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8-28 07:03 发表于北京

作者：刘永刚，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

杨著将“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普遍观念谬称为“迷思”，扬言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并不特殊”，有意无意附会了西方的战争扩张和帝国殖民经验，忽视了中国疆域形成的自身逻辑。

澳门大学教授杨斌所著《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以下简称“杨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英文版，台湾八旗文化2021年出版中文繁体字版）一书，自称力图展现“全球视野”，并强调与“新清史”研究的差异。然而，统览全书，无论是基本立场、理论预设，还是学术观点，无不折射着“新清史”的魅影。

以二元疆域观预设“帝国叙事”

杨斌自称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国云南，试图摆脱所谓“中国中心论”的“陷阱”，以“云南”为中心建立历史叙事，其研究逻辑是预设历史上的云南与“中国”不相统属。因此，书中出现“征服云南”、“殖民云南”、“军事殖民”、“帝国教育”等一系列“帝国化”叙事，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帝国殖民”的历史叙事与研究路径，并未走出“内亚研究”对“东方学”“二元中国观”的捡拾，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论陷阱。杨著所谓“中华殖民主义”、“中国殖民主义”下的“军事殖民”和社会“同化”等“帝国事业”，正是西方殖民经验的转场投射。

杨著主张中国“源起于黄河流域，逐渐扩展至长江与珠江流域”，延续的是西方学者所谓“汉人中国”、“中国本部”等错误认知。事实上，帝国主义用“中国本部”概念肢解和殖民中国的意图，早在1939年就被顾颉刚等学者揭穿。杨著为强调所谓“全球史观”，在研究中国疆域时刻意突出“内亚”或“东南亚”叙事，并将各地方政权界定为“国家”，用“国际政治”、“国际环境”、“国际政策”等概念表述各方关系，在割裂中国整体性的同时，暗含着将云南纳入中国疆域的“帝国殖民”有罪推定。作者不仅认为中原与西南地区的文化互为“异域文化”，还无视相关“国际”概念兴起的现代背景与现代国家特征，进行时空穿越式解读，更利用美国的血腥拓殖经验及理论曲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帝国”叙事，严重背离了各地各族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事实。

无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杨著认为，“以国族取径来审视边疆地区如云南，实在太过简单”。殊不知关于中国的疆域研究，是在疆域沿革、边疆治理、民族史、移民史、族际关系的综合视角与整体取向下开展的，并不存在所谓单纯的“国族取径”或“区域取径”。中国历史上，各地各族间的相互移民同步发生，并非仅是中原向四周移民。在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壮大的根本特征。

关于“中国人”的概念，杨著一方面认为其作为自觉概念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却将其作为分析历史中国的主要概念工具。杨氏的内在逻辑是将中华民族视作汉人同化“异族”进而不断扩大的结果。由此，他以“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以及居民，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作为预设，研究云南“融入中国”的历史，刻意突出边疆人群的种族属性，却从未重视考察中华民族的多族融合属性。杨著还称，“中国人与非中国‘蛮夷’的接触实发生于很久以前”，中国民族主义应追溯至更早的时代。但从历史演进观察，传统社会既有“华夷之辨”，也有“华夷一家”，更有各族各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不能简单地将历史上的人群与现代的民族概念画等号。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源于帝国主义侵略刺激而出现的现代现象，其实质是已经熔铸于一炉的中华民族对自身一体性的自觉。因此，在历史中国追溯民族主义的命题乃是一种刻意的分化策略。

此外，杨著还将所谓“‘五十五加一’等于‘一’”的“中华民族的公式”老调重弹，把民族识别视为“继续对边疆地区和族群进行‘帝国渗透’的传统任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疆治理称为“一个新的等级制度”，还声称云南各族民众为这一“转化及融合付出了代价”。这既不符合云南各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事实，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极大污蔑。

歪曲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

部分西方学者坚持把汉人政权视为中国、把汉人等同于中国人。事实上，自称“中国”、“中华”或被后朝认同为“中国”、“中华”者，不仅有汉人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政权。这表明，在历史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国”、“中华”始终是一个涵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权的至上性概念，是历史中国统一性、完整性不断增强的观念写照。尽管这一历程曲折复杂，但国家统一始终拥有强大的利益纽带和民意基础。然而，杨氏将云南地方政权置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地位，忽视了在历史中国各时期“中国”意涵的至上性、“国”的局部性，以及“云南”的地方性。原本是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政争与分合，在杨著中却被描绘为“中国殖民云南”和云南对“中国殖民主义”的“反抗”，并得出“从前不是中国的边疆区域”的云南“新近被征服”的结论；中原人民向云南等边地的流动迁徙，也在杨氏笔下成为“中国人”“殖民”云南的佐证。然而杨氏是矛盾的，他既主张“许多云南的土著其实是汉人的后裔”，又认定是“汉人”（即“中国人”）殖民了云南，以此推之，只能得出“中国侵略中国”的荒谬结论。杨氏甚至将“中国殖民云南”与欧洲列强的帝国殖民扩张相提并论，以期提出所谓“全球性的问题”，这不仅是对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历史的歪曲，更是对西方殖民侵略罪恶的粉饰。

中国西南疆域的形成与确立，是边疆与内地双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中原移民向西南边疆迁徙，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另一方面，地方族群也经历了从自发内附、主动隶属到自觉认同的转变，其中展现出的地方能动性不容忽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历史呈现一种螺旋上升的发展形态，中原政权向四周开拓和边疆政权向内嵌入，共同促成中原与边疆融为一体，为现代中国确立主权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简言之，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和兴衰荣辱，在中国这个政治地理空间上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这一不可移易的事实，是认识中华民族、中国疆域历史的前提与基础。杨著将“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普遍观念谬称为“迷思”，扬言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并不特殊”，有意无意附会了西方的战争扩张和帝国殖民经验，忽视了中国疆域形成的自身逻辑。这种历史观绝非研究中国历史的可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