，今后肯定还会再次面对”。他指出，小石城事件“充分说明了目前小石城局势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众多国会众议员以种族歧视问题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为由，在第8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支持民权立法。1959年3月5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威廉·道森（William L. Dawson）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表示，“如果我们要维护国际威望并牢牢抓住盟友，就必须努力清除那些玷污我们声誉的种族歧视”。同一天，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赫伯特·泽伦科（Herbert Zelenko）从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的角度强调民权立法的意义。他说：“在当今世界冲突中，比向这些国家和人民提供物质援助更重要的是，我们承诺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对待他们。当我们有数百万公民处于二等公民地位时，又怎么说服他们相信我们的诚意？”3月11日，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尼克斯（Robert N. C. Nix）从维护美国声誉的角度游说其他议员支持民权立法。在他看来，“如果国会采取行动，美国在非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中的影响力和威望可能会达到新的高峰”。3月18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塞勒在主持辩论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强调，“对法院判决的强行抵制，将使我们在国外威望尽失”。因此，他呼吁众议院支持由他和其他议员提出的“自由派法案”。

与此同时，许多参议员也格外重视民权立法对维护美国“自由世界领袖”地位的意义。在第8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们着重从这个方面支持民权立法。1959年3月18日，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辩论中，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试图以“丰富的外交经验”说明，民权立法对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十分重要。他建议各位参议员认真思考，“我们的道德品质能否配得上我们所追求的自由世界的领导权”。3月19日，民主党参议员道格拉斯在作证中指出，种族歧视对美国“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果美国要保持“自由和民主国家的领袖地位”，那么国会不能“忽视种族隔离问题”。同一天，民主党参议员汉弗莱强调民权立法对美国与苏联进行“人心之争”的重要性。他表示，该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就是“我们自己宣传的对人权信仰的新证明”，“将能穿透任何武器都无法进入、时至今日仍不坚定的人的思想和心灵”。5月13日，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声称，这届国会在公民权利问题上采取何种行动，“将对我们的世界领导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提交给国会讨论的诸多民权法案文本，都十分重视保障黑人民权的国际意义。这些文本在开篇和多处地方指出，美国法院的一些判决已裁定“隔离但平等”原则违宪，这表达了“美国和世界的道德理想”，“为在国内和全世界提高我们国家的荣誉、力量和尊严指明了道路”。不仅如此，相关法案文本还明确表示，“在美国发生的每一起私刑都使这个国家在世界各国中失去信誉，从而损害美国的声誉，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在所有国家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因此，国会不允许在美国发生损害美国外交政策和削弱美国在民主事业中的领导地位的行为”。1960年3月11日，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巴勒特·奥哈拉（Barratt O’Hara）呼吁国会通过民权立法。他强调，“没有时间再拖延了……这个遵从上帝律法、定位为政府典范的国家，其世界地位需要得以维护……本届国会必须制定强有力且有效的法律，让所有公民都能充分享受他们的公民权利”。

1960年5月6日，经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批准，新的民权法正式生效。在当时的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看来，该法“重申了美国人民的决心，即全国各地所有的公民都应充分享有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与《1957年民权法》相比，《1960年民权法》中“最重要的条款是建立了一种补充机制，以确保所有公民的投票权”。由于规定了对联邦投票裁判官的任命，这一条款引起了国会最多的辩论。它规定，在依据《1957年民权法》提起的诉讼中，若公民因种族或肤色被否认投票权或被认定投票无效，如果联邦地区法院发现上述否决是依据某种案例或习惯，法院将指定一名投票裁判官；裁判官可以决定任何受到种族或肤色歧视的投票申请人，在州法律的规定下是否拥有投票资格；如果是肯定的裁决，法院可颁发证明，宣布这项权利，并且公民必须被允许投票。

虽然《1960年民权法》被证明不足以保护南部黑人选民，但它为《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铺平了道路”。正如1960年1月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众议员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所言，“种族歧视是我们社会的道德毒瘤，与我们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应该被彻底铲除”。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相信，美国的种族问题不只是国内问题，还是世界性的、有着巨大国际影响的问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声誉，因而需要制定有强制性措施的民权法。1964年，在围绕“民权—公共设施法案”的国会辩论中，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Warren G. Magnuson），在将该法案付诸表决并使之通过成为法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从维护美国的国际声誉出发，强调通过该民权法案的重要性，“如果现在没有平权行动，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严重后果。它们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福利和国际威望”。

