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8-04 20:56 发表于北京

作者：代国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载：《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

摘 要：秦及汉初，官府征收田租称为“租禾稼、顷刍稿”。所谓“禾稼”，应指禾穗而非全禾或禾的子实。由于征收的谷物形态比较原始，秦及汉初根据谷物形态与种类，制定不同计量标准，创制出“四大一小”谷物计量体系，以简便田租征收工作。这一时期田租类型属于典型的分成租，官府确定田租数量，是以地块为单位，测定不同地块的“禾程”即禾穗单位产量面积，再按照“禾程”专用原则，计算出不同地块的纳租数量与所有地块的纳租总额，最后再分解到户。秦及汉初的田租制度呈现一系列不同于后世的特点，是中国田税发展史上一个独特阶段。

关键词：秦汉 田租制度 度量衡 岳麓秦简 张家山汉简

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缺乏，对于战国秦汉田租的征收方式与过程，莫得其详。最近20余年来，有赖于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等新资料不断公布，学界对秦及汉初田租征收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取得重要进展。如关于田租种类，有学者认为应分为禾稼、刍稿与经济作物三种形态。关于禾稼征收，有学者认为禾稼租额的确定需要经过两个步骤，先根据收获面积（“舆田”），按固定比例确定“税田”即用来纳税的面积，再经过测算禾稼产量高低、干湿程度等“取程”环节，确定“税田”的单位产量面积，由此最终确定农户的禾稼租额。关于刍稿征收，有学者认为以农户实有耕地为征收对象，睡虎地秦简《田律》所谓“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实际上是税额的计算标准。上述研究深化了对秦及汉初田租制度的认识。

新出简牍资料关于秦及汉初田租制度的记载，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尚有不少问题需深入探讨。岳麓书院藏秦简《田律》载“租禾稼、顷刍稿，尽一岁不觱（毕）入”云云，可知“禾稼”为秦田租的重要种类，但具体是粮食作物的何种形态，如何计量，征收标准如何确定？这些关涉秦及汉初田租制度基本内容的重要问题，相关探讨还很不充分。本文拟重点讨论这些问题，进而探究秦及汉初田租制度的历史特点。

一、关于“禾稼”的异说种种

秦律对田租征收、缴纳过程有具体专门的规定，岳麓书院藏秦简《田律》曰：

租禾稼、顷刍稿，尽一岁不觱（毕）入及诸貣它县官者，书到其县官，盈卅日弗入及有逋不入者，赀其人及官啬夫、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逋其入而死、亡有罪毋（无）后不可得者，有（又）令官啬夫、吏代偿。（106—108）

可见，征收田租称为“租禾稼、顷刍稿”，缴纳田租为“入（禾稼、刍稿）”。秦律对田租缴纳后如何储藏也有具体规定，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曰：

入禾稼、刍稿，辄为廥籍，上内史。·刍稿各万石一积，咸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28）

入仓储藏的田租，形态为“禾稼”、“刍”、“稿”。里耶秦简8—1246：

廿九年正月甲辰，迁陵丞昌讯■

书。■（正）

·鞫图片悍上禾稼租志误少五（谷）■（背）

里耶秦简8—776：

卅年四月尽九月，仓曹当计禾稼出入券。

已计及县相付受廷。 苐甲。

以上两则材料，一是秦洞庭郡迁陵县追查田租征收短缺问题的公文，一是迁陵县仓曹统计出入物品的记录，秦律关于“租禾稼”、“入禾稼”的相关规定，为基层官府实际执行。可见，农户向基层官府缴纳的谷物税，形态为“禾稼”；官府入仓储存者，也为“禾稼”。

田租征纳、仓廪出入之时所言“禾稼”，又省称“禾”或“稼”。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14曰：“租禾。税田廿四步，六步一斗，租四斗，今误券五斗一升，欲耎■■（步数），几可（何）步一斗？”“租禾”即“租禾稼”。睡虎地秦简《仓律》曰：“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入禾”即“入禾稼”。显然，秦自商鞅变法后推行“租禾稼”制度，是以秦简公七年（前408）“初租禾”为基础的，征纳的谷物形态可谓一脉相承。又据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简10—11“部佐行田，度稼得租”《龙岗秦简》简147“坐其所匿税臧（赃），与灋（法），没入其匿田之稼”，可见，“租禾稼”、“入禾稼”也省称“租稼”、“入稼”。那么，秦征收出纳的“禾稼”、“禾”、“稼”，具体指粮食作物的哪种形态？学界目前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禾”是庄稼的茎秆。魏德胜在解释睡虎地秦简《仓律》“驾传马，一食禾”之“禾”时持此说，主要根据为许慎《说文解字》与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禾部》释“稼”曰：“禾之秀实为稼，茎节为禾。”段玉裁注曰：“全体为禾，浑言之也……茎节为禾，别于穗而言，析言之也。下文之秸秆也。”不过，“禾”在先秦秦汉时含义颇为广泛，段玉裁已指出有“全体为禾”与“茎节为禾”之别。再者，“租禾”若为征收秸秆，与“顷刍稿”就没有差别，秦缺少谷物税这一最重要的田税种类，显然不合理，故“租禾稼”之“禾稼”不应指粮食作物的茎秆。

第二种看法认为“禾”指庄稼的子实，即谷子、稻谷等带壳的谷粒。先秦秦汉一般称其为“粟”，后来俗称原粮。睡虎地秦简《仓律》曰：“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稟。”黄展岳结合《仓律》所载有关“禾”的其他条文，认为“禾”都应作“未脱粒的谷粒（原粮）解”。陈伟在解释睡虎地秦简《仓律》“驾传马，一食禾”之“禾”时，认同“禾”为原粮之说。邹大海在解释睡虎地秦简《仓律》“（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大半斗”、“稻禾一石为粟廿斗”时，结合简牍中“禾”以石、斗等容量单位计量的记载，也认为“禾”是“不带茎叶的谷子”。

