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1-10-22 19:16 发表于北京
作者：马孟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
摘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显示，吕后称制之初，将刘邦罢废之东郡收归中央。此举乃是对历史上秦国利用东郡地缘优势压制六国之军事经验的借鉴。吕后时代，东郡成为中央推行一系列地缘控制政策的战略基点：通过控制东郡，既阻断关东王国合纵的地理基础，又对齐、赵、梁等国构成军事压制，实现了对关东刘氏诸国的扼控，扭转了称制之初的不利局面；更以东郡为基础，通过分封诸吕、吕后孙，使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实现了对刘邦构建封建体系的改造，以适应吕氏执政需要。利用东郡控御王国和改组封建体系的做法，被文帝继承，成为吕后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
关键词：东郡 吕后 二年律令 诸侯王国 地缘政治
战国秦汉之际，华夏范围内东西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战国中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逐步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走上一条与关东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秦国不断扩张，逐渐占据华夏西部地区。秦国与六国在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表现为西部与东部的对立。秦始皇建立统一王朝后，将秦的制度强制推行到东方。但秦灭六国仅用时十年，东西间的文化隔阂难以消除，这是导致秦朝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秦亡以后，天下形势又恢复到战国时代东西对峙的态势，直至汉武帝时期这一局面才逐渐得以改变。
李开元关注到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连续性，进而将秦末至汉景帝末期称为“后战国时代”。西汉初年延续了战国末年东西对峙格局，汉廷与关东诸侯王国，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而是可看作战国末期秦国与关东六国对峙的“翻版”。汉初朝廷也必然如同秦国一样，采取各种手段对关东各国予以控御。这一面向随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的公布而愈加清晰，其显示，为了防范、控御关东诸侯王国，汉朝采取了各种措施。卜宪群将这些手段归纳为：边界地区的军事防御，人口、物资流动的严格管控，严密的津关体系，司法实践对王国问题的高度重视。
相对于法律文书展现的各种具体措施，一些“隐形”手段也值得探究。笔者最近在整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简称《秩律》）过程中，注意到西汉初年朝廷亦利用地理因素对王国进行压制，具体表现为吕后、文帝对东郡的重视与利用。故笔者撰写此文，对此问题进行阐发，并揭示其背后所透露出的西汉初年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种种特征，希望能为尚显薄弱的吕后时期政治史、西汉初年地缘政治格局研究提供一个新线索。
一、东郡之置与吕后的王国控御政策
刘邦在位时期，建立了刘氏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治天下”的权力布局：对外，皇帝与诸侯王共治天下；对内，皇帝与列侯共治汉廷，诸侯王与列侯共治诸侯王国。刘邦对诸侯王和列侯身份予以严格限定，诸侯王必须为刘姓宗室，列侯必须由功臣担任，即“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汉惠帝在位时期，刘氏皇族与吕氏外戚、功臣集团达成一种权力平衡，“实际控制汉廷的基本上都是功臣集团，吕后则居于功臣和刘氏之间，维系着双方的均势”。汉惠帝在位7年后突然病逝，未成年之少帝即位。刘氏皇族与功臣集团的权力均衡被打破。惠帝死后，吕后携幼孙登位，面对的政治局势十分不利。一方面，朝廷大权皆被功臣掌握；另一方面，关东刘姓诸侯王与她并无血缘关系。倘若功臣与诸侯王联手，皇帝嗣位将不能保持在惠帝一系。面对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功臣集团及盘踞关东的刘氏诸王，惠帝一系处于劣势，身为少帝祖母的吕后，不得不从幕后走向前台，临朝称制，突破白马之盟的束缚，借助外戚力量制衡功臣集团、刘氏诸王。
