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籍 2023-09-28 00:01 发表于广东
作者：欧阳祯人，男，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武汉430072），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儒家思想、新近出土简帛文献等研究。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孔子“为政以德”涵化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并在《论语》中的很多地方大量讲到艺术审美，将个人精神世界的构建诉诸艺术世界，即思无邪。孔子提倡的治国理念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两者之间有一种张力，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也正因为有了后者，前者就有了可能。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治国理念依托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要在尊重人的前提下，使人性彻底得到解放，只有这样，国家的治理才是合乎人本质的有效管理方法。孔子的治国理念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历史，一直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之中，对现当代的政治思想建设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关注治国理政而凸显其思想特色，儒家思想经典代表性著作《论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简析。
一、为政以德
孔子的治国理念其实是要建构贤人政治与精英政治，即“垂裳而天下治，笃恭而天下平”。先秦儒家的这种政治理想，其实深刻涵化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并不像后世表现出来的那么独立、对立，它们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儒家思想中“垂裳而天下治，笃恭而天下平”，具有老子思想的背景与影响，或者说是孔子涵化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管理艺术。《论语·为政》中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5346，为政者如果是有德行的人，大家就会环绕、拱卫着他。《论语·颜渊》中，当季康子问孔子怎么治理国家时，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5439“孰敢不正”既包含了国家各层级的官僚，也包含了各层面的社会成员，这是一种为政以德的思想模式。
《大学》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1］3639这是为政以德思想的具体展开，说得最为直接和具体，这里特别说到尧、舜率天下以仁，则民从之。但是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尧、舜之民是仁义之民，桀、纣之民当然就是残暴之民了，其原因是“率天下以仁”与“率天下以暴”的不同。“机”即国家管理的关键所在。在先秦儒家看来：“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对于国君而言，自己的道德修养确实太重要了。《大学》还专门讲，君子求诸己而后求诸人，自己若做到了，然后再去要求别人。自己都没有做到，怎么能去要求别人呢？《大学》讲道：“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恕”讲的是一种恕道，恕道不仅是说表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包容不同，包容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其所谓“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主张充分认识到别人的不同，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不能和自己不一样就全盘否定。为政者一定要有胸怀，厚德载物、海纳百川，只有这样才能够喻诸人。《大学》中“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极为深刻，如果我们没有宽容别人，没有悲悯之心，别人是不可能接受的。即便在现代社会，这一政治理念依然非常深刻。无论是做人，还是制度建设，都必须建立在对人尊重的基础之上，否则无法晓喻人与教化人。
在《论语》中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并不仅是为政者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其关注点放在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层面。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等问题，《论语》都进行了回答。《论语·为政》有这样的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346这段文字中很精妙，诠释起来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如果仅用政治制度或者刑法治理国家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免而无耻”。虽然老百姓没有受到刑罚的制裁，但内心一直想钻法律的空子，这会导致畸形人格，内外不一致，会沦为无耻。在孔子看来，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拯救每个人的心灵，让老百姓活得空明澄澈，活得有尊严，合内外之道，成人成己，这是社会诚信、人生幸福的前提。
于是，孔子提出了新的道路，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346。“道之以德”中的“德”可以理解为“明明德”。《大戴礼记》里面讲，礼有三本即天地、先祖、君师。所以，按照学者郭齐勇的观点，这种礼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①。礼是一种与生俱来并与我们生死相伴的精神家园。“有耻且格”中的“耻”指“行己有耻”，是指自己有反省的精神，具有自我反省与忏悔的能力，因为我们有七情六欲、血气心知。每个人都会犯一些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错误，这很正常，关键是犯了错误以后要能改正错误，才叫作有耻。中国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是一种反省的文化，是一种追求圣洁的文化，其主张扪心自问“反求诸己”。只有建立在反省基础之上进行忏悔的人生，才是更有价值的人生。无论是东方的孔子还是西方的苏格拉底，都主张这样的思想。
“有耻且格”中的“格”至少有两种意思。从训诂学角度讲，郑玄、朱熹都把这个“格”字解释为“来”，杨伯峻也把这个“格”字解释为“来”②。董平曾经专门做文献整理，将“格”解释为人的一种独立意志与独立精神，将“格”字解释为人的独立性，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他还认为，这是建立在道德基础即明明德基础之上，对自我言行与礼仪的约束③。人不断追求圣洁之境，进行自我反省，不断完善自己，自然就是顶天立地的，这其实是孔曾思孟思想的根本。在先秦时期的各种经典当中，可以找到大量材料支撑。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政治体制，提倡的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1］3635。“絜矩之道”就是讲德、恕，讲彼此之间的尊重。也就是说，不能利用自己占据的社会资源巧取豪夺，而是要“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1］3635。所谓“德”从政治操作体系上来讲，就是絜矩之道。其实《大学》后半部分中的很多内容，大多以絜矩之道作为论证基础或前提。“德”指人与人之间彼此礼让和尊重，不仅是财富层面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彼此尊重。这样的思想其实“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是所谓为政以德的基础。