“禾”为子实的观点，实际上是指“禾”与“粟”无别。但从简牍材料看，田租征纳、仓廪出入之时所言“禾”与“粟”有明显区别。睡虎地秦简《仓律》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程禾”条载“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泰（大）半斗”、“稻禾一石为粟廿斗”规定了“禾”与“粟”折合转换的程式，显然不能将两者视为一物。同时，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5曰：“取禾程，三步一斗，今得粟四升半升，问几可（何）步一斗？”明确言“禾一斗”仅得“粟四升半升”，“禾”与“粟”灼然有别。由此可见，“禾”与“粟”是粮食作物的两种形态，“禾”或“禾稼”并非谷子、稻谷等原粮。

第三种看法认为，“禾”指带秸秆的谷物，即包括谷穗与秸秆的全禾。这是目前较为主流的看法，相关论证主要围绕睡虎地秦简《仓律》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程禾”条展开。张世超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所言“嘉谷之连稿者曰禾，实曰粟”，主张“‘稻禾’当指带梗之稻，‘禾黍’当指带梗之谷类”，并认为“从秦简来看，官仓所藏，主要为带梗之谷类，简文所云之‘禾’即割下之全禾”。王贵元、彭浩、朱德贵、臧知非、马彪等也持类似观点。近来彭浩又有补充论证，认为“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大半斗”，指“带秸秆的黍粟重一石折合体积是：黍粟十六斗大半斗体积+秸秆体积”，“稻禾一石为粟廿斗”指“稻禾重一石折合体积应是稻粟二十斗体积+秸秆体积”。结合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103“黍粟廿三斗六升重一石”、简104“稻粟廿七斗六升重一石”、简108“稿卅一尺一石”等记载，他推算重一石（120斤）的禾黍约为11.82立方尺，重一石的稻禾约为11.8立方尺，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175恰好有“禾石居十二尺”的记载，体积颇为相近，由此可说明“禾”是“粟”与“稿”并包的全禾。

“禾”为全禾的观点，也存在明显问题。其一，从前引岳麓书院藏秦简《田律》与睡虎地秦简《仓律》来看，秦的田税主要有“租禾稼”与“顷刍稿”两大类，田税缴纳后分类储存，“禾稼”、“刍”与“稿”要入不同的仓。“禾稼”为全禾说如果成立，不但意味着秦重复征收“稿”税，而且仓储分类轻重失宜——能做到“刍”与“稿”分别入仓，却将粮食与秸秆混杂存储。其二，秦及汉初经常用石、斗等容积单位计量“禾稼”，如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125曰：

一牛一羊一犊共食（以）禾一石，问牛羊犊各出几可（何）？曰：牛五斗有（又）七■■羊出二斗有（又）七分斗之六，犊出一斗有（又）七分斗

邹大海认为：“答案中带有‘七分斗之三’这样的小数量，如果是带茎叶的禾，那显然不好用容器来量取。”全禾包括谷穗与秸秆，两者轻重不一、形态有别，同用一器来计量确实不合理，也难操作。

至于彭浩的补充论证，看似有理，但推算出的“禾黍”体积（11.82立方尺）与“禾石十二尺”之间毕竟还有差距。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据其观点，“禾石十二尺”、“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大半斗”、“稻禾一石为粟廿斗”之“禾”均为全禾、“石”均为重量单位，就会出现草谷比严重不合实际的问题。所谓草谷比，指秸秆重量与谷粒重量之比。“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大半斗”之“禾”若为全禾、“石”若为重量单位，结合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103“黍粟廿三斗六升重一石”，则“十六斗大半斗”的粟重量为0.7石，由此得出秸秆重0.3石，草谷比约为0.43。而今人对谷子的草谷比有详细的实验统计，得出的平均值为1.4，上下浮动值为0.44。也就是说谷子的草谷比最低为0.96，最高为1.84。“禾”为全禾说得出的草谷比值，不及实测所得最低比值的一半。再看“稻禾”之“禾”为全禾说所得草谷比值，“稻禾一石为粟廿斗”，结合《数》简104“稻粟廿七斗六升重一石”，“廿斗”稻粟重量约为0.72石，则秸秆约重0.28石，稻的草谷比约为0.39。而今人测定的稻草产量与稻谷产量平均比值为0.9—1，全禾说得出的草谷比值与实际的草谷比值相差甚远，足以说明“禾”并非全禾，仅为全禾的一部分。

那么，秦及汉初征纳的“禾稼”，是全禾的哪部分？《尚书·禹贡》曰：“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言“总”、“铚”、“秸”、“粟”与“米”五种，涵括了谷物地租的所有形态。“租禾稼”为租全禾的观点，类似于“纳总”说；“禾”为茎秆的观点，类似于“纳秸”说；“禾”为子实的观点，类似于“纳粟”说。以上诸说既然均不能成立，而“纳米”说又可直接排除，从逻辑上讲，“租禾稼”只余一种可能，就是“纳铚”。据《孔传》“铚，刈，谓禾穗”之说，“租禾稼”即是“租禾穗”。

二、秦及汉初征纳禾穗

先秦秦汉之时，“稼”与“禾”均可指禾、黍、稷、稻等庄稼的穗。《说文解字·禾部》曰：“稼，禾之秀实曰稼。”段玉裁注曰：“既言秀又言实者，《论语》说也。谓禾穗之成曰稼也。”“稼”有谷穗的意思是很明确的，“禾”的意思则颇为广泛，既可以是谷子的专称或谷物的通称，又可以指“嘉谷之连稿者”即“全体为禾”，还可以指禾秆。以上含义古人已有详说，但“禾”也有穗的意思，关于这点前人措意不多。《广雅·释草》曰，“粢、黍、稻，其穗谓之禾”，明确记载稷、黍、稻等谷物的穗称为“禾”。《广雅》成书于曹魏明帝之时，保存了周秦两汉的大量古义，所载必有根据。《孔传》释《禹贡》之“百里赋纳总”曰：“禾稿曰总。”宋人张九成进一步解释说，“总者何物也？安国曰‘禾、稿曰总’，禾则谷穗，稿则禾秸也”，同样释“禾”为“穗”。《孔传》虽非西汉孔安国所作，但成书不晚于魏晋之间。《广雅》与《孔传》的训释表明，“禾”有“穗”的含义，秦的“租禾稼”应为“租禾穗”，在训诂上是可以成立的。所谓“租禾稼、顷刍稿”，意味着秦及汉初征纳田税，禾穗与秸秆分别征收，既纳“铚”，又纳“秸”。