面对不利政治形势，吕后称制之初立刻采取行动，首先对朝廷重臣人事安排进行调整，拜右丞相王陵为太傅，明尊其位而实夺其权，改以陈平、审食其分任右、左丞相，同时改以任敖出任御史大夫。陈平、审食其、任敖都是功臣集团中与吕氏关系亲近者，吕后此举意在将朝廷中枢权力牢牢掌握在亲信功臣手中。原御史大夫赵尧曾献计保护赵王刘如意，吕后将其治罪，除列侯之爵。当时列侯获罪除爵者并不止赵尧一人，《汉书》多有列侯于吕后元年（前187）获罪除爵之记录。又《秩律》载录13个侯国地名，皆在各秩级律文的增订部分，属于吕后元年的行政建制变动。笔者已指出这些都是吕后元年废免的侯国，可见吕后称制之初曾对功臣集团进行打压。值得注意的是，《秩律》载录废免侯国中，“绛”赫然在列，而二千石秩级官员中则不见“太尉”，两者形成强烈互证，表明吕后称制之初，将周勃治罪除爵，并罢废太尉一职。吕后罢废太尉，长安城防武装便转入吕氏族人担任的卫将军手中，再加上掌控宫禁宿卫武装的中大夫令、郎中令皆由其亲信张买、冯无择担任，吕后已全面掌握长安武装力量。经过此番操作，吕后暂时压制了功臣集团，但这仅仅扫清了突破白马之盟的第一道障碍。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关东刘氏诸侯王。
吕后仅有惠帝一子，刘邦所封诸侯王与吕后皆无血缘关系。除了淮南王刘长，吕后与诸王关系并不融洽，她不仅斩除赵王刘如意，还一度欲置齐王刘肥于死地。楚王刘交是刘邦亲弟，在刘氏宗族中地位最高。惠帝新崩，刘邦长孙齐王刘襄和亲弟楚王刘交都是少帝潜在政治对手。倘若吕后突破白马之盟，关东诸侯王完全具有起兵“讨逆”的合法性。
吕后要想震慑关东诸侯王，必须采取实质行动。这时东郡开始进入吕后视野。刘邦在位晚期曾罢废东郡，将其地益封梁国。至于汉朝何时恢复东郡，史书并无记载。直到《秩律》公布，这一谜题才得以破解。
《汉书·地理志》东郡属县中，《秩律》载录10个。从整理者开始，学者意识到吕后初年朝廷已重新掌控东郡。《秩律》中东郡属县皆排列在各秩级律文最后，属于补入部分，说明东郡乃于吕后元年初收归汉廷。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正与吕后控御关东诸王国存在关联。要想深刻理解这一举措，就必须将视野投射到数十年前的秦灭六国战争。
战国后期，秦国逐渐占据华夏西部地区，对关东六国构成巨大军事压力，六国合纵抗秦逐渐成为大势。从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到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关东诸国三次大规模合纵，对秦作战皆取得胜利。可见秦国虽然实力强大，占据“天下之半”，但是面对关东各国联军，仍然难以保持军事上的优势。面对不利局面，秦国必须寻找新的应对措施。
秦王政即位后，秦国大规模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至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突然兴兵，“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此后秦国不断扩大东郡辖域，至秦王政九年，东郡已有30余城的规模；8年后，秦灭韩国，拉开统一天下的历史序幕。
以往学界将东郡之置视为秦国领土扩张的必然结果，并未留意东郡对秦国统一进程具有怎样的价值。20世纪50年代，杨宽提出：“秦国自从建立了东郡，国土就和齐境相接，断绝了‘山东从亲之腰’，这就震动了山东各国。”此后他又作了补充：
秦国自从建立了东郡，国土就和齐境相接，截断了“山东从亲之腰”，并对韩魏两国国都形成三面包围的形势……使秦的东郡东北与燕接境，东与齐接境，北面包围赵国，南面包围韩、魏两国，从而断“齐、赵之腰，绝楚、魏之脊”，使得东方六国隔断，不敢再发动合纵攻秦。
杨宽认为秦设置东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可归纳为两点：其一，东郡与齐国接壤，可阻隔六国交通，严重动摇关东各国合纵地理基础；其二，东郡对韩、魏形成包围，同时对赵国构成军事威胁。可见，杨宽揭示的东郡战略价值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的。杨宽的上述看法长期未引起学界关注，直到近年，孙闻博对其作进一步申说，指出战国末年齐国对外持“中立”立场，不介入任何一方主导的军事联盟，当秦国东郡与齐国接壤，便将赵、燕与韩、魏、楚相互隔绝。关于杨宽所言东郡对韩、魏、赵三国的包围态势，孙闻博作了一些修正：“秦置东郡，在地理形势上似不对韩形成包围。而相对南面临魏，东郡距河，北向对赵的围困显然更为明显……东郡扩境同时，秦又取朝歌，将河内东扩，形成对赵更全面的合围。”因此，相对于韩、魏来说，东郡对赵国军事围困的战略意义更为显著。
此外，对东郡地缘价值，特别是东郡对赵国的围困作用，在此还可作一些补充。秦在夺取韩国上党地后，迫近赵都邯郸，并因长平之战与赵国交恶。昭襄王末年，秦军接连从上党地区出兵，翻越太行山围攻邯郸。但是太行山山高路险，很不适合秦军展开攻势，因此多次被关东联军击败。秦王政初年，秦将魏国残存于黄河以北城邑悉数夺取，从而使秦国河内郡扩展到漳水一线，为秦国攻击赵都邯郸赢得了一个新的战略支点。秦王政亲政后，与赵国作最终对决。