“为政以德”是否仅是“垂裳而天下治，笃恭而天下平”，只限于政治的平稳过渡？其实不然，孔子有自己的深意。《大学》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1］3635这段话表面上看只是论述德与财之间的关系，但反复读后就会发现，这里首先讲到“先慎乎德”，有土、有财、有用，首先要有德。因为有了德以后就有人，进而就会有土，而后有财，然后有用。但是接下来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1］3635。“外本内末”，如果把道德修养放到外面，而把财富获得视为内在的需求，就会和老百姓争财产，导致掠夺与反掠夺。这样不仅造成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会变得视财如命，上下交争利，人心不稳，导致国家进入动荡状态，社会只能依靠武力维持安定。“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1］3635为政者心里想的，就应该如其所说，而如其所说的就应该和自己的行动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否则，老百姓就会奋起反抗，“悖而入”并非好事。如果通过巧取豪夺或贪污腐败等手段获取财富，甚或通过与民争利获取财富，最终都会以不正常的途径将这些钱财用在错误的事务上。“货悖而入”不仅掠夺了百姓，毒害了社会，最后终究会害了自己。
为政以德的真正目的是让我们做顶天立地的人，做有“明明德”的人。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1］5348孔子回答：“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1］3631这是由为政者的“庄”引发了老百姓的“敬”，由为政者的“孝慈”引发了老百姓的“忠”，由为政者的“举善而教不能”引发了老百姓的“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老百姓能够敬、忠、劝，要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除旧布新，做新民，这才是政治目标。
《大学》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3631这里的“大学”是指“大人之学”，“大人”必须做到“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够做“大人”的必须“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只有近道的人才能够担任“大人”角色，要做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得”是指“得道”，是孔子对为政者提出的正面要求，是为政以德中人事方面的基础。
二、思无邪
孔子对于国家为政者具有较高要求，《论语·为政》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讲的是为政以德的总方针。第二章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5346讲的是《诗经》，思无邪。第三章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要阐释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其形态以及最后效果。接下来第四章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346《论语·为政》本来主要讲为政，为什么会在第二章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呢？《论语》的逻辑结构这样安排，肯定有特殊的意味。《论语·为政》中将“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放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毫无疑问，第二章是对第一章“为政以德”中“德”字的诠释。什么是“为政以德”的“德”？即“思无邪”。
中国美学史、艺术理论史、文艺理论史、文学史等都涉及该部分内容，如果从《论语》治理思想的角度理解这一章的话，就会发现其目的不是为了讲《诗经》，更不是讲《诗经》的内容或者艺术形式，而是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讲的是为政者应该达到的精神境界。“无邪”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纯真而自然的情感。孔子所谓“无邪”并不是一尘不染的意思，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装腔作势，一副道学气。从这个角度来讲，后代的理学、心学根本无法企及孔子的思想境界。孔子更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内容作为要求提出，“成于乐”主张以音乐涵养人的性情，毫无疑问是针对为政者而言的。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无邪就是正，指为政者的精神状态。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有意无意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不同境遇，大量讲到艺术审美，将个人精神世界的构建诉诸艺术世界，这种理想精神境界的建设与众不同，这就叫思无邪。“立于礼”即视听言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把自己管起来，要有自律。“成于乐”就是成就于自己的一种情感世界。“成于乐”指一种艺术情怀，要培养艺术欣赏能力，能够感受到大自然与艺术世界中的美，并以其净化自己，这是孔子对人步入圣洁之境的要求。“成于乐”是孔子对人的呼唤，更是对政治的呼唤，尤其是对为政者的期望。《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5390“游”是一种对于精神自由的审美，像《庄子》中“游”的深远意境。“艺”有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也包含了人类的艺术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艺术高于生活的塑造。中国古代文人能够且也善于将自己平凡的生活艺术化，当代人的生活状态难以达到古人的艺术境界，值得反省。
《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发出“吾与点也”感慨的这段对话，将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关于国家管理的内容排除了，在其语境中的孔子好像已经不考虑政治管理方面的事务了，而更需要审美与自我净化。换言之，孔子并不推崇具体的、制度化的国家管理，而是推崇这种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净化。自我净化来自为政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塑造，来自全社会对艺术境界的自觉欣赏。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不是没有可能。通过艺术净化达到社会治理层面的安定、稳定与平安、和谐，当然是非常美好的理想。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顾茅庐，前两次都没见到诸葛亮，但看到的却是山清水秀、松篁交翠、鸟语花香，老百姓一边种地一边唱歌，勾勒出儒家的理想世界。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他在这里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还给周边的老百姓上课。王阳明深刻体悟到孔子的政治理念，从审美的角度入手教化社会。孔子提倡人内在的圣洁是“思无邪”，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把生活的境界确立在“吾与点也”的审美境界上，永远不可能被替代。因为他借助艺术审美，找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点。