秦及汉初征纳禾穗的做法，与先秦至汉初禾、黍、稷、稻等庄稼的收获、储藏方式密切相关。原始农业时期，人们收获禾、黍、稻等庄稼，一般沿袭采集时代做法，直接用手摘取或用石刀割取其穗。同时，储藏谷物往往是整穗储存，食用时再脱粒。如甘肃东乡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类型遗存，出土有不少数量的稷穗，“从现存堆积物中，还可清楚地看到用稷的细枝将穗头捆成小把，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可见当时收割稷的方法，是将带细枝的穗头割下来，捆成小把晒干后集中储藏于窖穴中，食用时再取出进行脱粒”。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来看，这种收获与储藏方式，延续时间很长。从夏商时期到汉代，收获并储存禾穗一直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目前发掘的夏商时期遗址中，所见收割工具主要为石刀、石镰和蚌刀、蚌镰。石刀、蚌刀即后世铚的前身，也称为石铚、蚌铚，收获时专门用来割取禾穗。殷墟甲骨宾组卜辞以及三期、四期和五期卜辞里，常见形作■、■的字。陈梦家、陈邦怀、裘锡圭等均释为“■”字，指“用手或铚收摘谷物的穗”；裘锡圭还进一步认为，“摘穗的方法在当时大概也是用得相当普遍的”。甲骨卜辞中还有■、■、■等形的字，孙海波、裘锡圭、彭邦炯等均释为“■”字。彭邦炯认为此字构形“一旁的‘禾’，当指收取过穗头的黍、稷、麦等类作物剩下的秸秆形……另一边的‘■’旁……应该是镈类农具的侧视形……‘■’是以农具镈铲收已割取穗头的秸秆”。他还认为：“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的农业民族，一般也是在农作物成熟之时先用镰、铚一类的小农具收割穗头……待抢收毕穗后，再另外砍取其秆作他用。”

从考古资料来看，夏商时期储藏谷物一般是直接储存其穗。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剑川海门口发掘了一个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有四个地方发现了谷物，都是带芒的稻穗、麦穗、稗穗及小粟壳”，表明当时谷物收割后，主要是以整穗的形式储存，而不是脱粒后再入仓。2019—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发现29座集中分布的仓储遗迹，遗址年代为距今4000年到3700年，发掘者认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研究者对相关区域土壤浮选得到的植物遗存进行分析，推断粮仓存储的是粟、黍类作物，而且是整穗入仓。

西周的主要收获工具石刀、蚌刀，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很多，如1955—1957年在长安张家坡和客省庄出土石刀134件、蚌刀191件，表明在谷物收获方式上，西周延续了夏商传统。此外，西周还使用专门收割禾穗的青铜铚。《诗经·周颂·臣工》曰：“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说文解字》曰：“铚，获禾短镰也。从金至声。”《小尔雅·广物》曰：“禾穗谓之颖，截颖谓之铚。”又《诗经·周颂·良耜》曰：“获之挃挃，积之栗栗。”《释名·释用器》曰：“铚，获黍铁也。铚铚，断黍穗声也。”两诗均说明，西周收获谷物采用的仍是割取禾穗的方式，而非连秆带穗一并收割。同时，“奄观铚艾”之“艾”，亦作“刈”，指用镰刀割草。从“奄观铚艾”来看，西周收获庄稼，大概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收获禾穗，第二步再收获禾秸”，与甲骨文“■”与“■”所反映的庄稼收获步骤一致。又据《诗经·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毛传》云，“廪，所以藏齍盛之穗也”，廪藏的也是穗。可见西周时，整穗入仓是谷物储藏的重要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从铁铚的广泛使用可以推知，割取禾穗的收获方式仍然比较普遍。《管子·轻重乙》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铚成为农民必备的农具。龚世扬根据已发表的考古报告与相关资料，称“目前共发现穿孔金属铚96件，时代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汉代”。龚文统计年代属于西周的只有1件，属于春秋战国的有63件，数量最多且分布广泛，云南、辽宁、内蒙古、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均有出土。限于资料零散，统计其实并不全面。如河北新乐何家庄遗址的战国晚期遗存，发现有铁犁铧、铁锸、铁刀、铁镰、铁铚等农具，龚文并未计入。考古发现的铚，实际数量较龚文统计为多，分布地点更加广泛。不过，龚文认为，“从农具发展史的角度看，铚流行的年代是短暂的，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结论基本成立。铚的流行反映出割取禾穗是春秋战国时期谷物收获的重要方式。

直到汉代，仍有不少地方延续这种收获方式。成都扬子山汉墓出土的“弋射收获”画像砖，生动描绘了水稻收获的场景，罗二虎对画像砖作了详细分析：

除去画面最左侧的一人之外，其余的五人都站在水稻田内……在这五人中，左侧的三人手握铚正在摘取稻穗；右侧的二人也是站在水田中，应该是在使用芟刀（或称“钹镰”或“艾”），芟去已摘掉稻穗的禾秆。最左侧的一人……正担着摘下的稻穗，手提食具。该画面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水田间收获图。