秦王政伐赵，往往任命王翦、杨端和、桓图片各率一军，协同作战。王翦统领上党郡秦军，杨端和统领河内郡秦军，而桓图片统领的秦军来源不明。经笔者考订，确定桓图片统领的秦军来自东郡。可见东郡设置后，成为秦军继上党郡、河内郡之后又一个战略支撑点，三郡秦军对邯郸形成包围态势。秦王政十八、十九年，秦国大举灭赵。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相关纪事存在文字错乱，导致文意不清。笔者已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当时军事发展进程，将相关文字复原为：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围邯郸城；羌瘣图片，取东阳。十九年，伐赵，端和、王翦、羌瘣尽定赵地，得赵王。
秦灭赵之战，同样是从上党、河内、东郡三郡出兵。这时羌瘣取代桓 图片 ，成为东郡秦军统帅，承担从东郡沿黄河向赵国腹地突击的任务，并在十九年回军南下，配合王翦、杨端和攻取邯郸。在灭赵战争中，东郡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秦国充分利用东郡地缘优势，对赵国进行致命打击。同样，东郡与先前存在的三川郡、颍川郡，对魏都大梁构成包围。当赵国灭亡后，东郡秦军挥师南下，魏王随即束手就擒。
总之，东郡之置绝非只是增设一郡那么简单。东郡在地理空间上阻断六国沟通，将五国反秦联盟拦腰斩断，同时对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构成围困。而秦国领土与齐国接壤，构成强大军事震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东郡以其独特的军事地缘价值，在秦灭六国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加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
理解了战国末年东郡在秦灭六国军事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再来看吕后称制之初迅速将东郡收回的举动，其鲜明的地缘政治、军事考量就显得尤为突出。与战国末年一样，东郡如同一把刺入王国地区的匕首，动摇了关东刘氏王国合纵地理基础；东郡又与河内郡、上党郡对刘氏赵国构成包围。赵王刘友是仅次于齐王刘襄的第二大藩王，辖有四郡之地。汉朝恢复东郡，便占据了对赵国的地缘优势。同样，东郡与河南郡、淮阳郡对梁国构成包围，对梁王刘恢施加军事压力。这一态势与秦灭赵国、魏国的形势高度契合，无疑对赵王、梁王起到巨大心理震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郡对齐国的影响。前已提到，吕后称制之初，齐王刘襄是少帝潜在最大政治对手。东郡的设置，使汉廷郡县与齐国衔接。倘若齐国有变，驻扎在东郡的汉军可随时给予军事打击，这无疑对齐王形成有力震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由此不难看出，东郡的设置使汉廷占据了对关东诸侯王国的地缘优势。吕后凭借东郡对关东诸侯王施加政治、军事威慑，从而达到控御关东王国的目的。这种格局的再现，显然借鉴了秦灭六国的历史经验。秦灭六国战争距吕后元年不过40年，包括吕后、刘交在内的刘邦亲属，及周勃、灌婴、陈平、王陵等开国元勋，很多都经历过秦灭六国战争，对战国历史经验并不陌生。因此把秦国旧有地缘政治军事经验运用到对关东诸侯王国的控御，是十分自然，也是十分必要的。东郡之置，使汉朝对关东诸侯王国的地缘格局，恢复到秦灭六国前夕的态势。或许这正是吕后试图向关东刘氏诸侯王释放的政治信号：倘若诸王轻举妄动，将重演秦灭六国的历史。
二、东郡与吕后时代地缘控制政策的展开
通过对功臣集团的政治压制，吕后控制了朝廷局势；复置东郡，对关东诸侯王构成军事震慑。以此为基础，她开始大规模分封诸吕。元年四月，吕后封吕台为吕王，吕产、吕平、吕种、吕禄、张偃为列侯，全面突破白马之盟。功臣集团、刘氏诸侯王并未如高祖之约“天下共击之”，一切在向吕后预期的方向发展。
吕国是吕后突破白马之盟之后分封的第一个吕氏王国，刘氏宗亲共治天下的局面由此改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曰：“（齐王刘襄）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刘氏诸侯王中，辖有七郡的齐王实力最为强大。惠帝死后，作为刘邦长孙的齐王刘襄对少帝构成直接威胁。吕后割齐之济南郡另立吕国，无疑具有削弱齐国的作用。但若从东郡地缘地位入手，可以发现吕国的地域择取别有深意。
济南郡位于齐国西南，与东郡毗邻。吕国设置后与东郡连成一片，把以吕后为核心的汉廷控制地域大大向东延伸到接近渤海的地区，不仅进一步阻隔诸侯王国的南北交通，而且迫近齐都临淄，对齐国构成威胁。吕台前往吕国就封，实际代表汉廷对齐王实施监控。吕后二年十一月，吕台薨，其子吕嘉继位。吕国一直延续至吕后七年。1999—2002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山东省章丘市洛庄汉墓，墓主即吕台。洛庄汉墓5号陪葬坑出土93件铜器，其中54件有铭文，铭文大多与齐国有关，涉及“齐”、“齐大官”，不仅反映出吕国与齐国关系紧密，而且可窥见齐王对吕台的敬畏之心，故在吕台就封后馈赠大量铜器以供使用。