三、举直错诸枉
孔子提倡的治国理念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张力，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也正因为有了后者，前者就有了可能。《论语》中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1］5348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5348在国家治理中要将道德品质正直、为人正派且工作能力强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去，让其领导那些道德品质不好、能力又很差的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够心服口服。如果选拔任用能力很差、道德品质败坏的人，老百姓就不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社会上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乱象丛生。孔子希望社会上的优秀人才都能够得到选拔重用，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走上正道。如果不是这样，就像孟子所谓“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1］5910，“朝不信道，工不信度”［1］3635-3636，会导致国家治理机制陷入混乱。
《大学》在这个问题上有深度的思考：“《尚书·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1］3635-3636这段文字讲得非常深刻，力透纸背。在选拔为政者的时候，如果不能够让优秀的人得到提拔与重用，会直接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命运。《尚书·康诰》言：“惟命不于常。”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天命，如果我们行善就可以得到，如果没有行善就得不到。这里引用《楚书》中的相关内容，还引用舅犯与秦誓的话，阐述如何将善留住。《楚书》中有“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所说，我们流亡的人也没有什么宝，以仁亲为宝；再下来就用了秦誓的一段话，如果有一个大臣“断断兮无他技”，可是心胸开阔，对所有人都能够包容，对待有超常文才的圣德之人，像自己拥有一样，就可以让老百姓及世代子孙都能够受到保护，使得国家有更好的前途。与此相反，如果国家的重臣看到德才兼备的人产生嫉妒与厌恶，想尽办法去陷害或者故意设置各种障碍，使其才能不能得到施展，国家就会很危险。
儒家经典《大学》中的观点认为，如果不选举优秀的人参与国家治理，势必导致国家走向衰落。“惟命不于常”，天命不一定在你身上，只有选拔优秀的人才，国家才能繁荣昌盛，老百姓才能获得国家保护，否则就危险了。任何时候，为政者的选拔任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学》在这个方面有着深度论述，就人才的选拔阐明了：为什么选？怎么选？由谁来选？当然是贤人选贤人。现在看来，如果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此类为政者选拔与任用的制度是能够施行的。
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538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436在《论语》中，像这的观点说了很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5449，这里的“和”并不是现在所谓的和谐，而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117，“以他平他谓之和”。所以“和”是一种含容了不同意见的中和平衡，它是中庸的“中”。但是“同”指的专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里有：“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1］5348“攻”是学习的意思，不能把“攻乎异端”的“攻”说成向异端发起猛烈的进攻，然后“斯害也已”。因为今文的解释，一定是“以经解经”，必须把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与“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统一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依然可以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显示人与人在不同政治观点上能够彼此尊重、包容的内容，纳入“絜矩之道”中来。《大学》曰：“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1］3635这就是“絜矩之道”，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礼仪规范，絜就是指尺度，矩就是指画方形的曲尺。所以，这里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问题，是一种礼，也是一种礼仪的状态。《大学》中“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即上面的人用了非礼的、不正确的方式来对付你，而你感到很厌恶。既然你厌恶，你就不能够用上面人对付你的办法来对付你的下级。其实絜矩之道只是讲礼，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彼此尊重、换位思考。“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1］3635在这里，要看到一种难得的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的观念。从现代政治学角度来讲，絜矩之道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准则相媲美。《论语》中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表面上看只是孔子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其实在这里孔子不仅说明了应该怎样做人，而且涉及国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原则。我们不要异想天开，不要固步自封，更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天命，都有不可替代性，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只要每个人走正道，都是明明德的结果，而不能将别人不放在眼里。这个世界并不属于哪一个人，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站在对方位置思考问题，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孔子讲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仅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据，而且也是每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可以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