这种收获方法，与商代的先“■”后“■”、西周的先“铚”后“刈”并无二致。同时，商周储藏禾穗的传统，汉代也有沿袭。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1件陶仓，有4束完整稻穗“卷放陶仓内。出土时色泽鲜黄，穗、颖、茎、叶外形保存完好。穗形整齐，芒和刚毛清晰可见。颗粒饱满，谷粒中的淀粉已经炭化。保存如此完好的成束稻穗，是西汉考古工作中的新发现”。这件陶仓，随葬遣册明确记载为“囷一枚”。广西昭平东汉墓出土有2件陶囷，“仓眼作长方形，仓眼右边有一站立的陶俑。俑之左手扶仓眼下方的栏板，右手向仓内掏米。仓眼前地台有两堆谷穗，两只小鸡拍翅前来捕食，旁有一只小鹅也赶来争食”。仓眼前地台上的谷穗，说明陶俑向仓内掏的应该不是米而是穗。以上两则考古资料反映出直到汉代，存储禾穗依旧是谷物储藏的方式之一。

需要补充的是，凤凰山167号汉墓发现的陶囷和稻穗，对我们理解秦及汉初的田税征纳有重要意义。167号墓与凤凰山10号墓、168号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器形、组合基本相同，年代都在文景时期。凤凰山10号墓出土有木牍，详细记载了平里与稿上里的户刍和田刍稿征收情况：“平里户刍廿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田刍”与“田稿”就是秦《田律》所说的“顷刍稿”。汉初田税大体承袭秦制，“禾稼”与“刍稿”分别征收，主要差别在于征收标准与折钱标准有所调整。凤凰山167号墓陶囷内储藏的稻穗与10号墓木牍所载的“田刍”、“田稿”，合在一起来看，就是“入禾稼”与“顷刍稿”。

尽管上引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并不系统，反映的地域也比较分散，但还是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前期，收获时先割取禾穗再收割禾秆、储藏时以整穗入仓的做法，一直是古人收获庄稼与储藏谷物的重要方式。秦及汉初“租禾稼、顷刍稿”制度正以此为背景。由于收割与储藏的谷物为禾穗，故有“租禾稼”；由于禾穗与禾秆分别收获，故有“顷刍稿”。还可推知的是，秦简公七年“初租禾”，“租”的就是禾穗。可以说，自秦简公将田税缴纳方式由力役变为实物以后，秦征收谷物税的实物形态一直是以禾穗为主，这种做法后来被汉继承。

三、禾稼的计量

租税征收与粮食管理离不开计量，秦及汉初如何计量禾稼（即禾穗）？据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5“取禾程，三步一斗，今得粟四升半升，问几可（何）步一斗”，则秦确定禾穗租额时，一般还会核验禾穗产出的子实即原粮粟是否达到标准。那么，禾穗与粟之间的法定换算比例具体为何？从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来看，秦发放廪食，谷物形态有禾、粟、米之别，禾穗与成品粮米又是如何换算的？这些问题既是秦及汉初计量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田租制度的基本内容。

为保证租税征收与粮食管理工作顺利进行，早在战国时期，秦就创制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计量制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曰：

（粟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粝）米一石为凿（糳）米九斗；九（斗）为毁（毇）米八斗。稻禾一石……为粟廿斗，舂为米十斗；十斗，粲毁（毇）米六斗大半斗。麦十斗，为■三斗。叔（菽）、荅、麻十五斗为一石。·稟毁（毇）粺者，以十斗为石。

又据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曰：

程禾 程曰：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泰（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粝米一石为糳米九斗，糳米（九）斗为毁（毇）米八斗。程曰：稻禾一石为粟廿斗，舂之为米十斗，为毁（毇）粲米六斗泰（大）半斗。麦十斗（为）■三斗。程曰：麦、菽、荅、麻十五斗一石。稟毁（毇）糳者，以十斗为一石。

两条材料记载的计量体系完全相同，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反映的是秦统一前的秦国旧制，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程禾”条，标明为“程”“程”有“法式”之意，故此条反映的是汉初官府使用的计量制度。可知这套计量体，系本为秦国制度，随着秦统一六国，遂变为全国制度，后来又被西汉承袭。

上引秦国律令与汉初章程，既规定了禾穗与成品粮（粝米或稻米）的计量办法，也规定了原粮粟与加工程度不等的成品粮的换算比例，还规定了不同种类的原粮与成品粮的折合标准。关于各类原粮与成品粮的折合比例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计量体系，笔者结合前人研究已作过探讨，但对于禾穗与原粮粟之间的折合，学界目前仍未有准确认识。学者普遍认为“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大半斗”与“稻禾一石为粟廿斗”之“石”为重量单位，即120斤禾黍，打出16斗大半斗的粟，舂得10斗的粝米；120斤重的稻禾，打出20斗的稻粟，舂出10斗的稻米。按照这种观点，禾穗一般是通过称重方式计量。然而，从目前所见简牍材料来看，相较于重量，用容量来计量禾穗的情形更为常见。

秦征收田租之时，测算单位产量面积的过程，称之为“取程”或“取禾程”。“取程”所得单位产量面积，典型表述为“几步一斗”。所谓“几步一斗”，是指收获一斗禾穗所需禾田面积（步为平方步）。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4曰：“取程，禾田五步一斗，今乾之为九升，问几可（何）步一斗？”简14曰：“租禾。税田廿四步，六步一斗，租四斗，今误券五斗一升，欲耎■■（步数），几可（何）步一斗？”简5曰：“取禾程，三步一斗，今得粟四升半升，问几可（何）步一斗？”这三条材料尤其是最后一条充分表明，秦向农户征收禾穗，通常是用容量而非重量来计算。秦储藏禾穗的计量方式也是容量，里耶秦简9—700+9—1888载：

图片年八月丙戌朔甲寅，仓守妃敢言之：迺八月庚子言：疏书卅一年真见禾稼牍北（背）上。·今■益出不定，更疏书牍北（背）上，谒除庚子书。敢（言之）。（正）

■■卅一年真见：

■禾稼千六百五十六石八斗少图片。

甲寅■下七刻，感以来。/尚■。感手。（背）

迁陵县仓管理者向县廷报告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县仓现存禾穗数量，曰“禾稼千六百五十六石八斗少□”，计量禾稼用的正是石、斗等容量单位。

