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8-21 07:01 发表于北京

作者：蒋宝麟，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

乡村建设运动在不改变土地制度的前提下谋求改良进步，虽然取得一时一地的成果，但事实证明，这种改良方式并不是解决近代中国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本之道，只有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造，才能拯救近代中国。

20世纪20年代末，在国难日亟、乡村日敝的严重危局下，中国兴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乡村建设运动仍在大后方延续，但规模与影响不及以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动者与参与者成分庞杂，各地工作内容和成绩各异。对这样一场运动的成败得失该作何评价呢？

乡村凋敝日益加重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乡村治乱关乎朝代兴衰。近代以来，西力东渐，中国乡村传统生活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受到剧烈冲击，政局的持续动荡导致乡村社会问题不断恶化。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时人眼中，乡村已近乎崩溃。即使在素称富庶的江南地区，破败景象也颇为触目。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长江以南堪称富庶之地，太湖流域更是独占鳌头。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惊呼“江南早非复当年之江南”，农业经济破败，农民“负担甚重，生计日艰”。富庶之地已然如此，广大内地、偏远地区情形更是不堪。正如毛泽东所言：“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农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近代中国“乡村崩溃”的根源是什么？简言之，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始于政治与军事，最终深入到经济与社会层面。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当时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先进的技术和工具，也没有良性的生产关系，更缺乏国家保护，因而不堪重负。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经济侵略的显著表现，是农产品倾销造成中国本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例如，在进口大米冲击下，中国本土米价大跌，1933—1934年，南京、湖南等地米价仅为生产成本的一半，米农入不敷出。封建主义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压迫，主要表现为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上的剥削生产关系。国民党虽然一度宣扬“耕者有其田”，但从未真正实行过。封建主义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侵害，即使是持改良立场的乡村建设运动者，也有充分认识。主持定县乡村社会调查的李景汉，对土地分配和租税体制有直观认识：“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即使到1937年，经过十年乡村建设的定县翟城村，土地占有状况依然没有丝毫改变，1%的地主平均每人占地21.3亩，而48%的贫农平均每人仅占地1.47亩，还有7%的赤贫者无一寸土地。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导致农民生活日益恶化。这里用一个较为直观的数据，来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农民负担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内地土地收益与土地价格相对稳定，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赋税负担。据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对定县的调查，该县历年每亩田赋正附税额对地价的百分比指数，假定1930年为100，则1931年为114，1932年为143，1933年为200，1934年为364。可见当时农民负担愈发加重，严重影响农民生活与农村稳定。

“实验”未触及农民的“痛痒”

在“乡村崩溃”的普遍认识下，一些社会团体、教育机构、宗教团体乃至政府机构，投入各地乡村建设工作中。其中，社会团体的工作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流，也最为当时中外舆论关注。乡村建设一般以县为单位展开区域性、个案性“实验”，一村一乡者亦为数不少。其中，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从事的“邹平实验”，与由晏阳初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从事的“定县实验”，颇具影响力。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是“文化失调”，而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所以要从复兴农村文化入手来重建中国文化。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更加直白，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有四种基本问题，即“愚、贫、弱、私”，解决办法是进行有针对性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这些认识抓住了中国乡村问题某些“要害”，却有意无意回避了造成乡村崩溃的根源，所以无法找到乡村崩溃的根本解决之道。

“邹平实验”与“定县实验”推进初期，分别在两县的一小块地区进行。各地乡村建设工作，因缺乏行政力量支持，规模铺展较有限，经费经常捉襟见肘。到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推行“农村复兴”、“农业改良”、“县政改革”等措施，解决乡村危机，巩固统治基础。政府将各地乡村工作整合到体制内，邹平与定县被指定为县政“实验县”，乡村建设运动从民间团体主导转向政府主导。

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在得到部分行政资源后，带来一定便利，但基本问题未能解决，新的困境又接踵而至。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定县行政后，较注重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改良农业技术、兴修水利。但当时该县农民生活贫困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不触动土地制度，贫苦农民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何来加入合作社的股金？在山东邹平从事“实验”的梁漱溟也感到“实验”难以下手，他说：“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从政治上解决，而在我们开头下乡工作时，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力量。那么，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

不仅抓不住农民的“痛痒”和“心”，而且在政府主导下，乡村建设工作者还要执行征收捐税的任务。他们与国民政府的理念和权势存在巨大落差，经常被政策所裹挟。官方掌握着“地方自治”、“县政建设”和“保甲制度”等各式政治话语的解释权，乡村建设工作者在公开言论中，几乎只能唯政令是从、亦步亦趋。

在困境中不了了之

乡村建设运动在某些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整体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各项工作推进中面临的困境，伴随这场运动的始终。

从工作内容看，农民教育、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合作化建设、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卫生改良、县政改革等均囊括于乡村建设运动内，但各地工作参差不齐。乡村建设在全国普遍展开，但普遍不等同于全面，各种乡村建设“实验”由不同主体在各“点”进行。民国乡村危机的治本之道，是从整体上解决土地问题，然而，这些“实验”之于日益衰败的乡村与日益困乏的农民，“治标”而不“治本”。

乡村建设工作者的实践逻辑并不是基于“治本”。他们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巨大破坏作用，如梁漱溟就承认，“破坏乡村最有力的，一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是无待烦言的事实”，还认为要“先对大的根本问题有认识，有解决的办法，才来讲乡村建设”。然而，其认知水平尚不能得出革命性结论，所以实践逻辑只能是做点滴的改良工作：“土地问题之解决，需要政治力量；此能解决土地问题之政治力量，今日尚未形成。”他认为只有乡村建设运动才能形成这种力量，但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这是一个无解的“囚徒困境”。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才是乡村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尚需时日。

也有少部分乡村建设工作者认识到，反帝反封建才是解决乡村问题的根本之道，比如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强调，农村崩溃的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榨”，只有在“反帝”和“反封建”原则下，“随时随处”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才是“正道”。然而，国民政府体制框架内的社会运动，无法在实践逻辑中寻求革命性突破。

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知识团体为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危机而探索的变革道路，希望借此拯救农民生活、复兴民族文化，其理论支撑是近代以来“以农立国”、“农业改良”、“乡村工业化”等思潮。乡村建设运动在不改变土地制度的前提下谋求改良进步，虽然取得一时一地的成果，但事实证明，这种改良方式并不是解决近代中国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本之道，只有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造，才能拯救近代中国。