吕后一方面利用吕国威胁齐国，另一方面通过派置齐国丞相，监控齐王一举一动。吕后元年四月，吕后封齐丞相齐受为平定侯，其功状为“以卒从高祖起留，以家车吏入汉”。“家车吏”应为刘邦征伐天下时，奉守家室之官吏。《史记·项羽本纪》载汉王元年，刘邦“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齐受侍奉刘邦家室，当与吕后相熟。齐受能与诸吕、惠帝子、吕后亲信同入吕后首批封侯之列，绝非偶然。吕后派遣齐受出任齐国丞相，与吕王吕台一里一外，共同起到监控齐国的作用。
吕后在封置吕国的同时，还封置鲁国。《史记·吕太后本纪》曰：“（元年四月）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此处称张偃为鲁王，应更为鲁侯，这一点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涉诸多“鲁侯”条令而得以明确。鲁侯国乃以楚国薛郡设置，另外承袭有鲁元公主奉邑之城阳郡。对少帝而言，楚王刘交是仅次于齐王刘襄的第二大威胁。吕后夺楚王之薛郡，可以起到削弱楚国的作用。不仅如此，与吕国的政治地理考量一样，新置之鲁国迫近楚都彭城，对楚王形成震慑，同时把汉廷控制地域延伸到接近黄海的地区，使汉廷对诸侯王国南北交通的阻隔更为完整。当时张偃年少，不就国，鲁国国政实际掌握在吕后派置的鲁国相手中。吕后四年，楚丞相陈婴病逝，吕后以吕氏族人吕更始为楚丞相，利用吕氏外戚对楚王刘交实施监控。吕更始与鲁国相一里一外，共同起到监控楚国的作用。
吕国、鲁国皆孤悬于关东王国地区，东郡是汉廷沟通两国的唯一通道，可谓两国立国的地理基础。凭借东郡与吕国、鲁国的组合，吕后进一步压迫关东诸侯王国地域空间，阻隔齐、楚两国地理交通，使齐王、楚王不敢轻举妄动。
再来分析惠帝子系诸侯王国的地理分布。吕后元年，分封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恒山王。当时淮阳郡为汉朝掌控，将其置为王国可能并无特殊用意。恒山国则是割取赵国之恒山郡封置。赵国疆域仅次于齐国，割取赵国之地另立新国自然也有削弱赵国之意。不过，恒山国地处赵、代之间，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当时刘不疑年幼，不就国，实际掌控国政的是吕后派置的恒山国丞相。吕后四年，封恒山国丞相徐厉为松兹侯，功状为“兵初起，以舍人从起沛，以郎吏（中）入汉”。徐厉为沛人，又当过刘邦门客，当与吕后相熟。吕后以徐厉为恒山国丞相，把恒山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吕后凭借恒山国阻断赵、代沟通，同时与上党郡、河东郡、上郡共同构成对代国的包围。另外凭借恒山国，汉朝地缘势力达到燕国边界，对与汉廷郡县不接壤的燕国形成震慑，所以恒山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也应当引起重视。
吕后元年四月，吕后全面突破白马之盟，分封诸吕为王侯，强力扶持吕氏外戚，通过与惠帝一系皇族联合，抗衡盘踞朝廷的功臣集团及占据东方的非惠帝系刘氏诸王。吕后对内依靠封侯的诸吕掌控军权，压制朝廷功臣；对外依靠吕氏王（侯）国、惠帝子系王国监控关东非惠帝系刘氏皇族，同时利用东郡地缘优势震慑关东诸王，并作为吕国、鲁侯国的后援。经过这样安排，吕氏外戚—惠帝系皇族与功臣集团、非惠帝系皇族三方势力达成新的权力均衡。
第二年，吕后重新排定功臣位次。此事《史记》无载，《汉书·高后纪》保留了此次重排功臣位次的诏书，列侯具体排位则见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高后纪》载：
诏曰：“高皇帝匡饬天下，诸有功者皆受分地为列侯，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于久远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谊，施后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其与列侯议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谨与绛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颍阴侯臣婴、安国侯臣陵等议，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请臧高庙。”奏可。
吕后与功臣协议，再次排定列侯位次，乃是对功臣权益的重新确认，表明功臣集团与吕氏达成和解，双方接受新的权力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参议功臣位次的列侯有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而绛、颍阴皆见于《秩律》，为吕后元年废免之侯国。吕后二年绛侯、颍阴侯复出，表明二人已重新获得吕后信任。吕后四年，周勃复职太尉，重新掌控长安城武装力量；吕后病逝后，齐王刘襄起兵，相国吕产任命灌婴为大将军，领军平叛。这些都是吕氏亲信周勃、灌婴的明证。无独有偶，《秩律》除绛、颍阴以外，尚有平阳、共、隆虑、棘蒲、中牟、舞阳、开封、傿陵、城父等废免侯国，而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上述列侯皆有位次，另外柏至、深泽、赤泉、桃四列侯也载“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复封”。这些情况表明，功臣集团已重新获得吕氏信任。