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程禾”条，既然标明“程禾”，结合秦“取禾程”与谷物收发时广泛使用容量单位计量禾穗的事实，可推断睡虎地秦简《仓律》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程禾”条所谓“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大半斗”与“稻禾一石为粟廿斗”之“石”，应为容量单位。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的两则算题，有力支持了这一判断。其一，《数》简5—6曰：

取禾程，三步一斗，今得粟四升半升，问几可（何）步一斗？得曰：十一步九分步一而一斗。为之述（术）曰：直（置）所得四升半升者，曰半者倍为九，有（又）三■之为廿七，以为法。亦直（置）所取三步者，十而五之为三百，即除廿七步而得一步。

这个算题是说某禾田收获禾穗1斗所需面积为步，但此1斗禾穗只能打出粟0.45斗，禾穗质量太差，不能作为征税标准（“禾程”），故需调整步数，以达到官方规定的1斗禾穗的出粟值，并将其作为最终征税标准。3步得粟0.45斗，“十一步九分步一”得粟一又三分之二斗。即是说，按照秦官方规定，“一斗禾”应打出“一斗大半斗粟”。其二，《数》简9—10曰：

秏程。以生■（实）为法，如法而成一。今有禾，此一石舂之为米七斗，当益禾几可（何）？其得曰：益禾四斗有（又）七分斗之二。为之述（术）曰：取一石者，十之，而以七为法。它秏程如此。

这个算题解决的是禾穗因品质差而低于官方出米标准的问题。从答案来看，因为禾穗质量差，需要在已有“一石”基础上再增加“四斗又七分斗之二”的禾穗，才能达到官方规定“禾一石”的出米斗数。算题中的禾穗1石舂出米7斗，“四斗又七分斗之二”的禾穗可舂出米3斗，已有禾穗与增加禾穗所舂出的米合起来为1石，即是说，按照秦官方规定，“禾一石”应舂得“米一石”。两则算题合而观之，恰好就是睡虎地秦简《仓律》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程禾”条所谓“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

上引两则算题可以说明两点：其一，“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与“稻禾一石为粟廿斗，舂之为米十斗”中的“石”，均为容量单位。秦及汉初收发禾稼、原粮粟与成品粮米，通常都用容量来计量，所用单位为石、斗及升，皆采用十进制。其二，秦及汉初在计量禾稼（禾穗）与成品粮米时，使用的是容积大小不同的两种量器。禾穗打出原粮，原粮舂出成品粮，其间肯定有损耗，体积必然减少。但据秦及汉初官方规定，“禾一石”打出“粟十六斗大半斗”，最终又舂得“粝米一石”。很显然，“禾一石”的容积与“米一石”的容积是不同的。量禾所用量器（可称之为禾量）的计量标准，不同于量米所用量器（可称之为米量），前者石、斗的容积，无疑要大于后者。

米量是秦汉的通用量器或标准量器，1石容积为“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约合今20.215升。同时，秦汉官府为简便租税征收与廪食发放工作，减少粮食收，发过程中的换算问题，根据各类原粮、原粮与成品粮之间的法定折合比例，创制了三个计量标准有别于通用量器的专用大量。三个专用大量分别用来量禾黍类原粮、稻谷与麦、菽、荅、麻等，可称之为粟量、稻量与麦量。粟量1石容积为“二尺七寸”，为米量1石的1.67倍；稻量1石容积为“三尺二寸五分寸二”为米量1石的2倍；麦量1石容积为“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为米量1石的1.5倍。创制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量体系后，用粟量量取1石谷子、黍子，用稻量量取1石稻谷，用麦量量取1石麦、菽、荅、麻，与用标准量器量取1石粝米或稻米，四者是等值的。如此就省去纷繁复杂的粮食换算环节，减轻了基层官吏负担，提高了行政效率。而禾量的设置，显然是基于同一理由。它应该属于专用大量，只能用来量取禾穗。用禾量量取1石禾穗，与上述三个专用大量分别量取1石原粮、用米量量取1石粝米或稻米，可以等值互换。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175—176曰：

（仓广）二丈五尺，问袤几可（何）容禾万石？曰：袤卌丈。术曰：以广乘高法，即曰，禾石居十二尺，万石，十二万尺为■（实），■（实）如法得袤一尺，其以求高及广皆如此。

简文“禾石居十二尺”，即“禾一石居十二尺”。彭浩认为此处的“石”为重量单位，涉及的是重量与体积之间的换算。但前已详论，秦储藏禾穗，通常是用容量来计量，这条简文计算的恰好是禾穗储藏问题。睡虎地秦简《仓律》曰：“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之所以将“容禾万石”作为仓的容量，正与秦仓储制度有关。再者，《数》简177—178曰：“仓广五丈，袤七丈，童高二丈，今粟在中，盈与童平，粟一石居二尺七寸，问仓积尺及容粟各几可（何）？”此算题与简175—176所列算题性质类似，其“粟一石居二尺七寸”的“石”，很明确是容量单位。由此可见，“禾石居十二尺”指用禾量量取的1石禾穗体积为12立方尺。

禾量1石为12立方尺，则禾量的计量标准远高于米量，其石、斗的容积为米量石、斗容积的7.41倍。而禾量1石、粟量1石、稻量1石与米量1石，四者可以等值互换，也就意味着秦及汉初官府规定的折合标准为：12立方尺谷穗，打出2.7立方尺谷子，舂得1.62立方尺粝米；12立方尺稻穗，打出3.24立方尺稻谷，舂得1.62立方尺稻米。