四、美国行政当局对黑人民权改革的新思考

冷战时期，对美国而言，任何有损其国家形象的事，都被视作对美国“自由世界领袖”地位的威胁。杜鲁门总统是民主党人，在密苏里州长大，有较深的南部背景，但十分重视黑人民权改革。他把民权改革视为“对抗共产主义蔓延的新战争中的一种武器，以及挫败苏联并使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成为超级大国的工具”。1946年12月5日，他颁布行政命令创立总统民权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提交详细的调研报告，给出具体建议以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1948年2月2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总统民权咨文，并建议进行民权立法。他强调，“美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求联邦政府承担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责任”。同年7月26日，杜鲁门颁布9980号和9981号两项行政命令，废除联邦政府部门机构和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此外，美国司法部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在各类涉及民权的司法诉讼中代表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书面陈述，要求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虽然杜鲁门认识到，“如果我们想继续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话，民权立法计划是必须的”，但这并未在杜鲁门政府内部形成共识。这一时期，以民主党人为主的南部国会议员与部分共和党议员携手，利用战后初期的反共气氛，抹黑民权领袖和民权斗争，扼杀了所有的民权法案。

与杜鲁门总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和党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黑人民权事务上十分保守。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支持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布朗案中所作的判决。他甚至认为，任命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首席大法官是他一生中的“最大错误”。1957年7月，艾森豪威尔表示，只有通过教育，让人们自愿接受种族平等，才能有效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而依靠法律的强制手段并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在同月的一次新闻记者会上，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不能想象有任何可能会促使我派遣联邦军队进入任何地区来执行联邦法院的命令”。然而，2个月后，他便以实际行动推翻了自己先前的言论。在小石城危机中，艾森豪威尔下令陆军第101空降师开赴小石城，护送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

就是这位在黑人民权事务上颇为保守的美国总统，却不惜动用联邦军队干预州内非叛乱性事态，支持小石城中心高中取消种族隔离。显而易见，这种史无前例的政治行动绝不只是为了维护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案所作的判决，而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9月24日晚上就派兵干预小石城危机，并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和广播演讲，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极具象征性的政治行动与国际事态密不可分。艾森豪威尔在这次演讲中着重强调，“当我们在海外面对严重形势的时刻”，小石城事件“对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声誉、影响力，甚至是安全所造成的伤害，怎么夸大都不为过”。由此可见，小石城事件所造成的灾难性国际后果，对艾森豪威尔的黑人民权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小石城抵制学校种族融合之际，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Sputnik），举世为之震惊，也引起“大西洋共同体”中美国盟友的恐慌。一方面，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苏联在太空竞赛中走在美国前面。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层出不穷的种族事件令“大西洋共同体”迭遇尴尬，国际社会因此质疑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领导能力。曾任美国新闻署副署长的托马斯·索伦森（Thomas Sorensen）认为，对为美国感到忧心的盟友和朋友来说，“小石城事件……暴露出美国严重的内部问题，而现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则显示美国实力的落后”。1957年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致长兄阿瑟·艾森豪威尔（Arthur Eisenhower）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在过去数周中，小石城事件和苏联的科学成就打击了我们的声誉。”

这一局势迫使美国行政当局在小石城事件后重新审视国内的种族问题，并调整黑人民权政策。1957年10月，尼克松副总统认识到，“种族主义正在失去追随者，从长远来看，共和党需要支持民权”。同年11月，尼克松应邀在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发表演讲。他表示，“在民权领域，存在非常重要的道德考虑”，“美国必须保持内外一致，不能一方面在海外大谈民主价值，另一方面在国内搞种族隔离”。12月中旬，尼克松承认，在最近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未能在北部重新赢得黑人的广泛支持。在他看来，“共和党如果在人权这个基本问题上作出妥协，就会失去自尊和生存的权利”。1958年2月19日，尼克松重申，“要说我从对40个国家的访问中得出了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在国内实行一套哲学但在国外宣扬另一种哲学，这对美国在海外的损害最大”。他强调，种族歧视“在世界上对美国的伤害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严重”。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高层人士看来，国内种族问题既影响了共和党的政治运作，也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必须予以解决。

1959年3月20日，美国司法部长罗杰斯出席第8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就制定民权法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作证。他明确表示，1957年发生的小石城事件，“就是对这类法案必要性的一个明显证明”。种族暴力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巨大伤害”，而目前的民权法案将非常有助于制止暴力。罗杰斯声称，“我们国家无法承受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当类似事件发生后，我们在全世界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因此，民权立法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他认为，“对我们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在民权领域取得进步更为重要”。当福伯斯等南部州的州长宁愿关闭公立学校，也决不执行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时，罗杰斯强调，此举不仅对各州和孩子，而且对国家都是“一个悲剧”。1960年3月28日，罗杰斯出席第86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民权立法听证会，并强烈要求国会通过民权立法。他说：“在小石城的形势中，我们应尽力避免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必须用民权立法等“各种可行的方法避免它的发生”，这“符合国家利益”。