然而，吕氏外戚与功臣集团达成的权力平衡并不稳固。七年，吕后进一步扩大吕氏诸侯王的分封规模。其年二月，吕后把吕国从济南郡迁徙到梁国；秋，封吕禄为赵王。这种封国迁徙和改封，亦存在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吕国（原梁国）、赵国分别位于东郡南方、北方，成为纵列在汉朝与刘氏诸侯王之间的一道屏障，具有拱卫汉廷的作用。由此可见，吕国、赵国的封置，乃是吕后利用东郡控御刘氏诸侯王国之地缘政策的延续。
与此同时，吕后封惠帝子刘太为济川王，领有济南郡。同年秋张敖死，其子鲁侯张偃晋封为鲁王。两王国依然背靠东郡，向刘氏王国地区延伸。由此可见，在吕后七年重组天下地缘政治体系的过程中，东郡发挥了另一种作用：除与吕后孙系的济川国、鲁国继续横向分隔关东刘氏诸侯王国外，还与新设置的吕氏赵国、吕国，及业已存在的吕后孙系恒山国、淮阳国，共同构成纵向拱卫汉廷的地理屏障。凭借“一横一纵”的封国安置，吕后构建了对关东诸侯王国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而东郡正是构建“一横一纵”地缘政治格局的枢纽，愈加凸显出其独特价值。
三、文帝对吕后地缘控制政策的继承
吕后在位时期，对天下格局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至七年，其以东郡为核心，基本构建了“一横一纵”拱卫汉廷的格局，从而达到分隔、压制刘邦子侄系诸侯王国的效果。
不过，吕后于次年意外病逝。此前吕后扩大分封诸吕、惠帝子系诸侯王国，打破了关东王国地区原有势力均衡。吕后临终，任命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实际让吕氏族人全面掌控朝廷行政、军事，这是对功臣集团权益的侵夺，破坏了两者之间的权力均衡。吕后死后，诸吕失去支柱，一直处于政治压制下的功臣集团和刘氏诸侯王迅速联合。在维护白马之盟的旗号下，刘氏诸王合纵起兵，功臣集团则在长安发动宫廷政变，将吕氏、惠帝子斩尽杀绝。在功臣集团密谋下，代王刘恒被推上帝位，“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吕后时代的封国政策被全部推翻。随着吕氏、惠帝系王国土地各归原主，吕后构建的地缘政治格局彻底瓦解，天下政治秩序又恢复到高帝末年的态势。
文帝即位后，对参与铲除诸吕的功臣予以封赏，同时把诸吕侵夺的王国土地归还各诸侯王，为赵幽王刘友立后，恢复刘氏赵国，由此实现文帝系皇族与功臣集团、关东刘氏诸王三方势力均衡。
在稳居帝位并顺利立皇子刘启为太子后，文帝开始尝试改变权力格局。二年十月，他颁布“列侯之国”诏，要求列侯回到各自封国，此举意在遣散聚居长安的功臣集团，保障自身安全。其年三月，文帝开始大规模分封诸王，以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以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另立赵幽王子刘辟彊为河间王。皇子刘武、刘参的分封，只涉及文帝原有之代国；唯有刘揖之梁国乃是择取新地分封。在平定诸吕后，功臣们曾许诺“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文帝即位后，获知刘章、刘兴居欲立齐王之事，“绌其功”，“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原本承诺封赵王、梁王的刘章、刘兴居，不仅没有得偿所愿，齐国反遭分割。又文帝元年已封赵幽王子刘遂为赵王，此次分割赵国另置河间国，实际侵害了赵国权益。
此次分封诸王，扩大了文帝系皇族权益，而赵国、齐国权益受到极大损害。与此同时，文帝还迁淮南国境内三侯邑，目的是将淮南王舅父赵兼从淮南国迁离，分化淮南王刘长的宗族力量。这无疑加剧了文帝系皇族与赵系、齐系、淮南系皇族的矛盾。正如陈苏镇所言，此时“曾为汉朝‘盘石之宗’的东方王国”，已成为文帝的主要威胁。
那么，文帝时期面对关东诸侯王威胁，东郡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梁国封置后，贾谊曾建议文帝扩大梁国封域，“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此建议未予采纳，亦可见文帝所封梁国并不包括东郡在内。这一点值得注意，在文帝与关东诸侯王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若让天下格局完全恢复到高帝末年态势，将使汉朝领土与齐系诸国隔绝，不能施以有效监控，对赵国的军事威胁亦将大大削弱；而若保有东郡，文帝既能利用它来震慑并监控济北国、城阳国、齐国，又能对赵国、河间国构成包围，对于控御关东诸侯王国具有重要意义。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表明文帝对齐系诸王的戒备绝非多虑。在平定叛乱后，文帝没有另立新王，而是“地入于汉”，设置济北郡、济南郡。两郡与东郡连接，使天下格局基本恢复到吕后元年四月的态势。这时东郡与济北、济南二郡，再次起到分隔关东诸侯王国合纵地理基础，及对齐、城阳、赵、河间、楚诸国进行监控的作用。