综括来看，秦及汉初官府为简便田租征收与廪食发放，不仅规定了禾穗、原粮与成品粮之间的折合比例，而且以折合比例为基础，针对禾穗及不同种类的原粮、成品粮，制定了不同标准的五种量器，即禾量、粟量、稻量、麦量和米量。其中，米量为标准量器或通用量器，而禾量、粟量、稻量、麦量均为专用大量，是由标准量器衍生而来的，五种量器总体构成一个有机且完整的谷物计量体系。基层官吏在田租征收与廪食发放时，只需要用专用大量量取禾穗或不同种类的原粮，用标准量器量取粝米或稻米，所得数值与单位相同，即可等值互换，不必再考虑换算问题。这一谷物计量体系的价值在于，减省了田租征收与廪食发放过程中本应有的大量运算过程，提高了行政效率。

不过，这一谷物计量体系也存在缺陷。它以官府规定的谷物折合比例为基础，而官府规定的谷物折合比例虽然来自实际测算，但因为是固定值，必然不能完全合乎实际。据农业常识，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谷穗，打出的谷子、舂出的米是有差异的，并不存在固定比例。秦及汉初官府规定的折合比例，应该只是常见值或平均值。如果实际值相比规定值浮动不大，不致影响田租征收和廪食发放的公平性，这种折合制度与计量制度确实能发挥其优势；但如果实际值相比规定值差异很大，这种折合制度与计量制度就适得其反。前引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5—6与《数》简9—10处理的就是此类问题。《数》简5—6所言禾质量特别差，用禾量量取的1斗禾穗只产出用标准量器量取的粟0.45斗，不及官府规定值的1/3；《数》简9—10所言禾品质也较差，用禾量量取的1石禾穗只产出米7斗，距官府规定值还差3斗，故需要重新计算两种禾穗产出粟或米的比例。可见，制定这一谷物计量体系，尽管简便了谷物征收与发放工作，但也带来了新问题。

关于“四大一小”谷物计量体系，还需要补充以下两点。

其一，这一体系并非秦及汉初量制的全部内容。秦及汉初的量制比较复杂，“四大一小”五种量器，除通用量器外，其他四种主要用于田租征收、谷物储藏与廪食发放等场合，而秦及汉初为简便刍稿税征收与管理，还创制了计量标准有别于这五者的其他几种量器。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73曰：“刍一石十六钱，稿一石六钱，今刍稿各一升，为钱几可（何）？”这与前引江陵凤凰山10号墓征收刍稿木牍一样，刍与稿均是用容量单位来计量的。由于整根的牧草或秸秆不好用量器来量，故实际量取的应该是已经铡碎的刍稿。又《数》简108载：“刍新（薪）积廿八尺一石。稿卅一尺一石。茅卅六尺一石。”可知量取碎刍用的是专用大量（可称为刍量），其1石容积为“廿八尺”；量取碎稿用的也是专用大量（可称为稿量），其1石容积为“卅一尺”。此外还有量取茅的专用大量（可称为茅量）。这三种量主要用于刍稿征收与发放，自成一个系统，似可称为刍稿计量体系，与谷物计量体系共同构成秦及汉初的量制系统。

其二，这一体系使用范围有限，只是官府使用的一套计量制度而已，对民间自发的粮食交换并没有影响。前已指出，禾穗与原粮之间、原粮与原粮之间、原粮与成品粮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固定转换比例，但秦及汉初官府出于简便租税征收与廪食发放的目的，强制规定谷物折合比例，并在此基础上创制四个专用大量。百姓对于官府规定的折合标准，普遍接受的主要是粟米之比，至于其他折合比例，并未在民间粮食贸易中产生实际影响。如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205曰：“米一斗五钱，叔（菽）五斗一钱，今欲以一钱买二物，各得几可（何）？”按照秦官府规定，米1斗应与菽1.5斗等值，而此算题中米的价格是菽的25倍，说明在粮食市场中米与菽的贸易，遵循的是市场供求原则，并未受到官府规定谷物折合比例制约。又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米出钱”条曰：“米斗一钱三分钱二，黍斗一钱半钱，今以十六钱买米、黍凡十斗，问各几何，用钱亦各几何。”按照秦及汉初官府规定，米一斗应与黍一又三分之二斗等值，而此算题中米的价格仅为黍的0.9倍，同样说明官府规定的谷物折合比例，在粮食市场并不起作用。既然民间粮食贸易不受官府规定谷物折合比例影响，人们在日常经济交往中也就无须使用四个专用大量。

可以看出，秦及汉初谷物计量制度是为田租征收与储藏而专门创制的一套系统，是当时田租制度的重要内容。

四、秦及汉初田租制度的历史特点

探明秦及汉初田租的谷物形态及其计量办法，有助于深入理解田租的确定过程。

秦及汉初确定农户租额，要经过两个步骤。先是计算“税田”面积即用于纳税的禾田面积（可简称为纳税面积），再是“取禾程”以确定“一斗步数”即单位产量面积。而确定“一斗步数”一般需要经过两个环节。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2曰：“取禾程述（术），以所已乾为法，以生者乘田步为■（实），■（实）如法一步。”这是确定“一斗步数”的公式。具体算例如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4：“取程，禾田五步一斗，今乾之为九升，问几可（何）步一斗？曰：五步九分步五而一斗。”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取程”条：“取程，十步一斗，今干之八升，问几何步一斗。问得田（曰）：十二步半一斗。”由此可知，确定“一斗步数”的第一个环节是禾穗完全成熟时，在某块禾田上收割1斗禾量的禾穗，丈量所需步数（即面积），得出原始的“一斗步数”。由于收割的禾穗含有一定水分，不经过晒干处理，不能直接打谷子或稻谷，故这个原始的“一斗步数”不宜作为标准的单位产量面积。因此就有第二个环节：将收割的一斗禾穗晒干，用晒干后的禾穗容积（正常情况下小于1斗）来校正原始的“一斗步数”，经过重新计算，确定最终的“一斗步数”。这两个环节是确定单位产量面积的必备环节。