《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1］3635老百姓喜欢的，我们就喜欢，老百姓厌恶的，我们就厌恶，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这个论断需要换位思考，一定要在絜矩之道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去做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那谁能好，谁能恶？唯仁者能好之，唯仁者能恶之。没有真正的慈爱之心，没有真正的絜矩之道的人，他是不知道好之，也不知道恶之的。这需要悲悯之心，这里面的弹性很大，其现代诠释空间也非常大。《周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30其实，这也就是将絜矩之道推而广之的结果，它涉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问题，涉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整个世界方方面面都值得换位思考。只有这样，世界才有可能实现天人合一，才能够成为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之间彼此包容、彼此相爱的世界。
当然，也许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合时宜、过时的政治理想，其实它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和思想武器。天人合一理念是人类文明的精华，阐明了天人合一世界的本质，孔子的这种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孔子的治国理念依托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要在尊重人的前提下，使人性彻底得到解放。只有这样，国家的治理才是合乎人本质的有效管理。《论语·为政》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346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段话放在《论语·为政》的第四章呢？它讲的是社会治理的目的是更有利于人的发展。因为是尧、舜之民，就是仁义之民。老百姓生活的内容包括自我成长，国家治理的过程是助推每个人不断成长、发展、提升的过程。只有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状态下，老百姓自己才有可能“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是孔子谈论自己是怎么学习的。《论语》的编纂者利用了孔子这样一段话，解释一个人如何在理想的社会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5392。只有在这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状态下才能实现。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否需要在孔子所希望的理想状态下才能实现？当然不是。孔子学习刻苦勤奋，非常人能够企及。《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5459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能够离开天的圣洁。正是由于有了天的圣洁，他才能去“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才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5392。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源于一个人的高度自觉。人的这种高度自觉不仅来自社会环境包括家庭教育，也来自人之所以为人的悲天悯人情怀和宽阔胸襟。
《孟子》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1］5894“居天下之广居”讲的是仁，“立天下之正位”讲的是礼，“行天下之大道”讲的是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5894这种人虽然在当前时代已经越来越少，但作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内容来说，它确实指出了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方向。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言，国家怎样才能将人之所以为人这样一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状态教化出来、培养出来？《大学》曰：“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1］3635社会政治环境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国家藏富于民，民众就会团结一致，就容易培养起美德。相反，上下交争利，道德修养不被重视，把财产获得看成非常重要的事情，本末倒置，容易出现阳奉阴违、巧取豪夺、黑白颠倒等状况。
《论语》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5335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一生，更是万物皆备于我、至大至刚的一生。用孟子的话来讲，是“善、信、美、大、圣、神”，圆满自足的一生。对于孔子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他的一生是探索人性根本问题的一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奠定了先秦儒学中政治哲学关于对人性讨论的理论基础。《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3062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系统讲治国理念，但也足以概括孔子的深度思考：一是要有公正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二是必须建立起厚道、诚信的社会关系；三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四是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道德水平较高；五是物质极大丰富，能够做到按需分配；六是社会极其安定，没有犯罪行为，夜不闭户；七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政者更需要提升自身的素养与能力。
总之，孔子的治国理念非常伟大，因为其治国理念的核心是尊重人本身。孔子从来都是把人之所以为人的信仰、价值当作治理国家的目的，而不是工具。孔子的治国理念认为要尊重百姓及其情感，明确提出要藏富于民。孔子始终都在致力于主张建设诚信社会，没有诚信作为前提，国家治理犹如空中楼阁。孔子治国理念的核心是“以德治国”，应该为当代治国理政及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有益启迪。在孔子所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这样的理念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仅靠以德治国是不够的，还需要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