美国民权委员会主席及多数委员也从冷战角度力推民权立法。1958年2月24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民权委员会主席提名人举行听证会。约翰·汉纳（John Hannah）就接受该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在听证会上声称，“无论是从国内安宁角度，还是从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关系角度看，民权问题都很重要”。同年5月，该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告诉副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特（Christian Herter），“任何民权领域的报告，只要没有考虑到国内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是有缺陷的”。7月22日，汉纳拜访艾森豪威尔总统，他表示，“经过几个月的深入研究”，自己确信“种族问题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为严重的”。不仅如此，美国民权委员会的3位委员建议制定一项保障公民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并认为这是黑人“‘迈向自由和选举权’的最终步骤”，“是对我们基本民主原则的重申，也是对当今世界上数百万新独立的、‘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犹豫不决’的有色人种再次作出保证”。

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名黑人高官，劳工部长詹姆斯·米切尔（James P. Mitchell）将黑人民权改革与美国“自由世界领袖”地位联系起来，强调民权立法的重要性。1958年11月18日，他在全国城市联盟发表演讲称，“除非给美国黑人平等的权利，否则美国将无法保持世界领袖地位”。他谴责福伯斯州长关闭公立学校和阻止学校种族融合的行为是“叛国的”。1959年3月12日，米切尔出席第8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制定民权法对维护美国海外声誉具有重要意义。他说：“这个国家历来具有某种特殊的品质，使之在各国中独树一帜，并成为机遇之地。其他国家过去也曾受到这个榜样的鼓舞。今天，我们的邻国不是根据我们的辩白，而是通过我们的成就来评判我们。”

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对黑人民权改革有了新的思考。1959年2月，在写给以反对种族隔离著称的美国南部新闻记者、《亚特兰大宪法报》（The Atlanta Constitution）主编和发行人拉尔夫·麦吉尔（Ralph E. McGill）的信中，他对强制性法律产生的社会效果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艾森豪威尔表示，“我在种族问题上支持温和的民权立法”，“我们不能忽视对法律的需求，法律显然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他认为，“如果我们想稳步地、哪怕是缓慢地朝着实现我们所说的美国梦迈进，不论哪个层级的政府，抑或我们个人，都不能忽视我们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此外，艾森豪威尔对南部白人政治人物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据他观察，在南部参议员中，奥林·约翰斯顿（Olin Johnston）、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和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尤为特殊，“他们的偏见和种族敌对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意愿要去看问题的另一面”。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这些南部州“甚至连政治和经济平等的原则都不能接受”，这令他“深感痛心”。而对南部的一些州长宁愿关闭公立学校，也不遵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废除种族隔离判决的行为，艾森豪威尔则予以谴责。他强调，“当学龄儿童因一些学校的关闭而不是自己犯错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时，美国在国外的形象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1959年2月5日，继杜鲁门之后，艾森豪威尔也专门就民权问题向国会提交了总统咨文。他重申，美国政府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法律至高无上；二是不论种族、宗教或国籍来源，对每个人都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为了保障这些原则，他在咨文中提出7点措施，并要求国会进行民权立法。第一，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诉讼中，那些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阻碍联邦法院的判决及执行的行为，被视为违反联邦法律。第二，在学校或教堂受到袭击的情况下，赋予联邦调查局额外的调查权力。第三，赋予司法部部长监督选举结果的权力，以保障少数族裔的选举权。第四，对帮助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州和地方机构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第五，当公立学校因取消种族隔离的判决或命令而停课时，提供临时帮助措施。第六，国会考虑根据政府行政合同，成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第七，民权委员会续存期延长两年。可以说，小石城事件的国际影响和黑人的民权斗争，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推进民权改革，在第二任期制定了《1960年民权法》。

艾森豪威尔的民权行动对联邦与州之间的宪政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美国政府通过更具强制性措施的民权法案奠定了基础。在围绕民权展开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小石城事件的国际后果促使联邦政府坚定地站在黑人民权事业一边。面对这一历史进程，南部白人政治人物和社会精英不得不认真思考在冷战中如何面对民权运动。田纳西州州长弗兰克·克莱门特（Frank Clement）十分担忧，艾森豪威尔正通过干预小石城危机确立先例，用于解决其他州的种族事件。即便是强烈反对学校种族融合的南部邦联之女组织（Daughter of the Confederacy），其成员阿娃·艾科克（Ava Aycock）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抗议信中也承认，“我们国家因最近的骚乱而声誉受损”。大多数南部白人政治人物虽然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干预，但也努力寻求与其会谈来解决小石城危机，极力避免联邦政府将派兵作为干预南部种族事务的一般模式。