不过，受田租形态所限，即使经过校正，也难确保官府如数征收到等量的原粮，尤其是当禾穗秕多实少、质量很差之时，官府名义上与实际的田租收入差别更大。为保证田租收入，秦及汉初在确定“一斗步数”时，除前面两个必备环节，还有一补充环节，即根据禾穗的实际产粮率，再次校正第二环节所得“一斗步数”，重新计算后得出最终使用的“一斗步数”即“禾程”。前引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5—6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这一补充环节，可能是在“取程”过程中，观察到禾穗的秕粒和空壳明显较多，所以才使用的。只要禾穗看上去没有明显质量问题，确定“禾程”大约只需经过两个必备环节。

秦及汉初确定农户租额，虽有计算“税田”与“禾程”两个步骤，但因“税田”仅为纳税面积的一种法定名称，其与可收获面积成固定计算比例，故决定农户租额的因素，实际上是禾稼的可收获面积大小与“禾程”高低。由于可收获面积易于丈量，“取程”却具有偶然性，是以田官及乡吏如何选择禾田以获取一斗步数，确定的“一斗步数”又适用于哪些禾田，无疑是田租征收的关键所在。北京大学藏秦简《田书》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贵材料。

北京大学藏秦简《田书》系秦代训练基层官吏租税计算能力的实用教材，所载田租计算过程，大体可以反映当时确定田租的实际流程。《田书》由竹简卷7和卷8组成，卷8分上下栏，上栏形式为“广若干步，从（纵）若干步，成田若干亩”，下栏则为田租的计算过程，包括税田步数、“一斗步数”和田租数。税田步数均为上栏所记成田亩数的1/12，“一斗步数”则从“三步一斗”到“卌步一斗”不等。从《田书》卷8的体例就可看出，“成田”亩数与“一斗步数”是田租数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据整理者公布的资料，《田书》所载“成田”亩数总计有48种，相应的“禾程”总计有22种。结合《田书》体例与内容可以推知，“一斗步数”应该是从前面“广若干步，从（纵）若干步”的禾田上测算而得，其适用范围一般限于这块禾田。

《田书》所载“成田”面积，小的仅有1—3亩，较大的有100亩左右，最大的为375亩。为小块禾田专门测算单位产量面积，可谓秦田租制度的一大特色，说明秦确定田租数量时，工作相当细致。“取程”既不是以户为单位，也不是简单采用代表性原则，将某乡某里的禾田粗略划分为几类，继而如有学者所言：“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块，在收割后测算各自的‘程’即单位产量的面积，这几个‘程’就是一个里中不同类型土地的‘程’，以此为标准计算各户农作物的产量和田租数。”秦及汉初确定田租数量，应根据地形、地貌、土壤类型、土地肥力、光照及灌溉条件等因素，将一个乡可收获的禾田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地块，计算出各个地块的面积。在此基础上，先按照固定比例计算各个地块的纳税面积（“税田”）；继而测定各个地块的单位产量面积（“取禾程”），再按照“禾程”专用原则（即在某块禾田上测定的单位产量面积只能用于该块禾田），乘以相应地块的纳税面积，最终计算出各个地块的纳租数量与所有地块的纳租总额。据《龙岗秦简》载：

盗田，一町当遗三程者，■……■（126）

一町当遗二 程者，而■（127）

程田以为臧（赃），与 同灋（法）。田一町，尽■盈■希■（133）

这里的“町”指的是“面积不等、形状不一的田块”，“程”就是“取禾程”之“程”，指官府最终确定的“一斗步数”，同样表明秦测算“禾程”与计算田租均以地块为单位。由于测算“禾程”、计算田租是以地块为单位，缴纳田租却是以户为单位，所以还需要将同一块禾田的田租分解给其所属农户。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47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形：

田五十五亩，租四石三斗而三室共叚（假）之，一室十七亩，一室十五亩，一室廿三亩，今欲分其租。述（术）曰：以田提封数■

55亩田应该是某地块经过“广”、“纵”相乘后的“成田”面积，4石3斗则为税田面积与“一斗步数”相乘后得出的田租数。因这一块禾田分属三户，故需将田租按照各自所占禾田比例分解到户。学者已指出，秦汉农户占有田地的实际形态绝非整齐划一，农田可能分散在多个地块上。是以田租落实到户，除了分解环节，无疑还有综合环节，即合计同一农户在不同地块上分解到的田租数，由此形成每户需缴纳的田租总数。每户分别如数缴纳，由此完成年度田租征收工作。

根据“取程”过程，可推知其进行时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载：“县道已貇（垦）田，上其数二千石官，以户数婴之，毋出五月望。”有学者据此认为“取程”时间是每年五月。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二年律令·田律》讲得很清楚，每年“五月望”之前需要统计上报的是垦田数量。农历四月底、五月初，庄稼的茎秆生长挺拔，性状已经明显，“五月望”前完全可以统计出播种面积与作物种类。但此时禾穗并未成熟，难以“取禾程”。《说文解字》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之中和，故谓之禾。”谷子二月播种，八月前后才能完全成熟，故“取程”一般只能在禾穗成熟的八月。秦汉年度财政收支结算需要在九月底完成，即所谓“计断九月”，可知每年八九月，负责田租征收的田部吏及乡吏工作相当忙碌。他们要在一个月多的时间里完成诸多任务：从按地块收割一斗禾穗并丈量其步数、晒干禾穗以核算“禾程”，到计算每个农户的纳租总额并向农户下发通知，再到监督并记录农户如数缴纳田租，最后向县廷上报田租征纳总体情况。

综括上述田租形态、计量办法与田租确定过程的讨论，秦及汉初的田租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征纳的谷物形态与后世有明显差异，秦及汉初为禾穗，而后世一般为原粮或成品粮。中国古代的田税缴纳形式，从性质来划分，大体有力役、实物与货币三种。缴纳谷物，又可细分为禾穗、原粮（谷子、稻谷、麦等）与成品粮（小米、稻米等）三种形态。东晋南朝以缴纳稻米为主，唐代以粟为主、以米为辅，即所谓“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若岭南诸州则税米”，如果所种为麦，则按照官府规定的粟麦比例纳麦（麦粒而非麦穗）。宋代以米、麦为主，明清也以“米麦为本色”。故征纳禾穗，是我国田税史上比较初始的谷物征收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实物田税早期阶段的重要标志。