四年，文帝对封国格局再作调整，将皇子刘武的代国、刘参的太原国合并，以刘参任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阳王。由此，淮阳国、梁国、代国南北排列，与东郡一同构成拱卫汉廷的纵向地理屏障，东郡再次成为连接“一横”（与济南郡、济北郡横向切断王国合纵地理基础）、“一纵”（与梁国、淮阳国形成纵向地理屏障）地缘政治格局的枢纽。由此天下格局恢复到吕后七年的态势，只不过拱卫汉朝的诸侯王，由吕氏和惠帝子系变为文帝子系而已。
六年，文帝借故罢废淮南王刘长，将其国改置为汉郡。关东地区汉郡与王国的势力均衡被进一步打破，势必引发关东诸侯不满。而汉郡深入关东地区，也给汉朝治理带来极大不便。贾谊指出：“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南边为奉地，弥道数千，不轻输致”，“今汉越两诸侯之中分，而乃以庐江之为奉地，虽秦之远边过此不远矣……夫行数千里，绝诸侯之地而县属汉，其势终不可久”。此语正是针对文帝六年以后淮南国地入为汉郡的形势而发。
十六年，文帝对天下政治格局又作新的调整。他罢废济北郡、济南郡，将其恢复为齐系王国封地（济北国、济南国），同时将已经收归汉廷的淮南国故地，恢复为淮南王子封国（淮南国、衡山国、庐江国），由此天下格局再度恢复到吕后称制之初的态势。此时的东郡与文帝子系的代国、梁国、淮阳国，重新构成拱卫汉朝的外部屏障，并对齐系、赵系诸国实施监控，依然发挥着重要地缘政治、军事作用。
从文帝四年开始，文帝子系的代国、梁国、淮阳国形成较为稳固的封国屏障，同时对关系疏远的同宗诸侯王国起到监控作用。贾谊曾建议增强梁国、淮阳国实力，从而达到“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的政治目的。后人把贾谊这一政治理念概括为“以亲制疏”，并认为文帝以梁国、淮阳国控御关东诸侯王国的做法，正是采纳了贾谊建议。
回顾吕后时代历史，可以发现文帝的王国控御政策与吕后别无二致，其展开地缘控制政策的步骤也与吕后完全一致。上述地缘控御政策的推进，均与东郡密切相关，所谓“以亲制疏”的地缘战略显然是对吕后政治经验的继承。不仅如此，文帝另一项王国控御政策“众建诸侯”的来源，也需要重新思考。以往认为这一举措源自贾谊《治安策》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班固在《汉书·贾谊传》更是明确提到“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然而回顾历史，吕后即曾把齐国拆分为四（吕、齐、鲁、琅邪），把赵国拆分为二（赵、恒山），把楚国拆分为二（楚、鲁），这岂非“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所以这一做法不仅来自贾谊献策，而且借鉴自吕后时代的政治手法。也就是说，“以亲制疏”、“众建诸侯”都是吕后曾经执行过的王国控御政策，也是文帝王国政策的来源，而贾谊奏疏可能仅仅是总结、重申早已存在的政治经验，而非发明。
总之，文帝时代的王国控御政策，其实继承自吕后，这表明文帝的政治运作具有深刻的吕后“烙印”。吕后一生致力构建的地缘政治格局虽然在她死后土崩瓦解，却以新的面貌呈现在文帝时代，成为留给文帝的政治遗产。
四、汉初天下封建体系演变
高帝六年，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封兄刘喜为代王，封弟刘交为楚王，封从兄刘贾为荆王，首开同姓封王之先河。此后刘邦逐渐剪除异姓诸侯王，以同姓代之。至高帝十二年，除吴姓长沙国以外，诸侯王皆为刘氏，由此实现“天下同姓为一家”之政治构想。
在“天下同姓为一家”的政治背景下，关东刘氏诸侯王国成为拱卫汉廷的屏障，对汉廷的威胁已不居于首要位置。刘邦由此将扼控关东诸侯王国的战略要地颍川郡和东郡罢废，分别益封予淮阳国、梁国，以释放天下亲善的政治信号。而当吕后称制时，没有血缘关系的刘氏诸侯王重新成为汉廷外部威胁。吕后称制之初虽然通过恢复东郡对关东诸侯王国施加军事震慑，但非长久之计，使天下封建体系向有利于吕氏掌权的方向转变才更为稳妥。此后，吕后不断分封吕氏、惠帝子为诸侯王、列侯，正是为了实现上述政治目的。
吕后七年是天下格局一次重大变动之年。随着吕氏吕国、赵国的分封，惠帝子刘太为济川王，吕后外孙张偃为鲁王，吕氏诸侯王国与惠帝子系诸侯王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与刘邦子侄系诸侯王国共同构成新的天下封建体系。如果分析这些封国的地域分布，可以发现各国地域择取绝非随意而为，乃体现了吕后的特殊考量。吕氏之吕国、赵国贴近汉廷，而恒山、济川、鲁、淮阳处于外围，其余代、燕、齐、琅邪、楚、吴、淮南、长沙诸国则地处最外围。从血缘上来看，吕国、赵国诸侯王为吕后之侄，血缘关系最为亲近；恒山、济川、鲁、淮阳等诸侯王为惠帝子和鲁元公主子，属于吕后孙系，血缘较为疏远；其余诸侯王为刘邦子侄，与吕后不存在血缘关系。各封国地理布局显然依照与吕后血缘关系亲疏排列，由内而外形成吕氏诸侯王国（吕后之侄）—惠帝子系诸侯王国和鲁国（吕后之孙）—刘邦子侄弟系诸侯王国（与吕后无血缘关系）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的吕后侄系王国构成拱卫汉廷的第一道屏障，对外围的吕后孙系诸侯王国起到控御作用；吕后孙系诸国属于第二层级王国，构成拱卫汉廷的第二道屏障，对更外围的与吕后无血缘关系之诸侯王国起到控御作用；其余诸国构成拱卫汉廷的第三道屏障，对更外围的蛮夷地区又起到控御作用。由此形成诸侯王国按照血缘亲疏层层节制、共同拱卫汉廷的态势。