实际上，小石城事件的国际影响对民权运动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在该事件后以种族问题的国际影响为由推动民权立法。1960年，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表示，“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种族问题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问题，就其范围和影响而言，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他主张，“我们应该通过重建我们在国内的形象来重塑我们在国外的形象”。当选总统后，肯尼迪在向国会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时强调，在投票箱和其他地方，由于种族原因而剥夺部分美国人的宪法权利，“这使国家的良知不安，并让我们受到世界舆论的指责，认为我们的民主不等于我们传统的崇高承诺”。

1963年7月10日，肯尼迪政府国务卿腊斯克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作证，就“民权—公共设施法案”说明种族歧视问题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腊斯克表示，自由是美国在冷战这场世界斗争中的“核心问题”，但这场斗争中，美国“因国内的种族或宗教歧视而严重受阻”。他说：“我们未能履行《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承诺，令我们的朋友感到难堪，并使我们的敌人备受鼓舞。”腊斯克强调，如果国会“否决旨在消除仍旧存在的歧视性行为的立法，那么世界上许多地方就会出现对美国人真正信念的质疑”。因此，他呼吁国会制定民权法，因为这对美国赢得冷战至关重要。为了说服国会议员支持这一法案，腊斯克还在听证会上提交了一份以“最近国外对美国种族紧张局势的反应”为主题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声称，“在1963年5月14日至26日，苏联对美国种族危机的报道数量比 1957年小石城危机最严重的两周里还要高11倍以上”。

由此可见，小石城事件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国际化，促使美国政府和社会进一步形成改革黑人民权的共识：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刻不容缓，这对维护美国国家形象、声誉和“自由世界领袖”地位极其重要。事实上，小石城事件充分表明，种族问题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致命弱点，一直受到国际社会严格审视。美国政府在冷战中感受到了国家形象和声誉因小石城事件而受损的巨大压力，因而采取派兵干预这种高度象征性的政治行动。民权运动则从美国政府对该事件的危机处理中获得了新能量。美国黑人因此信心大增，极力利用种族问题的国际影响来推动民权运动。1958年8月1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威尔金斯自信地写道：“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美国。”此外，美国很多社会团体、白人民众和政治精英也意识到，支持民权运动以及解决种族歧视问题，将有利于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和提升美国的声誉。他们的支持将为民权运动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总之，小石城事件促进了民权运动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客观上推动了美国的民权改革。

结 语

小石城事件在美国民权运动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美国黑人不仅对该事件给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所造成的重大损害了然于胸，而且还从艾森豪威尔突破常规的危机处理方式中观察到，民权运动将会在国内外获得史无前例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积极利用这一国内局势和国际事态进一步塑造民权国际主义话语，将民权运动与捍卫美国的“自由世界领袖”地位和拯救美国民主联系起来，推动美国政府制定民权法。与此同时，美国众多社会团体和国会议员也使用民权国际主义话语，将其运用到民权立法的游说、辩论和制定过程中。他们支持黑人的合理诉求，敦促国会通过更具强制性措施的民权法，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总之，民权国际主义话语成为黑人民权改革的重要斗争武器，为民权运动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然而，美国的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1958年秋，福伯斯签署法律，授予阿肯色州州长对该州教育系统全面的裁决权，包括关闭公立学校的权力。弗吉尼亚州州长也关闭了几所公立学校，拒不执行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1960年民权法》虽然规定州选举官员必须将联邦选举的投票记录保留22个月，以备司法部核查，但南部各州仍然可以通过文化测验等措施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963年8月，民权团体组织声势浩大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20多万来自美国各地的黑人和白人在首都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引发美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制定了具有强制性措施的《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

虽然民权立法从法律层面消除了对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和隔离，赋予了黑人一定的政治权利，但难以保障黑人享有平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更无法清除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最根本原因在于，种族主义几乎与美国历史相伴而生，已渗透至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法被一劳永逸地根除。美国黑人在社会生活和经济领域仍遭遇普遍歧视，还与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发展有着很大关系。这种保守主义始于反对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后又将南部反对种族平等的力量等纳入其中，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在保守主义的强力推动下，民权运动的遗产遭到威胁和破坏。此外，民权运动的发展及成果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很多美国政治精英看来，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批判，似乎难以给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带来根本性损害。总之，种族关系依然是严重撕裂美国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