大约在西汉中后期，官府征收田租不再采用“入禾稼”的形式，而是改为收粟，由此进入田税征收的新阶段。《九章算术·衰分》载有关于“收粟”的例题：

今有田一亩，收粟六升太半升。今有田一顷二十六亩一百五十九步，问：收粟几何？答曰：八斛四斗四升一十二分升之五。术曰：以亩二百四十步为法，以六升太半升乘今有田积步为实，实如法得粟数。

一亩收粟仅有“六升太半升”，可知此为官府征收田租的算题。关于《九章算术》成书年代，郭书春、邹大海等认为应早于新莽，且很有可能是由宣帝时任大司农中丞的耿寿昌最终增补编订而成，意味着西汉后期征收田租，所收谷物为原粮粟。又据《汉书·贡禹传》载西汉元帝时贡禹上书：“农夫父子暴露中野……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所出成帝时东海郡《集簿》载：“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升，出卌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升。”两条史料所言“谷”，应指粟、麦等原粮。故不晚于宣元之时，汉代官府征收田租，谷物形态已非禾穗。

其二，田租类型属于典型的分成租。秦及汉初确定田租数量，纳税面积与可收获面积成固定比例，且征税所用单位产量面积是每年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测定的，故这一固定比例具有实质性意义，分成租的特点相当鲜明。采用分成租的优势是税负相对透明、公平，但缺点是征收过程比较烦琐、征税成本比较高；定额租制恰好相反，虽然有损于税负的公平性，而且可能增加农民隐性税负，但因不必逐年测定税率，可以大大简化征收过程，降低官府征税成本。大约自西汉中后期以后，中国古代官府征收田赋普遍采用定额租制。

不少学者根据《盐铁论·未通》所载“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认为汉武帝时已是定额租制。因记载简略，近来颇有不同意见。但西汉晚期，官府并未使用逐年测定单位产量面积的办法，是很明确的。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出土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曰：

凡貇（垦）田万一千七百九十九顷卅七亩半。

其七千一百九十一顷六十亩，租六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石八斗二升，菑害。

定当收田四千六百七顷七十亩，租三万六千七百廿三石七升。

百四顷五十亩，租七百卅一石五升，园田。

7191顷60亩因受灾而为“菑害”田，官府不收田租，却能计算出田租数来。按照秦及汉初的“取程”办法，必须等到禾穗成熟，方可确定“禾程”，计算田租。“菑害”田可以计算出田租数，只能说明税率是提前制定的，汉初的田租确定办法已被废弃。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有16枚残简，抄录了一些制定于西汉而为建武年间所沿用的律令，其中一枚曰：

乡吏常以五月度田，七月举畜害，匿田三亩以上坐。

此处的“畜害”，或解释为“牲畜对农作物等造成的危害”或解释为“家畜饲养有无疫病”，均非正解。结合前引《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可知，“畜害”实为“菑害”。这条律令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表明，西汉后期，官府在每年五月度田即确定播种面积时，就已初步计算出田租数额，到了七月再根据庄稼受灾情况，调整纳租数额。纳税面积可以调整，但单位产量面积无疑为提前确定，属于“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这种田租制度不同于汉初，已具有定额租的特点。

汉代中后期田租征收方式不同于汉初，还有一个旁证，就是田部系统的裁撤。秦及汉初，田部是基层负责田籍编订与田租征收的重要机构，分成租制下繁剧的田租征收事务，主要由田部吏来承担，乡吏负责协助配合。但武帝以后，“田部、田啬夫、田典等在文献和简牍中彻底消失，而乡啬夫、乡佐、里典等却屡见不爽”。田部系统的裁撤，表明田租征收事务已大大简化，无须为此专门设置机构，也意味着汉代中后期实行的并非分成租制，而应该是定额租制。

其三，征收田租时所使用的计量制度独具特色。秦及汉初为保证田租征收高效完成，专门创制“四大一小”谷物计量体系。这一体系的显著特点是根据谷物的不同形态与种类，来制定不同的计量标准。田租征收离不开计量，后世为方便田租征收，也制定有标准不一的计量体系，但基本属于两种类型。一种是因粮食数额有大有小，如使用一个标准，数额大者数值就会很大，不利于运算和记录，故使用大小不一的计量标准以避免这个问题。唐代量制大抵属于这一类型，唐《仓库令》曰：“诸量函，所在官造。大者五斛，中者三斛，小者一斛。皆以铁为缘，勘平印署，然后给用。”另一种是因官府加征耗米，农户缴纳的租税就有规定数额与实际数额的差别，为便于统一，故在通用量具之外，专门制作用于田税征收的量具，按照加耗比例增大其计量标准。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稟斛”与“吴平斛”，宋代的“文思院斛斗”与各地的加斛、加斗，清代的部颁标准仓斛与“京仓洪斛”、“通仓洪斛”，均属于这一类型。至于根据谷物的不同形态与种类来制定计量标准的情形，魏晋以后再未见到。

总体来说，秦及汉初的田租制度呈现一系列不同于后世的特点，构成中国田税史上独特的历史阶段。它实际上深受周代谷物征收方式的影响，周代公社农民享有份地的同时，需要无偿为国家和贵族耕种“公田”，是典型的劳役地租制度。“公田”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公社农民缴纳谷物的特殊土地，秦及汉初的“税田”，正是参照“公田”而设置的税收概念。《诗经·豳风·七月》载：“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公田”所入为“禾稼”，秦及汉初征收的谷物形态，也是“禾稼”。《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秦及汉初的分成租比例，正是以“什一”为基准。可见，在谷物征收上，秦制与周制表现出显著的历史延续性。周秦土地赋税制度的历史，虽然以变革为主调，但并非判然两途，而是变革之中也有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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