然而，看似整齐划一的地域结构规划却存在一处缺环，那就是刘恒之代国。代国地处汉朝与吕氏诸侯王国、惠帝子系诸侯王国之间，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汉廷与吕后侄系、孙系诸侯王国的沟通。其实，在吕后规划天下封建体系时，代国曾是重点考虑对象。《史记·荆燕世家》载吕后时齐人田生游说张泽之语：
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
《史记·吕太后本纪》曰：“（七年）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梁玉绳以为两者所载为一事，故以为《荆燕世家》“吕产”当更作“吕禄”，并认为“吕王”之“吕”字为衍文。此说影响较大，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即将“吕王”之“吕”作衍文处理。但是仔细考核史料，梁说并不能成立。《荆燕世家》载张泽采纳田生建议后，吕后封刘泽为琅邪王。刘泽受封琅邪王在吕后七年二月，《荆燕世家》载吕后欲令吕产王代，显然在此之前。对于这一矛盾，张庆路已有较为合理的辨析，他认为吕后两次企图更徙代王，第一次在七年二月，第二次在七年秋。
吕后七年正月，赵王刘友死。以此为契机，吕后欲重新调整封国布局，她首先想到把代国更封为吕国，迁徙代王刘恒为赵王。但是此意图并未实现，结果是把梁国更封为吕国，迁徙梁王刘恢为赵王。同年六月，赵王刘恢自杀，吕后再次想把刘恒迁徙为赵王，以代国分封吕禄。但此意图又未实现，最终结果是吕禄任赵王。吕后两次意图更徙刘恒，将代国纳入掌控之中。代国北御匈奴，为“天下精兵处”，战略地位非同寻常。吕后若能掌控代国，不仅可以增强吕氏军事实力，还可以使代国成为屏蔽其他刘邦子侄系诸侯王国的屏障。
吕后两次试图更徙刘恒，但皆被其委婉谢绝，终吕后一世，未能直接控制代国。作为吕后构建封国体系的重要一环，刘恒的两次不合作，并未遭到吕后打击，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史记·外戚世家》载文帝窦皇后事迹：
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司马迁并未言及刘恒第一任王后的身份，这一问题较少引起学者注意。最近代剑磊通过对惠帝、吕后时期刘吕联姻的分析，将第一任代王后考订为吕氏，其说较为可信。从王后吕氏为刘恒生育四男来看，二人关系尚佳，这恐怕才是刘邦诸子皆遭吕后毒害，而刘恒却能独善其身的重要原因。因为刘恒带有吕氏背景，故两次婉拒吕后而毫发无损。反过来说，在吕后看来，刘恒与吕氏联姻，育有四男，未来的代王拥有吕氏血统，对其构建封国体系亦不会造成致命伤害。
高帝末年之同姓诸侯王，与刘邦血缘关系十分亲近，因而各王国地域择取并无特殊考量。然而吕后与刘氏诸侯王并无血缘关系，随后吕后诸侄、惠帝子、鲁元公主子的分封，使关东诸侯王与吕后在血缘关系上出现亲疏之别，从而达到以血缘亲近之王国屏障血缘疏远之王国的控制效果，最终形成一套带有强烈政治理念的地缘政治体系。这种格局的建立，可以视为吕后对刘邦封建体系的发展。
将血缘与地缘配合，构建层级控御封建体系的政治理念，并未因吕后之死而烟消云散。此后文帝对天下封建体系的重建，依然带有浓厚的吕后色彩。文帝四年，其构建的天下封建体系初具规模。文帝将代、梁、淮阳三个皇子封国安插于汉廷与其他关东诸侯王国之间，呈现出以血缘亲近之诸侯王国屏蔽血缘疏远之诸侯王国的局面。这个局面正是吕后七年天下封建体系的再现。就此而言，称文帝在天下封建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建设上全面承袭吕后，并不为过。
这种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封建体系，终于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发挥作用。景帝三年（前154），吴王刘濞联合非文帝系诸王，向景帝及文帝系诸王发动军事进攻。战国末年关东王国合纵击秦的局面得以重现。在这场激烈军事较量中，梁国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吴楚联军两月有余，对保卫汉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记·梁孝王世家》曰：“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梁国在吴楚七国之乱中起到屏蔽汉廷的作用，为汉廷完成战争动员、调动军队赢取宝贵时间，最终帮助景帝平定叛乱。
七国之乱平定后，参与叛乱的刘氏诸国悉数被废，几乎重演了战国末年秦灭六国的历史进程。随着大量关东王国废除为郡，关东王国区域变得支离破碎，诸侯王国屏蔽汉廷的地理格局宣告终结，以血缘亲近之王国屏蔽血缘疏远之王国的政策，也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地理基础。景帝把大量皇子分封到齐、楚、吴、赵故地，成为新诸侯王。关东政治地理格局演变为汉郡与诸侯王国相互交错的局面，天下格局由此进入全新时代。
余论：对汉初政治地理结构的再认识
战国时期，以周王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瓦解，列国纷纷走上领土扩张并争夺天下秩序主导权的道路。列国由于地位独立，互不统属，在相互竞争中得以充分发挥地理区位优势。其中，秦国通过设置东郡断绝六国合纵地理基础，从而实现对六国分割包围，造就兼并天下的地缘优势，成为在战争实践中得出的成功经验。这亦展现了地缘政治因素在中国分裂时期政治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
由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来看，秦统一之后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政治地理动向。秦存在“故地（故徼内）”与“新地”的划分，在“内外有别”观念影响下，其对“故地”和“新地”采取差别式管理，在户籍管理、官员任免、兵力配置、物资调动上存在区别。在这种差别化的地域管理中，诸如东郡这类具有突出地缘军事价值的秦郡，仍然具有特殊作用。秦末关东大乱，“新地”皆复为王国。章邯以东郡为根据地，先后灭魏王咎，击杀楚将项梁，渡河围攻赵国巨鹿，再次体现了东郡特殊的地缘军事价值。西汉初年，天下格局恢复东西对峙局面，只是汉廷取代了秦国，诸侯王国取代了六国。而当汉廷与关东诸侯王国关系紧张时，就为秦代地缘军事经验的复活创造了条件。吕后、文帝重新设置东郡，正是对旧有地缘军事经验的借鉴。凭借东郡，汉廷掌握了压制关东诸侯王国的地缘优势，从而保障了吕后、文帝的政治安全。就此而言，东郡映射出西汉初年天下格局与战国时代连贯相接，佐证了李开元“后战国时代”之说的合理性。
东郡在吕后、文帝时代的特殊地缘政治意义，以及围绕东郡而推展的地缘控制政策，还显现出当时天下政治地理结构的内涵。中国早期王朝政治地理结构存在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是天子直接管理的核心区（王畿），外服则是委托诸侯代为管理的边缘区。外服环绕内服，在地理空间上形成诸侯拱卫天子的圈层式结构。《尚书·禹贡》记载的“五服”即是这一结构的反映。目前商代情况尚不清楚，而周代则分封周王子弟为诸侯，将“血缘宗法”的亲族体系与“封藩屏蔽”的内外服制相结合，形成血缘与地缘相匹配的政治地理结构。春秋以降，周室衰落，诸侯并起，传统政治地理结构瓦解。战国时代，天下呈现出诸国对立格局。以往认为，这种列国对立政治地理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后战国时代”之说即由此而发。不过，从东郡地缘价值入手分析西汉初年天下政治地理格局，可以发现西汉初年王国分封，绝非仅恢复战国时代列国与秦国东西对立的政治格局，而是带有利用诸侯王国屏蔽汉廷的政治意图，这无疑是对早期王朝地缘政治理念的借鉴。
然而，不论是西周，还是汉高祖时代，并未对同姓诸侯按照血缘亲疏进行空间区分。而吕后、文帝在封国设置上致力于血缘与地缘相互匹配，形成诸侯王国按照血缘亲疏圈层环绕汉廷的政治地理格局。这种做法不禁让人联想到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另一种“五服”，即分辨家族亲疏的丧服制“五服”。有学者指出，用于分辨家族亲疏关系的丧礼“五服”，在亲族结构上也呈现出一种“同心圆”的圈层结构。从马王堆汉墓出土《丧服图》来看，利用“五服”区别家族亲疏的观念，已经流行于西汉初年的贵族阶层。吕后按照血缘亲疏排列封国地域的做法，似乎是在尝试把地理结构上的“五服”与家族伦理上的“五服”相统一，从而创造一种新的血缘宗法封建体制，这一面向值得关注。
21世纪初，李开元提出以战国时代的政治格局分析汉初政治形势的视角。随着张家山汉简公布，西汉初年诸侯王国享有独立政治地位已经得到证实，基本验证了李开元的判断，“后战国时代”之说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然而，学界对此应存有一种警惕，即在充分重视战国时代与西汉初年政治局势连续性的同时，对两个时段之间的政治结构差异应有更多认识。西汉初年，皇帝（或太后）可以根据现实需要置废王国、更改王国疆域、对王国进行拆分，这些都是战国时代不存在的现象。皇帝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权力，其法理来源正是效仿西周所建立的血缘宗法封建体系。而西汉初年圈层政治地理格局的揭示，表明当时以“血缘宗法”、“封藩屏蔽”为代表的“周制”，在西汉初年国家构造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李开元称“汉之王国分封与周之诸侯分封无直接关系”的判断，似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对西汉初年以“周制”为范本的血缘宗法封建制度的建设与创造，笔者认为正是未来重新理解“后战国时代”区别于战国时代之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